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借口，我们正式向那些遭受非人道和可怕虐待的人致以真诚的道歉。”费城市长吉姆·肯尼表示，虽然发生在数十年前，但这种医学种族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影响和创伤已经持续了几代，直至今日，必须反思过去的暴行。费城市政府在声明中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对有色人种进行不光彩和不道德医学实验的又一悲剧案例。
据历史资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曾从1932年开始招募数百名非洲裔美国人作为实验对象研究梅毒及其对人体的危害，却没有妥善医治实验对象。直到40年后，这项实验才被叫停，白宫为此发表了总统道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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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假设
今年4月，由吉尔德福德（Anna Guildford）博士牵头的刊登在《柳叶刀地区健康·美洲》（Lancet Regional Health —The Americas.）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医学临床试验仅43%注明了民族和种族，这意味着逾半数美国临床试验不具备族裔多样化代表性，这可能导致无法按照族别准确预测治疗效果——而这一结果通常不利于弱势族裔。
研究报告呼吁“做更多工作以确保种族和民族的报告在临床试验中具有公平性”，简单说，报告认为“少数族裔试药占比不够对这些族裔不公平”。
然而，对这一报告结论，许多美国人或不以为然，或即便以为然却认为“此事无解”，理由是，美国的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并不信任美国药企和医疗机构的“试药”。
所有提出质疑的有关机构、人士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一个名词：塔斯基吉研究（The Tuskegee Study），这些立场大相径庭的质疑者不约而同地相信，美国有色人种对本国试药的严重不信任，追根溯源应归咎于此。
众所周知，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普遍存在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严重影响着美国医学科学研究。
当时美国医学界人士认定“黑人比其他人种更容易感染梅毒”，并认为黑人的低出生率、高流产率和高死亡率皆可归咎于此（事实上是因为美国黑人能获得的公共卫生资源和医疗保障很差）。
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梅毒照片。
基于这种如今看来十分荒谬、当时却被美国卫生界认为理所当然的理论，美国公共卫生局（USPHS，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从1932年起和美国疾控中心（CDC）联手，借助阿拉巴马州历史悠久的塔斯基吉研究所（Tuskegee Institute)，开展专门针对黑人的、一项令人发指的试验。
他们在不告知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以“免费治疗坏血病”为诱饵，诱骗600名25-60岁、来自阿拉巴马州梅肯县的贫困黑人男子参加梅毒治疗试验，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共有399人因体内含有潜伏梅毒病毒被选入“实体观察组”参加试验，其中28人直接死于梅毒，100人死于梅毒并发症，40人妻子受传染，1人的子女出生时就患上梅毒，而其余201人未感染梅毒病毒，被作为“对照组”加以观察。之所以如此，完全由于患者受欺骗，误以为得到治疗，而试验方有意不提供真正的治疗，以确保数据连贯性所致。
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基于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假设。领导塔斯基吉试验的临床医生之一克拉克（Taliaferro Clark）公然表示“黑人智力十分低下且穷困潦倒，而且普遍滥交，所以对梅毒习以为常，对治疗漠不关心”，因此“既没必要告知真相，更没必要给他们治疗”。事实上试验本身就足以推翻这一荒谬假定：所有600名参试者都是听信了“帮忙免费治病”（他们大多患有各种疾病，且平时极为缺乏医疗资源支持）才接受并忍受测试。试验主导者对此心知肚明却并未修正自己此前的谬误，足以表明其基于种族主义理念的虚伪。
这些“人试”包括针对受试者的血液检查、X光检查、脊椎穿刺和尸体检查（如果他们死去），而给他们服用的所有药物，其实都是不具备任何疗效的安慰剂。在当时，青霉素（penicillin）早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梅毒治疗药物，而美国则是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国，但在正式试验期间竟无一名受试者被注射了青霉素。在一些天良未泯的参与研究者推动下，直到1952年才有约30%幸存者获得了青霉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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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制“消声”的试验
试验开始之初，USPHS特意聘用一名名叫利威尔斯（Eunice Rivers）、能说会道且和黑人社区十分熟悉的护士去说服并接送受试者（此人在项目中工作了40年以上），并给他们提供免费热食和“常用药”（其实都是安慰剂）。当时正是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之初，这些对最底层的受试黑人而言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1934年和1940年，他们还分别发公函给梅肯县卫生局和阿拉巴马州卫生厅，明确要求“为保障试验数据准确，切勿对受试者给予任何治疗”。
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许多患有梅毒的受试者应征入伍，征兵当局被告知“这些人不能入伍”，但仅仅被要求将这些人移出名单，却不被告知任何理由。荒谬的是，阻挠使用青霉素治疗受试者的人最初的理由是“黑人根本不想接受治疗”、“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医生”，在被驳斥“他们误以为早已得到免费治疗且未被告知真实病情才未求诊”后，又借口“现在用青霉素为时已晚”搪塞。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其实他们无非是认定‘不值得为这些低贱人种浪费药物’，如此而已”。
