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黄雯,题图来自:李晨
河北村医申敏家的几个孩子各有来处。
比如夏日村口的树荫下、冬天大雾弥漫的路口,一个孩子被两床被子一兜一盖放在长椅上。还有一次,申敏送几个孩子去上学,回来一瞧,一个女婴坐在屋里地上“哇哇”哭。
他总扯着嗓子喊妻子李凤月,“这又有个孩子 !”
从 1998 年到 2012 年,申敏和妻子前后收养了 12 个孩子。这些孩子全部因为先天疾病被遗弃,比如唇腭裂、脑瘫、重症肌无力、智力障碍。
其中,3 个因先天疾病夭折,2 个被送往更适合照看他们的福利院或慈善机构。剩下的 7 个孩子里,2 个上了大学,2 个读了中专,最小的在念小学。
从捡到第一个孩子贝贝起,涡流开始急速旋转,申敏和整个家庭都被卷入其中,甚至冲荡着四里八乡 —— 更多遗弃的婴儿被送到他这里。
申敏最后一次收养孩子,是在 2012 年的一个夏日夜晚,有人敲响了医务室大门,在台阶上留下一个裹着被子的孩子。申敏抬头四处看,一辆车向西开去,他追不上。
就这样,申敏和李凤月成了所有孩子的父母,带 TA 们看病、做手术,供 TA 们读书。有一年,两个孩子因为在北京住院做手术,因为陪护人数有限,申敏带着其他几个孩子无处可去,最后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
夫妻俩保存着孩子们来时的第一身衣服,他们数得出每一个孩子来家时的装扮和日期。也有孩子只裹着个被子就被丢了,脐带尚未脱落,被一根布条缠着。医生说,孩子出生也不过三四天。
最近 9 年里,没人再往申敏家送孩子了,那些小衣服上残存的尿渍和血渍发黄变硬,7 个被收养的孩子渐渐长大。
家里最小的孩子叫东东,读二年级,说话时喜欢偎着李凤月。有一次,他问妈妈,“家里这么多孩子,你是怎么生出来的?”
60 多岁的李凤月说,“就那样生出来的呗。”
东东伸手摸摸妈妈的肚子,瞪大了眼睛。
这个 9 岁的孩子也许很难理解,他所身处的庞大家庭曾如此深地触达了一个时代。
有数据统计,在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初,民政部收养的孤儿和弃儿数量从五六千达到 5 万,翻了十倍。这一数值在从 2012 年近乎达到顶峰,为 57 万人。根据最新的数据,全国孤儿总数为 19 万人,下降了66% 。其中,“遗弃儿童的现象大幅减少”。
这些孩子不幸出生在那样的家庭 —— 只是因为不具备父母期待的健康、性别或其他条件,就被丢掉,以换取新的生育机会。
在申敏家,我观察孩子们的性格,与 TA 们讲话,聊“贴满一墙的奖状”、爱吃的食物、在学的乐器。我也听申敏讲那些已经长大成人孩子的故事,在外工作、打暑期工挣生活费的,谈恋爱的。
TA 们不能仅仅被视作一串数字,或一个注脚。这些活着的孩子、还有死去的孩子,都如此真实。
以下是申敏的自述:
被弃的孩子:路边、树下、丢门口
头一个来家里的孩子是大贝,男孩,先天唇腭裂,智力也有问题。
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仨孩子了,大闺女,两个儿子,后两个算超生,罚款也交了。
1980 年我就开始当村医,在村里开了个诊所,帮人看看头疼脑热、打个针开点药。挺忙活。那会儿,我们这也就两三家诊所,不像现在,一溜过去,五六家大药房。
诊所后面就是我家,刚好也是 98 年,家里还有钱起了东西两座厢房。
这年冬天,我大闺女上学,路上就看见了大贝。
早晨六点多,别人都上学了,就她一个人往家走。我媳妇儿问,落什么东西了?
