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此计划，福岛县和宫城县的多个民间组织向东京电力公司和经济产业省提交了一份18万人的联合署名，反对福岛核污水排海。
2021年4月13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图源：杜潇逸|新华社
其实，早在核事故发生的第二个月，东京电力公司就称来不及准备临时水罐，将放射性污水直接排入海中。此后，由于储水箱泄漏、忘记关掉闸门等离奇原因，陆续又有近百吨放射性污水被排入海中。
放射性污水被随意排放，究竟会造成哪些世界性灾难？除了放射性污水，被污染的土壤、树木、废弃的防护服等也在十多年间越积越多，该如何解决？受到核辐射威胁的现场除污工人，被癌症折磨的“老年敢死队”，又是否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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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方案都不太行
在核事故发生后不久，2011年4月，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内低放射性污水直接排入海中。东电的解释是，由于来不及设置储备高放射性污水的临时水罐，只能先把废弃物处理设施内存储的1.15万吨“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为高放射性积水腾出存放空间。然而这些所谓“低放射性”污水的放射性依然超过法定标准的100倍！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招致世界多国和日本本国渔业从业者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GeomarHelmholtz-Zentrum在2012年对福岛核污染在海洋中的扩散情形建模，结果显示：57天内，辐射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只需3年，美国和加拿大就会遭到污染。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东京电力公司不得不停止向海中排放“低放射性”污水这一饱受争议的行动，并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附近的高辐射性污水实施转移工作。最后只能是建造巨大的钢铁储水罐。
现在，核废水被存储在地面上1000多个灰色、蓝色、白色的罐体中。截至2020年9月，东电在厂区建立了1044个储水罐，储存的污水量高达123万立方米。但储水罐的建设已经在2020年底结束，总储水能力最高只能达到137万立方米。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的存放处。图源：今日日本网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称，在2019年8月召开的政府小委员会会议上，东京电力公司曾预测，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最多还能再存三年，该公司存放污水的容器将于2022年被装满。装满后怎么办？
东电曾提出五种处理方案：增加储水罐及容量、在其他地方设置储水罐、固化后进入地下、处理后排入大海、以水蒸气形式排入大气。后来，解决方案集中到两个：排入大海和排入大气。
福岛厂区的储存能力已近极限，再增加储水罐难度太大。若继续修建大型储水罐，需要占用福岛第一核电站外的土地——这就不光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环境省、原子能委员会、东京电力公司“四方拉锯”能够解决的事情，就连日本地方都有话语权“参一脚”，阻止储水罐对“私有土地”的占用。此方案涉及多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
至于埋入地下，且不论成本如何，也很难保证不泄漏。一个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专家组表示，这些储水罐会给当地带来洪水和辐射风险，并阻碍福岛核电站的“退役”工作。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官员计划从2021年开始移除熔化的燃料，并希望腾空目前被占用的部分储水罐，为熔化的燃料碎片和其他污染物建造存储设施。
于是只剩下向大海或大气排放的方案，但无论哪一种，都在挑动着公众的神经。
排入大海的构想是，将污水经过两次处理，除了氚（氢的放射性同位素）以外，其他放射性元素的浓度可降低到符合标准；随后与大量未污染的水混合稀释，将氚浓度降到每升1500贝可勒尔。但稀释的同时要排放的水量也大大增加，估计总重将达近7亿吨，排放的时间也拉长至大约30年。
东电不太喜欢“核污水”这个词，他们把经过ALPS净化的水称为“处理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责这个说法会给不明就里的公众造成污水很干净、只剩下氚的错误印象。实则不然，“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核问题专家肖恩·伯尼表示，“即使经过处理，污水中也不可能只含有氚，还会有碘-129、锶-90、钌-106等放射性元素，其中一些是最严重的放射性元素，浓度过高的话可能危及生命。”
福岛第一核电站及其污水存储罐全景图。图片来源：新华社／路透
当时，外界谴责东电发现残留但却未积极进行说明的姿态，而沉淀物如何处理依然不透明。据称，东电公司只是表示，今后若其他普通储罐也相继发现沉积物，或需要进行追加调查及在排放入海等前进行大规模再净化处理。
向大气排放的方案也大同小异，只是将处理后的水加热蒸发，使水蒸气中的氚含量不超过每立方米5贝可勒尔，然后排出，随风飘散。
显然，排入大气并不如排入大海方便，而且有一种让人直接呼吸放射性空气的恐惧感。因此，东电主推的是排入大海方案。在2020年之前，东电不断放出要将污水排入海洋的风，不停地试探公众的接受程度，虽然每年反对声都很大，但次数一多，人们似乎也见怪不怪了。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更田丰志在2018年8月就曾发表声明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2019年9月10日，日本原环境大臣原田义昭在卸任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采访，表示自己认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水”除了释放进海洋之外，印象中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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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却危险”
辐射污水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什么影响?
