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陈怡含，监制：李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仅三成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应尽快建立康复师规培制度》
根据《柳叶刀》的研究，我国是康复需求最大的国家，约有 4.6 亿人需要不同形式的康复服务。
作为现代医学四大分支之一的康复医学，在我国的发展仅 30 余年，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同时，执业资质认定、教育标准、职业前景等一系列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
3月4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告诉“偶尔治愈”，今年她拟提交一份建立康复治疗师规范化培训长效机制的提案。
数十年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让凌锋对康复治疗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理解。去年，她提交的向村卫生室投放“康复健康小屋”的提案，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认可。至今，有 100 个小屋在全国 12 个省落地。结合已有的经验，今年凌锋还将提交一份在全国普及“康复健康小屋”的提案。
针对这两项提案，以及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偶尔治愈”与凌锋进行了对话。
康复人才缺口巨大，不应继续将康复治疗师归入技师
偶尔治愈：近年来，人民对于康复的需求是否逐渐凸显了？
凌锋：康复是全年龄段的需求。就儿童而言，先天性残疾、孤独症等都需要长期康复；中间几十年，多种疾病都可能造成肢体的残疾和功能的丧失；到了老年，哪怕不生什么严重的疾病，功能的衰退也会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过去我们更重视临床医学，所谓救死扶伤，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把人救活就已经了不得了，至于功能怎么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经济条件等，去长期关注。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提高，不仅要活着，还得要活得好、活得有尊严，这就需要康复医学发挥作用。
我国的康复医学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的，起步比较晚，目前仍是人才紧缺的，所以要加快步伐。
偶尔治愈：刚才提到，我国这方面的人才是紧缺的，目前的缺口有多大？
凌锋：近两年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统计数据，2015 年我国康复医师占基本人群比例约为 0.4:10 万。
根据去年 8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见的通知》，“力争到 2022 年，逐步建立一支数量合理、素质优良的康复医疗专业队伍，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6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0 人。到 2025 年，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8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2 人”，也就意味着我们尚未达到这个水平。
这是未来几年的目标。理想状况是，康复医师、治疗师的数量和临床医护的比例至少是 1:1。（注：根据《2020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我国执业医师 321 万余人，注册护士 444 万余人。）而且一些前沿领域，如脑机接口、机械外骨骼等，也需要更多的康复人才参与。
偶尔治愈：您在提案中首要提到，应将康复治疗师列为卫生技术职务的一类，希望以此改变康复治疗师的职业地位。目前康复治疗师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处境如何？
凌锋：《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是 1986 年开始实施的，把卫生技术职务分为“医、药、护、技”4 类，当时我国的康复医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康复治疗师也就没有列为一类。
后来，康复治疗师一直被归入技师，但实际上，它与技师的工作性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及时修订相关条例，形成“医、药、护、技、康”5 类职务，从根本上推进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医生在内，就相信手术治疗、药物治疗，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康复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有多重要。在那些康复医学发展比较早的国家，比如今天心脏放完支架，明天康复治疗师就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我们这里，无论医生还是家属，很多时候还是认为要多静养一段时间。
如果把大家的健康看作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预防医学可能是机头，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就是飞机的两个机翼，机翼一个大一个小，飞机是无法飞得平稳的。
偶尔治愈：从“医、药、护、技”到“医、药、护、技、康”，除了有助于提升患者及医护对于康复治疗师的认知度，是否还能在其他方面带来益处，比如处方权等？
凌锋：康复涉及到的不是大家常规理解的开药的处方权，而是非药物处方权。康复治疗师不应该是一个机械的执行者，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因为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中，医生并不是每天和病人互动最多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不光涉及到认知度，还有能力是否足够。康复治疗师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单单是医学，还要掌握一些人体工程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一个治疗师有良好的知识储备，能够很好地运用在患者身上，为什么不能开非药物处方呢？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准入门槛，你要有哪些学科背景、通过哪些考试，达到更高的门槛，就有更高的准许和待遇，就可以拥有非药物处方权。但不要把这扇门完全堵住，如果没有专业的认证、没有相对清晰的职业前景，有多少人会愿意干呢？
对于康复治疗师，需要统一的教育、培训标准
偶尔治愈：刚才提到康复治疗师的知识储备，这涉及到您提案中的另一个点，也就是教育标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凌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2022 年招生的康复治疗类的专业点，包括本科、专科和高职，共计 534 个，加上运动康复和中医康复，共计 682 个。
但各院校的培养方案差异很大，有的已经细分出了物理治疗师、言语治疗师、作业治疗师等方向，有的是学中医里的针灸推拿，有的体育大学里面，会多少加一点点运动康复的内容。
