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可能会对一个国家带来系统性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
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负增长”，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词。我们想让人口“增长”，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结果却是“负”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注1）
而伴随着截至2023年4月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具体统计数据，界面新闻发现，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的省份已升至20个。
对中国而言，最大挑战，其实并不在于印度人口数量的超越，而是自身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这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到2050年，55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将出现下降。21世纪，人口下降将成常态。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就曾表示：“出生率下降是迄今为止文明面临的最大危险。”
哪怕是人口数量或许已经超过中国的印度，其出生率都已经略低于2.1。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大国，也面临着人口不能正常更替的压力。
出生率下降正带来一系列问题。劳动人口在减少，老龄化加剧，领取养老金的人却在变多。这令很多国家感受到经济结构和养老问题的压力。已经连续12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已经不堪重负，政府不得不一再借债，最终使得日本公共债务高达8.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6%。
然而，一个国家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海面之下，还有更大的潜礁。
01
螺旋式下降开启
当不少人还在担忧人口过剩，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题为“人口下降的一些经济后果”的演讲。他想通过演讲向人类发出警告：人口下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副作用。
马克·斯泰恩在《孤独的美国》中指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通过人力资本下降实现经济增长的先例。”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经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人越少，消费也越少，继而引发高失业率。
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讨论：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医疗、养老压力倍增。
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人口浪潮》一书中，人口学专家保罗·莫兰写道：“如果日本并未经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出生率下降趋势，那它也很可能不会面临长达25年的经济停滞期。”
更进一步的坏消息是：根据“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一代人的低生育率直接带来下一代人的低生育率，人口呈现螺旋式下降。到目前为止，人类似乎还没找到打破这种人口螺旋式下降趋势的办法。
这种循环一旦开启，更进一步的影响也会随之发生。
02
到富裕的国家去
相比富裕的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却在悄悄变年轻。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4.7胎。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随着发达国家越来越缺人，对低薪工作的劳动力需求尤其大。美国劳工统计局曾预测，不少工作岗位都不需要学士学位。不少位于美国南部的农民和种植商还曾对媒体表示，“我们国家人力短缺，需要移民留在这里种庄稼。”
显然，这会带来一种趋势：人口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富的国家，吸引力也越来越高；相反，那些贫穷的、出生率高的国家，无论社会秩序还是经济秩序，都很脆弱，对国民吸引力会不断降低。于是，人口开始大量向富裕国家转移。近些年，欧美国家遭遇到的“难民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03世俗的世界面临挑战
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埃里克·考夫曼发表最新著作《宗教人士能接管地球吗？》他在书中指出，人口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宗教分布。
考夫曼认为，全球非宗教人士的生育率已经降至了历史最低水平，但原教旨主义妇女的生育率更高。同期，发展中国家人口在快速增长，95%的人信奉宗教。
温和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被两种力量撕裂，一种是世俗主义，另一种是原教旨主义。
比如在以色列，一场宗教人口革命正在发生：该国极端正统派人口一直在迅速增加，但世俗团体生育率不及极端正统派的三分之一。预计到2050年，极端正统派将会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大多数。
04
战争模式改变
人口变少，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战术，原始的人海战术过了时。相较于人口高增长国家的人力战略，人口低增长国家将更多倚仗资本和培训。
