1
并不是每一届春晚，都能像1998年那届一样，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标志性歌曲。
《相约一九九八》确实做到了。
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曾回忆，这首被春晚导演孟欣视为“压轴法宝”的歌曲差一点被“拿下”，原因是王菲有一次参加央视节目不愿意改歌词，“得罪了人”。
但杨伟光认为这个节目很好，并表示“我们一定要有胸怀”，最终，这首歌曲出现在了1998年的春晚上。
当那英和王菲一左一右从两侧出现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她们将奉献上一首完全不同于公众以往认知的那种“喜气洋洋的主旋律歌曲”，而是呈现出了一种高冷又散发着热情，沉稳又折射出灵动的作品：
“来吧，来吧，相约九八，
来吧，来吧，相约九八，
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
……”
但那时候电视机前沉醉于这首歌曲的中国观众可能未必会想到：
即将面临的1998年，伴随温暖情意憧憬的，还有残酷严峻的挑战。
2
1998年3月1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当时收看直播的不少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新总理的这句话似乎有些毫无来由——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虽然近五年来第一次跌破两位数，但依旧高达惊人的9.3%，哪里来的“地雷阵”？又哪里来的“万丈深渊”？
但熟悉经济内情的人都知道，1998年对于中国而言，绝不是轻松的一年。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之后，1997年的中国通货膨胀率忽然下降至2.8%，并进一步下跌——大有进入通货紧缩的趋势（事实证明1998年通货膨胀率跌破0，达到了-0.8%）。
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的同时，全国几乎一半国企的产能也大大供过于求。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果就是库存大大增加，40%的国企陷入亏损。而国企的亏损连带牵连到了银行，1998年9月，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达到了31.38％，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
面对即将爆发的经济问题，中国政府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深度改革。
首先是中央到地方的精简机构改革。1998年，国务院原有的40个部委精简到了29个，各省市区机构从平均的55个精简到了40个，省级公务人员裁减了47%。而在地市和乡镇这一个层面，工作人员裁减了43万人。这一系列举措大大减轻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开始痛下决心，对于一些严重亏损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开始停止“输血”，并对它们进行关停乃至淘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震动全国的“下岗潮”。
1998年前，中国国企拥有职工人数是1.1亿人，而在改革之后，职工人数下降到5200万人，锐减一半。而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从原来的4000万人精简到了1000万人，整整精简了3000万人。
8000多万下岗工人的背后，是8000多万个家庭——那是一场涉及到几亿人的震荡。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震荡中，政府做了大量的安抚和引导再就业工作，但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和他们的家庭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失落乃至痛苦。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沮丧甚至绝望之后，展现了顽强的韧性和意志，通过各种方式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适应了新的企业机制，扮演了新的职业角色，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五年之后，当刘欢唱起这首《从头再来》的歌曲时，经历过当年下岗大潮的很多人心中感情复杂。
后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1998年国企改革就像做了一次大手术，如果没有手术，病人也很难健康地活到现在。”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一场“手术”的话，那么光“动刀”还不够，还需要一系列的辅助手段和营养保障。
在这场“手术”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吸纳了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更开始了新一轮的发芽和成长。尤其是在微软公司发布著名的“Windows 98”的这一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其实在进一步加大通向IT行业和互联网的步伐。
1998年6月，一个叫刘强东的24岁小伙子，怀揣着1.2万元的积蓄，在北京中关村租了一个柜台，专门用来卖刻录机和光碟，柜台名字叫“京东多媒体”；1998年11月11日，一个叫马化腾的27岁小伙子，和同学张志东合伙，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准备售卖他们开发的一款叫“OICQ”的即时通讯软件，这家公司取名为“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图为199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开启了“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一场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住房制度改革由此开始。
