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游戏障碍”被列入“成瘾行为所致障碍”单元。在中国，相比“游戏障碍”一词，人们更为熟悉的是“网瘾”“游戏成瘾”。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议题看似得到关注，其实一直被遮蔽在戒除网瘾的极端讨论中——“电击疗法”“控制孩子的疯狂家长”“游戏是洪水猛兽”，诸如此类。但这些对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并没太多帮助。关于游戏本身、“玩游戏上瘾”的人、ta 们的家长，我们都应该看到更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文又京，监制：李晨，审核：邓兰芳（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头图来自：IC photo
他已经两周没离开这台电脑了。
16 岁的男孩左手飞舞在布满油污的键盘上，右手点按鼠标，形成清脆的连击声。椅背上挂着他的校服外套，脚边放着吃了一半的外卖。
屏幕上，两队玩家正准备争夺一个 buff（ 游戏术语，指游戏中的增益效果 ）。推拉之间，有人突然释放技能，数道蓝色闪电从天而降，十人缠斗在一起。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秒钟放慢了十倍。从各种重叠的特效中，他条件反射般地辨识出它们所代表的信息，迅速做出应对。
他连续击败了四名敌人，却仍然在“Quadra kill”（游戏术语，四杀）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时破口大骂 —— 因为没能完成“五杀”。尽管已经是许多人眼中的“大神”，可在风云万变的电子竞技游戏中，总有更高处可攀登，也因此总有“再来一把”的理由。
“还要继续吗？”
“要。”
男孩一度被家人判定，“有网瘾”。
事实上，“网瘾”一词最早被提出时，只是一个黑色幽默。1995 年，美国医生 Ivan Goldberg 在个人网站上定义了“网络成瘾障碍”，本意是讽刺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把所有过度行为都定义成“XX 成瘾”。
三年后，1998 年， 美国心理学家 Kimberly Young 正式提出“网络成瘾障碍”的概念。她在著作《落网》中，将网络比作粘性巨大的蛛网，它会把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从真实世界逃出来的人们紧紧缠住。
近二十年来，学界试图从生物学机制的角度来讨论，我们是如何在各类刷屏行为中“欲罢不能”。神经学家通过观察人类大脑不同的体验，发现游戏上瘾的大脑模式与吸毒类似，“激活的是相同的奖励中心”。
直到 2018 年，世卫组织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预览版（ICD-11），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成瘾行为所致障碍”单元。次年，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游戏障碍被宣布正式列入“精神疾病”。
在中国，比“游戏障碍”更盛行的一个词是，“网瘾”。医生们在临床上发现，“网瘾”相关的主要有三类：游戏、社交媒体、网络色情，而游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关于“网瘾治疗”的实施和关注始于 2005 年，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打游戏失控”的未成年人。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议题看似得到关注，其实一直被遮蔽在戒除网瘾的极端讨论中。
如今，“网瘾”被纳入医学范畴进行实践与探索。
在一家三甲医院成瘾科，一位刚被没收手机的少年焦躁难安，手不自觉总想要摸什么，父亲一句“我就希望他不要再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来往”将他的怒火点燃，少年攥起拳头向父亲冲过去。
还有一个男孩，因为长期打游戏，脊椎和颈椎已经变形，靠着墙捧着手机，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哪怕就在此刻，他的母亲哭得声嘶力竭。
“这不像肿瘤那样切掉就好了，而是牵涉到很多方面，家庭、教育、社会竞争。”
医生和研究者们希望看到更多背后的问题，由此对症下药。
游戏给你的奖励
2008 年前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田成华开始进行“网瘾”相关的研究。在他看来，最明显的变化是，过去更多是网吧的台式机，而现在，“一台手机就很容易满足需要”。