比如，韩国在5年间，军队人数从61.8万人降至50万人。于是，军方主动减少武装力量，将过去的“人员密集型”结构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结构，改变作战方式。
部分西欧国家开始从领土防御转向外围远征行动。从大型入伍征兵转向培训小型专业部队。它们需要用更多资金采购更加先进的武器，花在每位军人身上的成本也更大。
05
外部安全威胁
在人力战术时代，当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变少，也意味着其脆弱性增加，更可能遭到外部威胁，伊朗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例子。
未来，老兵不死，就得去上战场。（本图由AI软件Midjourney创作）
自1980年代以来，伊朗的生育率从每名妇女生育6.6人下降到2.1人，农村地区也难以幸免。它也是进入21世纪，首个迈入低生育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伊斯兰国家。
由于长期受西方制裁，伊朗需要庞大的人口和军队，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当部队中的常规力量下降，萎缩的人口让国家开始面临外部的多重威胁，这些威胁可以来自美国、伊拉克、阿富汗、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这样的昔日盟友。
于是，专家们将其人口下降与其拥核意愿联系到一起。他们认为，人口减少削弱了军事震慑能力，渴望获得核武器则能很大程度缓解安全焦虑。
06
“温和”的国民
一个有意思的论调是，人口量下降、出生率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性格，从而影响一个区域的面貌。
之前，《亚洲时报》就人口下降对欧洲的影响写道，一个没有后代的民族更加在意军事伤亡，因为实在死不起。“今天的欧洲人，对娱乐和个人生活的重视程度，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布拉德利·塞耶在《人口与战争：冲突研究中关键却被忽视的方面》中写道，对独子家庭来说，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格外惨重。“目前，欧洲国家没有多余的人可以在战争中牺牲，这也有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
但话不能说死。宗教信仰和生育能力截然不同的少数人口，正在欧洲大陆卷起新一轮深刻变革：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北非人，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日益壮大。一个关于未来的猜想是“未来的欧盟或许会消亡，大国安全竞争、区域战争又将卷土重来”。
并不是外来民族更好战，而是来自这些国家的新移民，很可能会继续受原有民族和所信仰宗教冲突的影响，而这或将影响这些欧洲国家的关系，让旧秩序重新洗牌。
07
民族认同危机
对于开放国门的国家来说，人们担心的事情很多，比如民族认同感会消失。以荷兰为例，在过去十年，国家认同在该国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有学者走访了1700名来自土耳其、摩洛哥的移民以及2200名荷兰本地人，发现与当地人比，这些移民的国家认同感明显较低，当然这与语言环境、职业地位和周围态度密切相关。
不少主流政党人试图公开探讨这种认同焦虑，缓解人们的恐惧，鼓励从民族认同走向多元认同。
移民对本民族的冲击同样很大。单一种族的挪威人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较强。1995年至2011年间，移民的骤然增长曾遭到过当地人激烈抵制，认为政府接受多元文化，是对本民族的背叛。
08
有些国家走向撕裂
直到今天，学界仍认为前苏联解体与人口波动不无关系。保罗·莫兰在《人口浪潮》中，将此部分归咎于人口带来的经济和民族影响。
1917年当前苏联成立时，这个国家大部分是俄罗斯族人。二战后，前苏联确立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占比最高的俄罗斯族逐渐被稀释。随着高加索地区不断去俄罗斯化，前苏联内部的失控开始显现。就在前苏联解体前三年，联合体中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爆发火力冲突。
与此同时，前苏联劳动力增长放缓，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随即下降，这催化了割裂的可能。由于增长的劳动力更多来自教育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区，这让越来越多的非俄罗斯民族看到独立的可能。
这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撕裂的现状，人口问题带来内部结构性变化。曾占主流的白人数量和占比，已经在2020年出现下滑，西班牙裔、拉丁裔、亚裔人口骤增，社会族裔构成变得更加多元。
白人的忧虑情绪，进一步投射向国家政治。部分地区的街头政治中，出现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倾向，部分极右翼团体发动骚乱行为。总有舆论猜测：美国会步前苏联后尘吗？
09
一些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快
在一些地区，人们利用人口生育率下降，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学者跟踪了1972年至2008年之间，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水平和国家生育率表现，得出结论：人口的减少和民主化进程呈反比发展。
从1972年至今，该国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迎来执政31年的苏哈托独裁政权终结，国家宪法改革紧随其后。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亚历斯·阿南塔等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民主需求：人口学观点》中，将此归咎于印尼各族群生育率的下降。