这真的需要一个专业的队伍给出意见，比如我们残联的康复协会，或者科协的中国康复医学会，这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康复方面的一级协会、学会。我现在是以康复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在推动这件事，我们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叫中国康复治疗师认证培训联合工作委员会，就是把这两个协会、学会的顶尖专家集合起来，希望由他们来共同制定一个方案。
2015 年，残联提出建设国家级康复大学，这项工作也被写入“十三五”“十四五”的规划，目前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今年开始招生。我们可以把专家们制定的方案首先在这里实施，用它作为样板，供各院校参照。
偶尔治愈：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从头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目前相当一部分治疗师是从其他方向经过短期培训转岗而来的，如何看待这种培训的效果？
凌锋：2014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关于做好康复治疗专业人员培训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培训要求和大纲。时隔 8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 5 个省市的卫健委举办了两三个月的培训班，共计 14 000 名，残联 2018 年短期培训了 1900 名，还有 6 家大学的附属医院组织过 1 年期的培训，共计 535 名。
一定程度上，它更快地填补人才的缺口，但并非要永远如此。目前培训的内容和时间都不一致，我们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提炼，现在已经到了要建立统一的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时候了。
我国的康复治疗师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新培养的人，就应该参照国家统一的教育标准（注：指上文提到的有待专家们制定的方案），转岗人群的培训，其实是临时的补充。作为一项事业，还是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方向。慢慢地，更多的康复治疗师被培养出来，这两部分人合流，整个队伍会逐渐壮大，也会越来越规范。
偶尔治愈：对于康复师规范化培训的财政支持也是提案的一部分，可以讲讲吗？
凌锋：2017 年，北京市卫健委率先参照全国住院医规培的方法，组织 8 家培训基地，由北京市财政拨款，以每人每年 3 万元的标准，脱产培训了 268 名康复治疗师。
我认为这种经验是可复制的，主要是看当地政府是否重视。国家可以先委托康复方面的一级协会、学会负责，在几个省市进行试点。
普及“康复健康小屋”，提升康复服务可及性
偶尔治愈：您的另一份提案是关于“康复健康小屋”，这也是您从 2020 年开始推进的公益项目，这个项目的构想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凌锋：我从 2017 年开始深入参与脱贫攻坚的医疗卫生行动，起初我们想的是县级医院是兜底，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在帮助县级医院，包括义诊、培训、建工作站等。
后来我发现，在县级医院义诊的时候，问诊的人里面真正患病的比率并不高，当我们下到乡村之后，阳性率就明显变高，有 70% 来问诊的村民都是真正患病的。
2020 年 10 月，我在云南怒江的一个县医院义诊，有个 24 岁的男孩坐在轮椅上，病史上说他是 8 年前挖煤的时候遇到了塌陷，但我看了他的片子，并没有这种横断性的损害，如果当时术后有比较好的康复，应该可以站起来，不会完全截瘫。残联倒是对他很照顾，每年都给他换个轮椅，但错过了那个时间点，想再进行康复也很难有效果了。
他住的村子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又是山区，很难长期获得康复服务，所以我就在想，假如村子里面有相应的设备和人帮助他康复，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后来我们又去到一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子，那里有六七十个残疾人，其中一个脑卒中导致偏瘫的患者，本来都能站起来了，再康复一段时日应该就可以走路，自理可能都没有问题。但他回到村子以后，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和人，他只能在家里躺着，连门都出不来了，他妻子也得在家里照顾他，不能出去挣钱，这就很容易造成因病返贫。
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之前有一个数据，我国数千万的残疾人，真正接受过康复治疗的比例只有 33.5%，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及性的问题。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把康复前移到村子里面，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家门口获得帮助。
偶尔治愈：我们了解到去年已经有 100 个“康复健康小屋”投入使用，如何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凌锋：我们重点关注几个方面，一是物资，我们提供了 16 项设备，包括 10 种康复器材、3 种理疗仪、心电图机等，能够满足基本需求。
二是人员，我们每个小屋的配置是 6 个人，除了村医，还包括一位志愿医生，以及团中央医科大学志愿服务总队，现在有二十几所医科大学都加入了这项工作，每个大学各有一个本科生志愿者和研究生志愿者，还有一个辅导老师，最后是当地卫健委的协调人，一共 6 个人来帮助小屋正常运转。
除了村医是常驻的，其他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关注。比如志愿医生是和县政府签了 3 年的帮扶协议，每个星期至少打一次电话，每个月至少去一趟，帮助村医学习更多知识。有的村医年纪比较大，学习线上课程遇到困难，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会给予帮助。
三是网络，我们每个小屋都有一个线上的平台，它会给村医投放 100 个学时的课程，主要是“两病中康”（高血压、糖尿病、中医适宜技术、康复基本技术）的内容，其他人都可以通过平台来帮助、辅导村医。
志愿医生辅导村医使用康复器械。图源：受访者提供
偶尔治愈：村医的培训有对应的政策，那么如何提升他们参与康复工作的积极性呢？
凌锋：这就回到我去年有关村医分级的一个提案。村医的定职定级可以是县卫健委来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卫健委的协调人员参与进来，他们也要关注小屋这些村医的学习成果和工作能力，我们这 100 个学时的课程，每一课后面都有考核，这些也可以传到网上，反馈到县卫健委，他们可以根据这些来为村医定级。
去年年末，国家卫健委基层司已经对这个提案做了正式回复——“我委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推动解决影响乡村医生服务积极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给乡村医生定级，给予各级乡村医生不同诊疗费标准，将会是促进乡村医生主动进步的很好尝试。”“支持鼓励具备相应能力条件的村卫生室开展各种形式的康复服务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这样的话，小屋的村医就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有些是资金奖励，或者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根据你的评级制定相应的诊疗费用，有些是更多深造的机会。这些都在摸索中，相信未来这个体系会一步步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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