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能成吗？
文 | 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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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美欧“蜜月”
2021年6月，似乎是近几年来美欧之间久违的“蜜月期”，拜登政府的外交活动几乎围绕着欧洲而展开。
202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美欧峰会。
出席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拜登立即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美欧峰会。期间，拜登同北约、欧盟、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密集会晤，并在此行最后一站面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回国后，国务卿布林肯紧接着启程前往欧洲，将访问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继续商讨如何进一步强化美欧之间的合作。
从拜登政府本月的欧洲行程来看，其重建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的进程显得颇为顺利，它所致力于打造的针对中国的“民主联盟”也似乎取得了一定进展。
毕竟，回想18个月之前，北约还称“认识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现如今却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军事实力和武断的行为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七国集团峰会上，各国在供应链韧性、技术标准、基础设施替代方案、人权以及中国非市场行为方面等所谓中国挑战方面也做出具体表态，并将成立一个关于中国的工作组。
美欧峰会期间，双方不仅表示建立高级别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促进双方在5G、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以及技术规则和标准方面的协调，还就彼此长达16年多的波音和空客争端达成协议，将暂停互征关税的时间延长5年，以反击中国在大型民用飞机领域的非市场行为。
诸如此类的外交活动一时间让人眼花缭乱。那么，这段时间的美欧频繁互动，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在针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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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没那么乐观
真实情况与符合拜登政府战略认知的对华统一联盟仍有相当距离。
从耶伦略显无奈的措辞中便可得知，在如何说服盟友放弃与中国深化经济往来所能获得的利益方面，拜登政府迄今并没有特别好的方案。这也是为何拜登政府多次表态“并不要求盟友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的重要原因——非不愿为之，实在是不得已。
2021年6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美欧峰会。
因此，拜登政府与盟友之间的对华统一行动仍然更多停留在言语和政策协调层面，而盟友们也仍在积极地寻求扩大而非限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
2021年5月2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产业构造审议会的小组会议上对企业界相关人士表示，日本应该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共同构建供应链，但同时要求日本企业保持与中国企业进行适当合作，以免失去商业机会。
6月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虽声称与拜登总统已达成要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共识，但与此同时还强调了对华贸易以及和中国接触的重要性。
在面对涉及本国经济利益的问题时，盟友们纷纷做出务实选择，“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拜登政府有苦难言。
对于美国来说，若要形成真正牢固的对华统一战线，就必须能够为盟友和伙伴提供真正可替代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方案。从美国目前的内外形势来看，尚不太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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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美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预估的3.4%被提升至6.8%。同时，5月美国的失业率从拜登执政时的6.7%已经降至5.8%，是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1年4月2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商店。图｜新华社
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复苏似乎是指日可待。拜登对此信心满满，称其上任以来已经创造了200多万个工作岗位，将美国经济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解救出来。
但是，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的可持续性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
2021年4月，美国CPI同比上升4.2%，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因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大范围停滞，这一数据存在扭曲效应的可能性。
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简称，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来讲，物价全面地、变化对比、持续地上涨就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然而，美国劳工部5月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数据已继续攀升至5%，核心CPI同比升幅从3%增至3.8%，创下29年新高，足以证明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高度担忧。
2021年6月16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联储大楼。图｜新华社
数据发布后，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经济能否在不刺激通胀的情况下继续恢复就业的信心有所下降。美联储官员暗示，预计将在2023年底将基准利率从当前接近于零的水平提升至0.6%，甚至不排除从明年就开始加息的可能性。而就在3个月前，美联储官员尚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在2024年以前不会加息。
如果通胀压力不能得到及时缓解，或迫使美联储更早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利率上升，提升国内借贷成本，这必然会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更大压力，甚至引发市场的剧烈震荡。
二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风险。
根据美国财政部4月发布的报告，2021财年上半年（也即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已经升至1.7万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而随着拜登正在继续推进其6万亿美元的新财年预算提案，美国联邦支出将升至二战后的最高水平，预算赤字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
对此，拜登经济团队的成员坚称，疫情之中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就业是当务之急，需要继续倚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手段。
更为关键的是，拜登政府如何解决维持美国国内经济持久增长的难题。按照拜登提供的方案，增加国内长期投资能够提高美国经济的创造力，继而能够提高美国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基于这一设想，拜登在其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之后，又相继抛出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和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声称这些计划将投资建设地球上最为先进的基础设施并使美国工人拥有全球最高技能，克服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费用飙升、缺乏负担得起的教育等家庭面临的挑战，解决困扰美国经济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为未来的长期成功奠定基础。
