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陈怡含、宇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杨磊又开始频繁去医院“报到”了。
他是苏州一所大学的本科生，去年国庆假期后的一个月，他在学校附近的医院挂了 39 个号，平均每天 1.3 个。
最初，杨磊没有任何症状，只是突然想到患白血病去世的父亲，打算求个心安。结果，血常规的某个指标稍稍偏离了正常范围，从此，他就停不下来了。
他开始反复求证一个事实——自己没有血液病。
那段时间他正在实习，原本只挂周末的号，后来演变成工作日请假去看，最后假也不请了，午休时直接打个车到医院，两三个小时后再回来。
血常规查了四五次，又做了不止一次的全身 B 超，检视各个部位的淋巴结。他把报告拿给不同的专家看，都说没什么问题。走出诊室，焦虑似乎平息了，但不消几日又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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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态杨磊并不陌生。过去 5 年间，他数次陷入相似的境地，只是担忧的病种不尽相同。
2020 年，他确诊了疾病焦虑障碍。人们或许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疑病症。一些学者和医疗从业者更愿意使用前者，以消除称呼中的贬义色彩。
今年年初开始实行的《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CD-11）对这种疾病的描述是，“持续思虑自己可能患上一种或多种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与之相伴的是反复就医、检查、搜索与疾病相关的信息，或者对躯体不适采取回避。
由于诊断标准的变迁，我们很难得知它确切的发生率。目前我国被广泛援引的患病率 5‰，但这已经是 1982 年的数据了。一些医生的直观感受是，近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后，这样的患者正在增多。
把自己套在 1% 里
杨磊把自己最初的疑病行为描述为“一种对压力的转移”。
高三那年的秋天，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变得格外关注。最初的焦点在消化系统，后来对颈部的淋巴组织也起了疑心，每周有那么一两回，他要摸一摸男同学的颈部，对比一下是否不同。甚至有三四次，老师正讲着课，他径直跑出教室，“到学校附近的医院检查去了”。
过了春节，患上胃癌的恐惧依然没有消解。母亲听够了他的念叨，答应带他去做胃镜。结果一切正常，连浅表性胃炎都没有。相熟的医生埋怨道，“这么小的孩子，刚 17 岁，为什么要带他做全麻的胃镜？”
杨磊剖析，当时学业压力比较大，情绪管理也不太成功。“这可能算一种逃避吧。”好像有个声音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舒服，所以我不去直面这些事情”。
大学时的经历似乎也能佐证这个观点，重要的考试之前，他会频繁地去急诊，“这一点特别明显”。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建玲告诉我们，她接诊的青少年中，快高考的占到很大比重。这些孩子在疑病的同时，常常伴有情绪问题。
她介绍，外部压力和负性情绪是疾病焦虑障碍的易感因素。有些人觉得“扛不住压力是无能的、丢面子的”，负性情绪的表达受阻，这时，躯体不适的主诉成为了一种“合法的”途径。
一定程度上，这也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关。在一些地区，情绪的直接表露被认为是羞耻的。这种氛围下，患者会掩饰、否认甚至不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体验，而选择性地关注自己的身体。
李建玲对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印象深刻。“他的老婆很会赚钱。他原本有体面的工作，集体改制之后就失业了。找个一般的工作，又拉不下面子。”到精神科就诊前，他整日在家无所事事，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接着便出现了疑病的行为。
另一方面，疾病焦虑障碍的患者往往具有敏感多疑、谨小慎微、苛求精确的特征。
我们在杨磊身上看到了这样的特征。他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自己非常担心小概率事件。只有“金标准的检查”才能让他打消疑惑，比如切掉一部分组织做活检，但这种要求是不会被答应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做影像学检查，它的检出率不是 100% 的。哪怕 99% 的可能是没问题，我也会把自己套在 1% 里。”
