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黄雯，题图来自：李晨
河北村医申敏家的几个孩子各有来处。
比如夏日村口的树荫下、冬天大雾弥漫的路口，一个孩子被两床被子一兜一盖放在长椅上。还有一次，申敏送几个孩子去上学，回来一瞧，一个女婴坐在屋里地上“哇哇”哭。
他总扯着嗓子喊妻子李凤月，“这又有个孩子 ！”
从 1998 年到 2012 年，申敏和妻子前后收养了 12 个孩子。这些孩子全部因为先天疾病被遗弃，比如唇腭裂、脑瘫、重症肌无力、智力障碍。
其中，3 个因先天疾病夭折，2 个被送往更适合照看他们的福利院或慈善机构。剩下的 7 个孩子里，2 个上了大学，2 个读了中专，最小的在念小学。
从捡到第一个孩子贝贝起，涡流开始急速旋转，申敏和整个家庭都被卷入其中，甚至冲荡着四里八乡 —— 更多遗弃的婴儿被送到他这里。
申敏最后一次收养孩子，是在 2012 年的一个夏日夜晚，有人敲响了医务室大门，在台阶上留下一个裹着被子的孩子。申敏抬头四处看，一辆车向西开去，他追不上。
就这样，申敏和李凤月成了所有孩子的父母，带 TA 们看病、做手术，供 TA 们读书。有一年，两个孩子因为在北京住院做手术，因为陪护人数有限，申敏带着其他几个孩子无处可去，最后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
夫妻俩保存着孩子们来时的第一身衣服，他们数得出每一个孩子来家时的装扮和日期。也有孩子只裹着个被子就被丢了，脐带尚未脱落，被一根布条缠着。医生说，孩子出生也不过三四天。
最近 9 年里，没人再往申敏家送孩子了，那些小衣服上残存的尿渍和血渍发黄变硬，7 个被收养的孩子渐渐长大。
家里最小的孩子叫东东，读二年级，说话时喜欢偎着李凤月。有一次，他问妈妈，“家里这么多孩子，你是怎么生出来的？”
60 多岁的李凤月说，“就那样生出来的呗。”
东东伸手摸摸妈妈的肚子，瞪大了眼睛。
这个 9 岁的孩子也许很难理解，他所身处的庞大家庭曾如此深地触达了一个时代。
有数据统计，在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初，民政部收养的孤儿和弃儿数量从五六千达到 5 万，翻了十倍。这一数值在从 2012 年近乎达到顶峰，为 57 万人。根据最新的数据，全国孤儿总数为 19 万人，下降了66% 。其中，“遗弃儿童的现象大幅减少”。
这些孩子不幸出生在那样的家庭 —— 只是因为不具备父母期待的健康、性别或其他条件，就被丢掉，以换取新的生育机会。
在申敏家，我观察孩子们的性格，与 TA 们讲话，聊“贴满一墙的奖状”、爱吃的食物、在学的乐器。我也听申敏讲那些已经长大成人孩子的故事，在外工作、打暑期工挣生活费的，谈恋爱的。
TA 们不能仅仅被视作一串数字，或一个注脚。这些活着的孩子、还有死去的孩子，都如此真实。
以下是申敏的自述：
被弃的孩子：路边、树下、丢门口
头一个来家里的孩子是大贝，男孩，先天唇腭裂，智力也有问题。
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仨孩子了，大闺女，两个儿子，后两个算超生，罚款也交了。
1980 年我就开始当村医，在村里开了个诊所，帮人看看头疼脑热、打个针开点药。挺忙活。那会儿，我们这也就两三家诊所，不像现在，一溜过去，五六家大药房。
诊所后面就是我家，刚好也是 98 年，家里还有钱起了东西两座厢房。
这年冬天，我大闺女上学，路上就看见了大贝。
早晨六点多，别人都上学了，就她一个人往家走。我媳妇儿问，落什么东西了？
她说，“没有，我看到小孩了。”
我往窗户外面一看，雾那么大，看不着人，我媳妇儿带着大闺女先骑着三轮去了，闺女到地儿了，一把就给大贝抱起来了。
那时的大贝特别小，只有一点点，也不睁眼，脐带都没落。这些孩子里，好几个都连着脐带一起裹了的。这说明什么？出生没几天，家里就给丢了。
