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ID：vistaedulab），作者：詹涓，编辑：张恒，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住在马绍尔群岛的罗尔森·普莱斯还在Facebook上寻觅女儿的照片。他不知道女儿的名字，从未见过她。
普莱斯是一位人口贩卖集团的受害者。该集团常年在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和美国的三个州活动。
在这起犯罪中，马绍尔群岛的当地妇女负责物色贫困又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孕妇，将她们引诱到美国，以1万美元和在美国获得新生活的承诺来说服她们放弃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之后会被美国夫妇收养——用法庭判决词的说法，是“购买”孩子。他们愿意向中间商支付四万美元来买一个婴儿。
普莱斯的妻子在美国生育了这个女孩后，已经彻底消失。美国检方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养父母事前知道这类行为属于非法，无意取消任何收养关系，因此被出售的孩子们再也无法与亲生父母团聚。
2020年11月的一天，警方在收到有关犯罪活动的情报后，进入了英国东南部的一家妓院。在里面，他们发现了8名戴着口罩的罗马尼亚妇女。墙上贴上了新冠卫生指引，门口放着一瓶工业用洗手液。这里看起来不像有什么犯罪痕迹。
但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妓院和里面的妇女都在一个犯罪团伙的控制之下，该团伙还经营着至少三家剥削罗马尼亚妇女的场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罗马尼亚人口贩卖受害者告诉《卫报》，她是如何被拐入这家妓院的。她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这位“男朋友”说可以给她介绍国外的工作。
“首先，我被介绍去了另一个欧洲国家，一切都很好，我有一份真正的工作，然后他说去英国会更好，”该受害者说，“我的目标是在英国做一份同样体面的工作，赚钱养活我的家人，但当我来到这里时，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那个把我带到这里的男人强迫我留下来做性工作。”
奥克萨娜从乌克兰来到美国时，一名自称是护士的人起先承诺让她从事老人护理工作。但当她来到费城见新老板时，情况却与她预想的不一样。
“把护照交上来，婊子。”她向美国PBS电视台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是老板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她的工作也完全出乎意料。她被安排做夜班清洁工，每个晚上负责清理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卖场。
她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人口贩卖组织，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说法，该组织将年轻的乌克兰人偷渡到美国，强迫他们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她的老板还会殴打和性侵犯她和其他女性。
这些事件里，受害者均在被暴力威胁、情感勒索或欺骗的情况下，出卖婴儿、性或劳动力。近年来，以性剥削或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政治议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人口贩卖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犯罪行业之一，影响数以万计的全球人口，每年产生的非法利润估计为1500亿美元。
但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数据，全世界报告的定罪人数仅为9000多人，这与这个地下产业的规模是完全不相称的，为什么人口贩卖如此难以制止？
1. 人贩子全方位的控制
很多人最初对人口贩卖的概念是绑架：人们在地下室里被捆住、塞住嘴，坏人把女人拖到小巷里。
但现在，犯罪者可能是受害者的家人、朋友、恋人或者网友。而受害者可能从事完全合法的工作，比如像来自乌克兰的奥克萨娜那样，从事酒店和超市保洁、门卫、建筑或者农场工作。公众和执法部门往往无从追踪，也无法将他们的处境定性为人口贩卖。
运营美国人口贩卖救助热线的非营利组织“北极星”（Polaris）在过去五年里发现了超过2.2万起人口贩卖案件。该组织的执行主任布拉德利·迈尔斯估计，贩卖劳工的受害者可能有数十万人，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无从获得更可靠的数据。
