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每 100 个 15 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近 4 个人有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依赖”。但真正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并接受医学手段治疗的人,“可能只有 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杨宇英子,监制:李晨,审核:邓兰芳(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吴为不饮酒的第 2148 天。


他经营着一家日料店,几周前,吴为去超市进货,经过一个酒精饮料区,看到货架上有一瓶清酒。这原不在他的清单上,品质也没有自家店里的好。“但我就站在那里,足足五分钟,在想要不要把它拿下来。”他取下这瓶酒,心里想,如果加一杯干姜水,这个味道是什么样?


这个念头吓了吴为一跳,“我为什么会产生想喝一口的念头?”他已经走到了收银处,又把酒放回去。


购物时,这样的往复对常人来说再常见不过,但对吴为来说,并不是。他像一张满张的弓,对脑海中生起的要饮酒的念头时刻防御。“我已经停酒 5 年 10 个月了,但饮酒的冲动还一直在我脑海里。但现在我能够察觉到这一点,我会用一个简单的行为摆脱它,保证自己的安全。”


和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人一样,在吴为 47 年的人生中,有一大段是浸泡在酒精中的。酒精一度让他自以为获得救赎——满涨的自信、更好的社交。但很快,吴为也成为了酒精的奴隶,为了获得一口酒,他遍寻理由。


今天的中国,酒精滥用的情况十分显著。2002  年,曾有一个形容,中国每年耗酒量相当于一个西湖的水量。这一数字每年正在以惊人速度上升。有数据显示,1978 年,我国每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为 2.5 L,这一数字在 2020 年接近 6 L。


2003 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每 100 个 15 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近 4 个人有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依赖”。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 4000 多万人正处于危险之中——除了可能引发暴力、犯罪、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之外,酒精还会带来躯体疾病和精神问题。


但真正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并接受医学手段治疗的人,凤毛麟角。“可能只有 1%”,一位浙江三甲医院的物质依赖科医生告诉我。


这是一群人和酒精缠斗数年的故事,他们以及身后的家庭一直在小酒瓶里打转。


有人和妻子斗智斗勇,千方百计藏酒,鞋柜卫生间米桶后;有人痛饮的时候快意十足,清醒时几乎被愧疚吞没;有人从医院结束戒酒治疗,出门就直奔超市买酒;有人因为爱人的陪伴,最终一点点戒掉;有人走进一间满是戒酒者的房间,坦然地开场,“我是一个酒鬼,我今天没有饮酒。”


第一口酒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吴为和酒精的相遇,大抵是“它赋予你力量,同时也剥夺你的力量”


他出生在福建农村,家里有许多孩子,他话少、性格内向,并不受重视。童年起,爸妈时常吵架,很多时候,他被当成了出气筒。“最后是大人哭,我也哭。但我哭的时候,内心不是关心我的母亲,我是恐惧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经常这样。”


几十年后,他提起记忆里的那个孩子,隔着时间海,“很多时候犯错,也只是想要一些重视,要一些温暖”。


不只吴为,许多青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发现有太多东西让人不快乐。13 岁到 16 岁期间,每种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曲线从平缓变得陡峭。孩子们仿若一座座建筑,自我和外界的急剧变化在建筑物里留下了泥水浆和裂缝。于是,很多人在成年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修复和重建。


吴为开始逃学,那些校外的伙伴带他去看录像,那个年代流行香港的江湖片。看完电影,大哥一挥手,豪迈地说,我们去下馆子,你要不要一起来?