早在塔斯基吉试验进行过程中，德尔博特（Austin V. Deibert）、伊斯克兰特（Albert P. Iskrant）等参加试验的研究人员就抨击试验“不道德”且“缺乏科学依据”，但被研究机构压住不让出声；1965年，沙茨（Irwin Schatz）、约布斯（Anne R. Yobs）等医生在杂志上撰文并致信研究负责人，斥责这种“不道德和可耻的行为”，结果再次被“消声”；1966年，旧金山公共卫生局（PHS）性病调查员布克斯顿（Peter Buxtun）致函全国性病司司长，指出“从道德和伦理上这种试验都是极为不当的”，对此CDC居然答复“继续研究直到完成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不但所有受试者生前必须接受测试，甚至死后也要一个不落地被解剖），答复甚至还附上了美国国家医学协会（NMA）和美国医学协会（AMA）相关地方分会的书面支持函。
直到1972年7月25日和26日，美联社著名记者海勒（Jean Heller）分别在《华盛顿星报》和《纽约时报》上揭露此事，并立即引发举世震惊。纸包不住火，问题终于被正视，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推动下国会召开了听证会，CDC和PHS被迫组织特别顾问小组审核塔斯基吉试验，并最终得出“在医学上不具备合理性，必须立即停止”的研究结论。1974年，美国政府支付1000万美元赔款，达成了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庭外和解。
1996年5月，以加布尔（Vanessa Northington Gamble）领衔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遗产委员会发表最终报告，敦促美国政府道歉；1997年5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正式就塔斯基吉试验道歉，承认“你们的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项如此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研究”、“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此时600名受试者中仅有8人尚在人间，只有其中5人到白宫见证了美国总统的道歉。
许多研究者指出，正是塔斯基吉试验的恶劣性质，让许多黑人心有余悸，不敢再相信由CDC等美国官方公共卫生机构所主导的试验。
塔斯基吉试验并非孤例：《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日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类野蛮试验曾屡见不鲜，如1963-1966年，美国布鲁克州立大学给智障儿童注射乙肝病毒，以测试伽马球蛋白的治疗机能；1963年，布鲁克犹太慢性病医院在老人身上进行癌细胞抗体试验……很显然，受害者的覆盖范围，已波及少数族裔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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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海外劣迹
美国以外少数族裔对美国试药的怀疑，同样事出有因。
1946年起，在美国陆军的支持下，USPHS成立以卡特勒（John Charles Cutler，此人也参加了塔斯基吉试验）为首的团队，在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进行未告知真相的梅毒感染试验。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多达5128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测试对象，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危地马拉印第安人部落的贫困者，年龄从10岁到72岁不等。
比塔斯基吉试验更过分的是，这些人非但没有接受过治疗，许多原本从未患有梅毒的人反而在试验中通过注射等方式“人为感染”了梅毒。此项试验尽管在1948年就结束，但直到10年后仍在进行有组织的样本采集，并对死亡者进行解剖尸检。至少83人在受试过程中死亡。
直到2010年，“危地马拉试验”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称这些试验是“医学史上的黑暗篇章”。CDC则姗姗来迟地承认“这些试验在很多方面都是不道德的，包括故意让受试者感染、不告知真相，以及使用高度脆弱人群受试等等”。同年10月1日，在巨大国际压力下，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就“所发生的违反道德规范行为”向危地马拉道歉，但随后受害者在美国一系列维权诉讼行为，却无一获得胜诉。
2010年代初，美国CIA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进行过假疫苗接种：他们假装免费给当地儿童接种乙肝疫苗，试图借此收集DNA信息，以追捕本·拉丹（Osama bin Laden）等恐怖分子。在这项测试中，CIA使用的“乙肝疫苗”全部是假货，没有任何防疫功效。
2006年，《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辉瑞制药（Pfizer, Inc）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在尼日利亚组织非法人体试药并致人死亡。2007年5月31日，尼日利亚卡诺州政府正式起诉辉瑞，要求赔偿20.75亿美元。事件的真相是1996年4月当地暴发大规模麻疹、霍乱和脑膜炎时，该公司志愿提供的抗生素药物TROVAN未经测试，结果导致使用该药物的200名患者中11人死亡，181人留下不可补救的后遗症。卡诺州指责这是一起未公布的擅自人体试药，而辉瑞一直予以抵赖，直到几年后被维基解密曝光的秘密资料所证实。
2010年7月，乌干达的《警惕报》披露，1997-1999年，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在乌干达10个村子组织进行非法药物试验，试验药物是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Boehringer Ingelheim）研制的抗艾滋病药物奈韦拉平。药试中“操作不规范、极度不严谨”，给1000多名受试的乌干达母婴带来伤害，南非商业电台称“仿佛乌干达的人命没美国的值钱一般”。
如前所述，当前药物试验中族裔多样性缺乏，严重影响药物研发进度，这刺激了美国一些机构、企业铤而走险，在第三世界国家组织非法药试。
而林林总总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不规范试药悲剧，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缺医少药，更缺乏足够的医药常识普及。许多国家缺乏对人体试药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即使有，也不是这些组织试药的西方机构和公司的对手。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呼吁，应在《赫尔辛基公约》基础上，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人体试药监管机制，避免类似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