2020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发文称，福岛核污水中含有多种放射性成分，其中的氚，难以被清除，含量非常高。另外一种同位素碳-14，很容易被海洋生物吸收，碳-14在鱼体内的生理浓度可达到氚的五万倍。这些放射性物质对人类同样具有潜在的毒性。而且，碳-14的半衰期长达5370年。
《科学》杂志同时指出，核污水一旦排放入海，将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放射性物质还会扩散到整个太平洋海域甚至全球海洋环境中。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也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在2020年10月23日发表的报告指出，污水一旦排放入海洋就将损害人类的DNA。
核事故发生16个月后，从福岛核事故泄漏到海洋中的污水所造成的污染的模型。从蓝色到黄色，辐射值从低到高。
日本《读卖新闻》的民调显示，50%的日本国民不同意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方案，当地环保人士和渔业界代表更是极力反对。2020年10月20日，日本民间组织“原子能市民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声明指出，现在储存罐保存的核污水中，含有氚以外的多种放射性物质。尽管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将进行“二次处理”，但“二次处理”的结果如何，仍然会残留哪些放射性物质及对人体的危害性都不得而知。声明表示，核污水问题从2011年事故发生后就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担忧，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却一直没能拿出有效对策，导致问题不断拖延。
福岛渔民向日本共同社表示：“我们非常担心，一旦污水被排入海洋，如果有任何鱼类达不到安全标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日本全国渔业协会会长岸宏在东京与多位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会面并提交请愿书，表示渔业从业者一致反对核污水入海，“如果排放到海洋里的话，渔业从业者迄今为止十年的努力将化为泡影”。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日本政府的计划，表示政府应该多倾听民间企业的声音。由日本共产党福岛县委员会等机构组成的福岛复兴共同中心向经济产业大臣提交请愿书，坚决反对将核污水排入海洋，强调应继续在陆地上保存核污水。
日本媒体指出，东京电力公司称没有土地修建新的储水罐，但闲置的土地可以用来新建存储设施。“原子能市民委员会”认为，“大型储存罐在陆地上保管”或“用灰浆凝固处理”是现有技术下解决核污水问题的最佳方式，可以确保核污水在陆地上妥善保管。
核物理专家小出裕章在2011年核事故发生后不久也曾提议，将核辐射污水储存到日本可以储存10万吨石油的运油船上。“如果我在政府任职而且有决策力的话，我一定会立即这么做。”只可惜日本政府十年来一直听之任之，喃喃念着“拖”字诀，核污水量从一开始的十吨拖到现在的上百吨，越来越难处理。
无论日本政府和东电多么信誓旦旦地保证污水会符合排放标准，我们仍然有理由担心：就算真符合标准了，那标准也是人定的，关于辐射物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人类其实仍然一知半解，只要是对人体无害就将污水一股脑儿倒入占全球面积70%的水体中去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自私的做法。
此外，在核事故的后期处理上，东电已经有过不按规章办事、出错了不上报或谎报的多次前科。
2013年被暴露出来的污水泄漏事故就有四次，其中8月的事故被定为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的第三级严重事件。同年9月19日，为了东京申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亲自视察福岛核电站并且做出指示，称要专心处理污水问题，政府并不打算收回“福岛核危机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在视察中他要求东电在2014年3月底之前解决污水问题。但就在当年的10月9日，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10吨污水再次泄漏。2014年有一个储水箱泄漏了近100吨迄今为止辐射浓度最高的污水，原因竟然是“工作人员忘记关掉闸门”。2015年，东京电力公司还曾向日本全国渔业协会做出“不轻易向海洋排放”的书面保证，现在又要“理直气壮”地出尔反尔。
“日本如果一方面标榜自己为环保大国，一方面又想将核污水排放至大海，是不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应该优先考虑全球环保问题，而非仅着眼于本国利益。”
一直以来，位于日本海另一侧的韩国对于日本如何处理核污水问题保持高度关注。
