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正处在少子老龄化双重夹击之下。
日本总务省9月17日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1%，再次刷新该国历史纪录，为世界第一。据推算，2025年日本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今年6月，日本公布2022年新生儿数量为77万人，自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今年的数据比2022年更低。
据日本《每日新闻》8月29日报道，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同比减少3.6%，为371042人，为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反映了日本社会少子化情况严重的现状。《每日新闻》预计，日本2023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还将创最低纪录，日本少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早在1990年时就已经被日本社会及其政府广泛察觉，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各种对策也可谓层出不穷，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少子化困境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为什么对策会如此失败呢？
一、决策者倾听“谁的声音”？
我认为，日本的所谓少子化对策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是因为没有能够贴近未婚者的内心进行调查和分析。换言之，政策的负责人（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疏忽了未婚者的真实声音。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们错将一小部分人的意识或态度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意识或态度。
以年轻女性为例，是不是只将一部分职业女性（大学毕业、居住在大城市、身为大企业正式员工或正规公务员）的情况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而忽略了去倾听那些非大学毕业、居住在地方、在中小企业工作或属于非正式雇用的女性的声音了呢？
诚然，在政治家、官僚、企业干部、大众媒体以及研究者周围的年轻女性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含研究生毕业）并居住在大城市，是大企业的正式员工或正规公务员，以及成功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创业者。
近年来的大学升学率约为50%（2018年，四年制大学的升学率为53.3%，若大专包括在内的话则达到了57.9%）。虽说是在增长，但很难想象将来能上升到60%或70%。2001年的四年制大学入学率为39.9%（男性为46.9%，女性为32.7%）。换言之，2000年左右处于生育期的女性约三分之二是非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其中大部分是大专或高中毕业的。而且，正如大阪大学的吉川彻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大学毕业的人与非大学毕业的人在意识及行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另外，即便是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也不一定都是正式员工，或都居住在大城市。也有较多的案例显示，大学毕业的女性即使在毕业时成了正式员工，但几年后就会离职，把自己的工作方式改为派遣员工。我所在大学的毕业生中，男性作为正式员工的稳定率还算比较高，但是女性有很多会转行或者转变成非正式雇员，也有人成了专职主妇。
换言之，动摇日本社会整体出生率这一宏观数字的并不是“大学毕业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大公司正式员工或者公务员”等职业女性。
当然，创造能够让职业女性安心生育、抚养孩子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从男女平等、女性活跃和日本经济的视角来思考能够让女性工作、育儿两不误的对策。不过，这对改善宏观出生率的效果仍是有限的。
这一点，对于安倍内阁所推行的女性活跃推进政策来说也是如此。完善环境，让高学历的、在大城市的大企业工作的女性能够成为高层领导，这很重要。只是，对于那些在地方中小企业打零工的非大学毕业的女性来讲，这简直是“高不可攀的事情”。改善非职业女性的工作环境，哪怕一点点也好，这才是真正需要去做的。
我深切地认为，通过地方非职业女性的活跃带动地方经济，进而提高日本经济的整体水平，这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活跃推进政策吗？
二、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的状态
作为社会学者，一直以来，从问卷到采访，我施行了各种与家庭及年轻人相关的调查。
在对未婚者的调查中，我发现日本的未婚者不像欧美那样独立生活，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与父母同住的。在对自由打工者等非正规雇用人员的调查中，我了解到男性非正规雇用人员放弃结婚，而女性非正规雇用人员想与最起码收入稳定的男性结婚的愿望比较强烈。
此外，我注意到一些因没有与异性接触机会，而做出各种努力去寻找结婚对象的未婚者的存在，我将这种寻找结婚对象的活动命名为“结婚活动”。
