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熊韧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记忆回到了十几年前在致远高中读书的那段时间。在这里，和中国大多数内地小县城一样，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没有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有每天刷不完的题目，做不完的试卷。读书成为当地人望子成龙的唯一出路。半封闭式的管理，一天从上午5点50起床，直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才结束。”
胡鑫宇失踪后，网络上谣言纷纷，铅山本地人却普遍表现出对他生前就读的致远高中的信任。这是因为他们更了解现实情况，也因为致远在当地20多年建立起的声誉。
王林是致远高中的毕业生，现在在县城一家书店工作。他的表弟也毕业于致远，而妹妹和胡鑫宇一届，正在致远读高一。王林说，自己问过妹妹胡鑫宇的问题。妹妹告诉他，校园里学生的情绪并未太受到胡鑫宇事件影响，学习生活照常进行。
“像谣言里说的‘光头老师’，我自己都认识，网上的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王林说，有一些自媒体博主来当地，打着调查胡鑫宇事件的名义，结果视频里很多地方都搞错了。“那些外地网红来金鸡山拍短视频，就是生怕这个事平息，没有流量。”
相比公立的铅山一中，私立致远高中录取分低些，收费也高，但王林认为致远高中的教学质量“是全县最好的”。他的妹妹去年中考刚达到重点高中线，最终选择了致远高中而非铅山一中。这既因为她初中就在致远中学初中部就读，也因为致远更严格，“成绩中等的学生，经过这种封闭的管理，提升更大”。
这样的说法并非一家之言。致远中学在当地的口碑很好，很多家庭愿意将孩子送到这所学校，甚至还有人从铅山一中转学过去。
致远高中和铅山一中的生源有明显差异。如胡鑫宇参加的2022年中考，铅山一中最低录取分数线为550分，而胡鑫宇考的531分，够不上一中的录取分数。
在致远高中1300名新生中，他却排到中间的650名，还获得了奖学金。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致远高中考上一本人数仍约为铅山一中的一半；重点班的尖子生，双方差异更小。柯文茂记得，自己读书时，全校排名乘以1.5或 2便是全县排名。而在2021年高考中，县理科第一名出在致远，致远高中还特地找了车，拉上横幅，去铅山一中门前转了一圈。
与胡鑫宇一样，王林的家也并不在县城，而是周边乡镇。县城有着更好的教育资源，王林初中就到现已停办的铅山一中初中部就读，但因为学校没有宿舍，只能借住县城的亲戚家。致远高中的寄宿制，于他和表弟、妹妹而言也是种方便。
“低分进、高分出”“寄宿制”，这背后必然指向更为严格的教学和管理。而在铅山，这座 2021年人均GDP不到4万元，不足江西全省平均值60%的小县城，能考上本科，就已是令人羡慕的出路，值得家里办酒席。严格管理，是很多家长期待的。
私立寄宿中学，也因此在这儿受到青睐。它们包括致远初中、致远高中，以及胡鑫宇初二下学期从乡镇转学到县城后就读的桃园中学。
邱翼曦家在县城，2003年上初中，起初读的是铅山二中。他表示，当时县城大部分孩子都在二中读初中，而二中“特别混乱，校园暴力事件特别多”，很多学生就会转学去致远初中。他自己初二转到致远，这里来自乡镇与农村的同学更多，“更老实善良”。因为半封闭的寄宿制管理等原因，教学、生活也更严格。他常看到，虽然仅在初中阶段，晚上九点多下了晚自习后，还有同学去厕所看书学习。
这样的严格一度让邱翼曦感到不适。“早上6点多就有第一节早读，7点多又要上一节，吃得又差，后来我就扛不住了。”因为家住县城，住校一个学期后他就申请了走读，可以少上一些自习，晚上也能回家休息。
考上高中后，升学的压力，又使得邱翼曦走了一遍从宽松些的公立学校，转学到更严格的私立致远的路径。
那是2008年，他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之前两年他在中考录取分更高的铅山一中读，班上大多是和他一样来自县城的学生，“朋友太多了，每天就想着打篮球。”结果，成绩自然下来了。满分150的语数英他只能考到八九十分，为了更好的高考成绩，邱翼曦又转学去了致远高中部。
二者差别颇多。与初中类似，县一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来自县城，也不是封闭式，而致远完全相反。除去同学的刻苦、管理的严格外，邱翼曦印象深刻的还有教师的负责程度。他记得，在县一中就读时，英语老师上课甚至用不到几次粉笔，而致远的英语老师，“几乎每节课下来都是，写满一个黑板，然后擦掉，又写满整整一个黑板。”在致远高三一年，邱翼曦的成绩确实取得了巨大提升。
面向乡镇少年
事实上，私立寄宿中学不是学生和家长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在铅山的设立，最初就是面向希望取得更好成绩的乡镇农村留守少年。
