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新闻称，古巴6月会再次向联合国提交决议草案，希望能结束美国对该国长达数十年的贸易禁运。
事实上，在不久前结束的古共八大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接替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标志着古巴政权新老交替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2021年4月16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前左二）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右二）在哈瓦那出席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古巴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能否达到预期，受美国等外部因素影响颇大。
那么，有些问题就很值得引起国人思索。
未来，古巴的市场化改革之路怎么走？
是小步快跑还是一步一回头？
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文丨赵晖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朱婉君 瞭望智库驻哈瓦那国际观察员
其实，自2011年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战略以来，古巴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遵循“既不冒进也不停滞”原则，在不“触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逐步赋予私营经济以更大发展空间。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随着古巴于2021年1月1日全面取消双轨制货币和汇率体系，古巴渐进式改革终于进入“深水区”。其他配套改革也开始“提速”，比如私营经济从业者的经营范围从127项一下子提高到了2000多项，而农民在完成政府相关收购指标后也可以自由出售部分产品，甚至出口挣美元。
古巴马亚韦克省庄园主拉斐尔·丰多拉是古巴改革的直接见证者和受益者。
从2008年起，随着古巴出台闲置土地承包法令并多次调整相关政策，他和家人先后承包了约60公顷国有闲置土地，种植柠檬、牛油果等果蔬，并养殖牛、羊等牲畜。
2020年7月，古巴首次允许非国有经济从业者进出口部分商品，他获得了向意大利等国出口农产品的机会，赚到了第一笔外汇，并通过这笔钱进口了一套机械设备。
2021年4月，古巴宣布63项鼓励农牧业发展的措施，包括首次允许农户杀牛、卖牛肉，这进一步激发了丰多拉的积极性。
然而，60年前的古巴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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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温不火”的改革
自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来，该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菲德尔·卡斯特罗（又称老卡斯特罗，是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认为，市场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因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矛盾，正犹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对立。
1979年10月1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但是，自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为应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劳尔•卡斯特罗逐步提出了更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承认市场作用，反对“平均主义”。
2011年，古共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下称《纲要》），吹响了对古巴经济社会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号角”。
2021年4月19日，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新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纲要》共有313项政策目标，涵盖了古巴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应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承认并鼓励私营经济，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补贴；进一步改进土地承包制；逐步取消货币双轨制；逐步取消“粮本”；允许个人买卖汽车和房屋；继续吸引外资，等等。
在《纲要》指引下，古巴经济模式更新逐步推进。但社会上有关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要求加快或降低更新速度的声音也不间断地冒出。
这就导致改革进程一直“不温不火”，始终循着劳尔•卡斯特罗要求的“既不冒进也不停滞”的原则向前推进。2016年和2021年的古共七大、八大分别对《纲要》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估，结论为完成率仅达21%和30%。
不过，古共八大指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程的法律基础和中长期规划已基本确立，多种经济主体并存的局面已初步形成，各级政府职能已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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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脚石
近年来，古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客观上促使古巴民众的观念逐渐从“平均主义”转向“多劳多得”。同时，个体户的大量涌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古巴经济活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这也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欢迎。
比如，通过提高个人承包国有闲置土地的面积和期限、允许养殖户在完成政府收购指标后自由出售富余的牛肉、牛奶及乳制品等措施，鼓励和刺激农业生产，减少对外食品进口依赖。
又如，颁布新的《外国投资法》，简化外资项目审批程序，放开在旅游、生物技术和批发贸易等领域由古方控股的规定，开设外贸和外资“一站式”窗口，以此来吸引外国投资、拉动出口创汇。
2021年2月12日，古巴哈瓦那老城区一家私营菜场。图｜新华社
再如，改私营经济“正面清单”为“负面清单”以大幅放宽经营范围，为私营经济从业者建立批发市场，允许其进行进出口活动等，进一步为个体户“松绑”“正名”，为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这些开放措施，没法与货币和汇率体系双轨制相比，双方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后者被认为是经济模式更新的“绊脚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古巴失去重要战略依托，经济陷入危机。
1993年，古巴政府为吸收外汇宣布允许美元在境内流通。
1994年，为应对本国货币比索大幅贬值，古巴政府引入与美元等值的新货币——可兑换比索，开始实行货币和汇率双轨制。
古巴首都哈瓦那，1古巴比索（上）和1古巴可兑换比索。
国有部门记账时，1个可兑换比索等于1个比索，而在银行的兑换点以及其他流通领域，经过多次调整，1个可兑换比索可以兑换24个比索。
古巴政府曾多次表示，货币和汇率体系双轨制令该国经济出现价格“扭曲”，废除这一制度是推动其他经济改革的重要条件之一。
甚至早在2013年10月，劳尔·卡斯特罗就已明确宣判了双轨制的“死刑”，但好几次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这也反映了这一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之大。
直到2021年1月1日，酝酿多年的货币整改计划“千呼万唤始出来”。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废除可兑换比索，保留比索，并实施单一汇率，中间汇率暂为1美元兑换24个比索。
此外，将国有部门平均工资和退休金提高近5倍，取消包括对配给商品在内的政府补贴。
无论如何，这一姗姗来迟的“硬核”政策，还是标志着古巴市场化改革真正进入了“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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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难
古巴为何选择在整体物资供应紧张的困难时期废除双轨制呢？
外界有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猜测，古巴经济形势严峻，废除双轨制实为脱困之举。
由于美国政府加大对古巴的仇视政策和封锁力度，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经济活动特别是旅游业等支柱性行业的毁灭性冲击，古巴外汇储备告急，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陷入了极大困难。
2020年，古巴经济萎缩11%。在此背景下，废除双轨制可以激发被压抑的经济活力，救国于水火。
第二种猜测，古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借废除双轨制涨工资可以稳人心。
