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摘编自《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作者：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编译：刘冉，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2卡塔尔世界杯拉开了帷幕，世界各国球迷都在摩拳擦掌，制订观赛计划。然而却有这么一小撮球迷不怎么受人待见，他们不时传出场内场外暴力斗殴事件，一直让政府和公众伤透脑筋。
阿根廷于11月7日宣布，将本国6000名民众列入不受欢迎名单，这些球迷被禁止进入卡塔尔世界杯场馆，其中包括参与非法社团活动的暴力球迷。其实早在2019年，巴西就和阿根廷签署协议，确认两国将共享关于5000多名有暴力前科的球迷信息，确保他们在美洲杯期间不会进入巴西。
无独有偶，根据10月7日生效的措施，超过1300名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过去因暴力和辱骂行为而受限制的球迷必须将护照交给警方，禁止他们前往卡塔尔观看世界杯。英国内政部表示，未能交出护照且仍执意前往现场观赛的人可能面临6个月的监禁和无限制罚款。
这些措施并非极端，因为足球而造成的社会事件数不胜数。就在10月2日，印尼一场因球迷暴力冲突而导致的135人死亡的事件再次让足球跟暴力挂上了钩。
一场足球比赛，为啥踢着踢着就拳脚相加？足球流氓，又是怎么产生的？
一、挑起争斗，让自己成为英雄？
正是因为能够体会到集体紧张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并将其转化为集体兴奋和团结感，人们才会愿意去现场观看比赛。
大部分发生在运动场上的暴力都与场上的冲突节奏相关。观众暴力有几种形式：观众冲到场内，或是从远处向运动员投掷物品；运动员跟观众打起来，尽管这很罕见；观众在比赛中互相打起来。观众暴力会独立于比赛发生，最极端的形式是足球流氓暴力。
足球流氓暴力通常都是围绕一场足球赛展开，尤其是当球迷前往另外一个城市（最好是另外一个国家）客场观战的时候。
但暴力并不取决于比赛本身；它既可能发生在比赛前一天，也可能发生在球迷聚集之后的任何时刻。比赛只是让他们动员和聚集起来而已。
一场比赛能够提供许多合理的暗示与象征性的共鸣，足球流氓会从中有意识地寻找情绪的触发点并挑起争斗；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却与队伍的表现并无关系。他们会故意且有规律地组织自己能够控制的暴力，并通过一系列组织技巧来保证能够挑起令人满意的打斗。
正如此前提到的，球迷与球员之间是不平等的。球员是精英，球迷会在精神上跟随他们；当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戏剧性冲突时，球迷就能从中获得集体兴奋。当运动员以令人尊重的方式参与赛事时，球迷会兴奋地围观，或是尝试用不令人尊重的方式（攻击弱者）来参与暴力。体育比赛是为了在球迷中产生情绪浸润和集体团结，足球流氓暴力则是为了在不需要运动员的条件下提供暴力所需的浸润与团结。这种暴力与比赛的对抗结构无关；足球流氓自己成为英雄，从而篡夺了运动员的地位。
足球流氓暴力有时会有非正式的基地，例如酒吧（酒吧店主可能是最活跃的足球流氓之一）；某些半合法的机构和票贩子可能会安排旅行和后勤所需；也会有一些领袖人物。某支队伍的球迷核心团体中会有非正式的首领，他们众人皆知，常常西装革履，在足球流氓暴力的酝酿过程中坐镇其中。
二、技巧丰富十分狡猾，尤其针对弱者
布福德（美国记者、作家，著有畅销书《在恶棍之中》（Among the Thugs））曾在80年代参与观察曼联球迷和其他英国足球流氓的行动，他发现每个首领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形成30～50人的小团体，成员大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他们挑起了许多争斗，表现得像是首领的副官一样。
这种首领会在意大利城市中游荡，为几百名追随者指明道路，躲避大批试图控制英国入侵者的意大利警察；他们身旁聚集着十几名年轻人，这些人会将命令传达下去，让众人分散或是重新聚集，直到最终发现合适的受害者——巴士上受到惊吓的意大利球迷（不是能打架的人，而是他们的家人），或是留在空荡荡街头上的一小群意大利年轻人。有时，首领会告诉追随者时机是否合适，甚至会“帮助警察指挥交通，驱散堵塞街道的追随者，谴责摔碎酒瓶或是不守秩序的家伙”。