针对福岛核污水入海的计划，《韩国时报》以“便宜却危险”为题，批评日本政府这一计划，指出这是一场“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环境的灾难”。报道指出，福岛核污水中的氚元素会导致细胞的损坏和变形，如果长期积累在人体内，最终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在洋流作用下，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将扩散到整个太平洋乃至全球海洋环境中，影响到全球鱼类迁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因此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海洋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国际问题。
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公开呼吁日本政府不要忽视核废料处理领域的人权义务，希望日本等待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结束，展开适当的国际磋商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专家表示，核废料如何处理“将对人类和地球产生持续几代人的深远影响”，关乎“日本当地渔民的生计，以及日本之外其他民族民众的人权”。
然而到了2020年10月，日本政府打算拍板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存储的123万吨核污水排入海中，又一次引起国内外哗然。“福岛核灾难”重新登上国际新闻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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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何去何从
需要被关注的，不仅仅是核污水排海问题。
核事故发生后，现场及周边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必须清理的辐射污染物：堆芯熔毁后形成的核燃料残渣以及储存中的废弃核燃料棒；核电站爆炸直接产生的大量核污染的瓦砾和各种建筑废料；为了避免堆芯熔毁后核燃料残渣继续升温，必须用水进行冷却，导致数以百万吨计的核废水产生；核电站方圆十几千米范围内被污染的大量土壤和树枝等杂物；大批核污染清理人员每天废弃的大量防护装备，包括受到核污染的防护服、鞋子；等等。
日本经济产业省声称，完全将现场清理干净需要半个世纪！到那时大多数危险的放射性物质已衰变。但是，由于日本没有永久的核废料存储场所，所以致命的核燃料碎片将要储存在何处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从89公顷植被中砍伐下来的树枝和树干。
核电站周围曾经栽满树木，其中一部分树林甚至被指定为鸟类保护区。由于核爆炸的辐射污染，工人需要砍掉约89公顷的树木植被。核电站附近还有一条出名的赏樱大道，无数的樱花树也只能被砍伐。
*3519箱放射性污泥。
净化核废水的过程中所残留的放射性污泥留在了过滤器中，并被存储在3519个大小不同的容器里。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它无法估算放射性污泥的总量，但公司正在根据放射性污泥的处理方案进行试验，其中包括将放射性污泥掺入水泥或铁中，然后再决定之后的存储问题。
上图：工作人员在清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树木。
下图：用来装载瓦砾的“集装箱”。图源：Ko Sasaki|《纽约时报》
*20万立方米的放射性瓦砾。
堆芯熔毁事故期间发生的爆炸让现场充满了瓦砾。工人和机器人正在慢慢地试图清理废墟中混杂的混凝土碎石、管道、软管和金属。
东京电力公司估计，到2017年为止，共清理了超过20.04万立方米的瓦砾（均含有放射性），这些瓦砾被存储在定制的钢箱中，总量相当于3000多个12.2米宽的标准规格海运集装箱。
还有因为地震产生的其他瓦砾。现行的“广域处理”办法是将瓦砾送到灾区以外的地区进行处理和存放，忧心辐射污染问题的民众对此高度关注。然而，环境省却以闭门会议的方式召开相关的研讨会，不但不让民众旁听，连会议记录也不公开。2011年起的两年内，单单震灾瓦砾处理这一项的预算就高达一万亿日元。
*废弃的防护服。
每一天，约6000名清理工人在现场穿戴上新的防护装备。在每个班次结束后，这些防护工作服、口罩、橡胶手套和鞋套会被扔掉。被废弃的防护装备被压缩和存储在1000个钢制箱子里，堆放在核电站附近，截至2017年，已经达到6.47万立方米。
由于数量巨大，日本政府决定让各个都道府县帮忙，把这些放射性垃圾分配到全国各地去，然后由各地焚烧处理。为了让各地有判断依据，政府临时出台了一项标准：焚烧后的灰烬，每千克含放射性物质不超过8000贝可勒尔就算合格。但是政府并没有公布焚烧时的标准，而焚烧是直接接触空气的，这不啻是一个全国性的人为污染计划。
左图：核事故后工作人员清理瓦砾等杂物。
右图：一名员工正在穿工作保护服。
*400万立方米的核污染土壤。
