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家长和老师,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工、考高分的‘完美机器’。而孩子们希望被当做‘人’来对待,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这中间的落差越大,撕裂越严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石悦欣,编辑:沈佳音,题图来源:《明日的约定》


2023年,大年三十晚上,陈瑜正在跟家人看春晚。突然,她的手机亮了,一份好友申请,“我想做一期少年发声,做完之后就可以结束了”。陈瑜急了:“结束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die(死)的意思。”


陈瑜一面稳住她,一面立即启动危机干预,让咨询师介入。春节期间,陈瑜一直提心吊胆,告诉少年:“我珍惜你的生命,就像珍惜我儿子的生命,我不能接受你做完‘少年发声’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咨询一两次后,孩子的状态有所好转,她也说服了父亲,参与了咨询。


陈瑜是家庭教育品牌“少年大不同”的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20年6月,陈瑜开启了“少年发声”之旅,通过和少年们对谈,试图探寻孩子内心的冰山暗礁。三年中,陈瑜已经和70多名全国各地的少年展开过对话,让少年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这样,我们经历了什么”。


2021年,有16名少年的故事被收录到《少年发声》中。今年,《少年发声2:不被理解的孩子》面世,陈瑜选择了15名与心理疾病斗争的少年,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厌食症、双向情感障碍……他们在鸡飞狗跳的家里,与父母交锋,与疾病缠斗。


患双向情感障碍的圆子,初二、初三彻底失控。考得不好时,圆子妈妈对她拳打脚踢,把她裹在被子里,压在身下揍。圆子不敢哭出声,哭得难听,又是一顿暴揍。圆子只能闷着,在泪水中颤抖着睡去。之后,圆子变得亢奋,易怒,骂人,大哭,不想睡觉。她发现了自己好像病了,主动用心理学自救。


桃李从五年级起便患上了强迫症,父母的歇斯底里和暴力,让她不能允许自己犯一丝错误。强迫症发作时,她时时刻刻都要检查衣服、裤子有没有穿好。手一碰到凉水就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再洗手,反反复复,有时一个半小时都无法从厕所出来。走路时,需要指挥自己的脚一步步往前迈。桃李艰难地读完了大学。


桃李大学毕业后找到陈瑜说:“真正病的是大人,但最后问题呈现在我们身上,受害的是我们,吃药的是我们,还要承受老师、同学异样的目光,药物的副作用。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身上,但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对我们得病的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悲惨、非常不公平。”


英国儿科领域权威SCI期刊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JCPP)曾在2021年5月发表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流行率最高的的几种障碍分别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6.4%),对立违抗障碍(3.6%),重性抑郁症(2.0%),品行障碍(1.9%),强迫障碍(1.3%)。《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20%;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


陈瑜感到今天的家长和老师,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工、考高分的“完美机器”。“而孩子们希望被当做‘人’来对待,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这中间的落差越大,撕裂越严重。”


以下是陈瑜的自述。


“完美机器”失灵了


第一本书出版后,来找我的孩子,大多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少年发声2》就更聚焦于这个群体。


一个妈妈来找我,只要说一句“我小孩小时候成绩可好了”,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他们画像普遍是学霸,乖巧,但升入初中,尤其初二过后,成绩不行了,出现了典型的抑郁症状,只能无奈休学。


他们小时候成绩非常出色,但是心理承受和自我评价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当升入初中,他们在竞争过程中不能再名列前茅时,那些曾经成绩赋予他们的价值实现感就会渐渐消逝,各种问题暴发,就很容易全线崩溃。


对于“学霸休学”这个群体,虽然我这边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觉得,无论是我做采访,还是一线咨询的反馈,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完全不同于大家以往认知,不爱读书的孩子休学。这真的要反思我们教育价值观的部分,家长、学校和社会,到底给孩子们的心田里栽种了怎样的种子。


而今年有了新的情况,疫情结束后,全国各地前来咨询的家长,大多都是因为厌学和休学的孩子们。上网课的日子中,孩子的学业和心理状态变得非常波动,再加上家长的责难,孩子们很容易一路往下。网课后,很多孩子真的不去上学了。


休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会重返校园。但如今,孩子休学的时间越来越久,从过去两个月、一学期,到现在可以长达两三年。孩子们的抑郁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和复杂,这就加大了重返校园的难度,休到最后,会觉得无聊,失去目标,没有同伴,甚至打游戏都会觉得痛苦。


如果孩子遭遇的困境得到改善、家庭的亲子关系得到修复,大部分孩子会选择回到学校。但有一些孩子,说起来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但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如何为这样的孩子提供人生更多的可能选项,也是一个社会议题。