我想通过这些调查指出：以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单身就是一个人生活”“双方存在爱情的话应该会结婚”“找交往对象很容易”等认知已与现实相去甚远。
诚然，在大城市，无论男女，独立生活的人比地方要多。而且，若是大学毕业、在大企业工作的男性的话，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可能不会在意自己或对方的经济实力，而仅凭是否相爱来选择吧。同时，在人口多的大城市，与异性单身者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
但是，在地方，独立生活的未婚者非常少。考虑到婚后生活，很少有女性会选择没有正式工作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同样地，因为独立生活的单身者原本绝对数量就少，与异性接触的机会自然也比较贫乏。
当然，独立生活且周围单身异性比较多的 “大学毕业、在大城市居住、在大企业工作”的未婚者也是存在的，但从日本年轻人的整体情况来看，那只是绝对少数。
三、“不婚化”是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是基于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调查、分析以及政策的制定，因此日本社会的很多有识之士和政策负责人在很长时间内都忽视了与日本少子化原因直接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即，“不婚化”和“年轻人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这两个重要因素。其背后原因是政策负责人站在了“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立场上，他们在婚育相关的问题上忽视了日本社会特有的状况、意识、价值观等。
已婚夫妇的子女数量并非核心因素
首先，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婚化”，即结婚人数的减少。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早有人口学家指出过。通常，提起每个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指一对夫妇所拥有的孩子数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日本，大约2005年之前，已婚女性大体上平均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参照图表7）。
换言之，如果所有年轻人都结婚，并套用这一前提（结婚后平均生育两个孩子）的话，那么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会超过2。
但是在日本，未婚者几乎没有孩子（具体数据将稍后提及）。因此，若未婚者数量增加，即未婚率上升的话，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就会下降。
也就是说，无论保育园是否充足，有没有育儿假，丈夫帮不帮忙做家务及带孩子，在大约2005年之前，已婚女性都是平均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另一方面，即便增加保育园、制定育儿休假制度、让丈夫帮忙做家务，对于“没有结婚的女性”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夫妇拥有的孩子数量的减少，即出生率的下降，是在2010年之后，此时，保育园已经准备好了，育儿休假制度也完善了，也鼓励丈夫参与家务了。我觉得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正如东京大学教授赤川学所论述的那样，生育支援政策的出台反而使人们提高了“育儿期待水准”（即生孩子前要考虑是否具备了各种条件）。
大家真的不结婚了
不仅仅是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专业的人口学家也很早就指出了“‘不婚化’/‘晚婚化’是少子化的原因”，但为何政府在2010年前没有针对结婚问题采取对策呢？
人口学家在1990年代的主流观点是“年轻人只是想享受单身生活而推迟结婚，总有一天，他们会结婚的”。他们的判断是年轻人并非“不婚化”，而是“晚婚化”。当时经常从人口学家那里听到“结婚推迟多少年，孩子数量会相应减少多少”之类的计算。他们是以未婚者总有一天都会结婚的前提来推算的。
换言之，其背后存在这样的逻辑，即人们一直认为结婚这事，“只要想结，谁都可以很容易做到”。在1975年之前，的确大多数年轻人几乎都能结婚。50-60岁左右的研究者或政策负责人大概认为，“我们年轻时谁都结得了婚，所以惯于男女交往的现今的年轻人一定很快就能找到结婚对象”。
也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原本就没有想到还能对结婚问题采取什么对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他们所尊崇的欧美先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采取过这方面的对策（虽然在新加坡，早在1984年政府就采取了措施帮助女大学毕业生相亲，但这被认为是个例外）。
四、避谈婚育方面的经济因素
对低收入男性的偏见
错误认识的第二点，虽还不至于说是无视了结婚/生子的“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无论什么条件，只要相爱就应该会结婚的”以及“无论什么条件，只要喜欢孩子就应该会生的”之类的欧美中心主义思想。
在欧美各国，以这些想法为前提的话，可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日本社会，即便相爱，即便喜欢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则无法下决心结婚或生子的人是多数。
