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崔赫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引起了广泛热议。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地被广泛使用，但“农民工”常常被视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称呼。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新时期，农民工又能给乡村带来怎么样的发展契机？
一、蛇皮袋背起的致富梦
1989年的春节前夕，中国南方的各大交通枢纽突然宣布告急，售票窗口前挤满了人，站前广场人满为患。一股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浪潮给铁路等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的压力。这年春节后，有三四千万农民工涌入城市。
二、WTO时代，撑起世界工厂
从1985年以来，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几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5年农民工数量为6713.6万人，1993年突破1亿人，2000年突破1.5亿人。在中国加入WTO以后，2003年到2008年短短5年的时间，农民工规模迅速膨胀到2.2亿。
这一时期，农民工群体的迅速庞大不是没有原因。入世后我国在大宗农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消失。举个例子，加入WTO后，中国的小规模农户面临欧美大农场主的竞争。中国农民将被迫让出300多亿元的粮食和棉花的国内市场份额。并且2000年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纯收入比1992年已下降了17%。
这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变得无法避免，有近千万的农业人口将转向非农业部门，大批农民工转向制造业。
2000年前后，河南信阳退伍军人郭明志辞去乡里治安队工作，把6岁的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带着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东莞。直到同学给他介绍了保安的工作，给妻子介绍了流水线上的工作，两人才安顿下来。
此后妻子一直在流水线做女工，流水线的下班时间要依照订单量与完成程度而定，加班到11点是普遍现象。只不过加班是令工人们高兴的事情，因为能多拿钱。
郑小琼也曾是东莞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女工，先后在烤漆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工厂打过工。东坑五金厂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差不多快5年，工作内容就是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然后取下，再摆……最多时，她一天要打13000多个孔，像她这样的女工不计其数。
2005年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秘书长简礼达说：“多数人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果，而忽视了对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的怀疑。” 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支撑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础制造业大国，生产出了全球20%的终端消费品，可谓是农民工撑起了“世界工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民工，似乎已经不愿意在制造业中摸爬滚打。
200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达到41.6%，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仅为27.3%。招工难、用工难成了很多企业的心病。
“现需求包装工100名，工作轻松，月薪5000元以上，年龄不限、学历不限……”这是某电脑品牌发出的一则招聘公告，只是这是该工厂自复工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招工。
招工情况并不乐观，企业负责人面试完几名应聘者后，看着手里的资料对同事说：“今天来的年龄最大的已经52岁了，最年轻的也有44岁。10年前，我们厂里工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32岁，可现在平均年龄已达到43岁以上。”不过该负责人还是想，只要有年轻人来应聘，条件还可以放宽一点。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0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有所提高。
年轻人，都去哪了？
三、新生代的优势
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亿人。但是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农民工代际转换正在加快，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成为趋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工种无关，主要是户籍状态。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有何不同？
第一， 诉求变了。
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相比，新生代群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强烈的留城意愿使他们不仅关心经济收入，还开始强调就业平等性、重视工作环境，要求改善在城市中居住环境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其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利益诉求对原有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挑战。
95后农民工邹彬是2020年两会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他身边有95后乃至00后的工友，就像曾经的邹彬一样，这些人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对未来感到迷茫。邹彬希望社会能给他们更多成长的平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与此同时他说“新生代农民工特别需要归属感”。
第二， 投身新业态，不少人收入不菲。
进入新时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正在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比如，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投身新业态之中，支撑起新业态的发展。
一份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冲上热搜。2020年“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而且这部分从业者的“月均收入为10571元”。
在这个行业中，90后农民工表现更加突出，其从业人数占比，比整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高出3.7个百分点，显示进一步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聚集趋势。当“月薪过万的码农”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交集，就打破了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第三，比起老一辈农民工，更有竞争优势。
彼时，老一辈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局限于传统的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初级服务业，且流动性较大。在《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为21.2%，比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其中，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为20.0%，研究生学历的占比为1.2%。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追求梦想的能力，也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肯吃苦、能耐劳，对理想追求、对工作负责、对业务钻研，用奋斗和拼搏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四、问题重重