孩子病了,但家长不相信


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小地方的孩子通过《少年发声1》找到我,这让我比较意外。我非常赞叹这些孩子们,即便在非发达地区,也有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和表达。前两天接触了一个河南的姑娘,她告诉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很男尊女卑。妈妈每天刷抖音,学女人如何抓住男人的心。她特别想给妈妈推荐书,但是无果,她们也没有精神上的交流。


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甚至更下沉的城市,家长和学生都是冲着高考去的,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强的。我首先看到了学业压力。这个没有地区之分,大家压力都很大,只能说发达地区的孩子们会有更多的资源,家长们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第二是亲子关系,这也是孩子们最痛苦的部分。有些一二线城市的家长,并没有因为学历高、见识广,就比下沉城市的家长们更懂教育孩子们。甚至他们的连接感要低于三四线城市的家长们。所以我觉得,家长的学历、社会地位都不是重要因素,自身的价值观和对待孩子的态度才是。


但对三四线城市的家长们来说,大多不认可孩子们有心理问题,都用“矫情”掩盖过去了。而孩子们在互联网中,接收到大量的信息,有着不逊于发达城市孩子的思考力。当他们强烈提出希望得到专业医治时,爸妈也不会带孩子去,再加上,下沉城市心理层面资源本就匮乏,就错过了很多及时医治的机会。


孩子们主动求医,家长们为什么拒绝呢?其实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家长是真的无知,小孩子能有什么不开心的。


第二种是家长自己在回避,就会用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姿态应对孩子们。当孩子表达自己失眠,父母就会说,你躺着也是休息。孩子们只会更加痛苦,觉得不被理解。


第三种是病耻感。家长们觉得孩子生病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对孩子再三嘱咐,不能让老师知道,否则影响他们评奖评优。特别是自身发展好的父母,孩子生病了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挫败,所以他们更会隐藏这些事。而家长的病耻感对于孩子的康复是雪上加霜的,他们会觉得父母不接纳自己。


孩子们如果及时就医,会有专业的医嘱,能开具更针对性的精神类药物,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量减量,都是有讲究的。而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初期会因为一些不舒服的生理反应,自行断药,其实是不妥当的。也有一些家长认为,药物会让孩子变笨,不让他们碰药。


但也有一些医生,专业性存疑。当孩子确诊为焦虑症和抑郁症后,很多孩子在服药阶段无法跟随正常的教学进度。即便他们坐在在教室里,也完全没有办法吸收和消化知识。哪怕家长只要求孩子坐在教室里,但他们可能踏进校园的那一刻就开始窒息,坐在教室里一直冒冷汗,多坐一分钟都是煎熬,马上就崩溃了。但医生仍反复说,孩子要到集体中去,多跟人打交道,父母就会听医生的,强行让孩子去学校。但我们要知道,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学习的能量了,需要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当孩子们遇到这样的医生,就会抗拒专业的帮助,认为医生、咨询师和家长都是一伙的,就会主观断绝专业的支持和帮助,真的很可惜。


《明日的约定》 剧照


这就像一个人,退行到婴儿阶段。他们需要重新建构自己,重新确认父母对自己的爱,才会渐渐有力量走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休学的孩子,成天拉着窗帘,躺在床上,房间被搞得很乱,有的孩子不洗澡,不讲卫生,完全丧失生活下去的能量了。而家长又非常不理解,非要敲门、开锁把孩子们抓出来,加剧亲子关系的紧张。但我认为,当孩子已经躺在家里时,绝大部分家长还是会反省自己的。


不过,教育只是整个社会问题集中体现的领域之一,所以这也不是只在教育环节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时代环境、经济周期、价值理念都对它有深刻的影响。


“家里最痛苦的人,最想改变”


家里最痛苦的人,求助和改变意愿是最强的,他们往往都是孩子。


有的父母在我看来很幼稚。情绪不稳定,说发火就发火,说骂人就骂人,控制欲强,一切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之后孩子还要去哄父母,孩子就会非常痛苦。


但他们的父母如果毫无改变意愿,孩子是很艰难的。在惊涛海浪的环境中,怎么能要求他心神安定地学习和成长呢?


