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映毕，主角们各自踏上命运的归途。90年代像一个轰然升空、炸开的烟花，一瞬间映亮了在地上观看它的所有人，拉出了他们长长的影子。而在下一瞬间，夜色从深空中落回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空荡荡的心中，已装满百感。
一个繁花乱眼的时代是留给每个新兴社会的礼物：赌徒们在聚光灯下穿梭匆匆，成为英雄，也败走末路；平凡人等在传统的车厢里津津乐道着火车头里的秘辛，不觉间飞驰过日新月异的光景。美国人在“咆哮的20年代”中有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中国的浮华神话，也终于在90年代退潮以后显露了身形。
只不过，过去二十余年再回顾这样一个时代，镜头下的流光溢彩，究竟是后视镜里的矫饰，还是存在过的真实？我没有答案，去请教身边的上海朋友。有些人说，还原得不够真实；也有些人反驳道，那是你们没亲眼见过。那么，他们见过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靠想象自然是不行的，但靠眼睛，也分不出真假。
周末，我在黄河路上来回走了一趟，只感到平平无奇：人行道逼仄而油腻，横七竖八的电线把行人头顶的天空割得细碎。人间烟火是见到了，唯不见老照片里那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得不说，90年代标志性的霓虹灯牌、蒸汽波和录像机，共谋营造了一个巨大、迷离的气泡，将人们的审美困在其中，以至于当它们销声匿迹了之后，一切都在清晰中变得平庸而单调。
那时候在浪潮之巅的巨子们，何以能一边住着和平饭店，一边纡尊降贵地踏进一些平民餐馆？经济学可以这样解释：高端服务业的供给，总是来得比制造业要更晚一些。不过还有另一个不那么理性的原因：相比起眼睛，人们的胃，总是习惯生活在更早一些的时代，或是生活在某种执念里。
有位朋友曾与我讲起，他有一个亲戚早年来沪闯荡，过年回家，与亲朋大谈在金茂大厦上吃过50块一客的酒香草头，这道名菜叫他记到现在。不过，草头有什么好吃的？我私忖道。在我的记忆里，草头一类野菜的命运，或是在春耕时被翻进地里做肥料，或是被草草铡了拿去喂猪。人若实在要吃，炒年糕时放一撮，算是“咬春”。但要是满满当当地炒一盆，兜搂一筷子，不怕嚼着累得慌？
但在人前，这想法只能藏在心里，万不可说出口。无他，不解风雅，有辱斯文。
上海人常用“腔调”夸人，这个词不简单。仔细品味，“腔调”的边界甚是模糊——它至少涵盖语言、食物、衣着、举止等等具象的生活方式，但这些又只是它最皮毛、最容易复刻的一些特征。上海话里有个同样表达夸奖的词，似乎叫“模子”，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确实藏着一种“模板化”的生活方式，展示着文化霸权的阶层感，以及对“悉心向化”的规劝。
然而，纵然最精巧的模仿也无法触及“腔调”的另一些部分，它既涉及一些地理概念，也牵扯着出身和血缘。M小姐笑道：如果回到那个年代，你大概顶多就是当个朋友们口中“小台州”的人物。Teh Zo，这个词得这么念，就有些味道了。
不过，文化上分别总归无伤大雅。在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早已没有了直观的边界，上海人也好，小台州也罢，大家混居在一起。90年代对我们来说倒也很平等——我们无不生活在它的遗尘里，但它则是所有人都回不去的年代。于我，它留给我是半个童年，以及关于“90后”的种种至今没有结论的争议。
时间本不可名状，但它会留给每个人一些特殊的通感，比如一种味道、一种颜色。而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的形象相当具体而特别——它是一辆汽车。就是我放学路上的马路边，常年停着的一辆灰头土脸的老爷车。说是老爷车，它圆滑的外壳、锐利的线条和浑圆的大灯，比方方正正的桑塔纳似乎要更“现代主义”一些。
后来知道，那是苏联的嘎斯牌。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停在这里，亦没有人去深究过它失踪的主人是谁，总之，计时收费的“咪表”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物事，人们只是任由它呆在街边。随着时间推移，它越来越像一座旧时代的纪念碑。
当它停泊进我的记忆里的时候，轮胎已经塌下去了，把手的锈迹在门上流淌得斑驳，挡风玻璃被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如何也看不清里面的模样。或许里面有某种植物秘密地生长起来，我这样想道。正当我耐下心来，想看看究竟有什么会从中伸出枝桠时，忽然有一天，它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长年不见天日、有些发白的停车位。
有人说它破得实在不像样，城管们再也看不下去，拖去报废了；但我却怀疑，在90年代末的某个深夜，它看准四下无人，兀自发动起来，一溜烟消失在夜色里。这场逃亡它想必是谋划了很久，以至于世界顺着惯性滑入了新世纪，再也没法回头追上它。
这之后，世界从衣装到楼房，开始变得参差不齐。那辆老爷车留下的车位，起初停上了一辆吉利美人豹，再之后被一辆别克君威占据了些年头，前些年去看，停着一辆挂着绿牌的特斯拉。在这纷繁变化的光景里，有人长大，有人远去，有人成为传奇，也自然都不稀奇了。当年放学路上，总会路过一家餐馆，传说老板亲自去香港挖到几名大厨，也搬来一个颇有广东气质的招牌——“新荣记”。