我在1996年出版的《结婚社会学》中指出，“收入低的男性难以被选为结婚对象”。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过如此负面的评价意见。然而90年代后半期的大众媒体和政府在对这一事实避而不谈。
在政府类研究会中，我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某个政府高官曾对我说，“若以我的立场去说山田君所讲的，那我可就饭碗不保了”。当时，大型报纸中并没有报道我发言中所提及的这一内容。写的随笔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负责此事的科长特意跑到我就职的大学，低头道歉，请求我删除相关内容。
其理由是，即使“收入低的男性难以被选为结婚对象”的意见是事实，但这一发言有歧视之嫌，所以不能公开发表，不仅如此，哪怕是采取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政策也不可以。
关于结婚对象的信息属于很微妙的问题，过去基于偏见的部落歧视和民族歧视相当严重（现在也依然存在），因而现在采取了不去触及的方针。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了呢？即使不对外公布，但至少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一环，尽早对那些经济不稳定的年轻人给予政策支援的话，事态理应是另一番样子了。
而且，“收入低的男性难以被选为结婚对象”这一现实并不是基于偏见意识上的歧视。结了婚就必须作为夫妇一起生活。但生活需要花钱。考虑到结婚后的生活，对女性来说，选择收入稳定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显而易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难道我们可以指责那些不愿与低收入的男性结婚的女性，说她们有歧视思想吗？
一谈到钱，政府不作为
不仅仅是因为歧视方面的禁忌。政府一旦面对要花“钱”的事情，在制定政策时就会显得行动迟缓。
在我担任少子化对策委员的时候，曾有委员提议说，开展一场“育儿很精彩”的宣传活动。如果举办一场活动就能改变现实的话，那么改变少子化就用不着这么费力了。因不喜欢孩子才不生孩子的人原本就是极少数，而对于“想生但因条件尚不具备，所以不生孩子”的多数人来说，开展这类宣传活动毫无意义。
例如，在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中，每次都会向已婚女性提及“理想中的孩子数”和“计划中的孩子数”这两个问题。并对两者之间存在差距的人（例如理想中的孩子数是三人，但计划只生两个等）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了他们“不能拥有所期望数量的孩子的原因”（参照图表8）。
得到的答复中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每次都是“因为孩子的养育及教育太花钱了”。而且，特别是30-34岁之间的人占了绝对多数。而以“因为丈夫不能帮忙做家务、带孩子”为理由的人只占10%。
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重视，政府只会不断强调工作与育儿的对立问题以及男性很少帮忙带孩子的问题，并且优先考虑不需要花钱的对策。
被忽视的年轻男性的思想意识
另外，夫妇平等分担家务，从“男女共同参与”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方向，但能否与少子化对策挂钩似乎有点微妙。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有可能会削弱男性“要孩子的欲望”。
“如果要我帮忙做家务、带孩子，那我就不要（多个）孩子了”，这个想法是好是坏先撇开不谈，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有这种想法的男性会增加。
孩子，原则上决定生多少孩子的主导权并不只掌握在女性手中。在迄今为止的少子化对策中并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这也意味着年轻男性的思想意识受到了忽视。
就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也只是对已婚女性的意识做了调查，而对已婚男性的意识却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调查。在采访调查中，我见到了很多虽然妻子想生很多孩子，丈夫却说不行的例子。而且，该调查也主要反映了经济和家务负担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有位男性回答说，“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房间。以我的收入的话生两个孩子是做不到的”。在案例调查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某个双职工夫妇案例中，妻子希望生三个孩子，但丈夫却说不愿再被要求帮忙带孩子，所以生两个就够了，结果两个人吵了起来。
顺便说一下，为了减轻育儿的经济负担，政府开始实施高中义务教育以及完善儿童补助金是在2009年，学前教育费用的原则上免费是在2019年。而且，大学等高等教育的无偿化还尚未达成。
我不禁想，如果这些措施能更早地，至少在“团块二世”的结婚/生育期的2005年之前实施的话，少子化也不至于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地步。
（注：日本的“团块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时期，而“团块二世”时代所代表的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则指的是1970-1974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山田昌弘，编辑：田硕（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