杨磊试图探寻这种思考方式的源头。回溯童年，他生病的次数并不多，大病更是从未有过。但他认为自己“至少是体弱的”，小时候“很矮很瘦”，初中读了大半，还被人问是小学几年级。
他觉得自己对疾病的焦虑，或许有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杨磊是早产儿，七个半月就出生了，当时体重还不到 4 斤。家人偶尔提及这段往事，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回看，还是多多少少在男孩心里埋下了隐忧。
“过去，我觉得疾病和死亡离自己很远。我爸说我们家基因很好，我的曾祖辈都活到了 90 多岁，太姥姥现在还活着，过完年都 100 岁了。”大一那年，杨磊的爷爷因淋巴瘤过世，此后几年间，又有数位亲人和朋友病逝。“太集中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从业 4 年的心理咨询师丁若水向我们介绍，疾病焦虑的人有着更重的脆弱感，它的来源可能是童年时期主要照顾者的过度保护，或者很早就面对了亲人的死亡，“也许当时对于死亡的理解没那么直接，但恐惧的体验是强烈的”。
这些经历让他们形成了某些固定的信念，比如“得病是很可怕的”“一旦哪里不舒服，就意味着我得了绝症”。平时，这些信念是潜在的。某些关键事件发生后，模糊的躯体不适就会将它们激活。
“刹不住了”
杨磊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是在 2020 年夏天。
导火索是一次性行为，“其实是采取了保护措施的”，根本不必担忧。但他依然害怕染病，开始疯狂地抽血化验，一周两三次。
每次的结果都是阴性，“但还在窗口期，不能说肯定没事”。于是继续往医院跑，后来皮肤科的医护都说，“你每天陪我们上班来了”。
一个半月后，常见性病的窗口期都过了，所有检查仍是阴性，杨磊才渐渐相信，自己确实没有染病。
然而，疑病并没有就此停止。“像是踩了油门一样，刹不住了。”
从肺癌、鼻咽癌到帕金森，短短一个月，他数度怀疑自己患上重疾。现在想来，或许只是长时间戴口罩的不适，以及一直存在的轻微手抖被注意到了。
他依然是医院的常客。检查最密集的时候，带来的正向影响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反思一下，我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啊！每重复一次检查，就有一位真正需要检查的人被我占了机会。”但当时的杨磊想不到这些。“恐惧早就压倒一切，还能考虑别人？”
沙特的研究者报告过一个极端案例，充分展现了疾病焦虑障碍的患者对医疗机构造成的负担：
这位男性患者从 48 岁开始怀疑自己患癌，持续了 25 年。其间，他每周求医数次，累计做了 18 次腹部 CT、11 次胸部 CT、7 次头颅 CT、6 次腰椎核磁和 4 次胸部核磁，甚至说服多位医生为其进行了肾脏、前列腺和胃部的活检。他家境平平，却为此花费了 17.8 万美元。
对于许多患者而言，同样停不下来的还有线上的求证。
2020 年夏天，杨磊焦虑得睡不着觉，在问诊 App 找不同的医生聊，“一找就找十几个”。哪怕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医院了，他也等不了。问诊结束，还要翻看这些医生此前的接诊记录，试图找到一个“和自己同样症状、最终没事的 case”。
上海的高中生依依也曾深陷泥沼。去年 3 月，她把自己和“挤破痘痘引发颅内感染”的新闻对号入座，惊恐发作进了急诊，此后便走上了疑病之路。
她一度沉迷于搜索“症状”，“自己给自己确诊”过血小板增多症、慢性疲劳综合征、心肌炎等等。那种感觉太糟糕了，“每次都告诉自己再也不要搜了，下一次还是忍不住”。
她还会在社交平台寻找“病友”的分享，每看一篇，就觉得相应的部位开始不适。看得越多，平台推得越多，久而久之，所有的账号上全是疾病相关的内容。她曾屏蔽掉“白血病”“癌症”之类的关键词，让平台别推荐，确实缓解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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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有心理问题，会更难吗？
疑病的第 4 年，第一次有医生明确提示杨磊去看精神科。
大四开学前，他的疑病到达了极点。当时怀疑的是渐冻症，先是感觉小腿变细了，后来又察觉到肉跳。联想到渐冻症的症状之一是肌束震颤，恐惧瞬间袭来。
“完蛋了，果然。”
越观察，跳的地方越多。回到学校后，已经“有种眉毛到脚都在放电的感觉”。原本开学还有三四门考试，杨磊根本复习不进去。“整个人很毛躁，坐立不安。”
他给华西医院一位擅长渐冻症的医生打过三四个电话，8 分钟上百元的那种。对方几番安抚，杨磊依然放心不下。“他又没见过我真人，我又没做肌电图检查，怎么判断是不是？”
后来，杨磊直接弃考了。
当天晚上，他又给那位医生拨过去。对方说，“我建议你去看精神科，而且越早越好”。
关于疾病焦虑障碍，经常被提到的一点是，患者会首先出现在心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辗转许久，才到精神科就诊。
