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杨雯，编辑：谌彦辉，题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27岁的妮可感到浑身疲惫无力，她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一直牵挂她的病情。2月的一天，妮可一边打电话回应荷兰养父的关切，一边又计算着时差，在微信上编辑一段文字，向远在中国的亲生父母分享近况。
妮可出生在浙江义乌，不到一岁的时候，她被一对荷兰夫妇收养。直到3年前，她才和中国的生父母取得联系，并得知，她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她像是我的镜子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 妮可回忆起和生母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母女俩的样貌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正如生父认出她的照片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无需DNA鉴定就能相认。
在上海机场，妮可与父母、姐弟相见的那一刻，许多复杂的情绪萦绕在心间，她与家人都大哭了起来。之后，妮可返回荷兰，她和国内的亲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周至少发三次消息，也常常视频。
“我很爱他们，这是我们的缘分。尽管我现在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我会努力学会。”妮可说，她现在借助翻译软件和国内的亲人交流，和兄弟姐妹们相处愉快。
在海外，并不是每一个被收养的中国孩子都和妮可一样，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中国涉外收养从2000年左右开始，截至2016年，已有近15万孤残儿童在海外找到了家。目前，这一批被海外收养的中国孩子渐渐长大，他们开始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一些孩子来到中国，寻找亲生父母和人生答案。
隔着手机屏幕，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妮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1. 异国成长的困境
妮可很少问起当年她被遗弃的原因。在她出生之前，她的父母已经生下了两个女儿，因为无力抚养，父母决定将她和二女儿送走，几经辗转，妮可最终被义乌孤儿院收养。
9个月大的时候，妮可的照片被传真到了一对荷兰夫妻家里，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的父母说，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很爱我。”妮可说，当年传真过去的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分辨率不高。
后来，妮可的养父母花了大约五年时间办完所有的收养手续，他们来到中国，在杭州香格里拉酒店与她见面，将她拥入怀中。
养父母带她回荷兰后，便没有再领养其他孩子。妮可的养父母痴迷中国文化，在房间里采用了一些中式的装修风格，妮可童年时，养父母还试图让她一起看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纪录片。
妮可却极不情愿，甚至抗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不愿意学习有关中国的文化，不愿承认自己的出身。
当她第一天上学时，黄皮肤黑眼睛的她，怎么看都和当地人不同，妮可发现自己是班上唯一的亚洲面孔。同学们总是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她，用粗鲁的语言嘲弄她，当她向老师求助时，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对我说的话，‘别理它，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妮可回忆道，“但作为一个8岁的孩子，被人以外表为由欺凌是非常痛苦的，老师作为一个白人女性却根本无法理解我，这让我感到自己被抛弃。”
妮可的养父母试图安慰她，但正如妮可所说，父母也不能真正理解她内心的孤独和绝望。妮可很难交到朋友，她所遭遇的歧视一直持续到高中。
这让她越发抗拒自己来自中国的事实，“我担心如果我深入了解我的中国‘根’，荷兰的人们会更加讨厌我。”妮可拒绝了父母让她学习中国文化的建议，她一度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多多显示自己和亚洲人“不一样”，就能更容易被身边的同龄人接纳。“我假装自己是彻头彻尾的荷兰人，想融入荷兰的世界。”
其实，妮可与大多数的跨种族被领养者一样，都曾遭遇成长过程中最艰难的事，因为肤色不同，因为种族不同，他们要面临比同龄孩子更多的歧视。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13岁的被收养中国女孩艾米丽，因不堪同学长期的攻击和谩骂而开枪自杀。
2.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国际寻亲组织ICSA（International Child Search Alliance，中译“识途寻亲”）的志愿者许元霏与许多收养中国儿童的海外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些孩子内心有许多比较隐秘的东西，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会与心理医生交谈，还有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会向牧师寻求疏导和帮助。”
外貌差异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他们有时也会对自己的身世好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对于被领养的孩子，国外的养父母一般不会隐瞒孩子身世，而是很大方地告诉他们：你来自中国。
身在美国的ICSA华人志愿者郑碧说，“美国父母除了领养中国孩子，还会领养来自俄罗斯、东欧等地的孤儿。对这些和他们长得相似的孩子，父母也会在孩子懂事后告诉他们是被收养的，有的还会拿出当初领养过程的录像给他们看。”
但在国内，养父母通常不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告诉他们并非亲生，有的会等到长大一点，有的则可能保密终生，还有一些孩子会在亲生父母找上门来后，才知晓真相。
郑碧深刻理解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她自己就是被国内父母收养的孩子。郑碧来自福建，“我长大以后，养父母不愿意我去找亲生父母，我想去找，却又怕他们生气。我的朋友说我，你的亲生父母虽然给了你生命，但他们抛弃了你，你的养父母养你长大这么辛苦，你去找亲生父母是对养父母的不孝顺。”她对此很纠结。
后来，郑碧移居美国，结识了许多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她发现，西方家庭关于亲情、血缘的教育和她所经历的有很大差异，不仅很少有养父母避讳寻亲，他们还会鼓励孩子学习祖国的文化和语言，鼓励他们寻根。
“这些小孩对自己的身份一有疑惑，父母马上就说我们帮你去找亲生父母，看你是哪里来的。”郑碧说。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许多活跃的海外寻亲组织。它们大多由寻亲家庭的父母自发形成，有的是基于地域自发形成，比如江西的“南昌项目”，重庆的“爱的根源重庆”。
ICSA最早由荷兰、美国等地收养中国儿童的父母发起，现在无偿为寻找中国父母的华人发布信息。ICSA的微博和Facebook主页上张贴着许多按照中国省份分类的海报，每张海报上有来自该地区寻亲人小时候和现在的照片、生日、被遗弃的时间和地点，并附有联络的微信号。
郑碧和许元霏都提到被原生家庭遗弃的创伤，“有孩子和我说过，‘我梦见我是中国的公主’。”许元霏说，“很多孩子小时候会和养父母说这种天真的话，会抱有一种美丽的幻想。”事实上，绝大多数被收养孩子都来自生活艰辛的底层家庭，遗弃的真正原因大多与重男轻女、残疾患病有关。
“很多父母会告诉孩子你在中国也曾经有很温暖的家庭，你的亲生父母很爱你，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才把你送走的。”郑碧说，但很多孩子会意识到，也许他们是被父母主动遗弃的，事实并不是养父母说的“不得已的苦衷”。
一些孩子不愿面对被抛弃的残酷现实，却又依然追寻“我是谁”，他们有了一个新目标——寻找自己的兄弟姐妹，因为兄弟姐妹是既有血缘关系，也不曾伤害过他们的人。
“很多孩子更想找的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第二，兄弟姐妹第一。” 郑碧讲述了重庆三姐妹的故事，三个女孩被不同的海外家庭收养，她们在国外数据库录入的DNA比对有极高的关联性，她们不约而同地想要寻亲，尽管如今还没有找到亲生父母，但三个女孩成了更亲密的姐妹。
2021年，妮可发起了一个面向荷兰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的组织，她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我想帮助收养中国孩子的父母，告诉他们面对孩子的孤独无助时，你能说什么、做什么。希望其他孩子不要像我小时候一样，感到孤独或被误解。”
妮可开始深入探索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她喜欢同时作为中国人和荷兰人，“我拥抱我的两个身份。”
在最后一封邮件往来中，妮可说，她的病情正在好转，“我觉得隧道的尽头有光，我们彼此都承受了一个巨大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希望所有想要团聚的家庭都能团聚，活着的人可以越过世界，让爱走得更远。”
* 文中许元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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