我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想着先给孩子救命。因为抱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冻透了。我们抱着用身子贴着焐，焐得皮肤发凉了，就换个人。后来又拿个瓶子，装了开水，给他裹上。
农村地方不大，之前也听说谁谁发现丢孩子的，但自己没遇到过啊，一听说捡到小孩了，都新鲜，上家来看。整整俩月，我家就没断过人。
也有人是想抱走孩子的，来看，脱裤子一瞧，男孩。但当时我们大贝还是小豁嘴（先天唇腭裂），当然现在不是了。人家一瞅，也不乐意要，在我家坐了四十分钟才走。毕竟“养儿防老”，人家考虑这个。我们也理解。
等人走了，媳妇儿问我，你怕不怕受累？我说不怕。我媳妇儿说，那这孩子就咱们养，谁都不给了。
政府听说捡一小孩，当然也得派人来调查。民政那边来人，听我说要养这个孩子，让我写个保证书，要让这个孩子上学，不能虐待，种种这些。
大贝头一年没上成户口，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是抓得紧，一家几个孩子都有数，还是第二年嘎子来了之后，派出所一起给上的。
那时候，我们这地方还没有儿童福利院，捡了孩子往哪送？人家听说了，老申养孩子。这些个孩子，有些是派出所和民政给抱来的，也有人直接往家里搁。
1999 年，就是嘎子（申敏家收养的第二个弃婴）来家的时候，他是在树下被捡到的。捡他的也是个小孩，抱回家，家里四处打听有没有愿意收养，好多人来看，唇腭裂，就不要了。
后来就把孩子送派出所了。民警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收到一个小孩，也是唇腭裂，问我能不能养。我就接回家了。
我做村医，知道那时候唇腭裂已经能通过手术治疗。起初，我带着俩孩子去了廊坊和涿州，没做成功。
2000 年，有一个“微笑列车”的慈善项目，给贫困的唇腭裂患者做矫治手术，但那会儿还没覆盖全国，只有四个省市能给做。我就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可能是电话打多了，人家最后签字，同意让我们去天津做。
整个唇腭裂手术矫正的周期挺长，唇裂修复、腭裂修复、牙床、鼻修复，前前后后好多次。大贝做得次数最多，六次。
你现在看看，几个孩子做完手术了，多好，但当爹妈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们后来上北京去做唇腭裂手术，也看到有家长领着闺女的，人家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心脏病，但一样没被放弃，可见人和人的想法是真的不一样。
他们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大闺女捡到大贝之前，我们这应该有扔孩子的。
从八几年开始，计划生育开始抓紧，生二胎就得罚 700 多（注：1991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708 元）。
只能生一个，就都想要健康的。还有好些人想要小子，来找我打听，有没有生男孩的“变胎药”（注：一些号称“女孩转男孩”的转胎药可能会加入一些违禁成分，比如甲基睾丸素，会导致孕妇流产、胎儿畸形、女胎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
所以这些个孩子，来我们家之前，都受了大罪。我的小闺女，可心，是 2002 年来家里的，出生才几天，光溜溜什么都没给穿，就裹了个被子。
跟可心同一年来了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派出所抱来的时候是脐膨出。我们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一看，怎么这孩子上你这儿来了，昨天还是别人带着来看的。