她说,“没有,我看到小孩了。”
我往窗户外面一看,雾那么大,看不着人,我媳妇儿带着大闺女先骑着三轮去了,闺女到地儿了,一把就给大贝抱起来了。
那时的大贝特别小,只有一点点,也不睁眼,脐带都没落。这些孩子里,好几个都连着脐带一起裹了的。这说明什么?出生没几天,家里就给丢了。
我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想着先给孩子救命。因为抱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冻透了。我们抱着用身子贴着焐,焐得皮肤发凉了,就换个人。后来又拿个瓶子,装了开水,给他裹上。
农村地方不大,之前也听说谁谁发现丢孩子的,但自己没遇到过啊,一听说捡到小孩了,都新鲜,上家来看。整整俩月,我家就没断过人。
也有人是想抱走孩子的,来看,脱裤子一瞧,男孩。但当时我们大贝还是小豁嘴(先天唇腭裂),当然现在不是了。人家一瞅,也不乐意要,在我家坐了四十分钟才走。毕竟“养儿防老”,人家考虑这个。我们也理解。
等人走了,媳妇儿问我,你怕不怕受累?我说不怕。我媳妇儿说,那这孩子就咱们养,谁都不给了。
政府听说捡一小孩,当然也得派人来调查。民政那边来人,听我说要养这个孩子,让我写个保证书,要让这个孩子上学,不能虐待,种种这些。
大贝头一年没上成户口,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是抓得紧,一家几个孩子都有数,还是第二年嘎子来了之后,派出所一起给上的。
那时候,我们这地方还没有儿童福利院,捡了孩子往哪送?人家听说了,老申养孩子。这些个孩子,有些是派出所和民政给抱来的,也有人直接往家里搁。
1999 年,就是嘎子(申敏家收养的第二个弃婴)来家的时候,他是在树下被捡到的。捡他的也是个小孩,抱回家,家里四处打听有没有愿意收养,好多人来看,唇腭裂,就不要了。
后来就把孩子送派出所了。民警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收到一个小孩,也是唇腭裂,问我能不能养。我就接回家了。
我做村医,知道那时候唇腭裂已经能通过手术治疗。起初,我带着俩孩子去了廊坊和涿州,没做成功。
2000 年,有一个“微笑列车”的慈善项目,给贫困的唇腭裂患者做矫治手术,但那会儿还没覆盖全国,只有四个省市能给做。我就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可能是电话打多了,人家最后签字,同意让我们去天津做。
整个唇腭裂手术矫正的周期挺长,唇裂修复、腭裂修复、牙床、鼻修复,前前后后好多次。大贝做得次数最多,六次。
你现在看看,几个孩子做完手术了,多好,但当爹妈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们后来上北京去做唇腭裂手术,也看到有家长领着闺女的,人家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心脏病,但一样没被放弃,可见人和人的想法是真的不一样。
他们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大闺女捡到大贝之前,我们这应该有扔孩子的。
从八几年开始,计划生育开始抓紧,生二胎就得罚 700 多(注:1991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708 元)。
只能生一个,就都想要健康的。还有好些人想要小子,来找我打听,有没有生男孩的“变胎药”(注:一些号称“女孩转男孩”的转胎药可能会加入一些违禁成分,比如甲基睾丸素,会导致孕妇流产、胎儿畸形、女胎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
所以这些个孩子,来我们家之前,都受了大罪。我的小闺女,可心,是 2002 年来家里的,出生才几天,光溜溜什么都没给穿,就裹了个被子。
