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文物流失，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那就是金村。对于中国考古界而言，这两个字意味着一段充斥着悲愤与伤恸的记忆。
金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却是东周王陵的所在地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埋藏于金村地下两千多年之久的8座东周王陵和贵族大墓被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很多为稀世珍宝、绝世孤品，其流失之严重绝不亚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可谓中国国宝之殇。
正如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2022年启动）牵头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所感叹的，“一组在地下深埋千年的东周王陵，在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里，不幸遇上一群野心勃勃的外国文物盗贼，由此引发一场空前的‘文物浩劫’。”“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夜不能寐、扼腕叹息……”
文 | 陈文平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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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的多事之秋，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1928年4月，军阀张作霖的奉军进攻河南，与冯玉祥所部守军展开激战，连绵的战火不但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28年夏秋之际，位于洛阳附近的金村发生了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金村东周王陵区地表现状。新华社发（资料照片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洛阳市文物局调查资料《千年阅一城》中写道：
1928年的夏秋之际，金村一带天降大雨，村东大约一点五公里处，底（地）层塌陷，露出洞穴，当地村民甚感奇怪，入洞探索，知为古代墓室，即行盗掘。随后，开封基督教传教士、加拿大人怀履光等亦闻风而至，搭棚立灶，胁迫利诱当地村民公开大肆掘盗，从1928年至1932年，先后掘盗大墓八座，出土数千件极为珍贵的古代文物。这些文物都被装进了大大小小的箩筐，再用马车运到洛阳，然后转手倒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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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窃取了大批稀世文物之后，怀履光曾写了一篇题为《在支那发现的一群稀有遗物》的报道，刊登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后又纠合了一些人撰写了《洛阳古（故）城古墓考》一书，从此金村大墓驰名世界。
从上文资料可知，四年间，在金村的八座东周王陵大墓出土的数千件珍贵文物先是被古墓贩子用马车运到洛阳，然后寻找外国买家，交易完成后再运出海外。根据确切的资料，现今我们知道金村文物最大的买家，正是怀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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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身份
1897年，24岁的威廉·查尔斯·怀特被加拿大圣公会选派到中国福建传教，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8年的传教生涯。他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怀履光。
乘坐人力独轮车出行的怀履光。
因传教有功，1910年，37岁的怀履光成为当时圣公会全世界最年轻的主教，被派遣到河南开封创建并主持中国北方教会。直至1934年退休回国，他在河南生活了24年。
1924年，怀履光回多伦多休假，拜访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长查尔斯·柯雷利，并提出了他可以为该博物馆搜集中国文物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从此，怀履光公开身份是一名加拿大圣公会的传教士，暗中却拥有了另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份，即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文物代理人。他在华搜集中国文物的经费，均由该馆提供。
如前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河南开封、洛阳一带各路军阀混战，军政统治轮流坐庄，政府无力管辖盗墓走私文物之事，于是给了不法古董商可乘之机。作为主教，怀履光渠道甚广，他利用在河南各地的教士和众多信徒，以及古董商的关系网，能够最先得到各地新出文物的信息并进行交易。
现任职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沈辰在其论文《金村传说：怀履光与洛阳文物之谜》中提到：
“怀履光的收藏是为了建立博物馆收藏......由于任职于开封，他利用地理优势与当地古物掮客保持紧密联系，并主要收藏安阳和洛阳出土的汉代之前的青铜器和玉器。这些中间人会拿出到手的古物让怀履光先进行第一轮的挑选，然后才送往北京的古玩市场。”
可以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搜集的金村文物绝大部分来自怀履光之手。
1930年2月4日，怀履光在给柯雷利馆长的秘书格林威小姐的信中，告知从开封邮寄了一批文物至加拿大，第一次向馆方汇报这批“金村”文物的来源：这些文物大约是在（1929年）2月16日收购的。由于这里内战，造成邮政包裹投递地址的错误，导致这批货物的寄出耽误了一段时间......这几件（编号96~98）文物是来自于洛阳故都的一个遗址，那里离今天的洛阳（河南府）大约有三英里。
信中提到的“这几件文物”包括1件青铜跪坐人像、5件鎏金青铜车马器和一对青铜承弓器，其中怀履光尤其推荐青铜跪坐人像。
当听说同一坑中还出土有两三件类似铜像时，他毫不犹豫地又买下了一件，并在另一封给博物馆的信中写道：