我曾遇见过一个极端的家长。一个孩子已经有厌学情绪了,希望双休日能睡个懒觉。但孩子的爸爸仍强制要求她早起读书。他们家住别墅,女孩把房门关了,爸爸架着梯子从三楼翻进去,把孩子从床上抓起来读书。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女孩,发朋友圈都会屏蔽母亲。有一次她收到一朵白色的玫瑰花,很开心,拍下了照片,转发给妈妈分享自己的快乐。但她马上收到一连串微信语音方阵,她没有点开,直接就把每条语音都转为了文字。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出她预判了母亲的话一定会伤害到她,她的生存模式,就是想办法减弱这种伤害。


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来找我,我和他们聊的内容仍是中学阶段的。这说明,即使他们通过了高考,孩子们出状况时,问题的根仍是小时候的。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思中小学的问题,说服力可能更强。


当一个家庭环境中,父母的争吵永无宁日时,孩子对婚恋的看法很可能就会变得消极。我接触过一个已经读大二的女孩,她认为任何爱情发展到婚姻,最后一定是破碎的。为了不步入这个结局,她就不让爱情发生,也无法和异性有正常的交往。


我看到更多的孩子们,用自毁的方式逼迫家长改变,真的心痛,这个代价太惨烈了。


如果有一个情绪稳定、有一定的格局和见识的父母,就会为孩子的成长营造好的土壤。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成长的土壤本身非常的贫瘠,就更难茁壮成长了。


有时我会建议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父母隔开一定的物理距离,比如高中选择住校等等。其次,要看清原生家庭中哪些是可用的资源,哪些是父母的局限性,得不到的东西选择放下,再走自己的路。


但我也能感受到身为父母的无力和可怜。


有很多孩子对父母有巨大的愤怒,言辞激烈,甚至会动手。父母被自己的孩子推搡和诟骂,当然是痛苦的。很多父母会变得谨小慎微,在低气压的家中,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们说话。原本两人一起组建的新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到最后大家却互相伤害,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在我父母那一代,社会竞争氛围没有现在浓烈,父母不学习、不成长,也说得过去,问题不大。但今天的家长们,要学习如何去托举孩子,如何让自己更强大。


孩子想向社会发声


来找我的孩子们,一方面是想表达倾诉,另一方面,他们明白这些稿件都会发布,他们愿意从自身出发,面向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他们有更大的格局,甚至超于自己的需求。而“少年发声”这件事,变成了我和孩子们的共创,他们的加入,使它不只是单纯的咨询,而是真的向社会“发声”,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


在新书里,我讲了蓁蓁的故事。蓁蓁是全国重点高中的学生,重度焦虑和强迫症患者,在800名学生的重点高中,她能排到300到400名。


她在高考前三天加了我的微信,但我担心影响她,便约到了高考后第三个晚上。


蓁蓁读初中时,就有强迫症了。每次考试,至少要检查10遍考号,5遍选择题的涂卡,两位数加减乘除要算好多遍,最后导致数学试卷答不完。


蓁蓁的高中聚集着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霸,在那样的环境里,她的“自卷”程度真的震惊到我。从高一起,蓁蓁和舍友有两个半月的时间,早上4点起床,学两小时数学,6点去吃早饭,然后背英语,晚上12点睡觉。有一次她们5点出门后,看到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都开着台灯在天井里学习。冬天也一样,寒冷能防止犯困。


蓁蓁的爸妈对她非常严格,无以复加地严。他们希望看到女儿无时无刻都在学习,家里明确规定,三天以内的小长假,不可以出去玩;三天以上的长假,可以和同学看个电影。只要蓁蓁出去玩,父母就让她回来多学习。后来,蓁蓁不想跟父母做拉锯战,对于不合理的过程,她不再追究了。


之后,一学习或考试,蓁蓁发现自己总是处在躁狂的状态里,无法放松。4个小时的睡眠,让她的生理期紊乱。但蓁蓁却觉得这是件好事,这样,月经就不会影响自己考试。蓁蓁很明白,自己完全没办法以平常心面对结果上的失败或成功。而到了高三,她发现在学霸如云的班级中,很多同学出于各种原因休了学,没有参加高考。


她来找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即便是高考前三天,她也有这个表达的需求。看到孩子愿意表达,去影响更大的公共意识层面的一些东西,我很佩服她。


很多孩子跟我聊很多,可能我和他们家人比较大的区别是全情投入的倾听和不加批判。父母如果可以平等沟通,不加入评判的视角,当孩子们感受到平等后,这个对话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但很多父母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职能,完全变成了监控成绩的机器,除了读书以外的兴趣爱好,都是浪费时间。


《明日的约定》 剧照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儿子今年也14岁了。到了青春期,我会经常跟他沟通,因为现在他的生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激素水平使得情绪有一些波动,都是正常的,我跟爸爸都可以接受。关键是当孩子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后,会更能理解自己。我们会明确告诉儿子,我们永远是可以给他支持的人,永远是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孩子们,孩子们的自愈力是极强的,当原来令人窒息的教育方式开始松动,光亮得以一点一点地透进来,他们真的就会像枝杈一样伸展开来,展现出生命本该具有的旺盛活力。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精彩的世界。



本文首发于《看天下》2023年5月18日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看天下》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石悦欣,编辑: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