他说，许多受害者都是移民，有合法身份或者没有合法身份。人贩子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威胁要打电话给联邦移民执法部门，或者迫使他们负债。
“实际上，这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微妙得多，”他说，“不需要用鞭子、铁链和胶带封住人们的嘴……有一种心理控制。”
许多受害者是持H-2签证合法进入美国的，H-2签证允许雇主将移民临时带到美国填补工作空缺。但这种身份与工作捆绑在一起，一旦没了工作，工人也就失去了在这个国家的合法性。
这导致工人即使遭到虐待，也不愿意报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雇主是在非法剥削自己。一项调查发现，H-2工人经常被骗去工作，受到枪支威胁，被殴打、强奸和监禁。有些人在工作中死去。
美国东北大学犯罪学教授艾米·法雷尔解释说，很多工人以为雇主会帮助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
“等到他们拿不到工资后，雇主的说辞就会变成，如果你继续工作，如果你不抱怨，那么就算我们不会像原本说好了的那样付钱给你，我们起码会帮你处理绿卡流程。”
“但很多时候，这些雇主永远不会帮工人办绿卡。”
2. 贩卖连环套
为什么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会被骗，发现被骗后为什么不能直接离开？
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丹麦等国的许多人贩子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贫困国家开展业务，每招募一名女性，他们能获得大约500欧元的报酬。而每名女性至少能为性工作场所带来1.25万欧元的月收入。很多人贩子扮演着温情脉脉的“男朋友”角色。
“成为目标的大多数女性通常都非常脆弱。她们来自极端贫困的家庭，有性虐待或家庭暴力的历史。通过招聘人员使用的这种‘男朋友’模式，她们会被引导相信自己正处于某种真实的交往关系中。”为人口贩卖受害者提供支持的罗马尼亚慈善机构Asociatia Free的主席拉提提亚·戈特说。
“他们哄骗的最终目标是让这个女人同意离开她的家，搬到国外去赚钱。这样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女性很天真，但我认为，除非你经历过这些女性的生活，否则你无法理解她们面临的选择。”
2002年，瑞典导演卢卡斯•穆德森制作了一部电影《Lilja 4-ever》，讲述了一个苏联女孩莉嘉被拐卖的悲惨故事。
很多非营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性工作者似乎拥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在英国直接与受害者打交道的反人口贩卖顾问伊丽莎白·弗林特说：“这些受害者往往来去自由，她们有手机，也可能得到一点钱，这些钱只够激励她们继续熬下去。她们还被真实或想象中的暴力威胁、情感勒索、对当局的恐惧和耻辱感所控制。”
受害者往往被告知必须偿还机票、交通费和办理假工作许可证的经费，外加衣服、化妆品、房租和食物的费用。这就是所谓的债务约束，是人贩子用来获取免费性服务或劳动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胁迫手段。
此外，人贩子经常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伤害受害者在原籍国的亲人。
有时，人贩子也会故意让受害者染上毒瘾或酒瘾，好加强对她们精神和身体的控制。“有时我们看到女性被迫做整容手术，她们需要偿还手术费。这些债务永远无法还清。”弗林特说。
受害者难以说走就走。人贩子利用受害者对新国家的不熟悉，向受害者灌输对未知的恐惧。他们让那些被贩卖的人相信，她们所在的国家极其危险，她们自己无法独立生存，并告诉她们，当地政府不关心她们。
而且，如果她们不会说当地语言，她们能跟谁举报？受害者担心她们会因为非法入境而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或监禁。
3. 受害者为什么不愿意举报？
每年，成千上万的渔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据国外机构2020年统计，仅中国台湾地区渔船队就有大约10万名外国渔民，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
这些船只上的条件令人震惊。渔民通常被要求每天工作20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几乎没时间休息。
食物经常供应不足、过期或腐烂，三个人一天配给的饮用水仅一公升。受伤、疾病、身体暴力和性暴力都很常见。
如此艰苦的条件，换来的是每月承诺1300-2600元的工资，但他们往往要在海上漂泊许多个月后才发现，这些工资并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家人。相反，大量的扣款、罚款和欺诈性合同使他们处于持续负债的状态。