人口占比最大的爪哇族和第五大族群马都拉斯，是民主改革的推动者。当所有族群的生育率都在下降，斗争演变成异见团体间人口数量的博弈。虽然生育率也在下滑，但两大族群代表的改革派人口占比更大，力量更强。联合国预计，印尼将在2025年前完成首次人口转变，其民主的前景仍积极明朗。
10
女性政治赋权
多年来，女性的生育选择与就业中的结构性障碍之间存在联系。生育率对精英和大众都有影响，对精英影响更加直接。
如果AI有选票，它会为美国选出一位怎样的女总统？（本图由AI软件Midjourney创作）
通常，家庭责任是被性别化的，当女性无法预判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育儿会成为障碍。在生育率高的国家，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较少。
1950年代，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可能全神贯注于抚养孩子，几乎没时间考虑更宏大的国家、社会、政治议题。进入21世纪后，人力不再是维持家庭生计的保障，孩子不再是必需，女性自我实现意识使其竞选公职的积极性也变得更高。
同时，较低的生育率也为她们的成长留出更多资源，比如更好的教育、更多经验和培训等，留下更多人生的可能。
11
学校的衰落
人口增减对于教育的反馈，通常滞后二十年便会显现出来。以美国为例，根据Vox新闻报道，当年的婴儿潮，曾带来美国高校的繁荣。但这些年，随着人口的萎缩，美国的高校开始萎缩。
从1970年代初到2007年，每1000名15至44岁女性的年生育数大约在65人到70人之间。到2020年已经降至56人，创下美国历史最低水平。
2010年起，高校入学人数下降。随后九年间，本科生入学数量下降了150万人。没有了学费的补给，新英格兰小型私立大学已经开始从地图上消失，部分公立大学也在裁员和合并。
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的经济学家格拉维预测，到2030年代中期，纽约、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和路易斯安那等州，对高校的需求将下降15%甚至更多。
在中国，幼儿园已出现了“招生荒”，未来高校似乎也难逃魔咒。2023年，全国新生儿人数为956万，假设按目前参加中考升学的“普职比”6:4计算，大概将有60%的学生参加高考，这也就意味着只有600万左右的学生在2040年参加高考。
12
窘迫的老人
老龄化问题在全球各国变得越来越严重。日本的情况很典型，这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8300万左右，其中35%的日本人年龄在65岁以上。
目前，该国支付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少，老人却与日俱增。政府将养老金一降再降，不少老年人在退休后陷入贫困。四分之一的日本退休老人又重返基础岗位。这些老年雇员有四分之三为非正式雇员、兼职雇员和合同工。经济行情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是最先失去工作的人。
路透社记录下东京新宿街头的一个场景：一位叫小林智明的72岁老人在疫情暴发后失去了赌场清洁工的工作。但因为养老金数额过低，他和其他老年人排起长队领救济食物。
这会是其他老龄化国家的未来吗？
13
村庄里的“鬼屋”
据英国《卫报》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日本一直有个现象：房屋空置率很高。由于人太少，无法填满所有的房屋，平均每8所房子里，就有一所空置。
日本一荒村以真人玩偶添“人气”。（@视觉中国 图）
这些“鬼屋”最常见于农村地区，通常年久失修。不少房子在房主去世后就被空置了，由他们住在城里的亲戚继承，但很多房子无人认领。空置房太多，归属不明，地方当局甚至无力拆除。
这个现象在欧洲同样常见，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名房产中介告诉《观察家报》，他已经确定了1000多个“鬼村”，另一名同事负责在村子里搜寻相关联络人，把这些房子重新卖出去。
14
来自动物的反扑
由于人口减少，大自然已经从城市周边地带逐步向城市中心发起新一轮“反扑”。
根据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生态学教授何塞·贝纳亚斯的说法，人口下降将加剧土地的废弃。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是近年来森林覆盖面积增加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由过去的旧田地自然再生而成。
由于人口减少，许多地区变得荒芜，这带来一个间接影响：大型食肉动物的数量开始增加。在欧洲地区，人们发现，山猫、狼獾、棕熊和狼的数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长。在西班牙，伊比利亚狼的数量从400只反弹到2000多只。去年，人们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看到一只棕熊，这在过去150年间不曾出现过。
15
脆弱人群的新希望
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全球人口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之后，人口会随之下降，并到2100年减少到71亿人。与人口继续增长到150亿人相比，碳排放量或将减少41%。
而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变化，除了企鹅和北极熊，还会殃及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们，尽管他们对总排放量的贡献很小。
在巴基斯坦，人口压力加剧土地开垦，更多贫困人口恰恰挤在洪水高发区；在马拉维，95%的农业靠雨灌溉，严重的干旱和洪水降低了农业产量。极端气候总是让地区农业非旱即涝。人口减少带来的环境改善，对这里的人而言，或许能带来些盼望。
这15个可能出现的变化，并非人口减少带来的全部影响。人，是社会的基础；人的变化，无疑会给社会、国家带来更为复杂的、难以确定的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全球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人口减少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令人沮丧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