2020年出版的《农村基础教育微观史——与一位中学校长的谈话》（下简称《谈话》），内容是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原副校长赖明谷与致远中学初中部创始人、校长叶险雄的对谈。在这本书中，叶险雄详细介绍了致远中学初中部的创立和发展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叶险雄先后担任过铅山一中的教导主任、铅山二中副校长。在县二中工作期间，他一方面留意到县城教育资源有限，导致二中比起一中有着师资、条件、生源上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他对打工家庭学生了解增加，“接触多了，我才更加了解到他们不好好读书，不完全是学生自己的错，而是家庭原因——他们中有好大比例是留守孩子。”
在离职创办私立学校的过程中，叶险雄正是考量到了这一社会背景。他在书中提到，铅山作为中部地区欠发达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离乡进城打工潮。九十年代中期，整个上饶地区便有约30万留守儿童，铅山则有近2万，他们对住宿就读需求巨大，而当时铅山各中小学都没有住宿条件。
1999年，叶险雄与之前任铅山一中副校长的刘谷来一同创办了致远中学。这是铅山县的第一所私立学校，二人分管初中部与高中部。初中部成立之初便可供住宿，建有一座四层住宿楼。在《谈话》中，叶险雄说，“我知道，我要招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留守孩子。”
2001年后，初中部与高中部分开办学，但二者隔街相望的格局保持到今天。
对于致远初中，叶险雄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全县第一、全市前列”，而他的五字全人教育观里，“严”为首，排在“爱、礼、智、诚”之前，因为“我们的学生家庭环境都很一般，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拼，孩子交给老人，许多孩子从小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也缺乏正确的人生立志、人生追求”。
这种寄宿制中学，在铅山甚至从县城下沉到了镇。
柯文茂家所在的自然村与胡鑫宇同属永平镇陈家寨乡。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就外出打工，他便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柯文茂印象中，去浙江、福建、广东打工对于铅山的乡村青壮年而言属于常态，直到现在变化也不大。他小时候通讯不发达，半个月才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也不会把所有事情告诉父母，基本上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等到读初中的年纪，柯文茂进入春晖中学——永平镇上一所新开立的私立寄宿制初中。在他看来，这些学校针对的就是父母在外打工、家庭有一定经济条件或重视孩子教育的留守少年。
而如果不去读私立寄宿初中，留给这些乡镇少年的只有教学水平更低、且逐渐萎缩的公立乡镇初中。《三联生活周刊》在报道中提到，胡鑫宇初二下学期转学之前读的陈家寨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班上三十多个学生。其初中同学告诉记者，“大家成绩都很差，学习氛围也不好，只有几个学生读书，剩下的就上课玩手机、打扑克，在那样的环境，想好好学习很难。”胡鑫宇在陈家寨考试只有 300 多分，但也能排全校前几名；而他的哥哥表示，“如果让他继续在陈家寨读下去，就没希望考上高中，没得书读了。”
以当地经济水平衡量，这些私立学校收费不低。胡鑫宇在桃园中学就读时一年的学费加寄宿费为8400元，致远高中则为7100元（减去依中考成绩给予的1500 元奖学金后）。而正因为要向学生收费、要以成绩打出名气吸引生源，它们对教师自然也会有更强的管理和激励机制。致远毕业生普遍反映的老师认真负责乃至严厉，并非偶然。
在《谈话》中，叶险雄就表示，对致远初中的老师，学校选拔过程严格，入职后也会通过校内老带新、校外培训学习的方式进行培养。具体在薪资上，绩效分为“过程绩效”和“中考奖”，过程绩效是依据每次考试的班级平均分、年级平均分与原来的底分相比进步的名次，而中考奖与班级中考中获全县前100、20、10名的人数相关。
根据《谈话》，加上基本工资、工龄奖励等，致远初中教师的平均月收入能达到8000元左右。若是担任班主任，另加包班工资2200元，因此叶险雄说“老师的月收入过万是很正常的”。对比之下，在《谈话》成书的 2019年，铅山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8915元，即每月可支配收入不到2500元。
心理问题
在2月2日江西省联合工作专班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通报了胡鑫宇死亡的相关信息：经心理专家访谈、分析，由于情感支持缺失、进入致远高中后成绩不佳造成的落差感等原因，胡鑫宇失踪前存在心理状态失衡，存在内疚自责、痛苦、无力无助无望感、无意义感等情绪问题。
王林也看到了这些消息。被问到致远是否管理太严、竞争压力太大时，自己和家人都于此就读过的他回应道：“私立学校，就是要出成绩的，你如果松懈，老师还是要多管你一下……我们以前读书时也有像胡鑫宇一样的同学。”
“但中国读高中不都是这样？”王林说，“就是要老师严格管你，可以考上好学校。要不然父母干吗花那么多钱送你去？”
