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摄影：朱英豪，头图来自作者
四月末的一天，当我站在位于大同青花村南半坡的清代古戏台上，眼前是一丛丛长势茂盛的青松，不远处是大片的窑洞废墟——村里人过去聚居的地方。一起遭摒弃的，还有对面的神庙，以及戏台崖坡后的一条古道。
和国内现代人喜欢在偏僻地带修建当代剧场不同（比如大同大剧院），无论是通衢大邑还是山野乡村，过去的戏台，永远是一个地方的最繁华所在。半个玄武岩制成的鼓式柱础掩映在青松丛里，青花村那座面宽三间、进深五椽六檩卷棚式的清代古台，似乎依然能唤起昔日庙会的热闹景象。出于聪明的选址，人们在自家的窑洞口一站，就能看见比自家地势要底一些的戏台上的一举一动，台上的咿咿呀呀，唱和着悬崖下边塞古道上熙熙攘攘的车马声。
2020年仲秋，我在山西追寻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50年前在中国的旅行足迹，沿路参观了不少庙宇楼阁。回来整理照片，我发现自己无意中拍了很多古戏台。
今年开始，我继续重走李氏之路的旅行。应《DEMO》杂志之约，我把拍摄戏台列为了路上的一个子项目。这青花村，便是我此次访问的第一个村庄。站在舞台上获得的感受，促使我在接下来的所有戏台上，尝试两个互为回路的视角进行观察。当我们在凝视戏台，戏台也在凝视我们。
被剥离了表演功能的戏台，它们在“提供娱乐”之外，还能给予什么呢？
当溢出舞台的玉米叶子、核桃树上砍下来的成捆的树枝、五斗柜暖壶和床褥成为主角，戏台已经不再成其为戏台。它成了仓库、卧室，一个怀旧的地标，或者是旅游景点。
我的第一个视角，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展现戏台本身，以及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基于此，我把尽可能多的文本放入构图，以展现古新戏台的生存状态。
正如开篇所言，为了减少观看惯性带来的“他者”意识，基本上每个戏台我都尽量采用了戏剧演员的视角，即从舞台的中央出发，使用接近人眼的广角范围（35~50mm）拍摄一张从戏台望出去的照片。一直以来，舞台一直是凝视被投注的对象，而不会是凝视出发的地方。通过这第二个视角，我试图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戏台上的华灯落下，锣鼓息声，满场的看客离去，当没有座椅的“观众席”被当做舞台凝视，作为演员的“我”能看到什么？
于是，就像那一丛丛观众般的青松，很多层面的不同对象进入“我”的视野：起伏的梯田、手扶拖拉机、放学回家或者打篮球的孩子、办公的村支书、冒烟的大排档、篮球架和健身器材、跳广场舞的大妈、牡丹正艳的花园、带有升旗台的党旗、上班用的电瓶车。对了，还有像我这样到处拍照的失神或者兴奋的游客。所有这些，填充着戏台前面的那片空地，它们是“我”最先看到的事物。
戏台往往建在一个高于地面的台基之上。再往远处看，进入视野的是与之平视的建筑物。戏剧传统来自民间，戏台最早的缘起，就是“好祀鬼神”的古人娱神、酬神而建的，这也是很多戏台正对着神庙的原因。青花村的神庙已经湮灭，代之以废弃的窑洞。
在后来的很多村落，“我”看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神庙。这其中，有闻所未闻的各种民间祭祀神庙，也有摆放象征被祭神灵以及赛社用道具（比如龙头）晋中人叫做神棚的；众多符合当政者道统的政统神庙（戏剧学者冯俊杰语，如阳城无数的成汤庙），以及和几大宗教相关的道观佛寺等等。
说到这里，“我”曾经为那些在戏台和正殿中间建有献殿（也叫享殿、享亭）的庙宇结构感到不解。虽然在奉上精神宴席的同时，还帮人家打了牙祭，但很显然妨碍了神灵看戏。也许，请神仙们看戏这事，不必那么当真，就是图个乐呵？
一番查证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而且还帮我厘清了戏台建筑形制上的粗略的发展沿革。在原始社会，早期的巫人艺人都是撂地为场。这个传统并没消失多久，晚近曲艺老人如杨小楼马三立都曾经讲述过这段历史。
到后来，开始在正殿前建露台，艺人在上面表演。再后来，为了遮风挡雨，就是舞亭、舞楼了。再后来，舞亭不够大，就在对面盖了最初的戏台，而这个舞亭就成了看厅，顺便也做祭祀用。再发展到后来，干脆就变成了献亭，并在边上建看楼。
这一步步的形态，从露台开始，在山西都能看到实物。高平市西李门的二仙庙还留着金代正隆二年（1157年）的露台原型。离它一小时路程的下交村成汤庙里，专家考证出了金代舞亭（1210年）变成献亭，后来在明代加盖了戏台的历史。而现存最古老的戏台，十几年前在高平县王报村被发现，建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
