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映毕,主角们各自踏上命运的归途。90年代像一个轰然升空、炸开的烟花,一瞬间映亮了在地上观看它的所有人,拉出了他们长长的影子。而在下一瞬间,夜色从深空中落回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空荡荡的心中,已装满百感。


一个繁花乱眼的时代是留给每个新兴社会的礼物:赌徒们在聚光灯下穿梭匆匆,成为英雄,也败走末路;平凡人等在传统的车厢里津津乐道着火车头里的秘辛,不觉间飞驰过日新月异的光景。美国人在“咆哮的20年代”中有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中国的浮华神话,也终于在90年代退潮以后显露了身形。


只不过,过去二十余年再回顾这样一个时代,镜头下的流光溢彩,究竟是后视镜里的矫饰,还是存在过的真实?我没有答案,去请教身边的上海朋友。有些人说,还原得不够真实;也有些人反驳道,那是你们没亲眼见过。那么,他们见过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靠想象自然是不行的,但靠眼睛,也分不出真假。


周末,我在黄河路上来回走了一趟,只感到平平无奇:人行道逼仄而油腻,横七竖八的电线把行人头顶的天空割得细碎。人间烟火是见到了,唯不见老照片里那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得不说,90年代标志性的霓虹灯牌、蒸汽波和录像机,共谋营造了一个巨大、迷离的气泡,将人们的审美困在其中,以至于当它们销声匿迹了之后,一切都在清晰中变得平庸而单调。


那时候在浪潮之巅的巨子们,何以能一边住着和平饭店,一边纡尊降贵地踏进一些平民餐馆?经济学可以这样解释:高端服务业的供给,总是来得比制造业要更晚一些。不过还有另一个不那么理性的原因:相比起眼睛,人们的胃,总是习惯生活在更早一些的时代,或是生活在某种执念里。


有位朋友曾与我讲起,他有一个亲戚早年来沪闯荡,过年回家,与亲朋大谈在金茂大厦上吃过50块一客的酒香草头,这道名菜叫他记到现在。不过,草头有什么好吃的?我私忖道。在我的记忆里,草头一类野菜的命运,或是在春耕时被翻进地里做肥料,或是被草草铡了拿去喂猪。人若实在要吃,炒年糕时放一撮,算是“咬春”。但要是满满当当地炒一盆,兜搂一筷子,不怕嚼着累得慌?


但在人前,这想法只能藏在心里,万不可说出口。无他,不解风雅,有辱斯文。


上海人常用“腔调”夸人,这个词不简单。仔细品味,“腔调”的边界甚是模糊——它至少涵盖语言、食物、衣着、举止等等具象的生活方式,但这些又只是它最皮毛、最容易复刻的一些特征。上海话里有个同样表达夸奖的词,似乎叫“模子”,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确实藏着一种“模板化”的生活方式,展示着文化霸权的阶层感,以及对“悉心向化”的规劝。


然而,纵然最精巧的模仿也无法触及“腔调”的另一些部分,它既涉及一些地理概念,也牵扯着出身和血缘。M小姐笑道:如果回到那个年代,你大概顶多就是当个朋友们口中“小台州”的人物。Teh Zo,这个词得这么念,就有些味道了。


不过,文化上分别总归无伤大雅。在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早已没有了直观的边界,上海人也好,小台州也罢,大家混居在一起。90年代对我们来说倒也很平等——我们无不生活在它的遗尘里,但它则是所有人都回不去的年代。于我,它留给我是半个童年,以及关于“90后”的种种至今没有结论的争议。


时间本不可名状,但它会留给每个人一些特殊的通感,比如一种味道、一种颜色。而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的形象相当具体而特别——它是一辆汽车。就是我放学路上的马路边,常年停着的一辆灰头土脸的老爷车。说是老爷车,它圆滑的外壳、锐利的线条和浑圆的大灯,比方方正正的桑塔纳似乎要更“现代主义”一些。


后来知道,那是苏联的嘎斯牌。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停在这里,亦没有人去深究过它失踪的主人是谁,总之,计时收费的“咪表”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物事,人们只是任由它呆在街边。随着时间推移,它越来越像一座旧时代的纪念碑。


当它停泊进我的记忆里的时候,轮胎已经塌下去了,把手的锈迹在门上流淌得斑驳,挡风玻璃被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如何也看不清里面的模样。或许里面有某种植物秘密地生长起来,我这样想道。正当我耐下心来,想看看究竟有什么会从中伸出枝桠时,忽然有一天,它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长年不见天日、有些发白的停车位。


有人说它破得实在不像样,城管们再也看不下去,拖去报废了;但我却怀疑,在90年代末的某个深夜,它看准四下无人,兀自发动起来,一溜烟消失在夜色里。这场逃亡它想必是谋划了很久,以至于世界顺着惯性滑入了新世纪,再也没法回头追上它。


这之后,世界从衣装到楼房,开始变得参差不齐。那辆老爷车留下的车位,起初停上了一辆吉利美人豹,再之后被一辆别克君威占据了些年头,前些年去看,停着一辆挂着绿牌的特斯拉。在这纷繁变化的光景里,有人长大,有人远去,有人成为传奇,也自然都不稀奇了。当年放学路上,总会路过一家餐馆,传说老板亲自去香港挖到几名大厨,也搬来一个颇有广东气质的招牌——“新荣记”。