但这些受害者不愿意举报，为什么？
许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司法侧重于将人贩子定罪，而受害者并不总能够提出民事索赔。
在2015-2020年间，来自澳大利亚的两位研究者跟踪了三起涉及中国台湾地区商船的人口贩卖案，分别在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起诉。
在菲律宾起诉的案件中，受害者没有提出民事索赔的机会，他们在针对贩卖者的案件中仅限于作为证人提供证据。
即使以这种身份，他们也无法获得多少支持。这些渔民不得不自费前往菲律宾，直到两年多后审判结束，他们才被允许离开菲律宾。对这些人来说，法律诉讼实际上加剧了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
一名菲律宾受害者的目击证人向研究人员说：“我就不该答应做这个案子的证人。从船上回来后，我没工作，没收入，但检察官根本不关心这些，只希望我出庭作证。”
即使在惩罚人贩子方面，刑事案件也没有对其他人起到重大的威慑作用。
例如，在菲律宾的案件中，被定罪的只有两名低级别的招募人员。新加坡劳工招聘机构的所有者没有受到调查，仍在营业。这艘船的台湾船长也从未被起诉，尽管船上有一名菲律宾渔民的死亡非常可疑，而且有严重的身体虐待指控。
在印尼的案件中，两家劳务中介机构中只有一家的老板被判有罪。对第二个机构的调查被叫停，因为它声称已不再运作。
而在柬埔寨的案件中，四名台湾人贩子被判贩卖人口罪，其中一人随后被监禁，另外三人仍然在逃。
由于这些渔民们只得到了极其微薄的赔偿，或者压根没得到任何赔偿，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再次上渔船碰运气。
4. 为什么人口贩卖如此难以制止？
起诉贩卖者是一种基本的治理办法，它涉及明确的反贩卖法律、逮捕贩卖者、冻结其资产，以及培训警察、律师和法官。但人口贩卖没有得到充分的举报、没有被发现，起诉本就已经稀缺，而法律和执法方面的漏洞导致受害者进一步陷入了困境。
由于警察当局通常缺乏必要的培训，甚至缺乏打击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所需的人力和技术，在确定和调查人口贩卖犯罪方面存在着困难，涉及到跨境犯罪就更加难以调查和追踪。
警方有时也无法鉴别哪些属于剥削劳工行为，哪些只是工作条件恶劣；哪些属于贩卖人口，哪些只是卖淫。
在执法中也可能会出现对某些群体暴力和剥削行为的容忍，对女性和贫穷外国人的歧视。例如，被贩卖的妇女和男子通常被视为违反卖淫或移民法律，而不是被视为贩卖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不愿为人口贩卖作证。
在保护受害者方面，还需要追问一句“然后呢”。受害者在原籍国遭遇失业、贫困、缺乏医疗服务和教育，这类社会经济根源是他们愿意冒险移徙的主要因素。而在受害者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时，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家”，如果原籍国发生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他们更有可能再次被利用，也可能被人口贩卖组织报复。
而且人口贩子正以惊人的速度利用互联网犯罪。新的复杂技术已经出现，这使得贩卖者更容易接收、隐藏和转移大量资金。
人贩子还使用实时聊天诈骗，能够立即与受害目标取得联系。一些人贩子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获取受害者的位置，同时在视频通话时进行拍照，以这些秘密照片和视频作为进一步控制受害者的手段。
一些倡导者表示，技术既可以帮助实施人口贩卖，也可以用来打击性剥削。
总部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初创公司Marinus Analytics正在开发的人工智能可以一次梳理数百万个在线广告，该技术会寻找危险信号，比如看起来像孩子的暴露图像和吸毒迹象。
仅在2019年，Marinus Analytics就发现了3800名人口贩卖受害者，帮助警方节省了7万小时的调查时间，便于警方将他们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其他紧迫的问题上，比如追踪罪犯。
技术不是万能的，人口贩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涉及从非洲和南亚到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几乎所有国家，而反人口贩卖机制支离破碎，打击人口贩卖的机构间合作机制发展不足。
用合作、协调一致的行动取代制度惰性和信任缺失，在贫穷国家建立预防工作，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但又是一个极其遥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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