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题图来自：《霸王别姬》剧照
1993年的1月22日，是农历壬申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夜。
这一天，89岁的邓小平第六次选择在上海过春节。在对上海各界人士的讲话中，他说：
“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上海人民在一九九二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后，1992年的上海只是在起跑线上摆出了“预备出发”的姿势，真正的全力奔跑，是从1993年开始的——从那一年起，上海开始了市民口中津津乐道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在这一年，上海这座城市拥有了水上和地下的两个“第一”：
4月8日，全世界跨径最大的斜拉桥——杨浦大桥顺利合龙，并在当年的10月23日正式通车。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对此的评价是：
“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桥梁界的地位。”
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锦江乐园-徐家汇）开通并试运营。上海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终于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地铁，并成为继北京、天津之后第三个拥有地铁的中国城市 。
这一年1月18日，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正式开播，很多老一辈上海人还清晰记得他们台歌的名字：《风从东方来》，歌曲的第一句就是：
“风从东方来，吹醒海岸线上多年的睡梦。”
风起云涌，风起神州。在1993年，乘风而起的不止是上海这座城市。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号召下，全国各地从政府到民众都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在经历了前几年艰难的经济爬坡之后，1993年的中国GDP首次突破3.6万亿元，增长率达到了13.9%。
但在一片火热的景象下，一些暗流也开始涌动。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上海的除夕之夜讲话时，似乎已有所提醒：
”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二
1993年3月31日下午，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男人在首都机场被公安逮捕，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现金，正准备出逃国外。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沈太福。他在1990年拿到了一项“节能电机”的专利后，似乎无意做好生产经营，而是以此作为一个“集资”的抓手：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和他的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而长城公司承诺每年的利率是24%——当时国家储蓄利率是12%。
在民间投资热情极度高涨的1993年，沈太福在短短20天内就筹得了2000万元资金，并且“雪球”越滚越大，到了1993年3月，集资已经达到了10亿元——作为吉林省四平市人，沈太福老家当年的全年GDP也不过就68亿元。
但他长城公司的电机一共只卖出了50多台，销售额只有600多万元。
此时的沈太福已经陷入了“自我癫狂”：他对外宣称已拥有300多项专利，手握15亿元订单，甚至在收到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的通知后，居然召开新闻发布会，要状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同时对民众开出了48%的集资利率。
在沈太福看来，他受到过部级干部表扬，公司聘请了160多位司局级老干部，背后有10万投资民众撑腰——政府是不敢动他的。
膨胀巨大的气球在3月31日那天被戳破：沈太福上午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在机场被抓，4月18日被宣布逮捕。半年之后，沈太福筹集资金的全国清退款比例达到90%，至于他本人，在1994年4月11日被执行枪决。
就在沈太福被捕前三天，1993年4月15日，另一个叫禹作敏的人也被天津市公安干警逮捕了。
比起沈太福，禹作敏的“头衔”都是实打实的：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的“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但他犯的错误和沈太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经济的热潮中被冲昏了头脑，在膨胀的野心中失去了自我。
这位1930年出生的农民，在担任天津静海区大邱庄大队党委书记后，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大胆决策，建立了包括印刷厂、电器厂在内的一系列工厂。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拥有工业企业200余家，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7亿元。
声名鹊起，荣誉加身，禹作敏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大邱庄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小王国”，而他成了这个“小王国”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私设公堂，滥用私刑，说一不二，还开设猎枪厂非法制造和持有枪支弹药……在接连用暴力殴打致死两人之后，不但没有悔改，反而纠集1000多人与前来调查办案的公安民警对峙，筑街垒，发钢棍，并将6名公安干警非法拘禁7个小时。
一朝梦醒，一切破碎。在法庭上，禹作敏终于低下了头：
“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