除了这些首领之外，经验丰富的足球流氓也会掌握不少广泛传播的技巧：当行动尚未开始但正在酝酿时，如何快速地小跑；何时该聚集起来集体行动，何时又该四下分散。如果遇到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就会摇身一变作出平民的姿态，躲过警察的防线。“不要走得太快，所有人都要装出一脸‘不关我事’的模样。”由于这很可能是在骚乱之后立刻发生，警察并不一定会上当，但是由于警察也会倾向于避免激起更多冲突，所以他们也会接受这种戈夫曼式的表演。
根据具体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临时的首领；他们也许是那些积极地传播消息的人——“晚6:00会发生游行，请告诉更多人”；也许是那些面对警察防线最先走下人行道并期待其他人跟随的人（有时会有人跟上来，有时则不会；如果没人跟上，这些潜在的首领就会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退回人群中，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可疑）。首领会帮助指挥人群，反过来人群的情绪也会赋予首领以力量，无论时间长短。
策略与技巧不仅被用来对付警察，也被用来对付敌人。人们得知曼联的对手西汉姆联队会乘火车抵达，因此便酝酿了一次行动，恰到好处地堵在了火车站入口，在西汉姆联队下车之际袭击了他们。在这起事件中，曼联球迷采取了曲线迂回的方法：警察和警犬都在车站里面，准备逮捕以团伙形式出现的足球流氓；西汉姆联队当时才下车，他们跟随警察满意地穿过气势汹汹的本地球迷。这被曼联一方当成可耻的挫败，认为警察允许敌人“占领了城市”。
有时其中一方会发动成功的迂回作战：一名首领与其少数追随者带领着曼联球迷在伦敦街道上游荡，切尔西队球迷紧随其后，但曼联球迷却绕到后方攻击了切尔西球迷。有时敌对双方的首领会通过手机来安排群架：双方会找到一个警察视线之外的地方。足球流氓暴力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是有所预谋的：不仅在意料之中，而且事先经过计划，尽管过程中可能有若干即兴发挥之处。
这一系列复杂的战术中还包括了解怎样的行为能逃脱惩罚。坐火车或巴士前往客场观战的球迷会损毁车辆。警察通常只想驱散他们，因此不太干涉这种损毁公物和粗鲁的行为。球迷们也知道成群结队地出现有好处，他们会借此欺压检票员和食物摊点小商贩。曼联球迷用“吃霸王餐”来形容坐车和吃饭不给钱的行为；有些经验丰富的球迷则自称“跨城霸王餐专家”。数百名球迷可能会洗劫火车站的食物摊，往口袋里装满食物和饮料；在工作人员看来，他们利用了这一场景的混乱——将食物丢向空中，高喊着“食物大战，食物大战！”然后分头四散，消失在人群中。他们之所以不愿付钱，不是因为付不起，而是因为吃霸王餐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在伦敦发生的一起事件中，曼彻斯特球迷离开了他们的聚集地：
酒吧被清空了，啤酒瓶碎了一地，原本在酒吧里的人都涌上了狭窄的小路；人数不少，且人人都慌慌张张，不想被落在后面。人们冲上了尤斯顿路，四散开来，堵塞住了两个方向的交通；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高涨的能量。
他们躲开了尤斯顿路的地铁口（那里警察太多），向下一个地铁站尤斯顿广场前进，而后一拥而入；他们一路上都在破坏公告、海报和标语牌，旋转门和路障也没能挡住他们。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呼喊口号，群体的能量水涨船高。没人买地铁票，也没人拦下他们。
他们一旦控制了公共空间，就会变得粗鲁而令人厌恶。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挑战，目的在于震慑旁观者；他们的行为包括酗酒，随地小便，大嚷大叫等。比赛之前拎着酒瓶晃悠一整天也许并不是为了喝醉，醉酒是为了在暴力爆发之前维持一种粗鲁的姿态。