当然要。大排档里,他接过大哥递来的一杯啤酒。其实并不好喝,但吴为觉得,“有人看到我了,他看得起我,他关注到我了”。


十几分钟,酒精很快起作用了,他的思维迟钝不清,但又异常集中。他的身体感到轻松而愉快,说着胡话,但那些日常的忧虑和自卑消失了。通常,他很在意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够不够酷?我是不是有趣?我让他反感了吗?这些统统不见了。连珠炮的话从嘴里蹦出来,他显得无忧无虑又自信,也不在意世界如何回应自己。“我第一次不用再逃避”。


许多人跟我描述他们青春期饮酒的故事,多么容易获得,就在超市的货架上,饮酒的朋友就在身边,我们干杯。


但他们很快就见识到了代价,哪怕是最轻的。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他的“第一口酒”,高中时他和朋友在野地里喝了一夜,醒来时冻僵了,呕吐物厚厚地粘在身上,他躺在床上好几天。但这不是最糟糕的,他又回到了现实的一团乱麻中。他跟自己说,等有一天,我要再尝试一次。


一份面向 400 人的成瘾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 65.9% 的人报告了童年时期被情感虐待和被忽视。创伤严重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终生酒依赖的风险就增加 18%。


烟草和酒精都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极易获得的成瘾性物质。另一份研究也显示,早年接触到成瘾物质和成为成瘾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接触酒的理由总有很多,在中国,还有文化的土壤。50 岁的山西人王鑫告诉我们,他家里是做生意的,逢年过节,总要拜访官员们。哪怕他才十几岁,但父亲也总让他喝一点表示敬意。“应酬”成了他成年后饮酒越来越多的借口,直到再也无法摆脱酒精。


给我酒


18 岁的时候,吴为从中国来到德国科隆。他需要一份工作,照着厚厚的电话簿一个一个电话拨出去,“您这里在招人吗?”这对于不善言辞的男生来说,很难,几个月吴为都没有办法拨出一个号码,为了这趟行程,他已经花费太多。


德国的啤酒太便宜了,出去买菜,一抬头,货架上就是。吴为吞下酒,随着越来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身体,神经元抑制了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脑环境,那些嘶嘶的嘈杂的背景声被静音。他不再是孤立、无助、恐惧的,明天会好起来,债务总会还清。


很快,吴为已经离不开酒精了。喝酒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连工作都是为了喝酒成立的,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工作?那我就有钱去买酒了哈哈哈哈哈”。


早晨起来,去上班的路上,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今晚要去一个酒吧,不,两个吧。他甚至跟自己打赌,今晚是哪一个酒保来上班,也许是托马斯。吴为在大脑里构筑着酒吧、酒保、灯光、气味,还有一杯杯流淌的酒水。这一天的开始多么美妙!


除了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解释外,也有相当研究指向遗传因素。在家系研究中发现,相比无酒精使用障碍的家庭,在现有酒精使用障碍的家庭中,其饮酒的子女最终发展为酒精依赖者的危险性要增加 2~7 倍。


38 岁的艾薇曾提起她的家族,她出生在河南,祖籍山东,家族素有喝酒的习惯,“且很能喝”。包括她在内,很多人讲述自己早年的饮酒史时,都有类似的表述,“给别人喝翻了”。他们认为自己对酒精有更大的耐受性,从而不会成瘾。


但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误读,研究表明,高代谢和药效学耐受性会产生更大的酒精依赖风险,耐受性可能是躯体依赖最初的迹象之一。


艾薇饮下更多的酒,是因为前夫出轨,她戒酒消愁。每天睁眼喝,闭眼喝,凌晨还在喝。到最后,她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不是她放不下那段感情,而是她“有瘾了”。“说好不喝了”,但瓶子、液体颜色、气味、小酒馆的模样、酒杯碰撞的声音,都轻而易举地击溃一个人的防线。


在医学角度,这叫环境和线索,当上述情境出现时,人会出现渴求和控制力下降。这一假说是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之上,酒精相当于食物,渴求相当于唾液分泌,线索相当于铃声。