但有些事情，光靠“做手术”还是不够的。
1998年，除了国内的经济改革之外，中国政府更要直面来自国际上的经济危机和挑战。
那是一场无比惨烈的的金融风暴。
3
1998年8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严阵以待。
就在这一天，他们接到通报：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大规模抛售港元，金额超过了200亿。
作为回应，金管局将这200多亿抛售的港元照单全收——这一天，美元与港元的汇率稳定在1:7.75，纹丝不动。
而这场“抛收之战”，也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发动1997年席卷全亚洲的“金融危机”之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对香港发动“总攻”了。
被后人形容为惨烈的“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就此拉开战幕。
战役初始，人心惶惶，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一度跌到1美元能兑换9.5元人民币的水平。此外，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将脱钩的传言也开始流传开来，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脱钩的具体日期：1998年8月12日。
在诸多传言的包围下，再加上香港经济本身就有下调势头，恒生指数开始一路狂跌，到8月13日，恒生指数已经跌破6500点。坊间流言四起，称香港经济将就此崩盘。
关键时刻，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政府——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前曾对媒体公开表态：
“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1998年8月14日，背靠北京的香港政府正式向索罗斯“宣战”。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站在当中，左手边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右手边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曾荫权正式向媒体宣布：
“香港政府将同时进入股市和期市！”
当天，恒生指数大涨564点，终盘收复7000点大关，报收7224点，升幅8%，创下6年来单日升幅之最。
在8月17日到8月27日的9个交易日里，香港政府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集团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又悲壮惨烈的攻防大战：
香港政府依托以中银国际证券为首的几大券商，再加上后面加入的多家中型券商，全面托盘恒生指数的蓝筹股。这些券商被香港媒体称为“御猫”，而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国际金融巨鳄，所以这场战争又被称为“猫鳄大战”。
面对国际炒家集团的疯狂抛盘，由政府输血的“御猫”集团每天都照单全收，整个香港股票交易所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奇景：
卖方集团的单子漫山遍野地飞过来，有时候几分钟就能抛出数千万股；而买方集团的代码在交易屏上也是层层叠叠，仿佛筑起一堵铜墙铁壁，死死守住价位——恒生指数始终在7500点左右上下摆动。
1998年8月28日，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金融大决战拉开帷幕。
当天早上，香港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而香港坊间都在传一个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两位副行长已从内地来到香港坐镇，要求在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必须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
上午10点，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厅开市的钟声响起——这已等同于冲锋号。
很多交易员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奇景：
在“香港电讯”的买家位置上，“御猫”集团的经纪瞬间就将999个买家的位置全部挂满。
与此同时，国际炒家集团控制的外资经纪开始疯狂抛盘，尤其针对香港电讯、汇丰控股等香港政府力保的蓝筹股，数千万股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抛出。
开市仅仅5分钟，香港股市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在8月14日香港政府介入之前，全天的成交额也不过如此。
半小时后，成交金额突破100亿港元大关。
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金额已经突破400亿港元。
那一天，所有关心香港股市，关心香港命运的市民，都守在电视机或各种屏幕前，看着股市指数的每一次波动。在那一刻，个人的财富得失自然也是关注的焦点，但整个香港经济的存亡更是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恒生指数围绕7800点，时而上窜几个点，时而下跌几个点——在这背后，每分钟都是数千万乃至上亿港元的投入和搏杀。
中银国际证券总经理的冯志坚后来回忆，那一天，只是为了防止汇丰控股下跌5毛钱，他们就动用了300亿港币——因为汇丰控股只要下跌5毛，恒生指数就要下跌几十点。
彼时彼刻，香港交易所里每一个“守方”的交易员，都能感受到攻击方的抛盘像洪水一般不断袭来，而他们就像堤坝上的沙袋，抵御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最终，他们守住了。