游戏策划们也有类似的观察。一位从业六年的策划靳杰说，从早期的红白机发展到今天的手机、掌上游戏机和电脑，不难发现，硬件方面运行得越来越好，进入游戏等待的时间越来越短，画面也越来越精良。游戏“复原现实”的能力达到了新的层次。
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作者认为，硬件的改善，可能让我们“上瘾”的门槛越来越低。“‘上瘾’本身需要更强的动力、更快的速度、更便捷的获取性、最新又最好。”
同时，谈及这个话题，我们无法绕过的便是“心流（Flow）”理论。靳杰曾戏谑，“游戏从业者只要讲最近读了心理学，不用问，我们就知道说的是‘心流’。”
这一理论来自于 1990 年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的《心流》。他指出，人体验到“心流”的时候，他们沉浸在手头的任务里，失去了时间观念。
有些人说，自己进入状态时会体验到深切的喜悦或兴奋感；这种罕见的持久幸福感，似乎只有在人的能力恰好够克服挑战的时候才能出现。
游戏制作人陈星汉把这一理论引入到游戏设计中，此后，它便在游戏领域被广泛使用。靳杰告诉我们，游戏策划们会根据玩家状态，适时给予对方体验上的调整，使游戏难度和玩家能力处于平衡，从而制造出“心流体验”。
“举个例子，以一个小时为单位，在你刚接触游戏的前三分钟，我慢慢拉起你的‘心流’状态，逐步让你生长，比如开放更多的体验，告诉你，新的道具和技能怎么玩。这时候如果你有点厌烦了，我说，放松一下，去打个怪吧。这时候，‘心流’就又拉起来了，因为你学会了技能，会很高兴。”
玩家的爽感在逐渐积累，总会有巅峰。但游戏策划会尽量延迟巅峰到来的时间，并且在之后的下降阶段继续给予新的体验，“比如新的任务、新的卡牌等等”，以此重新刺激玩家。
“一些竞技类游戏会将到达‘心流’的过程缩短。玩家不需要明显的体力消耗和重复行为，就能很容易跟游戏机器之间产生高频、‘短路’且快速的奖励连接。”一位研究者这样总结道。
现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博士后的饶一晨，曾在 7 年前调研过一家在当时附属于三甲医院的网瘾机构。他观察到，在机构里因为“网瘾”被送进来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英雄联盟》的重度玩家。
饶一晨说，这款游戏有着精妙的竞争机制，以及酷炫的英雄形象、画面和游戏效果。虚拟战场每局持续 30～40 分钟，玩家的对手是具有极大不可知性的真人，每一次操作都会立刻得到反馈，整体局势可能因为一个决策而翻盘——就像真正的战争一样，充满无限可能。
“后来，它被移植到手机端，流程进一步被简化处理了。”
德铭，一位曾接受“网瘾治疗”的学员，也是现如今的游戏从业者告诉我们，“手游反馈的链条更短，设计者会让更多人在空闲时间来进行挑战，比如午休或下班路上，一局只要 15 到 20 分钟，不需要电脑就能随时随地获得良好的反馈。”
对于游戏里的这些设计，靳杰总结，“我们无法强制留住玩家，只是把游戏作为一种产品，尽可能延续用户的生命周期。”
“也有一些很烂的游戏，以吸金为主，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手法都用到游戏里面，最大化地构筑与用户的联系。但这种游戏到市面上，经过玩家的理智选择后，应该很快会被淘汰掉”，另一位游戏策划何屿这样认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交流的时候，游戏策划们对于“上瘾”、“沉迷”等词的使用极其谨慎，生怕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由此生成 ——“游戏都会让人上瘾”。
即使是见过太多病例的医生们，也不愿意看到游戏被当做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这不是一个真空的环境，人总是需要放松和娱乐。封锁得越厉害，反弹得也越厉害。”
“游戏障碍”入病的争议
当“游戏障碍”作为一种疾病被纳入医学范畴讨论时，伴随始终的是争议、未知和探索。
2008年，田成华担任当时卫生部病理性上网（网瘾）诊断标准课题组的负责人。“在此之前几年，因为一些社会事件和新闻，比如打游戏过度甚至引发猝死之类的，两会总有代表提到这个问题。涉及到健康领域，提得多了，卫生部说做一下调研，组织专家们进行讨论。”
作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田成华参加过其中一场。他在现场发言，“我们讨论网络成瘾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首先应该定一个标准。不然，一个人嘴里的‘网络成瘾’和其他人说的未必一样”。
他接到了课题。在前期交流时，一个问题就被抛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病？”
