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ID:Tsingyeh_Story),作者:青野Tsingyeh,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上升之梦”的尽头
前两天是高考,在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一种善意的紧张潜入了空气。人们停止制造噪音、让开道路,将祝福送给未曾谋面的、抽象而具体的年轻人们。
在这个分歧几乎渗透了每个议题的时代里,或许很少有机会能看到整个社会出于很大程度上的默契而集体行动,或许“高考”两字实属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仍然能调动人们心里纯粹的善意和期许——这仍然是这个社会最为公平的选拔之一,也是它向所有成员兜售的“上升之梦”的高潮部分。
然而事情早已起了变化。最近关于青年失业率的讨论不绝于耳,而在此之前,“985废物”的自嘲已在许多个毕业季悄然生发。一股通透感的寒风似乎越吹越烈,曾承载了万众鲤跃龙门期许的高考,在退潮之后也不过是人生中一道平凡的坎儿,从此往后,依旧是崎路漫漫。
必须承认,当宏观增长拾级而下,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最好的无风险投资”的绝对和相对回报也自然趋于下降。但人们的心理未必对此做好了准备: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对教育“稳健高回报”的认知实际上充当了包络整个社会的安全网,使实际的低福利、高分化的状态尚可为继,而当这一预期坠下圣坛,便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对整个社会韧性的挑战。
旧的叙事碎了一地,而新的信念尚未诞生,“失重感”猛然加速。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代代物质危机最终都转化为精神危机,也望着虚空的深渊扑面而来——迷茫,从当事人蔓延到旁观者,最后卷入了每一个人。
人们曾饶有兴趣地观察新世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尽管不容易理解,却都仿佛是射向社会陈规的利箭。而鲜少有人会料到,不过几年的时间,潮流便从盲盒转到了彩票。或许这二者是起于某种相似的心理需求,却拥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表达,如果前者尚是一种自信的创制,那么后者便已是沉默的反抗了。
我想,精神上的“疤痕效应”同样不可忽视,我们确实需要回到“稳就业就是稳增长”,回到那个“1%的GDP增长拉动150万人就业”的拇指法则。哪怕是站在鼓吹“工程师红利”的趋势性的视角,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周期性事实:我们的经济竟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一代几乎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年轻人——他们本是几十年前的中国最渴望的那群人。
二、格格不入的人们
当然,宏观的问题多说无益,在此我更希望能聊聊一些更私人的感受,有关高考以后,以及更以后的未来,有关置身事内的人们将如何自适。
向命运反抗往往只存在于教科书里,而对于大多数人,进入社会的第一课小结或许总是向命运低头:承认周期是人生不能承受之轻,是生活的残酷和无力感的起点。
犹记得初入金融这一行时,前辈们谈起“周期”,尚且能以一种云淡风轻的健谈口吻地聊起“金融业的红利期已过”。在彼时市场的共识里,行业的“下山”不可回避,但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甚至可以抱着一种相当积极的态度评价它:从资管新规到利率市场化改革,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走向规范和成熟。
彼时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将那些成功的开放市场作为未来的样板:不过是非市场化“红利”和“低垂果实”的消失,市场更加有效之后,真正有价值的是新思维、新方法。于是在那些年里,“金融创新”又掀起了小高潮。
而如今不过只是几年过去,大家似乎只能点到为止地交流下苦闷的心绪,那些直面“大浪淘沙”的豪气已荡然无存——毕竟,独木桥头尚可以谈谋变,而至于涸辙之鲋,只能相呴以湿、相忘江湖。
我曾一度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在踏入行业时,似乎只是赶上了散场,但相比眼下,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旧秩序”的一部分,从未谙世事的“小朋友”,变成了审视他们的人。
最近几年,偶尔帮忙筛选过几次简历,我时常震惊于一个文件夹里能塞进那么多份简历,而每一张轻飘飘的纸上,原来能挤得下那么多的经历。
在我的直觉里,能拥有这样一份简历的人绝属于凤毛麟角(学校里人称“稳拿”),而大多数人则与我一样(学校里人称“卢瑟”):不患多,而患寡。
犹记得在行将毕业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对着电脑一发呆就是半天,不为他事,只为了把单薄的简历修得好看些许:比如尽可能地在页边距上加上几厘米,让捉襟见肘的几行字勉强填满一张纸,同时也不至于看上去像一幅现代艺术——这个过程颇像是给一个即将登台的小孩子套上大人的西装。
如今的我能够预想到,这些自作聪明的伎俩可能受到过许多陌生人的嘲讽,而更现实的情况,它们还没来得及勾起哂然一笑,就被扔到一旁了。
从我知道它开始,这个行业已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模板,以建立壁垒、复制自身、巩固叙事。那些对Title和Big name的执拗追逐,是信息筛选的捷径、也是绝对偏见的来源。而从业这些年里,我收获的一个重要心性却是“逆反”——给学历和简历“祛魅”。
我真真切切地见过人浪得虚名、尸位素餐;也遇见过许多同行,他们未必出自科班名门,却以勤奋、自律、严密和敏锐,收获应得的回报,以及我极大的敬意。然而,因为主流挑剔的眼光,他们不得不经历了多得多的冷遇和折磨。
金融市场本该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地方,然而生活却总是对一部分人有更为不对等的艰难。在这泥沙俱下的时刻,我深知主流的偏见不会削弱,而是愈加强化。我没有愤世嫉俗到否定内卷鼓吹躺平,只是,当我阅遍那些一山望着一山高的简历,我还是会本能地想起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弱者”——那些最能让我产生最大的共鸣的人们,他们如今去了什么地方呢?