在原平中庄村古戏台的一面墙壁上，我看到不下五个戏班提笔写下“在此一乐”。一个“乐”字，道出了明清以来戏楼墨记上的一种行文规范。而戏曲圈内众所周知的最早舞台题记，正是有元一代来自被王国维盛赞的平阳府的张氏乐人，在万泉孤山风伯雨师庙里留下的“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那上面，可曾有半个“乐”字？戏子从来不是一个高贵的行业，从白描式的记录，到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这种演变意味深长。
如此内观（凝视戏台内部），看到的是墙上五花八门的戏班题词墨记。这些内容，真可谓丰富多彩。除去惯常的演出剧目、演职人员、唱戏的由头、付给社首的戏价以及诸如“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外，还有不少是带有个人情绪的打油诗、愤懑之词，甚至不雅的涂鸦。正是这些原子化的尚可辨认的随手印记，如实地还原了那个年代戏子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登不了戏曲史家的大雅之堂，但却是中国古代戏曲演出、乡村习俗研究不可多得的标本。
令人痛心的是，在我到访的很多古戏台，经常能碰到维修人员保留了古建的架构，号称“修旧如旧”，但对墙壁往往是粉刷一新了事，众多珍贵的墨记从此烟消云散。
因为娱神也娱人，而再有革命情怀的群众也需要娱乐，相比它们服务的神灵之所（寺庙），在历次浩劫中死里逃生，戏台往往更有胜算，它的地位也一再被传说和习俗所护佑。在原平县的一个被铁皮板围起来的老戏台边上，一位小学老师跟我说：“戏台，按道理是不能拆的吧。所以你看我们村里人都不敢动它，在有资金维修它之前，只能听凭它自然地慢慢倒塌。”
现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农村城市化改造的进程加速，大部分的地方老戏台，都是和庙宇一起在村子里偏安一隅，等待被有朝一日被拯救的命运到来。但哪怕修缮一新，这些古戏台也难以为继昔日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早就从老戏台废墟上站起来的新戏台，他们更加宽敞明亮，一般都坐落在村镇的新中心。
“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岐人在此做场，尤为骈阗。”《都城纪胜》里记录了南宋卖艺人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撂地为场，因为那里往往也是最热闹的地段。类似国外小镇的教堂，新戏台也成了山西农村最主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它一年也演不了几场戏，但确是一个茶馆、购物中心、行政中心加健身房的复合体，只是没有一把座椅。
戏台前偶尔会出现一些外面来的陌生人，比如夏天某个公益电影队前来放映豫剧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或者是村里有白事请人搭棚做了个音乐会，开场也是劲歌劲舞。这些都是现代版的“撂地为场”，因为所有的设施都是移动的，提供的服务也是高度商业化以及组织化，来去不留痕。
某日昏黄，在晋城山区某村的一次拍摄中，村里一个老人一直盯着我，看我拿着三脚架抓着戏楼的腿爬上爬下。“你是放电影的吧？”他忍不住地问我。
那一刻，我也成了一个路岐人了。
二郎神戏台对面的拜亭。
拍摄后记：经特别的允许，最近我有幸去阳城博物馆拍曾有过辉煌历史的泽州铁器。在拍摄一个墓葬铁牛时，为了找到有意思的背景，我顺手把它放在旁边一块院子里毫不起眼的石碑上。在一边的馆长李学东介绍说，这可是他们的镇馆之宝。“南楼化废，龟头舞亭……乐奏箫筝，标尽胡部”，这通勒于北宋开保三年（970年）的《敕存汤王行庙之记》，不仅是国内最早的舞楼碑刻，还记录了当时的演出剧目。无心插柳，这也算给这趟戏台之行，暂时画上一个圆满小句号了。
参考书目：
《山西古戏台》，乔忠延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山西古戏台通览》，王国华主编，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5
《山西神庙剧场考》，冯俊杰著，中华书局，20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摄影：朱英豪，本篇文章原文首刊于《DEMO》杂志第五期，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图片另有编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