问题来了：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原本就债台高筑的美国要如何支付？拜登团队指望将其建立在未来长达15年的增税计划之上，但他们所提出的进而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增至28%的方案已遭遇国会共和党人的坚决抵制，迫使拜登不得不放弃将其纳入基础设施法案的框架之中，以争取共和党人的支持。
然而，经过修改后的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却又遭遇了民主党人的抵制，认为这一提议背叛了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富人增税的政策目标。
反对来反对去，可能出现的结果与拜登的完美设想相距甚远，他提出的是美国持久竞争力方案——赢得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必要条件，势必大打折扣。
在这种前提下，拜登政府对盟友的说服力可想而知。
4
拜登的方案有吸引力吗？
日渐内向化的美国，难以为盟友提供具吸引力的经济合作方案。
虽然拜登执政以来有效提升了美国的海外形象，但如今的美国已不再能够让盟友相信它会一如既往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尤其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慷慨地开放国内市场。
一方面，在拜登政府上任后所推出的诸多政策之中，我们都能看到似曾相识的保护主义。
美国就业计划中所谓加大对美国基础设施、研发和创新、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投资，都是一种再直白不过的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拜登在推销他的计划时明确指出，该计划必须遵循政府对“购买美国货”的承诺。
为此，拜登指示内阁审查各机构开支，确保联邦政府更难购买外国商品，并提议将修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通过大幅提升本地含量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对本土制造业的支持。这一做法与特朗普时期如出一辙。
如果完全依照拜登的设想，大多数外国企业都会无法竞标美国的政府合同，不仅与美国所加入的WTO《政府采购协议》旨在让外国竞争者参与政府采购市场的目标背道而驰，更反映出“美国优先”的理念仍然在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得以延续。面对日渐内向化的美国，又如何让盟友相信它会切实考虑到它们国家或地区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当前国内政治氛围阻碍新贸易战略的现状也会削弱盟友的合作动力。
在中国等15个成员方顺利签署RCEP之后，美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必将继续提升。相比之下，特朗普四年前退出TPP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不小影响。
虽然美国政界不乏有认同TPP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声音，例如，2月25日，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出席参院提名听证会时，民主党参议员卡珀和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都鼓励戴琪和拜登政府考虑重新加入TPP。
戴琪也明确表示，“TPP让美国和具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国家进行积极接触，特别是有关亚洲的利益和来自中国的挑战。”
但在特朗普持续抨击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人执政时期所推行的全球主义贸易政策以及大型自贸协定是导致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的罪魁祸首之后，当前，美国国内难以就全球化是否损害美国利益达成共识，这导致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很难达成对盟友而言足够具有吸引力的自贸协定，特别是诸如TPP这样的大型自贸协定。
事实上，拜登政府继续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归咎于贸易自由化，将经济民族主义视为拯救美国工业和全球地位的救命稻草，并试图用 “美国在海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以美国工人家庭为出发点，为实现美国中产阶级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旗号来换取国内工人的支持，否认美国跨国企业投资海外同样有利于美国工人。
在上述语境下，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之间开展贸易谈判必然面临窘境：要么无法满足合作伙伴所期望的开放条件，要么就会在国内面临国会和利益群体诘问的尴尬局面。
这也是为何台湾会成为拜登政府启动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首个对象的重要原因。恐怕在当前的华盛顿，也只有“制衡中国”才能让两党暂时忘却背后的分歧。
这一借口固然好用，也总有不能灵验的时刻。如何能够在国内疫情尚未完全平息、国内经济和秩序尚未完全平稳之际，真正做到凝聚国内共识、跨越特朗普时期留下的深刻烙印，才是拜登政府亟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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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经济高度依赖，怎么破？
盟友高度依赖中国经济的现实，导致美国协调联盟统一行动难上加难。
以欧盟为例，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3835亿欧元，同比增长5.6%；向中国出口商品2025亿欧元，同比增长2.2%，在疫情中实现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再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出口额比上年减少11.1%。但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实现复苏，拉动日本全年对华出口增长2.7%。日本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升至22％，中国再次成为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地。
与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得任何国家很难一心跟随美国采取针对中国的强硬措施。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强硬态度不同，意大利、德国、日本都提及G7与中国的合作性质，赞成对作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中国采取务实态度，在中国挑战的深度方面与前者存在不同看法。
而对于即将成立的关于中国的工作组，默克尔强调她并未将其视为一种反华努力。对于拜登政府力推的旨在削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德国也尚未决定是否要为此承诺具体的资金投入。
峰会期间，北约国家纷纷强调北约的军事联盟性质以及俄罗斯是更大威胁，重申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质，在某些领域仍然是合作伙伴。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坦言，要在如此之多的成员中寻找共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面对盟友的诸多犹豫，美国应该审视其自身的政策到底具备多大的可行性。一面惺惺作态地表示不会迫使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一面不遗余力地利用美国霸权向盟友百般施压。即便这般，也尚未能换取盟友一心一意地跟随。
真正的“志同道合”不可能仅仅建立在嘴上勾勒的美好愿景之上，而必须切实放下“美国优先”的傲慢姿态，以平等、尊重、合作、互赢来争取盟友的信任。美国早已不再具有曾经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它必须要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时代中前行。
将世界人为地划分为所谓“民主”和“专制”两大阵营，并意图将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强行施加于盟友身上，只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更多的摩擦和不稳定。
对亟待复苏的世界经济和秩序而言，这只会是一场灾难，而非美国所宣称的“民主国家将会为世界未来提供更好的应对挑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