不久,餐馆便一炮而红,靠一道炸水蛇、一道烤乳鸽和一盆桌边现做的炒饭,征服了县城里显贵的胃,也让它在东湖边上的多层小楼变成了城里厢最有故事的地方。没有人能想到,二十年后,它还能征服中国最刁钻的一些老饕。但可惜的是,那见识过无数“茶杯里的风暴”的包间和楼梯如今已沉寂下来。总店迁出后,那栋小楼空空如也,像一只蝉蜕静静地遗落在东湖边上。它或许沉浸在往事的迷梦中,也或许在等待着一场大逃亡。


人们怀念90年代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细问又讲不拎清。有人说,是在怀念各式“腔调”,也有些人说,是在怀念野蛮生长的气息。但我想,人们只是在谈及一种被抽取、然后加工的感受。有一位书友这样锐利地评论道:《繁花》活生生把上海拍成了一座“无政府主义的罪恶都市”。此言不差,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物质丰富、更讲规则的年代,总是更惬意的。


与其说怀念,不如说人们其实是在感慨——多数人自然无法带入那一众形形色色的“X总”,但总能共情黄河路上的摆摊卖香烟的“景秀”:在置身事外和当局者迷之间找一处地方,毛线帽一戴,板凳一撑,油嘴滑舌地开张。市场经济懵懵懂懂,对普通人来说最珍贵的,是社会的“搭电梯”,顺势而上、未来可期。 


不过,鲜有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可燃物,就像春天的草原,草长密了,自然要遭野火;纵然不是,也有为了防火而搞的“可控燃烧”。对于机敏的商人,“窗口期”是在中国市场立足的诀窍;但对于大多数人,后知后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


我于是在想,再过二三十年,我们怀念的日子会顺势向后推吗?人们会否开始怀念起2020年代?我不确切地知道答案,但隐约有种直觉:人们的观念可能只会锚定在历史高峰之上。比如华语乐坛,那些90年代的金曲似乎能永远传唱下去,而这之后的创作,透露着越来越多的平庸感。平庸自然会滋生平庸的恶,直到平庸的终结,黄金变白银、白银变黑铁。


金融的故事尤为典型。作为“宝总们”广义上的同行,我对这些前辈感到亲切又疏离。他们在资本市场上轰轰烈烈一场空的下场并不稀奇,甚至是得偿所愿——他们的内质,教他们万不能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读过一些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撰写的回忆录,比如《荣辱二十年》和《十年一梦》。


我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不爱沽名钓誉地谈论“框架”或“模型”,也不大待见“分析师”——在他们的概念里,这多半是营销人员的另一个名字。那时候的市场,英雄贼寇不读书,但对人性、商业和资本则有一种更可贵的洞察。


后来资本市场变成了一门范式的生意,向许多特质平凡的人敞开了大门,也终于迎来了它最浮华的年代。有些人从前辈手中夺来了神话的交椅,但更多人获得了和他们本身的资质或冒险精神不相称的回报。走到这一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金融的秘诀是牌照和规模,关键在于如何挤进去分一杯羹。


本着这般惯性扩张,它也自然要受到规模的诅咒——金融终究变成了一个“占GDP比重过大”的行业。从宏观上讲,金融问题是财政、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连带,它无法独立承担全部的归咎。而对比它自己的历史,如今的风雨如晦,又是它浮华时代的自然镜像。


年关将至,流年不利的感受总是多些。近些日子,人们用转发消息表达着焦虑:谁家又裁了三成、谁家的分析师去当了滑雪教练……少有人深究,多有人感慨。我想起,前些年人们还在争论一个相当文艺的辩题: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那时候,人们以为命运尚能够由自我选择,但最后发现,更多人面临的境遇实则是“旷野上的轨道”,一旦火车脱轨,留给乘客的便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大家似乎是猛然发现,金融业的技能并不是通用性的,一旦离开了“市场”,便毫无意义了。


雨打风吹,繁花落尽,连花树本身的存在都遭到了里里外外的否定。无疑,我们已来到行业最为困难的时刻。但我想,行业的进步是棘轮,哪怕年景不佳,也已无法回到匮乏和草莽的年代,它只是在寻找新的路径。


近些年来,我越发感到后来的从业者的素质远远地超越我入行当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业朋友与我说,他们开始健身、穷游、读书,见识世界、也思索宏观问题发生的所以然。我想,金融仍然是一项有趣、有益的工作,这儿始终都聚集着中国最有活力、最敢表达、最不拘一格,也最敏于机遇和风险的一群人。在中国社会的其他地方,我似乎从未观察到如此大范围的、活跃的结构,日夜不息地为观点进行辩论和投票。


我很高兴能和这样一些家伙共事,甚至成为对手盘——说到底,市场的社会意义,并不是其中的某些人总能掌握着通往真理的钥匙,而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包括愚人和智者作为一个整体,总能助推趋势的发生,以及让观点最终诚实地收敛于现实的答案。


望着这繁华的余烬,我忽而想起了当年的那辆老爷车。在那人们都看不清的车窗后面,到底有什么在生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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