1993年的中国，随着经济发热的，确实还有不少人的头脑。在海南岛这个中国第二大岛上，一场“击鼓传花”式的房地产热潮也进行到了最疯狂的最高潮。
只有600多万人的海南岛上已经开出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无数相信“最后一棒不会是我”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拿着热钱一步步推高海南的房价。
1991年海南全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平方，到了1992年一下子飙升到了5000元/平方，并在1993年上半年创下了7500元/平方的奇迹——当时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平均价格不过是1000元/平方左右。
花依旧在传，鼓最终不出意料地停了，取而代之响起的是终场的哨声，以及长鸣的警钟。
1993年6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两天后的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针对宏观调控颁布了16条措，其中内容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这就是后来坊间所称的著名“铁血16条”。
雷声响起，甘霖尚未洒向大地，海南岛上的繁华泡沫已瞬间破灭。
全省95%的房地产公司陷入倒闭，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占全国总人口数仅0.6％的海南省留下的积压商品房数量占全国总量的10％。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
但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肯定会喊停，且必须要喊停。停得及时，是化长痛为短痛。
1993年的中国经济，犹如一架超高速飞行的巨大客机，开始放下起落架，努力寻找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渠道也没有必要知晓那些惊心动魄的博弈和较量，对他们而言，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负责。
三
1993年的中国大街小巷，你很难不让一首歌曲钻入你的耳膜：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啊~~”
这部在1992年已经在台湾首播的《新白娘子传奇》，于1993年2月1日在大陆首播，已是不惑之年的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形象深入人心，通吃很多城市的老中青三代男性。
不过如果说要“影响整整一代人”，1993年播出的另一部连续剧显然比《新白娘子传奇》更有资格，那就是《我爱我家》。
这部由英达指导，梁左主笔的家庭室内情景喜剧既有严肃性又有通俗性，不忘教育性兼顾娱乐性，各种故事和段子非常接地气，语言生动活泼，每个演员也各有特点，演技到位，以至于至今仍有很多70后和80后没事儿也会点开一集，放到哪集看哪集，哪怕情节和对白已经倒背如流。
不过相对于电视剧，1993年更被人记住的是中国电影——这一年，世界影坛的关键词是“中国”。
在1993年2月11日开幕的第43届柏林电影节上，“最佳影片奖”下出了一个“双黄蛋”，颁给了两部电影：中国陕西的导演谢飞执导的《香魂女》，以及中国台湾的导演李安执导的《喜宴》。那一年李安39岁，此前一直需要妻子收入接济的他，终于开始走向自己的事业巅峰。
也就是在这一年，比李安大2岁的中国导演陈凯歌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他执导的《霸王别姬》“大杀四方”，一举拿下了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美国电影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韩国电影青龙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提名。
那一年的华语歌坛，也是“神作”频出的一年。
33岁的周华健凭借《花心》专辑，全年拿下400万张的惊人销量，获得了19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第一名。这首专辑里的《花心》，《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和《孤枕难眠》这三首歌曲，在30年后依旧赫然在列于各大卡拉OK歌厅的常点的歌曲排行榜。
《花心》在这一年和其他三首歌并列为“四大神曲”，其中两首分别是邰正宵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和张学友的《吻别》，而还有一首很难得的是大陆歌曲——一个来自辽宁沈阳的24岁小伙子毛宁，把一首改编自张继《枫桥夜泊》的歌曲《涛声依旧》唱得风靡大江南北，甚至成了不少憧憬重温旧梦的人的暗号：“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从古诗词中得到灵感的，不止是《涛声依旧》这一首歌。那一年，31岁的中国台湾歌手黄安在抱女儿楼下散步的时候听到了一段古风音乐，迅速上楼记下谱子后，最终选定了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作为歌词来源，成就了同样火遍两岸三地的《新鸳鸯蝴蝶梦》。
那时候新出的歌曲，很多时候不管是否主题贴切，都会作为当红电视剧的片尾曲播放，《新鸳鸯蝴蝶梦》就这样被安到了一部其实并不“搭界”的电视剧片尾。但由于那部叫《包青天》的电视剧在1993年实在太火，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首片尾曲。那时候中国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都会听到有人先是豪情万丈地吼一嗓子：“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然后又柔肠百转来一句：“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同样是情歌，但却有不同的风格。1993年，还有一首勾起无数人回忆的民谣，让中国很多名字中有“芳”的女性多了一个外号：“小芳”。李春波那年凭着这首《小芳》纵横中国大陆歌坛，拿奖拿到手软。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伴随老百姓柴米油盐生活的，当然不会只有影视和歌曲。
四
1993年的中国足坛，职业联赛尚未拉开大幕，但上海已注定留下一笔。