为了获得酒,你永远无法猜到一个成瘾者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为了怀孕,妻子强迫吴为戒酒三个月,当知道妻子怀孕的消息时,吴为的喜悦并非“我要做父亲了”,而是“我终于可以喝酒了”。上午知道消息,下午就开始喝酒。他滔滔不绝地给妻子勾勒未来的美好生活,但脑海里全是喝酒的畅快画面。“为了喝酒,我可以说任何太太想听的话,什么都可以。”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一位妻子向我抱怨自己的丈夫,“你知道他有多能藏酒吗?鞋盒里、卫生间、米桶背后,嘿,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有的时候,藏酒藏得自己也找不到,趿拉着拖鞋去楼底下小卖部,钱都不付,仰脖先来一口。”“都疯了”。


酒杯里的失控人生


回顾自己的饮酒史,韩霖觉得有些讽刺。27 岁的他是在英国留学时沾上酒的。因为学业,他开始焦虑和失眠,父亲说,“要不就喝点吧,起码能睡好。”


韩霖买了一瓶威士忌,兑着可乐喝,一边喝一边看美剧《纸牌屋》,里面有一个角色 Doug,就是一个酒依赖者,每当遇到挫折和危机,对酒精的渴望就蠢蠢欲动。即使这样,那时的韩霖,也并未对酒有任何提防心态,他还沉浸在酒精带来的专注和好睡眠里,直到越喝越多。


长期在物质依赖科室工作的医生总结出了一些典型症状:如果一个人喜欢不分时间、场所在短时间大量饮酒;酒量持续每天超过纯酒精 150ml;连续几天饮酒,不吃不喝,一直饮到呕吐;喜欢晨起饮酒;经常独自饮酒;有藏酒行为;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嗜酒者。


在韩霖提到的《纸牌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嗜酒者 Doug 用针管吸了烈酒,注射进喉咙里。他仿佛在昭告,我说喝多少就是多少,我还能控制,我不是酒精的奴仆。


但他、他们的人生早已因为酒精失控了。


研究显示,酒精会严重损害成瘾者的心智能力,慢性酒依赖导致广泛的脑结构改变。高达 70 %的酒精相关问题治疗者的记忆、抽象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力、专注力和情绪感知能力遭受严重的损害。即使戒酒,慢性重度嗜酒者的大脑功能也无法恢复如初。


吴为失去了更多的朋友。他喜欢在喝酒时高谈阔论,酒精蒸腾,他开始吹牛,不负责任地许诺,“酒精构筑了一个个幻想,但都是现实没有的事情”。


两三次之后,一个朋友对他说,没法聊下去了,你如果继续喝酒,这辈子就完了。吴为依然没有收敛,甚至在饭桌上,和朋友的妻子吵架,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我兄弟瞎了狗眼找你这样一个女的。”对方逼急了,问丈夫,“你选择我还是他”。


九年饮酒史中,艾薇试图“干戒”,这很容易出现酒精戒断综合征,也是成瘾治疗中常见的事件。患者一旦停止使用酒精,就会出现包括颤抖、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失眠、胃肠不适等症状。10 %的酗酒者甚至会出现癫痫发作和震颤性谵妄,比如在视觉、触觉和听觉上产生幻觉。


“我不喝酒就会抽搐,好几次,如果我妈真的进卫生间洗澡,我就完蛋了。她通常会在我旁边放一个毛巾,或者小包餐巾纸,因为这种症状时没有预兆的。只要我妈一看,我不正常,开始吐,甚至咬舌头,就会赶紧把我的头往右侧转。不然,呕吐物会进入呼吸道,会把人呛死,头向右转,口水就会顺着脸流下来,不会咬到舌头。”


一分钟后,艾薇的症状缓解,但整个人非常疲倦,她甚至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肝硬化、急性酒精中毒、脑卒中,酒精给人体带来诸多伤害。刘威,一个 400 人的戒酒互助 QQ 群的群主,告诉我,成立 QQ 群以来,每年,总会收到那么几条家属信息,“他死了,喝死的,我退了。”