核事故后，大量的放射性物质（碘-131、铯-134、铯-137等）外泄到大气中，随风飘散，遇到山岭和降雨，落到地表，土壤很容易吸附这些放射性物质，因此受到辐射污染。所以除污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受到辐射污染的土壤集中起来。用什么盛放？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神物，而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塑料袋。
这些装满含有放射性的土砂等废弃物的塑料袋，被汇集起来，存放地点由各市、町、村决定。协调过程并不顺利，迫不得已最终只能放在“临时”的贮存场，如学校、公园、居民家的庭院中“暂时”保管。
从2015年开始，受到核污染的土壤再次被搬运到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的大熊町和双叶町的贮存场，到2019年3月已存了约235万立方米。计划30年后再送往福岛县外贮存，但要送到何处至今未定。在福岛的马路上会看到很多绿色的卡车（正式名称是“中间贮藏输送车辆”），车上装满这种大塑料袋，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是“国家机密”。
一袋袋核污染土壤被存储在堆积场，触目惊心。
2019年10月，台风“海贝思”给日本带来的大雨引发了洪水，导致福岛县田村市都路町岩井泽核污染物临时放置场受灾，装有去污工作中产生的放射性物质等废弃物的2668个集装袋，最大的每袋重1.3吨左右，被冲入当地的河流古道川，古道川又与高濑川合流，在浪江町流入太平洋。
按日本政府的说法，政府征收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放射线量值高的民有和公有土地作为辐射污染土的“中间贮藏地”，直到铯-137的半衰期（约30年）过后，再进行最终处理。
听起来不可思议——因数量庞大，人类无法处理的问题，就留给时间来解决吧。那30年后怎么进行最终处理呢？哪里是“最终贮藏地”？
临时存储核污染土壤的中转场大门口的辐射水平。
在此情况下，负责此项工作的环境省“另辟蹊径”，在2016年6月确定了将放射性元素铯活度在1千克5000至8000贝可勒尔或以下的核污染土壤用于全国道路及防波堤等公共设施工程中。
然而，因为各地居民的抗议及作为“试验场”的福岛县南相马市民众的强烈反对，方案实施受阻。2017年3月27日，环境省又确定了新的核污染土壤处理方案，计划将污染土壤用于填埋因工程取土等形成的洼地并建造绿地公园。与2016年的方案引起日本民众强烈反对一样，此次出台的方案再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各地民众纷纷抗议，抵制将核污染土壤扩散到自己居住的区域。
日本民众对于环境省前后两次方案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核电站拆除后产生的废弃物的再利用，放射性元素铯的浓度不得高于每千克100贝可勒尔，但无论是环境省2016年设定的用于建设防波堤和道路路基的核污染土壤放射量不得高于8000贝可勒尔，还是2017年下调后的7000贝可勒尔的标准，都远高于法律规定；
其次，使用核污染土壤建设的绿地、防波堤、道路路基可能遭受洪水、海啸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造成核污染扩散的危险；
再者，用于建设绿地、防波堤、道路路基的核污染土壤的核放射值在大自然中衰退至法律规定的安全值最少需要170年，而在这一过程中核污染将通过地下水或植物吸收、蒸发循环到河流、空气中，对环境造成污染；
最后，因为核污染土壤将被用于日本各地的绿地、防波堤、道路路基建设，这意味着核污染将被扩散至日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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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除污工人与“老年敢死队”？
除污工作应该是由中央政府或市町村政府负责，但实际上都委托给大型建筑公司与土木工程业者代办。当地业者市町村层面的同业联合会，希望能借承包除污工作来带动当地的重建，但由于大部分的承包商是福岛县以外的大企业而处境艰难。只有再次承包的时候才会轮到当地的中小企业和工人，而且真正在现场作业的大多则是从全国各地招募而来的工人。
这种多层转包现象并非除污工作特有，而是日本土木建筑业广泛存在的传统结构。作业人员中有许多是以小时或日来计算工资的非正式工人，由城区人才派遣公司派到福岛的工人中，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2017年2月22日，在距离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较近的大熊町，路边的标牌显示此处为“返乡困难区域”，实际上已成“无人区”。图源：华义|新华社记者
因为核电发展而获利至今的日本企业，在层层外包的处理过程中再度获利。
大部分除污工人毫无经验，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摸索。除污工人的基本工作包括冲洗以及铲除被污染的表土。一开始他们以高压冲洗机冲刷掉放射性物质，污水混杂着放射性物质都流进了河川，最后入海。市民批判此举将使得放射性物质更加扩散，后来政府才更改了作业流程，下令必须回收冲刷后的污水。