我媳妇就常念叨，得什么样的父母，心眼这么狠，孩子刚生出来，冬天这么冷，夏天那么热，就给他们扔马路边上。
到现在，她心里还没过去一道坎，那是个重症肌无力的孩子。我们起了个大名，叫申海为。养了三年，最后没了。
这姑娘是 2009 年被搁在诊所的，来时已经会坐了。我骑三轮送孩子们去上学，一回来，看到孩子坐在地上，旁边一袋小衣服，一个苹果，有点饼干。
起初，我们都不知道这孩子得的是重症肌无力，就以为是残疾。这孩子脑袋大，上身长下身短。但她来了没几个月，慢慢就会走路了，当时我们就想，会走就行，其他都不要紧。
这孩子聪明，嘴好，能哄人。你有点着急发愁的，她会看脸色，马上就过来逗你开心。
2012 年，这孩子突然就不会走路了，慢慢地，站也站不住了。我们最开始带孩子去涿州，挂骨科，大夫说看不了。回家发现，孩子呼吸挺费劲，以为是肺炎，去廊坊看，医生收入院了，当天又说得转院。
于是，我们连夜叫了救护车，往北京儿童医院送，起初没床位，搭了个临时床位。
医生跟我们私下谈话，跟我媳妇儿说，“阿姨，我劝你放弃。这孩子，我们这儿治不了。我们要治不了，恐怕去国外都治不了这孩子的病。”
从这孩子 2009 年来家，三年了，到她快走，我们才知道患得是重症肌无力。
最后，孩子在回家路上没了。
回去一路上，大闺女不停给孩子拍后背，想让她多撑会儿。我不忍心孩子遭罪，和她说，“甭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手刚停，没多会儿，海为就走了。
这些年，从 1998 年，到 2014 年，差不多十六七年，我带着这些孩子各处去看病。大的孩子们也都渐渐懂事，都能搭把手。医院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也挺照顾的。
比如我们大贝，9 岁那年，整整 16 天没排大便，不吃不喝，总说“没胃口”。我们去北京儿童医院一查，医生说是先天性巨结肠，先给洗肠。
连续 21 天，我每天早起，带着大贝去北京，挂号、洗肠，再回家。后来医生都看着心疼，说“老头儿，我教你怎么洗”，又给了我们一套工具。
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我一天不落，给大贝洗了两年。后来想想也不是个事儿，2009 年，我们四处凑钱，把手术做完了。
一间诊所、九亩地、十几口人
这些年，来来去去的，不算自己生的 3 个，家里有 12 个孩子。最累的那一年，2002 年，家里四五个要吃奶粉的。喂了这个，那个醒了。有一回，我媳妇眼睛都睁不开，我一看，困成这样，快喂孩子眼皮子上了。
家里还有个诊所，九亩地，种点棒子花生。过去，我媳妇在家哄孩子，洗衣做饭，我种地，或者去诊所。现在我俩倒过来了。我 75 岁了，上个月中了风，现在说话也不清楚，反应也慢了，腰椎以前也动过手术。
这些孩子长大，看病、生活除了我们自己出钱，还有亲戚们、社会爱心人士给筹的钱，政府也给了补贴。
比如脐膨出的那个孩子，当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说能治。可手术费我出不起。我回去找民政，说打报告，8 月能解决。可 7 月 24 日孩子来家，就出现感染了，流脓水。我怕等不到 8 月，就给北京电视台打电话求助，好心人就捐了 6 万多，8 月 1 日我们就去住院了。
那年 12 月底，几个孩子同时生病住院，家里一分钱都凑不出了，急得我给北京青年报打电话求助。记者连夜坐长途车来报道，事情也解决了。
还有大贝做的巨结肠手术，也是北京好心人给捐的钱。
也有我们实在没能力负担的孩子。
比如 2010 年的那一个，家长就搁在诊所椅子上。大中午，家里两个小子放学回来，我媳妇在屋子里做饭。孩子跑进来就喊她，“妈你别做饭了，快上前面去，有人给咱送被卧”。
我媳妇往前面诊所去，看见东边的椅子上，老高一摞被子，没看着有其他人，想着有急事什么的，先抱屋里，一弯腰，两手一插，插不进去了，掀开一看，里面是个孩子。