事实上，此后数年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讨论是否要将“游戏障碍”归为“成瘾性疾病”之前，同样的问题再次被抛出。
“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田成华说，“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东西，不只是医学，还包括社会学、教育学很多东西。所以我说，如果要定病的话，不能说‘网络成瘾’里什么都跟疾病有关，但我们肯定要挑出相关的部分。”
课题组提出一个概念，“病理性上网”。在当时，这次“定病”的过程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田成华等人首先建立了标准条目库，通过文献检索，将国内外使用较多的与“病理性上网”相关的“诊断标准”列出，归纳或保留，形成了四大部分的初步诊断标准：症状标准；严重程度标准；病程标准；排除标准。
后两项标准的确定，则是通过现场对因上网问题住院的受试者进行测查。“我们联合了北京 3 家三甲医院精神科副高以上的医师们，两名专家一组，交替对受试者及其亲属进行访谈，请他们根据操作性定义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各自独立做出诊断，再进行复核检验，对症状标准和病程标准进行考验。”
最终，对初步诊断标准进行修订后，课题组将“病理性上网”的症状条目特点确定为“不能控制的冲动、沉溺性、否认问题行为、复发、戒断症状及不顾后果上网”。
课题组前后做了三期调查，公布在网络上的是第一期，刊发于 2009 年，主要是北京地区的结果。“我们在全国选择了七个行政区做调查，全部工作已经在 2012 年完成，但后续的文章未能刊发。”
对于何时刊发成果，田成华几次得到的反馈是，“先不动”。他猜测，这个话题受阻可能是因为极易触及大众神经，毕竟游戏产业年产值逾千亿。“到了 2014 年还是 2015 年的时候，卫生部门说，你可以投稿了，但我已经没有热情了。”
但医学界对此的讨论和关注并未停止。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预览版（ICD-11），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成瘾行为所致障碍”单元，对此的描述是：
对一种电子游戏失去控制力，日益沉溺于游戏，以致其它兴趣和日常活动都须让位于游戏，即使出现负面后果，游戏仍然继续下去或不断升级。该游戏行为模式必须足够严重，导致对个人、家庭、社交、教育、职场或其他重要领域造成重大损害，并明显持续了至少 12 个月。
事实上，自 2005 年 WHO 开始修订 ICD-11 时，这一议题在世卫专家内部已经过至少五轮讨论。专家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涉及心理学、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等领域。
“根据目前的研究，网络或者游戏上瘾后，大脑的功能、结构等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郝伟撰文回应质疑。他是“游戏障碍”入病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 ICD-11 成瘾疾病相关工作委员会成员。
2012 年，郝伟和两位德国专家提交报告，建议将“游戏成瘾”在内的“网络成瘾”纳入 ICD-11 中。当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青少年网民的网瘾比例高达 26%。而德国政府公布的报告也提及，14~24 岁年龄段中，大约有 25 万人对互联网产生严重的依赖性，140 万青年人属于问题网民。
他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称，“评价一个诊断有两个重要指标：一致性和真实性。就是要确保我们诊断的对象确实是我们想要诊断的对象。打个比方，如果用磅秤来测量身高，就不会产生真实的测量结果。同理，只有建立了统一的疾病定义和诊断标准才能实现一致性的、真实的诊断。”
有人也曾就此质疑，担心“游戏障碍”入病会引发诊断滥用。
但郝伟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这并不会导致滥用诊断，二者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
“但对不法治疗机构借此吸引患者进行治疗则需要警惕，尤其是采用未经效果认定的实验疗法。”
医生们也一再强调，玩游戏的人很多，但确诊为“游戏障碍”的患者比例并不高。
被送去治疗的孩子们
尽管 ICD-11 增设了“游戏障碍”条目，但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们还面临诸多未知和探索。