又有一件此类青铜跪坐人像文物出现了，我必须马上做决定，来不及等你们的电报答复了......这的确是精美无比的艺术品，我一看到它就有志在必得的想法......至于出土的信息，它是几个星期前从洛阳故都的那个遗址中出土的。
这件青铜跪坐人像确如怀履光所称“精美无比”，堪称金村文物的稀世杰作。人物呈半跪坐状，双手向前在胸前合拢，握一圆筒，身上所系腰带上的琵琶形带钩精致工丽，整体造型生动古朴，耐人寻味。关于这件青铜跪坐人像，猜测是器物底座，很可能是灯座。
青铜跪坐人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怀履光对金村大墓的盗掘行为持满不在乎的态度，曾说过：“至于那些盗墓者是否会有麻烦，我想不会吧？因为当地军阀部队和政府官员都有涉足。再说了，我也不在乎。”
怀履光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要买下所有金村出土文物，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他总是能够首先获得出土文物的新消息，并从古董商、文物掮客那里得到满意的收获。
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怀履光等中外文物代理人、掮客的推动下，珍贵的金村文物被一扫而空。
包括怀履光著述在内的多种资料显示，从1925年至1934年间，怀履光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搜购了8000多件中国文物。据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近年来统计，其中属于金村文物的有多达1182件登记在册。
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第一部《古物保护法》，一年后《古物保护法施行细则》颁布实施，对考古发掘、文物出口等做出了规定，凡未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将文物贩运出中国都是不合法的。中国的古董市场迅速萎缩，文物交易数量骤减，文物出口也受到限制。由此，贩卖金村文物出口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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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怀履光从上海搭乘邮轮回到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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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仅存3件
当时，金村王陵大墓出土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暗流涌动，吸引了不少古董掮客奔向这个小小的村庄。怀履光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外国代理人，还有瑞典背景的欧法·卡尔伯克，有日本背景的山中商会，以及跨国公司“卢吴公司”的卢芹斋，等等。金村文物由此流入西方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
金村出土文物达数千件，目前还有不少不知所终。怀履光所著《洛阳古（故）城古墓考》，梅原末治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只是收录全部出土文物的一部分。现在可明确为金村出土文物的收藏博物馆和个人有：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美国的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芝加哥艺术中心，瑞典的国立博物馆，日本的永青文库、泉屋博古馆等。
例如1928年金村大墓出土的战国骉氏编钟，此套编钟共14件，2件现收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其余12件都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骉氏编钟，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2件）。
由铭文可知，此套编钟的铸造年代为东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器主为晋国的一个将领“骉”，他在一次伐齐的战争中，由于作战勇敢，率先攻入敌国，受到了国君的奖励。此套编钟成套出土，完整无损，弥足珍贵。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错金银龙纹铜镜，在纽座与边缘之间錾刻有6条缠绕的虺龙，龙体上镶嵌金银错花纹。嵌入的金银丝线细如毫发，工艺极为精致，可谓巧夺天工。
错金银龙纹铜镜，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绞丝龙形玉佩，青色玉，雕刻成夔龙，首尾相接成一环形。张口露齿，头上有角，身刻绞丝纹，构思奇特，神态生动，为古代玉雕佩件中的佳作。
绞丝龙形玉佩，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带钩，青色，局部有褐色浸痕，更显古雅。此件玉带钩呈琵琶形，兽首，底部有一钩纽，背部雕刻纹饰。春秋战国时期，玉带钩形制已具备钩首、钩身、钩纽三个部分结构，这是因为这时的衣着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出现上衣和下裳联为一体的装束，精美的玉带钩为王公贵族所青睐，成为身份的象征，这为带钩的使用和流行带来了契机。
玉带钩，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目前国内所藏金村出土文物仅存战国时期令狐君嗣子壶、金村大鼎和错金铜尺3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和南京大学。
令狐君嗣子壶传为1927年金村出土，直口短颈，有盖，盖周镂空蟠螭纹莲瓣，器身周环蟠螭纹五道。颈部有铭文50字，内容为令狐氏之嗣子铸壶的颂词。令狐在今山西临猗西南，战国时属韩国。
令狐君嗣子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原为卢芹斋所旧藏，著名青铜器专家陈梦家在欧洲考察见到卢芹斋时，提出清华大学正在筹建博物馆的事情，希望得到卢芹斋的赞助，并点名要这件令狐君嗣子壶，于是它被寄回中国归清华大学所有，后来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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