这孩子出现了紫绀的情况，一哭就浑身发紫，一边耳朵跟正常孩子不一样，耷拉下来。我们寻思不是个事儿啊，就抱着去廊坊，我大闺女那会儿在市医院实习，求大夫给加了个号。
做完检查，这孩子好些毛病，主要是肺动脉瓣狭窄。大夫劝我们，别养这孩子了，能治，但得花二三十万。我们回来商量，两三万能想想办法，二三十万确实不行了，但也不能耽误孩子治病。
那时候，廊坊新建了一个儿童福利院，我们通过派出所问，决定把孩子送过去。前后周转了一个多月，越养越舍不得。
我们给福利院送孩子那天，填表、按手印，挺正规的手续。我媳妇说，能不能留个电话，我们有空来看看这孩子，人家不给留，说来可以，但不能只看这一个孩子。
我媳妇说，那再看一眼孩子吧。穿了几个走廊，来到一屋，贴着墙，一排排的筐里，全是刚出生的孩子，穿着统一的衣服。
最后瞅着我们那个孩子了，因为耳朵是耷拉的，刚认出来，人家就喊你走。
我媳妇一路哭回家。跟派出所在电话里赌气说，太难受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在家养，哪都不送了。
工作了、恋爱了、上学了
从 2012 年之后，再也没人往家送孩子了。
一个是现在生育政策变了，能生三个了；也有讲究优生优育，产前筛查，好多问题在怀孕的时候就能查出来；还有廊坊现在也有福利院了，人要捡着孩子，都往那边送。
还有一件事，2013 年，河南兰考的袁厉害，她孩子养得多，20 年前后养了 100 多个。那年 1 月，家里着火， 7 个孩子没了。
这事儿一出，我们这从县到乡到村都来人转一转，检查一下，主要看看孩子们有没有问题。那一年，我腰椎出问题整十年了，要做手术，差 2万块钱，政府把这事儿也一起给解决了。
最初收养这些孩子，想的是“救命”，后面就想，养吧，该上学的上学，该工作的工作。
孩子们自己多少知道点身世，大的那几个都快二十了，怎么可能不知道，但都不提，我们也不让在家说，怕伤孩子心。
家里不过生日，孩子不过，大人也不过，没那个讲究。户口本上的生日，就写来家的那天。
到现在，也没什么人来认亲，孩子自己也都没那个想法。我媳妇念叨，他们不来，我们还想找他们呢。就得看看，什么样的爹妈，起什么样的心能给这些好孩子扔了。
现在这 7 个孩子，毕业工作的有俩，三个念书。
我们一个儿子叫白胖，大高个，2002 年来家，也是唇腭裂，数他个头最高。也能干，去年暑期实习，老板直接留他在那里当正式员工，他说不行，还是得有个文凭。
最小的这个叫东东，就是丢诊所台阶上的孩子。当时我们一打开被子，身上全是烂的，脸上、胳膊、两条腿、没一处好肉。
后来诊断是特应性皮炎。现在小脸上干干净净，只有关节会起疱疹，腿上那些白条条就是小时候烂掉又长好的印子。
让东东上学也费劲。幼儿园一看他身上这样，不给念，找了四家，全不收。
眼瞅要念小学了，义务教育了，几个小学开始也不收，一个校长说，你可以把病看好了再来。
我就生气了，这病是个慢性病，不传染，你说十年看好了，十年后再让孩子来念一年级吗？后来，一个校长说，那得去开证明，证明这病不传染，还得要北京儿童医院的。我们也给开来了，第二天就入学了。
第一年没给东东按正式学生登记，还得再读一年。但东东脑子活，成绩也好，我们家北墙，刷白之前，一溜全是孩子们的奖状。
现在这些孩子，除了东东，养在家的还有大贝和小宝。大贝是智力发育障碍，但也念到了六年级，但一上课就喜欢去操场溜达，不喜欢坐在教室。
小宝是 2007 年来的，问题比大贝严重，先天性癫痫，脑损伤挺严重，还有多动症，没办法念书，只能在家，一天追着后面喂药。
我们对哪个孩子都一样。也交待了，哪怕以后我们老两口不在了，都得像现在这样，尤其是对我们大贝和小宝，家里都得管，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得给咱们照顾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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