“因为没有诊断标准，所以在诊断一致性方面做得比较差。”
在此背景下，在当前对“游戏障碍”的诊断，更依赖于医生们的临床经验来评判。
田成华告诉我，在临床上，一些“游戏障碍”的患者存在共病，比如焦虑、抑郁、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这类患者大约占四分之三，针对这些疾病有药物可以使用。但还有一些患者，“本身没有任何性格、精神障碍问题，只是单纯对游戏上瘾”。对于这些患者，目前还没有药物可治，更多采取社会心理干预等手段。
2018 年 10 月，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开始筹划建立一个病房，对“游戏障碍”等行为成瘾的患者进行干预治疗。
但能提供给她参考的案例太少，尽管这在过去经常被讨论，但大都发生在训练营和民营医院，入院标准、效果评估、长期跟访都存在数据缺失。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她和团队的医生们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从房间的功能、色彩，到治疗的方案反复讨论。会客厅的沙发选择了淡蓝色，窗帘是绿色，家庭成员被邀请一同入住其中，整个病房整体都试图呈现一种“住家的氛围”。
病房里还安置了迷你 KTV、小书吧、动感单车、体感游戏。
这是一种行为替代疗法，当患者身处戒断期时，医生试图让他们从其他娱乐和运动方式中找到快感和成就，以此明白，并不是只能从游戏中获得这些。
被带到牛雅娟面前的大多是未成年人，事实上，也不只她有这样的观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脑发育不完全，对压力缺乏应对技巧，手机和电脑又随处可得。因此，医生们普遍发现，“游戏障碍”的患者里，未成年人居多。
起初来到医院的孩子们，大都不配合，也不愿承认自己“患病”。
田成华自有一套技巧，“我不说这是病，只说这是个问题，对你产生了影响，你承认吗？比如一些孩子原来学习前三，后来倒数，情绪不稳定，经常发脾气，和父母有激烈冲突，甚至产生伤害，更严重的，甚至会有违法行为；还有长期昼夜颠倒，身体状况不好。这些都是事实，孩子也否认不了。”
“我问他，你希望这种情况改变还是保持？聪明一些的孩子，哪怕是面上应付，也会妥协，跟你说，我想改。当然还有一些孩子，明知道这个不对，但他抵触很大，说我就是不想改。”
德铭曾在北京的一家封闭网瘾治疗机构待了 5 个月，他的父亲每周定期来参加课程和活动，母亲则是在机构里住一个月、回家待一个月。他在的几个月里，总有孩子试图从紧闭的大门逃跑，一旦被教官抓回来，就立刻被关进小黑屋。
与训练营和网瘾治疗机构不同，回龙观医院的行为成瘾病房没有铁门，没有大锁。医生们会时刻观察那些抵触情绪强、不愿意配合治疗的孩子，嘱咐家长，一定要随时陪伴。
在接诊时，医生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会电击吗？你们会体罚吗？”
事实上，在医院病房中，强迫和惩戒都被禁用。孩子们的个人选择，甚至得到了比院外环境里更多的尊重。
譬如，医生们希望一个喜欢安静看书的男孩更多地参加其他活动，但男孩坚持自己对球类一点兴趣都没有。牛雅娟不再以“医生的权威”进行干涉，随后她发现，男孩围棋下得很好，脸上逐渐开始有笑容了。
而当另一位母亲试图帮助孩子选择他要参加的运动时，男孩突然发怒，甩开纸，“我不选了！”
医生们也立刻上前制止了她，“要让孩子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牛雅娟强调。
“网瘾少年”，值得被看到更多
在把孩子送去治疗“网瘾”之前，对于家长们而言，自己的孩子更像一条条奔腾的瀑布，他们或许不想，或许已经不能去打破屏障，只是隔着很远的距离，看孩子喧嚣着向陌生的远方奔去。
这些孩子原本应该更早、更多地被看到、被听到。
今年 6 月，念大学的李阳在网上发帖求助，在家读六年级的弟弟打游戏愈发严重，甚至会装病逃学，一旦爷爷不顺着弟弟的意图，就会遭到辱骂甚至殴打。他甚至拉黑了妈妈的所有联系方式，只要有联系就是要钱买游戏装备。
一个半小时的对话里，我们粗粗勾勒出一个男孩的成长轨迹。
男孩 3 岁的时候，父母去外地打工，后来离异，各自有了家庭和伴侣。姐弟俩跟着爷爷长大，弟弟一闹，爷爷就忙塞一个手机哄他。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他没什么爱好，除了游戏。
爷爷溺爱他，只要哭，他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 —— 从儿时的奥特曼，到念书后不想写作业的“自由”。他用跳窗自杀威胁爷爷，因为被拦住不给打游戏，他一拳“闷在妈妈脸上”。
今年寒假，李阳回家听到爷爷和弟弟为游戏争吵，弟弟把还穿着单衣的爷爷推出门外，自己躲在屋里打游戏。愤怒的姐姐把门打开，喊爷爷进屋去睡觉，回头一看，弟弟站在沙发上面红耳赤，喊着“你们都给我滚”。