跟可心同一年来了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派出所抱来的时候是脐膨出。我们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一看,怎么这孩子上你这儿来了,昨天还是别人带着来看的。
我媳妇就常念叨,得什么样的父母,心眼这么狠,孩子刚生出来,冬天这么冷,夏天那么热,就给他们扔马路边上。
到现在,她心里还没过去一道坎,那是个重症肌无力的孩子。我们起了个大名,叫申海为。养了三年,最后没了。
这姑娘是 2009 年被搁在诊所的,来时已经会坐了。我骑三轮送孩子们去上学,一回来,看到孩子坐在地上,旁边一袋小衣服,一个苹果,有点饼干。
起初,我们都不知道这孩子得的是重症肌无力,就以为是残疾。这孩子脑袋大,上身长下身短。但她来了没几个月,慢慢就会走路了,当时我们就想,会走就行,其他都不要紧。
这孩子聪明,嘴好,能哄人。你有点着急发愁的,她会看脸色,马上就过来逗你开心。
2012 年,这孩子突然就不会走路了,慢慢地,站也站不住了。我们最开始带孩子去涿州,挂骨科,大夫说看不了。回家发现,孩子呼吸挺费劲,以为是肺炎,去廊坊看,医生收入院了,当天又说得转院。
于是,我们连夜叫了救护车,往北京儿童医院送,起初没床位,搭了个临时床位。
医生跟我们私下谈话,跟我媳妇儿说,“阿姨,我劝你放弃。这孩子,我们这儿治不了。我们要治不了,恐怕去国外都治不了这孩子的病。”
从这孩子 2009 年来家,三年了,到她快走,我们才知道患得是重症肌无力。
最后,孩子在回家路上没了。
回去一路上,大闺女不停给孩子拍后背,想让她多撑会儿。我不忍心孩子遭罪,和她说,“甭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手刚停,没多会儿,海为就走了。
这些年,从 1998 年,到 2014 年,差不多十六七年,我带着这些孩子各处去看病。大的孩子们也都渐渐懂事,都能搭把手。医院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也挺照顾的。
比如我们大贝,9 岁那年,整整 16 天没排大便,不吃不喝,总说“没胃口”。我们去北京儿童医院一查,医生说是先天性巨结肠,先给洗肠。
连续 21 天,我每天早起,带着大贝去北京,挂号、洗肠,再回家。后来医生都看着心疼,说“老头儿,我教你怎么洗”,又给了我们一套工具。
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我一天不落,给大贝洗了两年。后来想想也不是个事儿,2009 年,我们四处凑钱,把手术做完了。
一间诊所、九亩地、十几口人
这些年,来来去去的,不算自己生的 3 个,家里有 12 个孩子。最累的那一年,2002 年,家里四五个要吃奶粉的。喂了这个,那个醒了。有一回,我媳妇眼睛都睁不开,我一看,困成这样,快喂孩子眼皮子上了。
家里还有个诊所,九亩地,种点棒子花生。过去,我媳妇在家哄孩子,洗衣做饭,我种地,或者去诊所。现在我俩倒过来了。我 75 岁了,上个月中了风,现在说话也不清楚,反应也慢了,腰椎以前也动过手术。
这些孩子长大,看病、生活除了我们自己出钱,还有亲戚们、社会爱心人士给筹的钱,政府也给了补贴。
比如脐膨出的那个孩子,当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说能治。可手术费我出不起。我回去找民政,说打报告,8 月能解决。可 7 月 24 日孩子来家,就出现感染了,流脓水。我怕等不到 8 月,就给北京电视台打电话求助,好心人就捐了 6 万多,8 月 1 日我们就去住院了。
那年 12 月底,几个孩子同时生病住院,家里一分钱都凑不出了,急得我给北京青年报打电话求助。记者连夜坐长途车来报道,事情也解决了。
还有大贝做的巨结肠手术,也是北京好心人给捐的钱。
也有我们实在没能力负担的孩子。
比如 2010 年的那一个,家长就搁在诊所椅子上。大中午,家里两个小子放学回来,我媳妇在屋子里做饭。孩子跑进来就喊她,“妈你别做饭了,快上前面去,有人给咱送被卧”。