足球流氓们实际作出的暴力行为大部分都是攻击弱者。足球流氓组成的群体之所以会在街头迂回逡巡，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时机。当人数众多的敌对群体迎面撞上（主要发生在比赛中英国球迷互相侵入对方领地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是会象征性地吓唬吓唬对方，或是隔着一段距离扔几个酒瓶，而不会陷入大规模的混战。
在现实中，打斗只是足球流氓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当他们在街上迂回逡巡等待时机或是事后讨论时，打斗都是注意力的中心。足球流氓的主要仪式就是聚集在酒吧里，他们会在那里建立起团结感，并在打斗结束后完善故事。
三、迂回而复杂，却与比赛本身无关？
足球流氓的历史，就是塑造集体兴奋与欢腾的技术的发展史，而且这种兴奋可以与比赛本身无关。足球比赛中的暴力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甚至更早。也许正是英国体育场一个偶然形成的特点，导致其对球迷暴力格外具有吸引力。
在传统足球暴力的时代，观众（特别是那些粗鲁的球迷）会挤在体育场的上层看台上。早期看台都是土坡，后来变成混凝土制的长椅。然而没人会老老实实坐着，这既因为传统观看方式是站着，也因为随着足球流氓的发展，警察会尽可能地将更多球迷塞进看台，并用铁链和其他障碍物将他们堵在里面。这一策略是为了把足球流氓（特别是客队球迷）与其他观众隔离开来，并在特定时刻允许他们出入场地，好让他们无法与当地球迷发生冲突。
并非所有高层看台上的球迷都是足球流氓。足球流氓是少数特别活跃的球迷，他们很可能人数并不多，特别是当他们前往客场（尤其是欧洲大陆客场）的时候。但是，正是高层看台的体验催生了群体团结感；与其他体育比赛的观看体验相比，这种体验不同寻常，并在60年代发展成为场外一系列迂回而复杂的足球流氓技术。
英国体育场早期的特点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群体情绪，后来，这种情绪脱离了球场与比赛。60年代发生了过渡的一步：警察开始将敌对的球迷隔离在不同的高层看台，希望能减少他们在场内的暴力冲突。结果这些措施却在无意间以多种方式增加了暴力。
第一，由于最疯狂的球迷被锁在了同一个高层看台里面，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团结感。第二，这种结构创造了一种目标，使得球迷们能在比赛前或比赛中占领敌对球迷的地盘。如果说场上球员是“A队”，球迷们就成了辅助性的“B队”；球迷们也有自己攻击的目标，不是进球，而是用众人的身体来侵入对方的地盘，或是向其中投掷物品。第三，在更严格的规矩之下，太激动的球迷会被逐出场外。警察与球迷之间不断升级的战术，转变成了组织性更强的足球流氓暴力团伙。
在足球流氓的复杂技术中，还有一种发展自交通方式。20世纪初的早期足球暴力，大都涉及一起前去观看比赛的球迷，他们会集体租车，自称“刹车俱乐部”。球迷打架的主要地点一开始是火车站。从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球迷的技术发展很快：轮滑；旨在躲避警察的旅行安排；事先散布传单宣布在特定比赛中会发生打斗等。随着警察注意到他们，并开始在相应的时间和地点派出人手，足球流氓们也开始愈来愈倾向于深入敌方地盘制造麻烦。此时，“地盘”的概念已经有所扩展，不再仅仅是入侵球场的另一端，而是要占据敌人老巢，入侵整座城镇，并四处追赶对手，将他们逼入不利境地。
英国足球流氓是一种社会技术，是为了将球场中产生的兴奋与比赛本身剥离开来。这种技术传播到了欧洲大陆（主要是荷兰与德国）和其他地方。比利时的硬派足球流氓在80年代刻意引进了英国足球流氓的技术，他们甚至专门前往英国去观察和学习英国足球流氓最复杂的行为模式，并借用了英国的歌曲和口号。
这些技术有两个目的：首先，现代运动制造了一种集体团结感和戏剧性的紧张与放松体验，而通过这些技术，球迷们能够将这些体验与比赛相剥离，让它们成为按需生产的情绪。其次，它们将球迷的地位抬高到与球员相同，甚至高于球员——足球队可能会输掉比赛或者表现不佳，但足球流氓团体却能“深入敌方老巢”攻击对方，创造出比球赛更夸张的叙事，并取而代之成为注意力的中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编译：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