更不要提,酒精给整个家庭系统带来的伤害。


在美国,有一个专门词汇,酗酒家庭子女。他们主要面临三种风险。成为酗酒者的风险较高;此外,由于在出生前就有接触酒精的风险,认知、生理和社会心理会出现问题,甚至有一种疾病叫做“胎儿酒精综合征”,即孩子会表现出形态异常、生长迟缓和中枢神经缺陷的问题;同时,酗酒家庭是一个充满混乱、不确定的系统,在其中,暴力和虐待出现的比例极高。


在互助会中,一位双相轻症合并酒精依赖的患者家属告诉我,“我爸爸年轻时冲动老是打我妈妈,以至于我对他印象不好。但他并不是十足的坏人,像这样的老一辈酒依赖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我希望年轻的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过好一点的人生”。


我在成瘾门诊遇到了刘柱,他来治疗是因为儿子拒绝他参加自己的婚礼,理由是,他会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失态,让自己甚至整个家族蒙羞。我们对话时,即使戴着口罩,若隐若现的酒味从对面传来。他说,“不好意思,来之前整了一点,不然我出不了门”。


我今天没有饮酒


在饮酒的九年里,艾薇进了五次医院。医院的精神科环境相对封闭,生活更规律一些。一间屋子四张床,可以靠打牌打发时间。但对艾薇来说,没有用。“第一次进去住了一个月,出来第二天就喝酒,而且是报复式的”。


和很多家属一样,艾薇的母亲无法意识到酗酒是一种疾病,她斥责女儿,“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戒不掉,这难道很难吗?都是喝,你喝牛奶喝饮料不行吗?”


有着 15 年酗酒史的马林告诉我,在此之前,他就是如艾薇妈妈所说的,这样理解自己的——一个给自己不断找借口的失败者。他甚至一度感觉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一个人站在酒柜旁,取出酒,心满意足,另一个人泪流满面,不停斥责自己,“不要脸”。


最后,他在马路边喝醉,被送进医院,有人建议他去医院成瘾科看看。


“这是一种病”,他反复强调这句话。数年前,他遇到了回龙观主任医师牛雅娟,对方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种病,不是道德问题”,他感觉自己的枷锁全部瓦解,当年已年过 50 的男人坐在医生面前捂着脸哭。


相比男性,女性在这方面会遭遇更多道德的压力,艾薇感受更明显。“一个男的喝多了,在大街上把上衣脱了,光脚或者骂人,很多人觉得,还算正常。但一个女的这样做,就会被唾弃,甚至猜,你是不是某一种职业?”


医生们也注意到,临床遇到女性成瘾者的数量更少一些。一方面,从性别来说,酒依赖的男性确实远多于女性;但另一方面,女性成瘾者自我暴露之后,可能会承担更多的道德指责,她们的羞愧远超于男性。也因此,她们选择向外界隐瞒,从而无法得到更多的家庭、社会、医疗系统的支持。


如今,酒依赖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现代医学难题。针对酒精戒断治疗,医生们一些时候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逐步替代酒精进行治疗。这类药物有效,但会增加镇静、记忆障碍、抑制呼吸,并有成瘾风险。(参考成瘾系列第二篇《药与毒,为了治病,他们对药上了瘾》)


对于抗渴求的问题,医生们会使用纳曲酮等药物,降低酒精的奖赏特性,以此抵消酒精行为反应的重要一环。医生们同时都会强调,“难戒的是心瘾。外面满大街是酒,你让他在医院不喝酒,能做到。出了门就是超市,一抬手就能拿。这怎么办?”


2018 年,回龙观医院在病房里搭建了一个线索暴露室,打造成酒馆的模样。日光和暖,四人桌椅排开,挨着墙有酒柜和吧台。


医生们定期将患者暴露在这样的线索环境中。医生让患者看图片,都是和酒相关的东西,给他们播放视频,让他们接触接触酒杯酒瓶,甚至更进一步,让患者面对真正的酒。在不同阶段,患者对酒的渴求一步步升级。这个过程,医生们通过放松性的治疗一步步让对方的渴望自然消退。


团体治疗也被认为在酒依赖治疗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分享戒酒方法。同伴的经历、戒酒动机都会增强个人对康复的承诺。