现场清理工作由2013年最初的每天3000人，增至高峰期时的每天8000人。由于劳务外包，在除污工作人手不足、政府监管缺失的状况下，一些日本企业近年开始打起外籍劳工、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歪主意，一些人甚至被骗到福岛从事大多数日本人不愿意做的“除污”作业。
比如运送污染土壤卡车的司机，他们把自己在福岛的工作称为“出差”。每天工作八小时，中间没有午餐休息时间，因为没有地方停车，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午餐吃饭。为什么同意去福岛“出差”呢？
回答是：“虽然开在路上不时会看到辐射剂量值指示牌，身上也佩戴着辐射计数器，但辐射又看不到，卡车开到现在身体也好端端的没有什么异常，所以也不会在意辐射。”
截至2016年，官方数据显示约有77000人曾做过除核污的工作，当中既有重建家园心切的居民、求职选择寥寥的当地年轻人，还有更多的弱势社群、露宿者，为了力保饭碗，面对剥削，他们有苦难言。
2018年7月，日本法务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家建筑企业雇用外籍劳工参与福岛除污作业，其中一家企业随意克扣政府发放的每人每天6600日元（约合410元人民币）的特别补贴，工人拿到手的仅2000日元（124元人民币）。除核污工人的账面日薪约为17000日元（包括7000日元薪金及10000日元危险工作津贴，折合人民币约1087元），却绝不等于他们的薪酬优厚。无偿加班及周末工作、拖欠津贴、擅自扣除食宿费等个案时有所闻（有个案仅得约人民币70至327元日薪）。有外包商更涉嫌伪造健康证明强迫工人签署，以及伪造雇员身份，让政府无从履行监管责任。
工人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身上亦会积累辐射污染剂量，患癌的风险增大，不少有经验的除污工人患病后只能辞职。受雇于转包企业的工人很多都没有加入工会，也没有医疗保险。工人一旦受伤或生病，雇主总以不要给上游承包公司添麻烦为由，不让工人申请工伤补偿，致使隐瞒工伤的现象泛滥。
2020年8月29日高分二号卫星拍摄的福岛核电站及周围。卫星影像中可见，周围仍有大片空地可用，污水罐也有些生锈。卫星资料来源：高分二号
如果说所谓的“辐射外围”除污人员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处于“内围”的核电站除污人员更是被置于危险境地。
目前，每天平均有4000名工人在核污染现场工作。从事故发生到2014年3月为止，有174个工人的累积受辐射剂量超过100毫希沃特，其中最大值为东电员工，受辐射剂量高达678毫希沃特，协作公司的作业人员的最高值为238毫希沃特。这当中还不乏窜改数据的事例。
在核电事故发生时，坚持留在现场善后的员工不乏为大我牺牲小我之人。如果不是直接接受致死量的核辐射，正常来说，一般的重辐射潜伏期有二三十年。这就是福岛“老年敢死队”的由来。
东京电力公司请年老退休的志愿者来充当死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珍贵，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经验，也不是因为他们更熟练，而是因为即使他们受大剂量辐射，他们或许也能够安享晚年，等不到癌症被诱发出来就自然去世。
2011年7月，一支由四百余名退休核电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老年敢死队”宣告成立。在日本参议院会馆，72岁的山田恭晖队长宣布，将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截核泄漏。“我们都已经是老人，不再担忧核辐射问题，我们将尽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为扑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做最后的贡献。”在多次进入危险中心执行任务之后，山田恭晖队长并没有熬过所谓20年的潜伏期，3年不到就在2014年因过量的辐射而致癌去世。
电影《福岛50勇士》的原型就是当核电站事故发生时，坚守岗位的69位员工，他们必须面对黑暗、辐射、海啸和地震的恐惧，在核电站内继续工作，不断为反应堆注入海水冷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每一名留守的工作人员都要受到100—250毫希沃特的辐射，大约是美国核电站规定工作人员所受到最大辐射的5倍。其中，表现英勇的吉田厂长因为暴露于高浓度辐射环境时间过长，身上很快起了癌变，2013年7月9日死于食道癌，终年58岁。
2013年时，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好不容易采访到一位在事故发生时留守核电站的员工。这个不愿面对镜头的年轻人在第一次氢爆后被要求进站抢修，他说：“叫我们进去的负责人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感觉就像是要去完成一个亡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