李建玲告诉我们，她接触到患者时，往往距离对方出现疑病行为已经一年多了，长的可能有五六年。
“不会有人很快就来精神科的，即便来了，医生也不会下诊断。”因为诊断标准之一是排除各种器质性问题，而疾病有演变的过程，有些在早期不易发现，一种症状又会对应多种疾病，短时间内确认没有任何器质性问题，并非易事。
排除其他因素后，患者能否更早地求助精神科，一方面与非精神科医生的提示有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患者和家属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提示。
杨磊很早就知道疑病症的概念，但若非严重到弃考，他还是会“首先否认心理问题，而去习惯性地认为是躯体问题。”
依依频繁就医的第二个月，一位急诊医生建议她去看精神科。但她和父母都认为没有必要，“感觉自己挺正常的，只是有些紧张”。
后来情况越来越重，她主动提议“带我过去”。父母总是应承下来，却一直没有行动。
他们并非对疾病焦虑毫无了解。相反，他们也曾被困扰过。
依依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就是在母亲那里。她袒露自己在二十几岁时，因为亲生姐妹患癌而感到恐惧，反复怀疑得了胃癌，为此看了好几年的心理咨询师。至于依依的父亲，没来由地害怕得艾滋病，足足有二十几年。
虽然有相似的经历，但依依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尤其是父亲，总是严厉地向她灌输自己的观点，有时要讲上两三个小时，给人巨大的压迫感。一次，他看到依依又在搜索病症，气得抢过手机，摔在地板上。
他说，正是知道这很难受，所以不希望依依这么小就持续这种状态。“但他觉得只要不看网上的说法，疑病就能立刻停止。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依依猜测，父母对精神疾病还是有一些耻感。
安徽女孩刘畅被父亲的“固执”深深困扰。他从去年年初开始疑病，至今依然认定自己有器质性问题。
很早就有内科医生请了会诊，给他开了抗焦虑药物，他觉得自己没有焦虑，吃了几天就偷偷停药了。家人带他去邻市的精神专科医院，他也不以为然，私下和刘畅讲，“那个医生根本不行”。
去年 9 月，刘畅和母亲专程带他到上海，先去一所消化内科排名很高的医院，再去精神卫生中心。
去第一家医院的路上，他一改往日的颓态，精神饱满，步履轻快。好像终于又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次的医生厉害一点，肯定能查出来器质性问题。”
医生再一次告诉他，这是疾病焦虑。“从医院出来之后，他就沮丧得不得了，脚都挪不动了，眼看着要哭出来。”
对于这位 58 岁的男性而言，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似乎比承认自己有躯体问题要难得多。
接纳焦虑
在精神科门诊，医生给杨磊开了艾司西酞普兰。这是一种抗抑郁药物，属于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其对疾病焦虑障碍的疗效，已被多个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开始服药前，杨磊是抱着一些怀疑的。他愿意相信医生所说，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总还犯嘀咕，真的不是没查出来吗？
服药第一周，他发现好像肉跳的频率降低了，第二周，一些症状消失了。他愈发认可医生的诊断，“精神类药物是有效的，就验证了确实是这方面的问题”。
李建玲强调，对于疾病焦虑障碍的患者，要优先选择副反应小的药物，并留心剂量的调节。
这些患者原本就对身体的变化非常敏感，如果用药猛了，出现了副反应，他们可能会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躯体症状，进而加重焦虑，治疗的依从性也会降低。
刘畅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经历了 3 次换药，有次偷偷停药一个月后才被发现，还有一次只吃了两天就扬言把药扔了，原因是吃完有些反胃，而消化系统的癌症原本就是他重点怀疑的疾病之一。
断断续续地服药，反而使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已经有点出现抑郁的表现了，不爱讲话，吃饭也越来越少，整个人瘦了快 20 斤。”
刘畅回忆起那段时间每次回父母家看到的场景：父亲呆坐在沙发上，和他讲话，就像没听到一样，半晌才抬头瞥一眼。“看着电视，问他哪个是坏人，不知道。”
“他的眼睛没有光了。”
有研究证实，相比于药物治疗，疾病焦虑障碍的患者更倾向于尝试心理治疗。
丁若水接触过一些疾病焦虑的来访者。在她看来，前期比较重要的是让来访者相信，就算不做那些反复求证的行为，焦虑也会过去。
“当求证的冲动涌来，什么都不要做，不向它屈服，就等着它自己离开。”这是一种暴露练习，让来访者试着忍受“无法判断身体感受是否为真实症状”的那种不确定性。