确实，“都这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袁梦，曾对中西部地区的多所县域中学进行过调研。在袁梦看来，学习竞争上的压力不光来自外部，也常来自学生自己的道德要求。她记得，有的学生会和她说，就算想躺平，也没有办法躺平，因为那样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不怎么样的人”。
“在重点学校，可能把所有的价值加起来全部都放在这一个点上去衡量，所以这种心理压力感肯定是非常强的。”
而除去普遍的学业压力，中西部县中学生因家庭遇到的心理困扰，比如留守、家庭暴力、父母教育程度不高等，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胡鑫宇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后，很多学校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
闫潇潇是湖北某县的一名中学心理辅导老师，从事相关工作超过10年。今年放完寒假开学后，当地教育局便要求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员心理量表测评，在她看来，此举很可能与胡鑫宇事件的影响有关。在往年的类似测评中，每个班都会测出三名左右的“高危”学生，心理老师和班主任则会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家访。
与致远高中类似，闫潇潇所在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乡镇农村。但这所学校生源成绩普通，除重点班外，学业压力不大。在她的经验里，家庭、人际，是更困扰学生们的议题。
闫潇潇对一名男生印象深刻。头几次来的时候，这名男生都是和朋友一起，还嚼着口香糖嘻嘻哈哈。闫潇潇也跟他闲聊一些个人情况，得知他很小时父母就外出打工，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直到接触久了，男生才向闫潇潇表达，父母虽然时常给他寄钱，但他一直觉得很孤独，拿钱在学校里交不同的女朋友也只是为了排解无聊，并没有真心喜欢的。这名男生对闫潇潇说，老师和其他人一样，完全不关心自己的感受，在这个学校读不下去了。闫潇潇试着劝他继续读书，男生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学。
也有不少学生向她倾诉父亲对母亲的家暴问题，“我只能关心他们，表示同情，如果心里不畅快都可以对我说。我也会让他们去和父亲沟通，但真的能做到的帮助，实在太少，只能让他们自己看看能不能通过社区、村委、妇联或者法律途径解决。”
显然，在学业、社会、家庭之间，校园心理辅导师能提供的帮助终归有限。
另外，家长对心理问题缺乏了解，“甚至一听心理问题，就以为是村里那种疯子”，更没有配合孩子面对的能力。一个女生，在学校不与他人交流，一下课就躲在厕所玩手机，老师让她交出她就发火。闫潇潇与她接触几次，认为她对手机已经出现依赖和焦虑的症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让她压抑，所以不信任他人，只信任手机。”
闫潇潇也指出，政府对于相关工作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配备的教师、场地条件都在改善。学校内部也有量表测评、心理课堂、展板宣传、班级心理委员等常态化制度，对于“高危”或主动来倾诉的学生，都会尽全力给予关心和帮助。
在袁梦看来，许多县中配备的心理辅导资源有限，而除非困扰严重，学生一般也不会主动或被动求助。因此，与学生朝夕相处的班主任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袁梦调研过的一所学校里，每逢期中考等重要节点，一位班主任会在班会上针对性地提出考前考后心理压力为何产生，然后与学生一同讨论疏解办法。针对早恋等问题，班主任也以班会形式简洁高效地与全班互动，而非被动等待个别学生暴露困扰。
在调研过程中，袁梦感受到心理困扰在学生中越来越普遍，但情绪困扰、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之间的界限常难以明晰，“各方都在争夺话语权”，而其具体的形成、发展、辨认、应对，也关系到学生、家长、学校、社会之间的微妙互动，“这就不只是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2月1日，农历正月十一，致远中学已经有学生在上课了。下午四五点钟，下课的走读生们步出校门，在街对面的小吃摊买炒粉、喝奶茶，或是跨上电动车疾驰而去。
隔着围墙，校内篮球场上的呼喊声无比清晰。四个月前，胡鑫宇正是在这里，走出宿舍后，不久便消失在监控范围外。此刻唯一能提醒你这儿发生了什么的，是附近增派的警员，他们身上的夹克鲜绿，和周围色调形成对比——这座南方小城天气正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柯文茂、王林、闫潇潇为化名，实习生廖奇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熊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