一代又一代农民工们用智慧和汗水支撑了中国制造、实现了中国奇迹，推进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在农民工发展的历程中，也造成了一部分难题。一方面是乡村逐渐“空”了，这扼住了乡村“想发展却难发展”的咽喉。另一方面不破除城乡户口的差异化问题，大量的农民工仍然会被“挡在”城市之外，也就无法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待遇。
不少农民工徘徊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
2003年，27岁的川妹子邓燕决定南下打工。在佛山顺德区容桂镇，第一年，邓燕每个月有850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扎根顺德，夫妻俩积攒了一点钱，加上东拼西凑借款10万元，2012年买了一辆货车帮企业拉货，每月开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邓燕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计想留下来。
除了遥不可及的房产，只有社保这一条路。后来她来到一家有社保的企业。然而，厄运降临。没多久工伤让她永远地失去了左前臂。突然成为残疾人，给邓燕的“广东梦”蒙上了阴影。留城还是回乡？这个家庭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从小成长于顺德的女儿是回乡的最大反对者。家乡四川在她心里已是异乡，那里虽有亲人，但却没有朋友，儿时在四川的印象早已模糊。每年春节，邓燕都把两个女儿带回老家，摩肩擦踵地坐一整天的火车到达成都，然后乘长途汽车辗转奔袭南充，再坐摩托过盘旋山路。另外，还有无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两个女儿早已苦不堪言。
春节长假在老家，无论饮食和生活习惯，邓燕和丈夫都已经无法适应，女儿们更是归心似箭。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个情况同样存在。
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基本没有务农经验，甚至连农业常识都缺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远离农村。
在深圳工作6年的李生，已为人父，孩子落户、上学等压力让他萌生了“以后肯定要回老家发展”的想法。但最让他烦恼的是，“现在很迷茫，不知道回老家能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也只能先干着，走一步看一步”。
此外，华中科技大学曾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现状，使得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故乡，更多呈现在春运目的地、思乡对应物的精神意义。
而从长远来看，由于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用工量也在减少。用工量的逐步减少是发展的需要，是科技前行的见证，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更是告别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企业进步的一个过程。
如何让农民工进退有据，既可以踏实进城，也可以安稳留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五、农民工，进退有据
如何能让农民工进退有据？
一方面，城市要做的是用更公平的制度设计、更精细的公共服务来增加农民工的幸福感。企业要做的是，改善就业环境，增加职工福利，向农民工让利。具体来说，一是满足其培训学习、职业发展的需求，使其成为新型技术工人；二是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成为城镇新市民。
另一方面，给农民工创造返乡创业的机会也显得尤为重要。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积极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稳定农民工就业。
“留人”最核心的机制是产业，富民乡村产业从横纵两方面极大拓展了农业产业的内涵外延，可以最大限度达到富民增收的要求。从横向来看，除发展农林牧渔产业以外，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丰富了农业产业内涵。从纵向来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拓展了农业产业外延。
陕西延安脱贫靠苹果产业，江西赣南脱贫靠脐橙，贵州、云南、四川很多贫困地区靠茶叶、水果、药材等特色产业，以及观光休闲、电商等新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
福州则是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宜优势，把培育壮大富民产业作为群众致富增收的着力点。2020年福州水产、畜牧、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竹木花卉等七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
这其中也吸纳了不少人返乡。以德清县的仙潭村为例，近几年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外经商人员、大学生们纷纷返乡创业，现村里共有民宿120家，80%是由返乡创业人员开办的，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3.4万元，比五年前足足翻了一番。
江西小伙陈观明家于2014年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摆脱拮据的生活，他和哥哥在外打拼。次年脱贫后，他便留守家里，边种茶边照顾罹患肺部疾病的父亲。
2018年，陈观明建起了50亩茶叶合作社，吸纳的10户贫困户除了每年400元左右的分红，还可以在基地挣得务工收入。茶叶生意做有声有色，后来他还购置了杀青机、揉捻机、烘干机等制茶设备，茶叶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除了批发、销售自己做的手工茶，也帮助贫困户代销，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这一切也离不开组织的助力。陈观明基地被评为村级示范基地，享受6万元产业补贴。
贵州威宁县凉山村海拔2600多米，每天早上，马敏训一家会一起开车去自家承包的高山冷凉蔬菜基地上班。一年前，马敏训在外务工，如今他回乡尝试承包蔬菜种植基地。
威宁地处乌蒙山区，海拔高、山地多，适合蔬菜种植，但是因为缺水，产业发展困难。为了解决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2020年初，威宁启动了“供水保障”工程，在全县铺设了各类供水管道近1万公里，覆盖了28万亩蔬菜基地。
有了硬件的保障，加上管理得当，马敏训今年第一季蔬菜就获得了丰收。贵州大学的农业专家也会定期来到村里，指导大家科学种植。如今，这里的蔬菜不仅满足了贵州本地的需求，还卖到了湖南、广东、东南亚等地，凉山村户均增收9000多元。
为丰富产业结构，近年来云南勐省镇芒阳村尝试种植火龙果、百香果、沃柑等特色水果。因为光照充足，今年刚种下的这批火龙果，已经成功采摘三次，共赚到3万余元。尝到甜头后，不少村民主动联系上村委会，提出将自己土地流转出来用于种植。
同时，好的政策也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2013年，19岁便去昆明打工的李江龙毅然辞去工作，回乡创办了养鸡场。创业初期，李江龙遇到过不少困难，当地村委会特地邀请养殖专家对他进行辅导培训。“如今，我每年可售出1200多只土鸡，年毛收入超过5万元。”
从苦口婆心劝说村民参与，转变为大家主动加入，他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放下锄头，离开乡土，风风火火加入进城运动，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新工人群体，为城市的建设、服务奉献了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整个中国改革。
如今，这些外出打工者的需求应被放到发展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赋予和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权利，尊重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主选择，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参考资料：
1．光明网评论员：“新生代农民工”为何有人诧异丨光明网，2021-08-18；
2．奉献青春与汗水，城乡巨变立大功 ——我国农民工发展40年概览丨中国劳动保障报 2018-11-01；
3．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与成果分享丨中国人口科学，2021-12-01；
4．经济、政治、文化、服务协同: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重建丨求实，2014-02
5．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进退有据丨经济日报，2019-05-06；
6．【走进乡村看小康】富民产业带来新生活丨央视网，2021-07-13；
7.加入WTO后再看“民工潮”及对策丨西北人口，2003-02；
8. 在“世界工厂”打工的第24年丨北青深一度，202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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