1935 年,失意的美国股票经纪人威尔逊遇见了外科医生史密斯,因为都具有“酒鬼”这一共同点,他们一起创办了戒酒组织,嗜酒者互诫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 AA)


AA 线下会的指引牌,图源:吴为提供
AA 线下会的指引牌,图源:吴为提供


2000 年夏天,两位中国医生在美国发现了 AA,将这种模式带到了中国。基于匿名的特点,我们并不能获知中国参加 AA 的有多少人。由于新冠疫情,很多线下的互助会改到线上。


AA 有多个频道,在不同频道的微信群中,管理者每日发布会议链接。晨会在 6:30 开始,最晚的会议在 21:30 开始。主持人由停酒稳定的成员担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今日有感”分享,成员们自愿入会,自愿诉说。


会议不仅仅是寻找共同点,也是记录自己清醒天数的“仪式”。参会者将在聊天框里打出自己的停酒天数,由主持人一一念出,“恭喜‘再来者’1023 天,恭喜‘慎言’26 天,恭喜‘一叶知秋’1988 天……恭喜以上分享清醒天数的会员,也恭喜没有分享清醒天数但依旧清醒的会员。”


2014 年,经历过戒断中心、药物治疗的吴为,第一次走进 AA 协会。他害羞地打招呼,“我是一个酒鬼”。他第一次觉得这里包容了他的一切,作为一个“酒鬼”,他很轻松地就融入进来,他属于这里。


吴为的清醒时间已经超过 2000 多天,妻子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还依然在这个协会里。对于妻子而言,那些和酒相关的混乱日子,就应该被打包一起丢进垃圾桶,再也不要沾。“不是这样,对于酒鬼来说,我们没什么远大的目标,只要保持今天不饮酒就好”。而每一次的团体活动,都在加固吴为的防线。


德国 AA 现场会的提醒标识,文字大意为“请你把在这里见到的听到的留在这里”,图源:吴为提供
德国 AA 现场会的提醒标识,文字大意为“请你把在这里见到的听到的留在这里”,图源:吴为提供


但对于女性来说,在团体治疗中,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自如。一位 AA 协会的女性会员向我描述她的困境,“很多时候,话题都是男性在主导,我们很难谈论更深层次的自己,也无法跟他们分享个人生活”。不只是她,一些女性会员甚至会接到男性会员的骚扰信息,“我希望这个环境更健康、安全”。


艾薇戒酒已经三周多了。她认为,这得益于再婚丈夫的爱和对方给予的安全感。她酗酒最严重的时候,如果丈夫去做饭,艾薇“哗”地扯开门,打车满大街找酒,喝得大醉。丈夫跟在她身后满街跑。对于妻子的酗酒,丈夫几乎没有指责,只是陪伴,或者递给酒后的妻子一碗刚刚煮好的面条。


“他现在一直陪着我戒酒,就好像跑步一样,我一天跑一段,离终点不远了。在他眼里,我能看到希望。”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吴为、艾薇、韩霖、王鑫、刘柱、马林皆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 M D, 石湖青 疯狂成瘾者 TED脑科学家的戒瘾成功之路[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2. 郝伟 成瘾医学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3. MERIKANGAS K R, NAKAMURA E F, KESSLER R C. Epidem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2009, 11(1): 7-20.DOI:10.31887/DCNS.2009.11.1/krmerikangas.

4. 卡普兹 D, 斯托弗 M D, 王斐 成瘾心理咨询与治疗权威指南[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5.马军 中国现有逾 4000 万嗜酒者 “酒鬼”互助效果显著[EB/OL].https://www.chinanews.com.cn/jk/news/2010/06-03/2321410.shtml, 201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杨宇英子,监制:李晨,审核:邓兰芳(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本篇为“成瘾系列”第四篇,前三篇参见:网瘾少年:生活是一款“烂游戏”》《药与毒:为了治病,他们对药上了瘾》《成瘾之路上,我们是谁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