“已经很严重了，在家的时候完全日夜颠倒，每天玩到凌晨，白天睡觉，不吃家里的饭，饿了就点外卖。”
为此，姐弟俩发生过好几次冲突，关系降至冰点。但他们也曾有过温情，互相依偎的时候。
李阳读高中时，父母返家时总爱争吵，年幼的弟弟攥着手机找到姐姐，“‘姐姐我怕’，那时候觉得他挺可怜的，那么小父母就没在身边”。
高三毕业那年暑假，李阳腾出手跟弟弟讲道理，控制他打游戏的时长，“他也自觉，每晚十点就会把手机交过来，我看到他还有很多游戏群，征求同意之后，也退群了。那段时间，他的变化还蛮大的。”
但外出念大学的李阳，寒假返家，只是过了一个学期，就发现自己再也管不住弟弟了。而他对父母关系的变化也不再在意。“很麻木，就是那种，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而他只要打游戏。”
今年，妈妈带弟弟去武汉医院检查，12 岁的男孩被确诊了抑郁。
李阳的语气中透露着怀疑，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弟弟为了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新手段，“家里人也都不是很信。”
“在接受吃药治疗吗？”我问。
“这个不太清楚了。”李阳回答道。她曾是家里唯一“能管住弟弟”的人，现在也被河流隔在另一头，无法看清对方。
“家长们总以为问题是因为游戏才产生的，但事实上，游戏只是承载了这些问题。”牛雅娟说。
在行为成瘾病房里，摆着一个沙盘，沙盘的意象能够表达游戏者内心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持续对话，心理医生通过孩子对沙子、水和沙具的创建，捕捉到许多语言无法演绎的细节，比如情感隔离、孤独、愤怒、无助。
一个孩子把代表自己的小人放置在沙区中央，用手指在四周勾勒出一个框，“这是孤独”。另一个孩子在沙区摆下了代表自己和父母的小人，“父母”背对着“孩子”，相距甚远。
“相对多的情况是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缺失，或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致”，田成华说，“还有一种是教育过于严厉，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压力。除了学习之外，不让他们参与任何一种娱乐和交流活动。”
他碰到最极端的案例是，孩子上下学全由父母接送，放假也不被允许跟其他同学玩耍，父母替他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这个孩子一旦接触到游戏，就可以获得现实中得不到的快乐，他就失控了。”
我们需要快乐，这是天性
在探访网瘾治疗机构，接触到更多家长之后，饶一晨对家长的处境和困境有着更深切的了解。
“60 后、70 后的这一部分家长，一些人的认知是局限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就很单一，有书就读，有工作就去上。他们也不能理解 90 后、 00 后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市场经济环境成长起来，见过很多光怪陆离的东西、接触那么多文化产品，他们渴望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此，家长们希望孩子在这个单一赛道上竞争，但孩子总向往外跑，原因是，这个赛道提供不了更多的创造力，也提供不了更多的想象。打游戏对于一部分孩子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自救行为。”
事实上，一些孩子远比家长们看到的更加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
德铭在进入网瘾治疗机构后，被严禁玩电子游戏，他和其他孩子尽量通过运动、阅读去消耗精力、转移注意力。
后来，他们自己研发了一种游戏，各自分工，有人负责绘画，有人负责文本，有人负责贴名字，有人统计卡片数量，根据机构的情况模仿“三国杀”，重新在上面创作各种人物卡、行动卡和装备卡。
人物卡上画上了学员、机构里的教官、医生甚至主任。每个人物有自己的特点和技能，没有谁优谁劣。即使是对于讨厌的教官或医生，孩子们也并没有心存报复，将对方设计得很烂。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被流放到荒岛，他没有工具，但为了生存，他即使不会取火，也得专门去学怎么取火；如果他的快乐消失了，他就需要去寻找快乐，这是天性。”
在机构里，饶一晨遇到了昌文，他是自己主动来治疗的，没有父母逼迫。
昌文在县城长大，一直是优等生，但在念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且擅长本专业，同时跟许多精英竞争，也没有赢的可能。