当收盘时刻到来时，恒生指数停留在了7829点，期货指数停留在了7851点。
这一天的股市成交金额达到了790亿港元——平均每分钟的交易金额超过3亿港元。
这是香港股市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纪录。
收盘后一个小时，香港天文台宣布雷暴警告解除。
同时，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集团撤退了。
彼时彼刻，很多人回想起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香港的命运，从来就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
事实上，当香港正抵御金融领域的风暴时，祖国大陆的广袤土地上，正在经受另一场惊涛骇浪。
4
1998年7月初，中国爆发“全流域特大洪水”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除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降暴雨之外，南方的西江（珠江的干流），闽江，北方的松花江，嫩江，全都因连日暴雨而普遍水位暴涨，不少地方水文监测站测得的水位数据，已经直逼1954年特大洪水的警戒线。
7月22日凌晨，长江第二次洪峰在暴雨中呼啸而来，把“九省通衢“武汉淹成了一座水城——全城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浸泡在了水里。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晚给已经亲临一线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温家宝还有另一个身份：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
江泽民在电话中询问了汛情，指出要全力以赴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然后在电话中说出了后来被很多人熟悉的四个字：
“严防死守！”
此时，从宜昌到南京，浩浩荡荡的长江流经之处，各关键点水位已全部超过当地警戒线：
7月22日，湖南常德石门县被淹，23日，澧县附近决堤，之后，安乡乃至常德市全线告急；与此同时，洞庭湖、鄱阳湖水位暴涨，多处发生溃堤，周边十几万亩良田被淹；在东北地区，嫩江的多个支流也出现水位暴涨，甚至连大庆油田都已受到洪水的威胁。
1998年8月7日凌晨1点50分，江西省九江市内被江水浸泡了近2个月的堤坝，最终还是决堤了。
汹涌的洪水瞬间就在九江大堤上冲开了一道10多米长的缺口，奔腾的长江之水，从这个缺口喷涌而出，直扑九江市。
九江城里随即响起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慌张地向城东的高地跑去。而在人群中，一群群的“迷彩服”逆着人流，奔向决口的大堤。
关键时刻，解放军某部三个团的团长，带头跳进了洪水中。随后，一批批的战士也跟着跳入。
沙土泥石不够，人先上。
以班为单位，一个班接一个班的战士，手挽手跳进了洪水，用人肉筑起的堤坝抵御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为身后筑坝的战友争取哪怕一点点的时间。
8月10日，九江大堤的决口被堵住了。
不到200米的大堤缺口处，被填进了10艘轮船，数千吨的钢铁和粮食，数十万立方的沙土，10万多只编织袋，还有从山东、河南运来的120车皮的石头。
而这一切，是靠4万军民几昼夜不眠不休的奋战换来的。
8月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赶赴九江。登上大堤后，他指着溃口，对当初堤坝工程的负责人吼出了后来很多人都熟悉的那句话：
“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这是豆腐渣工程！这是王八蛋工程！历史是不容欺骗的！”
而与此同时，他又对奋斗在堤坝上的所有军民高举双手作揖，尤其是看到一批批跳到洪水里的解放军战士们，朱镕基眼眶红了，他含泪说了一句话：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8年8月7日晚上9点，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之后，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陆军，空军，海军，二炮部队，武警部队，全国各地10多万解放军官兵从四面八方支援灾区——在这其中，还包括110多名将军，5000多名师团级干部，全部奔赴一线。
在那几天，从地面到空中，全国各个交通干线上奔驰的，全是支援灾区的军列和军卡。仅8月8日到10日，总后勤部就拨出41趟军列，空军出动50多架次的运输机。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沿线调动和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上次如此大规模的集结，还要追溯到1949年的渡江战役。
在湖北，在湖南，在东北，在珠三角，一批又一批的“迷彩服”不分昼夜，在堤坝上，在洪水里，有时他们吃饭甚至就站在洪水里，睡觉就躺在堤坝上。哪里出现决口，群众往后退，军人往上冲，有老百姓拉着子弟兵的袖口说太危险了，回答往往只有一句话：
“老乡，你们快撤，我们是军人。”
有一次，湖北某段出现决口，子弟兵们一个个都奋不顾身地往洪水里跳，拉成人墙减缓洪水冲击，争取堵口时间，有的人一个没抓稳，就被洪水冲走了。旁边有的群众哭着跪下了：
“娃啊！我们房子不要了，别再往下跳了！”
很多百姓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军人在出发上堤前，都主动立下了军令状，归纳起来，就四个字：
“人在堤在！”
众志成城的，又何止是人民子弟兵。
1998年，在洪涝灾区以外的中国老百姓，全都努力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北京到上海，从浙江到广东，很多老百姓虽然不在灾区，却感同身受，各种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被寄到抗洪前线。截至到8月中旬，短短一个多月里，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共收到4.7亿元钱款捐赠，中华慈善总会收到2.79亿元，红十字会收到2.4亿元。