这一年的12月10日，以三灵电器厂为前身、以热水器为拳头产品的上海申花集团与上海市黄浦区联合创办注册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俱乐部董事长为郁知非，总经理为孙春明，总教练为徐根宝。
这是中国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这支青年军很快就在徐根宝的带领下投入了第二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并在第三年以“抢逼围”的战术登顶联赛冠军宝座，而“申花”这个队名历经30年风雨沧桑，此后一直未曾更改。
不过在1993年，上海人最关心的头等体坛大事并不是年末申花俱乐部的成立，而是5月9日在上海开幕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一共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1283名选手在10天的比赛里参加了12个项目的角逐，最终中国代表团获得105枚金牌，领先第二名的日本代表团足足80枚金牌。
平心而论，在亚洲拿金牌已经吊不起很多中国人的胃口了，所以1993年让很多中国体育迷兴奋激动的，是在那一年举行的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
在这个世界田坛最高水平角逐的舞台上，由辽宁教练马俊仁率领的“马家军”横空出世：王军霞、曲云霞和刘东分别夺得女子10000米、女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三枚金牌。而就在不久之后的七运会上，“马家军”多人多次大幅度刷新世界纪录，震惊世界体坛，同年的西班牙世界马拉松赛，“马家军”包揽女子组前四名……
一时之间，马俊仁登上神坛，那句“锁（说）破啥就破啥，锁（说）样（让）谁破就样（让）谁破”的名言让人觉得无比霸气。而他把“马家军”的成功原因部分归结于神秘的“食补”，也让不少人大开眼界：人参，梅花鹿肉，海参，当然还有那全国人都知道的“秘密”：中华鳖精。
有些事需要时间来检验真假，但有些事答案的揭晓就在眼前。
1993年，不仅仅是全中国的体育迷，全中国人民都在一件重大事件上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这一年的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点27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场打开了那个让无数国人牵肠挂肚的信封——里面印了一个城市的名字，而这座城市将举办2000年奥运会。
在打开信封前，他先用英语介绍了参与申办的几座城市，当他提到“BEIJING”的时候，无数熬夜守候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因为听不懂英语，已经兴奋地跳了起来，很多小区甚至响起了鞭炮声。
但萨马兰奇最终宣布的是“悉尼”。
当他通报结果的那一刻，现场的中国代表团一阵寂静，国内无数台电视机前的中国人，呆若木鸡。
长久以来，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信念：“只要能万众一心干一件事，就不可能干不成！”但1993年的申奥失利，恰恰给国人的那种自信降了温。
事后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1993年申奥失利的积极一面：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以及当时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从那时起，如何在国际上展示自身形象，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被重视起来。
15年以后，很多当年守候在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等到了北京“鸟巢”上空绽放的漫天烟花。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等到那一天。
五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因病去世，享年77岁。
这位年幼失学，12岁开始街头卖艺的相声大师，在人生最后的住院阶段还不忘和来看望他的朋友们开玩笑。他的离去，无疑是相声界的一大损失，但他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只是看后人能不能继承。曾有人如此评价侯宝林的可贵之处：
“在旧时代，艺人社会地位卑下，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换取温饱，所以旧相声中含有许多糟粕。侯宝林在当时的环境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不‘荤’、不贫、不打、不骂，以趣味隽永的文明相声求生存求发展。”
1993年，外国也有一位堪称“艺术家”的演员离世。
这一年的1月初，奥黛丽·赫本因为癌症的折磨，只能躺到了床上。守候在床边的儿子问她是否还有什么遗憾，一直致力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四处奔波的赫本说：
“没有，没有什么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1月20日，奥黛丽·赫本因为结肠癌病逝，享年64岁。
在她的葬礼上，和赫本结下一生友谊的纪梵希成了抬棺人，而当时已经77岁的格里高利·派克也专程赶来，与当年的女搭档含泪告别——他们当年一起主演了《罗马假日》。
如果说有人因病逝世还算可以预料的话，那么1993年另一些人的离世，则让人措手不及。
1993年5月，Beyond发行粤语专辑《乐与怒》，让人热血沸腾的《海阔天空》成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歌词中有一句是：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一语成谶。
6月24日，黄家驹在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节目，为《乐与怒》做宣传。录制节目过程中，他不慎从2.7米的舞台上跌落，头部先着地，随后就陷入昏迷。
6月30日，在昏迷了7天之后，黄家驹被宣布不治，终年31岁。
黑夜给了人黑色的眼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寻找到光明。1993年10月8日，居住在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因情生恨，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谢烨，随后自缢于一棵树下。