我媳妇往前面诊所去,看见东边的椅子上,老高一摞被子,没看着有其他人,想着有急事什么的,先抱屋里,一弯腰,两手一插,插不进去了,掀开一看,里面是个孩子。
这孩子出现了紫绀的情况,一哭就浑身发紫,一边耳朵跟正常孩子不一样,耷拉下来。我们寻思不是个事儿啊,就抱着去廊坊,我大闺女那会儿在市医院实习,求大夫给加了个号。
做完检查,这孩子好些毛病,主要是肺动脉瓣狭窄。大夫劝我们,别养这孩子了,能治,但得花二三十万。我们回来商量,两三万能想想办法,二三十万确实不行了,但也不能耽误孩子治病。
那时候,廊坊新建了一个儿童福利院,我们通过派出所问,决定把孩子送过去。前后周转了一个多月,越养越舍不得。
我们给福利院送孩子那天,填表、按手印,挺正规的手续。我媳妇说,能不能留个电话,我们有空来看看这孩子,人家不给留,说来可以,但不能只看这一个孩子。
我媳妇说,那再看一眼孩子吧。穿了几个走廊,来到一屋,贴着墙,一排排的筐里,全是刚出生的孩子,穿着统一的衣服。
最后瞅着我们那个孩子了,因为耳朵是耷拉的,刚认出来,人家就喊你走。
我媳妇一路哭回家。跟派出所在电话里赌气说,太难受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在家养,哪都不送了。
工作了、恋爱了、上学了
从 2012 年之后,再也没人往家送孩子了。
一个是现在生育政策变了,能生三个了;也有讲究优生优育,产前筛查,好多问题在怀孕的时候就能查出来;还有廊坊现在也有福利院了,人要捡着孩子,都往那边送。
还有一件事,2013 年,河南兰考的袁厉害,她孩子养得多,20 年前后养了 100 多个。那年 1 月,家里着火, 7 个孩子没了。
这事儿一出,我们这从县到乡到村都来人转一转,检查一下,主要看看孩子们有没有问题。那一年,我腰椎出问题整十年了,要做手术,差 2万块钱,政府把这事儿也一起给解决了。
最初收养这些孩子,想的是“救命”,后面就想,养吧,该上学的上学,该工作的工作。
孩子们自己多少知道点身世,大的那几个都快二十了,怎么可能不知道,但都不提,我们也不让在家说,怕伤孩子心。
家里不过生日,孩子不过,大人也不过,没那个讲究。户口本上的生日,就写来家的那天。
到现在,也没什么人来认亲,孩子自己也都没那个想法。我媳妇念叨,他们不来,我们还想找他们呢。就得看看,什么样的爹妈,起什么样的心能给这些好孩子扔了。
现在这 7 个孩子,毕业工作的有俩,三个念书。
我们一个儿子叫白胖,大高个,2002 年来家,也是唇腭裂,数他个头最高。也能干,去年暑期实习,老板直接留他在那里当正式员工,他说不行,还是得有个文凭。
最小的这个叫东东,就是丢诊所台阶上的孩子。当时我们一打开被子,身上全是烂的,脸上、胳膊、两条腿、没一处好肉。
后来诊断是特应性皮炎。现在小脸上干干净净,只有关节会起疱疹,腿上那些白条条就是小时候烂掉又长好的印子。
让东东上学也费劲。幼儿园一看他身上这样,不给念,找了四家,全不收。
眼瞅要念小学了,义务教育了,几个小学开始也不收,一个校长说,你可以把病看好了再来。
我就生气了,这病是个慢性病,不传染,你说十年看好了,十年后再让孩子来念一年级吗?后来,一个校长说,那得去开证明,证明这病不传染,还得要北京儿童医院的。我们也给开来了,第二天就入学了。
第一年没给东东按正式学生登记,还得再读一年。但东东脑子活,成绩也好,我们家北墙,刷白之前,一溜全是孩子们的奖状。
现在这些孩子,除了东东,养在家的还有大贝和小宝。大贝是智力发育障碍,但也念到了六年级,但一上课就喜欢去操场溜达,不喜欢坐在教室。
小宝是 2007 年来的,问题比大贝严重,先天性癫痫,脑损伤挺严重,还有多动症,没办法念书,只能在家,一天追着后面喂药。
我们对哪个孩子都一样。也交待了,哪怕以后我们老两口不在了,都得像现在这样,尤其是对我们大贝和小宝,家里都得管,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得给咱们照顾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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