此外，还有一批总额高达6.8亿元的捐款送到——这是整个1998年特大洪水灾难中，最高的一笔捐款。
那是来自香港特区的政府和民众的捐款。
1998年9月初，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全线回落——历时3个多月的1998年特大洪水，终于过去了。
9月15日，奔赴九江抗洪的解放军部队开始撤离。战士们清扫好街道，在清晨静悄悄地列队登上卡车，前往火车站。
成千上万的九江市群众自发涌上街头，为子弟兵们送行。
从营地到火车站其实只需要十几分钟车程，但那一天，车队却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老百姓舍不得这群子弟兵走。
在百姓人群中，卡车上的子弟兵们也都流泪了，不知道谁起了个头，一卡车一卡车的解放军战士开始唱起了《咱当兵的人》。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九江段抗洪总指挥，当初紧急驰援的董万瑞中将。
望着即将启动的列车，望着在车窗里向送行百姓流泪挥手的子弟兵，这位老将军一言不发，双目含泪，默默挥手。
面对采访的媒体记者，董万瑞说：
“你要我讲官兵中有多少英雄，我说不清。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而在1998年的这个夏天，英雄当然是解放军的子弟兵们，英雄当然也不只有解放军的子弟兵们。
惊涛拍岸，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
5
有人负重前行，有人才能享受岁月静好。
1998年的那个夏天，对全国高三考生中的球迷而言，非常难熬。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将是中国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届高考生，而是当他们结束影响人生命运的高考之后，法国世界杯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
但他们毕竟还是赶上了那年法兰西之夏的决赛。那是一场至今仍让人觉得有些诡异的决赛：状态如日中天的光头罗纳尔多忽然发挥失常，英雄光环忽然聚焦到了对手阵营中另一个叫齐达内的秃头身上——凭借齐达内的梅开二度，赛前并不被看好的东道主法国队以3比0横扫巴西队，首次捧得世界杯。
那一年的夏天，大街小巷都充斥着瑞奇·马丁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但因为语言的关系，绝大多数人只会吼上那一句：
“Go， go， go ，ale， ale，ale！”
真正能让中国人哼唱并流行起来的，还是华语歌曲。
1998年的华语乐坛，“台湾”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标签。
在这一年，之前已经凭借《心太软》红遍两岸三地的任贤齐，推出了神专辑《爱像太平洋》，光在台湾本土就劲销103万张。专辑中除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这些霸榜歌曲外，像《我是一条鱼》《任逍遥》《爱我爱我》这样的歌曲也被很多人传唱。
“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20岁的徐怀钰在这一年凭借这首歌横空出世，迅速俘获很多女生的心——甚至不少男生也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周华健在这一年推出了专辑《有故事的人》，不过比同名单曲更出名的，是那首和其他人一起抱怨的《最近比较烦》；而张宇则会把烦恼“甩锅”，归咎于月亮——他在这一年推出的《都是月亮惹的祸》让很多年轻人的父母在听到子女哼唱后都很纳闷：月亮到底惹谁了？
而相对于那些站到台前的人，1998年的台湾乐坛其实正处在幕后“破茧”的前夜：
21岁的周蕙在决定去英国学习舞台剧之前，给自己录了一张唱歌的CD，被台湾著名音乐人季忠平发掘；19岁的周杰伦给刘德华写了一首歌叫《眼泪知道》，但不幸被退了歌；19岁的萧亚轩在留学加拿大时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后被维京音乐负责人赏识并挖掘；18岁的景美中学女生蔡依林获得了MTV音乐台的“新生卡位战”大赛总冠军；16岁的张韶涵因为爸爸做生意失败，已经开始东奔西走唱歌赚钱补贴家用。
相比之下，1998年的香港乐坛的光芒就黯淡了一些，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榜中，除了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和陈奕迅的《天下无双》等少数歌曲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
关键时刻能镇住场子的，还是王菲。1998年，王菲的《红豆》成为一代经典歌曲，她吟唱“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这样的歌词感叹时光的流逝，而李玟也用她在这一年发行的一首新歌提醒大家时光的宝贵：
“倒数开始 Di Da Di，Di Da Di Da Di Da Di……”
和乐坛一样，1998年的香港影坛也疲态尽显。《九星报喜》只用1000万的票房就挤进了当年香港本土电影十大票房排行榜，而刘德华以白发形象出现的《赌侠1999》排在第五位，票房也只有1440万。成龙大哥把队伍拉到了非洲，拍出了一部《我是谁》，以3880万元港币的票房排到第二，第一位是尝试数码特效的《风云雄霸天下》，票房是4150万——香港本土电影年度票房冠军就此终于结束了“双周一成”时代。
相比较之下，1998年的世界影坛除了《拯救大兵瑞恩》之外，现象级的巨作也不多，但颇出了一些小众经典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海上钢琴师》，《罗拉快跑》……这些电影在多年后依旧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不过，1997年的巨作《泰坦尼克号》于1998年4月3日于中国内地上映，还是掀起了一阵狂潮，并间接促成了纸巾的热销。无论是否会英语，很多人都能哼唱席琳迪翁的《我心依旧》（“My Heart Will Go On”），而那句“you jump，I jump”也成了不少年轻情侣之间“生死与共”的暗号。
当然，很多人不能忘记的是，1998年还有一部日本电影让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和电话莫名其妙笼罩上了一层恐怖面纱，这部让不少中国观众第一次见识“日式恐怖”的电影，叫《午夜凶铃》。