逐渐地，他丧失了学习的动力，每晚去网吧通宵打游戏。他形容打游戏时的自己，“来到了宫殿，我就跟国王一样。在游戏的世界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比自由，有那么多游戏可以供我选择！”
反观现实生活，昌文看似有自由——努力学习，自己选择了学校和专业，但是实际上，却被脑海里那个完美的自己给束缚住了。一旦做不到那么完美，他就会陷入恐惧。
“功利化的教育下，学习是学习，游戏是游戏，现实和游戏世界的落差太大了。”饶一晨说，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人类学家来到一些岛屿部落去做观察时，发现他们的生活与那时候的美国人生活非常不一样，当地人的游戏、娱乐、教育、生活、劳动是一体的，分工没有很细化。
然而，今天我们的生存状态更像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教育和游戏割裂开，一提游戏，就是否定的、片面的认知和理解，“但这样是危险的。”
同我们对话的部分游戏策划、医生们已为人父母，他们也都谈及自己对孩子玩游戏的态度，“堵不如疏，需要引导孩子使用、甄别游戏，控制时长，让孩子学会如何与电子产品打交道，而不是反被它所控制”。
德铭提到自己打游戏的初衷，他享受上分的快感和乐趣，更重要的是，他在游戏里与外界发生了有趣的社交连接，那是他在学校所无法获得的。
他是那间网瘾治疗机构里少有的、最后依然从事游戏行业的人，还投资过一家小有名气的游戏战队。
德铭的成功无疑是对“另辟蹊径”的鼓舞，但并不代表这是一条好走的路。
在门诊和病房中，医生和孩子常有这样的对话。
“不学习，以后你做什么？”
“电竞选手或主播。”
“这条路其实很残酷”，德铭说。电竞行业和直播行业，也都需要门槛，比如天赋、专注力，同时面临训练高强度、工作黄金时间短等问题。
而他投资战队的决策，也是由人脉、能力、眼光、时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说“另辟蹊径”，不如视为广义上的“学习”在游戏领域的应用。
“（游戏）当然可以成为一种选择，但不应该是一个人逃避现实的幻觉。”
饶一晨发现，当下解决“网瘾”的难题更多还是抛回给家长，即使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控制未成年人打游戏时长，但对家长而言，还是由他们左右孩子的游戏权力。
“当小孩没法在某个时间段打游戏的时候，他又来求你，来借身份证去打游戏。”
同时，这一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在逃避成年人管控上能够发挥无穷的智慧，比如去其他平台找一些相似的游戏，又或者在手机桌面隐藏自己的游戏 App。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孩子感觉，‘学习是设计得很烂的游戏’？除了一刀切限制游戏时间，是不是还可以探讨，如何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探讨什么是更有机的游戏，让有机的‘玩’和探索，嵌入每个人的社会生活。”
“或许，网瘾少年们并不是逃避竞争本身，而是厌倦或畏惧着那个看似没有终点的、缺少人性的单一赛道。更有意思的游戏和娱乐不断充斥在生活中，如果这些孩子在现实中能够获得更多支撑和选择，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靳杰、EC、李阳、何屿、昌文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林绚晖：《网络成瘾现象研究概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 年第 10 卷第 1 期。
2. 刘铁桥，赵敏，郝伟：《游戏障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20 年第 26 卷第 4 期。
3. 王文政，陶然，牛雅娟 等：《“病理性上网”诊断标准的初步制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 年第 23 卷第 12 期。
4. 亚当·奥尔特：《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 2 月。
5. 袁明，郝伟，李勇辉：《房间里的大象：有关行为成瘾的争议及回应》，《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8 年第 24 卷第 5 期。
6. 周逵：《作为传播的游戏：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年第 7 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文又京，监制：李晨，审核：邓兰芳（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