不久，餐馆便一炮而红，靠一道炸水蛇、一道烤乳鸽和一盆桌边现做的炒饭，征服了县城里显贵的胃，也让它在东湖边上的多层小楼变成了城里厢最有故事的地方。没有人能想到，二十年后，它还能征服中国最刁钻的一些老饕。但可惜的是，那见识过无数“茶杯里的风暴”的包间和楼梯如今已沉寂下来。总店迁出后，那栋小楼空空如也，像一只蝉蜕静静地遗落在东湖边上。它或许沉浸在往事的迷梦中，也或许在等待着一场大逃亡。
人们怀念90年代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细问又讲不拎清。有人说，是在怀念各式“腔调”，也有些人说，是在怀念野蛮生长的气息。但我想，人们只是在谈及一种被抽取、然后加工的感受。有一位书友这样锐利地评论道：《繁花》活生生把上海拍成了一座“无政府主义的罪恶都市”。此言不差，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物质丰富、更讲规则的年代，总是更惬意的。
与其说怀念，不如说人们其实是在感慨——多数人自然无法带入那一众形形色色的“X总”，但总能共情黄河路上的摆摊卖香烟的“景秀”：在置身事外和当局者迷之间找一处地方，毛线帽一戴，板凳一撑，油嘴滑舌地开张。市场经济懵懵懂懂，对普通人来说最珍贵的，是社会的“搭电梯”，顺势而上、未来可期。
不过，鲜有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可燃物，就像春天的草原，草长密了，自然要遭野火；纵然不是，也有为了防火而搞的“可控燃烧”。对于机敏的商人，“窗口期”是在中国市场立足的诀窍；但对于大多数人，后知后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
我于是在想，再过二三十年，我们怀念的日子会顺势向后推吗？人们会否开始怀念起2020年代？我不确切地知道答案，但隐约有种直觉：人们的观念可能只会锚定在历史高峰之上。比如华语乐坛，那些90年代的金曲似乎能永远传唱下去，而这之后的创作，透露着越来越多的平庸感。平庸自然会滋生平庸的恶，直到平庸的终结，黄金变白银、白银变黑铁。
金融的故事尤为典型。作为“宝总们”广义上的同行，我对这些前辈感到亲切又疏离。他们在资本市场上轰轰烈烈一场空的下场并不稀奇，甚至是得偿所愿——他们的内质，教他们万不能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读过一些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撰写的回忆录，比如《荣辱二十年》和《十年一梦》。
我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不爱沽名钓誉地谈论“框架”或“模型”，也不大待见“分析师”——在他们的概念里，这多半是营销人员的另一个名字。那时候的市场，英雄贼寇不读书，但对人性、商业和资本则有一种更可贵的洞察。
后来资本市场变成了一门范式的生意，向许多特质平凡的人敞开了大门，也终于迎来了它最浮华的年代。有些人从前辈手中夺来了神话的交椅，但更多人获得了和他们本身的资质或冒险精神不相称的回报。走到这一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金融的秘诀是牌照和规模，关键在于如何挤进去分一杯羹。
本着这般惯性扩张，它也自然要受到规模的诅咒——金融终究变成了一个“占GDP比重过大”的行业。从宏观上讲，金融问题是财政、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连带，它无法独立承担全部的归咎。而对比它自己的历史，如今的风雨如晦，又是它浮华时代的自然镜像。
年关将至，流年不利的感受总是多些。近些日子，人们用转发消息表达着焦虑：谁家又裁了三成、谁家的分析师去当了滑雪教练……少有人深究，多有人感慨。我想起，前些年人们还在争论一个相当文艺的辩题：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那时候，人们以为命运尚能够由自我选择，但最后发现，更多人面临的境遇实则是“旷野上的轨道”，一旦火车脱轨，留给乘客的便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大家似乎是猛然发现，金融业的技能并不是通用性的，一旦离开了“市场”，便毫无意义了。
雨打风吹，繁花落尽，连花树本身的存在都遭到了里里外外的否定。无疑，我们已来到行业最为困难的时刻。但我想，行业的进步是棘轮，哪怕年景不佳，也已无法回到匮乏和草莽的年代，它只是在寻找新的路径。
近些年来，我越发感到后来的从业者的素质远远地超越我入行当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业朋友与我说，他们开始健身、穷游、读书，见识世界、也思索宏观问题发生的所以然。我想，金融仍然是一项有趣、有益的工作，这儿始终都聚集着中国最有活力、最敢表达、最不拘一格，也最敏于机遇和风险的一群人。在中国社会的其他地方，我似乎从未观察到如此大范围的、活跃的结构，日夜不息地为观点进行辩论和投票。
我很高兴能和这样一些家伙共事，甚至成为对手盘——说到底，市场的社会意义，并不是其中的某些人总能掌握着通往真理的钥匙，而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包括愚人和智者作为一个整体，总能助推趋势的发生，以及让观点最终诚实地收敛于现实的答案。
望着这繁华的余烬，我忽而想起了当年的那辆老爷车。在那人们都看不清的车窗后面，到底有什么在生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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