在电视剧市场，1998年出现了一部现象级作品。24集的《还珠格格》第一部一经播出就立刻红遍大江南北，在娱乐化手段已经相当丰富的1998年，这部电视剧居然拿下了平均收视率44%，最高收视率54%的惊人成绩。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还珠格格》主题曲《当》中的这句歌词，其实唱出了很多人对生活的向往，但更多人其实心里也清楚，现实更像王菲的《红豆》里的那两句歌词：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6
1998年9月6日，88岁的黑泽明因为脑中风，在东京去世。
作为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对全世界多少导演和相关从业人士产生过影响，无法得知。日本媒体曾这样评价：
“在黑泽明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伎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黑泽明、索尼和本田。”
徐克曾这样评价黑泽明电影中的人物：
“（他们）大部分是悲观生命里的积极者，他们的价值观从来不会被现实的社会污染，当中的人物不时为更崇高的理想作出牺牲，令人伤感，但始终维护着人类的希望。”
当然，这和黑泽明本人的性格也是脱不开关系的，他自己就曾说过一句话：
“永不放弃，即使中途变得困难。”
而这句话，适用于所有要在自己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人。
1998年12月10日，91岁的王淦昌逝世。王淦昌是中科院院士，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但知道他名字的人其实并不多。
相比之下，大家可能更熟悉邓稼先、于敏、程开甲、周光召这些人的名字，但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接受过王淦昌的直接指导。
有些人并不看重名声，但他们做出的一些研究成果，会被后人冠以他的名字，以作尊敬和纪念。
1998年4月30日，97岁的胡焕庸与世长辞。他的名字可能未必如李四光或竺可桢那样为大家所熟知，但但凡有些地理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一条线：“胡焕庸线”。
1935年，胡焕庸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以瑷珲—腾冲线分全国为东南和西北两半壁。这条后来一直被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的线，就被称为“胡焕庸线”。
这条线是中国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线，对中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很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胡焕庸线
有些客观事物可以划线，但有些主观感受却不能。
1998年12月19日，把婚姻比作是一座无形“围城”的钱钟书走了，享年88岁。
但事实上，钱钟书先生和爱人杨绛的婚姻生活一直被后人视为典范和楷模。在一次与无理邻居的冲突中，一向手无缚鸡之力的钱钟书甚至惊人地抄起厚木板，砸向了欺负杨绛的一个男人。
在临终的那一刻，钱钟书流下了眼泪，他拉着杨绛的手，用虚弱的声音交代了最后一句话：
“好好活，辛苦你了。”
时至今日，互联网上依旧能找到很多钱钟书的经典语录，其中很多话都让人深深感到，他是一个“知世故而不世故”的人。
“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
这句话也是钱钟书说的，但很多人依旧未必能参透。
7
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访华。
在首站西安，克林顿亲昵地搂着妻子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在兵马俑中微笑着留影。
但此时他其实正深陷一场危机：
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之间的事似乎正愈演愈烈，尽管他坚决否认和她发生过任何关系，但共和党人和美国的新闻媒体却一直在穷追猛打。
但访华对克林顿本人乃至美国而言，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所以克林顿也必须暂时脱离出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不仅仅关系到两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的走向。
6月29日，克林顿到访北大。面对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的北大学子，克林顿在演讲中说到：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为人类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和科技作出了贡献，美国人民深深钦佩你们。
……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处于历史性时刻:
能和你们光辉灿烂的过去相提并论的，只有贵国目前气势磅礴的改革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那一次的演讲，北大的学生向克林顿提出了不少尖锐和直接的提问，但他讲的这段话，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改革和未来，磅礴的改革和美好的未来，或许可以成为1998年的中国的一个注脚。
正如那年32岁的周海媚，在春晚献唱的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的歌词一样：
“莫说青山多障碍，
风也急风也劲，
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
中国奔向21世纪的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
山高千仞人为峰，守得云开见月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