顾城曾写过一句诗：“我拿把旧钥匙，去敲厚厚的墙”。在1993年，一群拿着旧钥匙的人，却再也没机会去敲厚厚的墙了。
1993年2月13日，晚年一直呼吁两岸统一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宋希濂逝世；7月8日，被誉为“中国兵工之父”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俞大维逝世；12月24日，曾担任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严家淦逝世。
这三个人，都是经历过沧桑时代，手里拿着旧钥匙的人——只是有的人愿意去尝试开启，有的人并不愿意。
而事实上，海峡两岸之间的那堵墙，其实在1993年出现了一道门。
六
1993年4月27日，一场中国人之间的会谈，在新加坡举行。
参加会谈的双方，分别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
这场两岸高层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后来被称为“汪辜会谈”。而这场会谈最终能能够顺利举行，说明两岸只要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坐下来谈判，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的精神处理争议，许多问题都是可能得到解决的。
在这一年，还有一场艰难坐到一起的谈判。
1993年1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第二个《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其实是苏联与美国签订第一阶段条约的后续，只不过继承者成了俄罗斯。
在成为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者后，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现出一种友好的姿态，为此，叶利钦甚至不惜代价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倡的“休克疗法”。
这一年的十月，叶利钦因为“休克疗法”的失败遭遇了一场政变危机，被迫出动坦克炮轰政敌的办公大楼。但事实证明，虽然他能成功摆平国内的麻烦，却无法改变国内的经济，更无法改变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态度。
有些事情能坐下来谈，而有些事情，有人根本连谈都不愿和你谈。
1993年7月23日，美国忽然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宣称：一艘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制造化学武器的相关化学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禁止措施，否则将按国内法制裁中国。
从8月1日起，滞留在公海的“银河号”就开始不断遭遇美国海军舰船、飞机的近距离跟踪和侦察。8月3日，在中方一再声明24个集装箱里主要运载的是文具、五金和机械零件后，美方依旧强行要求中方允许美方登船检查。在美国国内的一些报纸上，对于“银河号”上运载的货物，从最初的“化学物品”已经变成了“满载化学武器”，最后甚至有媒体称“装载核武器”……
最终，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方允许美方检查组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一起上船检查，15位美国检查组成员在里里外外详细检查后面面相觑：“银河”号上完全没有美方指控的化学品。
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公布检查结果，谴责美国行径，要求美方道歉并给予赔偿。但美方只是承认情报有误，并没有再做回应。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沙祖康之后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连用了17个“窝囊”：
“窝囊，真窝囊！不让查，我们背黑锅，窝囊。让他们去查，我们受到了侮辱，也窝囊……”
就在7月23日美国指责“银河号”运载化学武器原料之后的两天，占地面积达18.2万平方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开馆仪式，在辽宁省丹东市举行。
7月26日，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纠正麦克阿瑟错误，让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站稳脚跟的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去世，享年98岁。
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40周年。
七
1993年，还有一部之后将轰动全国的电视剧完成了全部拍摄工作。
这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是中国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展现了以王起明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和情感历程。而在这一部个人奋斗史的背后，也折射出东西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带来激情，带来憧憬，也带来疼痛，带来彷徨。
1993年的中国，进一步展示了融入世界的姿态和期待，收获的有鼓励，有支持，有掌声，但也有冷漠，有嘲讽，甚至是敌意。
正如在《北京人在纽约》片头曲《千万次的问》里，刘欢用鼻腔共鸣发出的近乎悲情的拷问：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在1993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是愈挫愈勇，还是到此为止？
单单1993年，还不足以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把一切交给时间。
时间将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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