三、做题家的自我救赎
要踏入主流的审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在第一性上甚至并非主观意愿问题,而取决于觉知:对大学、职场、社会的“游戏规则”的觉知。但对于一群十八九岁、刚从应试的狭窄天地里走出来的孩子而言,获取这种觉知绝非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说,这种觉知也是一种依附于生长环境和家庭资源的奢侈品。
在就业问题如此突出的当下,揪出这个紧接“最公平的高考”之后的最“生而不等”的问题,纵然无法使社会有所改变,但至少也可让人知晓自身所背负的命运,多少从内部归因的焦虑中解放自己。
最近有一本新书获得了许多关注,叫《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我读了几篇对作者的采访,颇受感动。书中将大学生分为“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前者几乎在步入大学的第一刻起就深谙大学和社会的规则,他们几乎能精准地踩到每一个时间点;而后者则被迷茫笼罩着——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将困扰他们许久,而他们只能凭借在应试教育里获取的、不合时宜的直觉,摸爬滚打着逼近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当他们终于抵达顿悟的终点时,时间窗口已然错过,他们也由此背上了沉重而挑剔的审视。
——莫要轻笑“小镇做题家”,他们确是凭借一腔孤勇,闯入了与大城市的孩子们不公平竞争的围场。
我很容易就想到了我的大学生活,几乎正是后者的典型。初来北京的日子闹得我手足无措,而当我勉强站稳了阵脚时,学生会、社团、实习,这些喧闹的地方与我便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早起、去图书馆消磨一天。
而当别人谈起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的进路时,我看看自己,以市场之大,我居然一无所长。直到大四那年,机缘巧合推着我进入商业宏观研究的领域,也就沿着惯性,在这一行干到了如今。
如今的我,在深觉侥幸的同时,更能以一种后验的视角为自己解围:我的大学是一段很纯粹的时光,没有浸染太多世俗的色彩,在我人生前方漫漫的功名路上,这四年是非常特异的一个存在。然而,也只有身在其中时,才能体会这种生活中的畸零感与不甘。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想最好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平衡:既拥有对世俗的觉知,也拥有自由和纯粹——不仅在大学,也在整个人生。
之于每个有觉知的人,出世和入世是一对永恒的纠缠。入世太深总带来一种持久而普遍的愁闷,从碎银几两到大厦将倾,世俗问题的本质就是如流水源源不绝,在每个年纪里幻化出不同的困境,纵然全身心沉浸其中,也未必能寻得多少解法。我想,每每此刻,我们是需要一些出世,给自己留一些自在和沉迷,甚至可以无顾他人审视的眼光。
最近和一位挚友聊天,他说生活“苦中作乐”的最好光景莫过于每天早上5点醒来,在书房里泡一杯茶、读些书再去上班。“一想到每天还有一杯茶在等着自己,就感觉好多了”,——这自适的门道使我颇感羡慕,也颇受启发。
古人在轮回往复的历史命运中其实早有自处的经验:“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礼崩乐坏,也不妨有魏晋风流。
最近些日子,我时常感到和放浪形骸的古人有越来越强的共通,而质疑起自己笃信许久的教条:对“先苦后甜”的执着、对“玩物丧志”的忌惮……这些中国学生所接受的典型规训,在培养了一代代样板公民的同时,是否也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苦难?——没有热爱和沉迷的人生,或也是单薄得难经风雨的。
千头万绪,道来也简单,无非是在万物纷繁中重新发现自己、珍视自己。致所有迷身事内的当局者,更致所有星夜兼程的后来人。而此刻,我还想对尚抱着憧憬和少年意气的人们道一声:
“所有的孩子们,恭喜。”
哪怕前程多有坎坷,那些我们无力改变的,终将要为你们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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