第一次尝试可能需要很久，“短则 20 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但经历足够多的练习之后，他们会意识到痛苦是暂时的，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这会帮助他们克服恐惧，进而克制求证的冲动。
另一个重点是帮助他们调整认知偏差。这并非易事，因为“疾病焦虑的人或多或少有一些强迫的特质”。ICD-11 首次将这种疾病归入“强迫性或相关障碍”的大类下。
“当你试图引导这样的来访者替换一些想法，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对抗性的思维，像是内心有个非常执拗的声音在说，‘我的想法就是真的’。这让改变变得更难。”
这时，她选择先让来访者接纳自己疑病的想法，再将想法与事实分离。这是接纳与承诺疗法中的认知解离。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表达时加上“我有一个想法”的前缀。比如，让来访者分别讲出“我会得癌症”和“我有一个想法，我会得癌症”，去体会这两句话带给自己的不同感受。
同时，也建议有条件的患者家属能较早地参与到咨询中，以便给予恰当的支持。
有些患者会经常请家人确认他们的“症状”，如果一味地满足，会使他们过度依赖这种反复求证的方式，“觉得只要用这个方式就够了，从而失去尝试更多自救办法的机会”。当然，也不能全然否定 Ta 的感受。最合适的应对是点出这种行为——“你正在反复求证哦！”
“我在慢慢变好”
见到杨磊那天，他是从肿瘤医院赶来的。前一天刚刚从苏州回北京，他就等不及把之前检查淋巴结的报告拿给“更权威的医生”。
“某种程度上，在推开诊室门之前，我已经知道医生会说同样的话。可我就要那句话。”访谈快结束时，他略带自嘲地告诉我们，第二天还约了 301 医院的号。
去年 9 月之前，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做过检查了。
有段时间他的状态很好，能百分之百投入在手头的事情上，不会被疑病的念头分散。哪怕出现不适，也能主动分辨，是否是情绪或生活习惯所致。
杨磊一度承受住了重大变故。去年年初，他的父亲被白血病带走了生命，从出现症状到去世，仅仅五十几天。
我们设想他会很快重现焦虑，但当时的他反而想开了——“疾病来的时候你也无力阻挡，就躺平吧。”4 月，他甚至在医生的帮助下顺利地停了药。
直到秋天，他再度陷入疑病的漩涡。他说自己“回过神了”，近一年来，他费心构筑“把自己放在大概率事件”的能力，因为最亲近的人遇上小概率事件，“一下被击垮了”。
好在相比过去几年，他已经清楚如何寻求专业的帮助。
“10 月第一次去看血液科是没来由的，根本没有不适。我意识到这一点，就去看了精神科。”
医生告诉杨磊，还不到吃药的程度。最近几周，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约个心理咨询师聊聊。
刘畅的父亲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焦虑，这样说的医生实在太多了。但他依然坚称，自己是因为“生病”才焦虑的，而非原本就有疾病焦虑，才渐渐察觉到各种疼痛。
上个月，他又换了一种药，效果还算不错。过去大半年，他的社交几乎完全断了，一直闷在家里，前几天竟然主动提出要去爬山。
他依然对患癌有所怀疑，这个月还做了一次肠镜。“但他自己说，只要不痛，就能不想这个、去干别的事了。”
依依则更多地依靠自救。她从书上学了一些缓解焦虑的方法，“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就用腹式呼吸”。
环境的改变也有帮助。这学期她搬进了学校宿舍，每次疑病，会以玩笑的方式讲出来。室友们的安慰很适当，不像父母那般说教，或者过度紧张。“而且很快又会聊到别的，就不怎么想生病的事了。”
这两个月，她已经能完全控制住不去搜索病症了。她重新获得了一种掌控感。
她确信自己正在慢慢变好。“我妈妈现在已经好了，我觉得我最终也能好的。”
（文中杨磊、依依、刘畅为化名。）
本文经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 持照临床心理学专家 王怡蕊 审核
参考文献：
1. 赵靖平，张聪沛主编，《临床精神病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
2. 苏雪，李占江，姜长青等：《疑病症认知特点及其测量工具的研究进展》，《精神医学杂志》，2016年第29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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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朝辉，张亚林：《躯体形式障碍发病机制研究进展》，新乡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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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陈怡含、宇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