据古巴官方统计，该国私营经济从业者已超过6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13%。个体户可以按市场方式挣外国游客的可兑换比索，加上汇率双轨制的放大效应，他们与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社会上的贫富差距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积压。
因而，废除双轨制，提高国有部门工资水平，不失为缩小社会贫富分化的一条“捷径”。
第三种猜测，劳尔·卡斯特罗要帮新一代领导人一把，“啃”下这块“硬骨头”后再退休。
尽管迪亚斯-卡内尔已于2018年出任国家领导人，但劳尔·卡斯特罗以及革命一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仍是新一代领导人无法比拟的。
废除双轨制，影响深远又涉及不同利益部门，如果没有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坐镇指挥，恐怕难以顺利推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
因此，劳尔·卡斯特罗要赶在卸任第一书记之前，完成这一夙愿，“把生米煮成熟饭”。
哪种猜测最接近古巴政府的真实想法，抑或兼而有之，难以证实，但废除双轨制确实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而，双轨制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很难一蹴而就，改革之路绝非坦途。
在古共八大中心报告中，劳尔·卡斯特罗指出，货币整改计划启动短短几个月来，已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出现了政府设定的水、电、气、工人食堂等公共服务费用过高，在工资改革上存在计算错误等问题。
古巴官方新闻网站“古巴辩论”也在开展民众调查的基础上，罗列了货币整改以来出现的主要问题：
国营部门和非国营部门都出现了价格过高现象；
商品供应不足导致价格被恶意抬高；
价格上涨后商品质量并未跟上；
民众对工资等收入金额和支付方式有不满；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古巴经济模式更新进入“深水区”后，难度和复杂程度将会越来越大。
不可否认的是，货币和汇率并轨的作用也显而易见，客观上可以刺激国有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并轨前，国有企业每出口1美元商品，只能得到1比索收入，而并轨后则能获得24比索。这既符合国家鼓励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大方针，也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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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枷锁
一直以来，美国是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幕后黑手”。古巴货币整改计划乃至经济模式更新能否取得预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年，两国断交。次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此外，美国还向古巴反政府组织提供大量活动经费，以期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2015年7月，在劳尔·卡斯特罗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推动下，古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古巴经济迎来“小阳春”。但是，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
2017年1月，美国再次收紧对古政策。据古巴政府统计，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古采取超过240项制裁措施，还将231个古巴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制约了古巴各领域发展。
截至2020年3月，美国对古巴近60年封锁已致其累计损失超过1444亿美元。
以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窗口项目马列尔发展特区为例。
古巴首个经济特区马列尔港一期码头。图｜新华社
位于首都哈瓦那以西约45公里处的马列尔港，是古巴首个经济特区。它建于2013年11月，占地465平方公里。特区内企业10年内免交企业所得税，在销售税、服务税、个人所得税、劳动力使用税等税种征收以及企业经营利润转移出境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据古巴政府统计，截至2020年末，共计55个项目被批准在特区内落地，总投资额超过30亿美元，其中8个为100%古资，30个为100%外资，15个为合资，2个为国际经济协会出资。这55个项目中，31个已投入运行，涵盖粮食生产、建筑、金融等多个重要领域，为当地创造了超过11700个就业岗位。
劳尔·卡斯特罗积极评价了马列尔发展特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的成果。
然而，在外界看来，该特区并没有发挥足够的窗口作用。究其原因，美国制裁难辞其咎。其中，破坏力最大的非“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莫属。
1996年，美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根据其第三条的相关内容，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政府“没收”，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法院向使用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以及与其有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一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动用总统权力冻结这一条款。
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被搁置多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正式生效。由于该条例具有域外效力，极大增加了外国企业和个人与古巴开展经济、商业和金融活动的风险，令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对马列尔发展特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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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
在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全面走向权力核心之时，美国不仅拒绝释放善意，还加紧了颠覆活动。这让古巴未来改革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9年10月10日，在古巴哈瓦那，迪亚斯-卡内尔（前）出席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会议。
今年4月召开的古共八大被称为是“革命历史延续的大会”。大会上，60岁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毫无悬念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接替8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共最高领导人。
在这特殊的过渡时期，美国继续资助古巴境内外反动势力，借助古巴互联网普及率大幅上升的机会，资助“圣伊西德罗运动”，组织部分所谓文艺界人士向政府抗议、煽动民众损坏公共场所，甚至教唆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活动。这进一步加大古巴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趋势。
面对日益上升的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古共八大的中心报告和大会形成的决议都重点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强化网络信息管理，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推广新技术，而不能本末倒置。
可以预见，在内外夹击之下，“求稳”“防乱”将很可能是短期内迪亚斯-卡内尔的执政重心。与之相比，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不突出。因此，期待古巴经济模式更新进一步提速并不现实。
另一方面，在涉及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上，身处过渡时期的迪亚斯-卡内尔很有可能与劳尔•卡斯特罗保持一致，供他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劳尔•卡斯特罗在做古共八大中心报告时指出，货币整改进程必须执行到底，没有退路。
但是，面对一些要求大规模私有化、放开外贸领域国家垄断的呼声，他也明确强调，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底线决不允许突破，教育和卫生等关乎社会公正的领域决不允许私人染指，因为这会带来无法逆转的错误直至摧毁社会主义。
他还援引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说：“如果没有恒心、坚定、连贯，古巴革命不可能取胜。那些让步、屈服、软化、背叛的人，注定无法取得胜利。”
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给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实践“定了调”，其核心还是计划经济，只不过很可能是从一种形式的计划经济转向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市场在其中发挥从属作用。
未来，已经进入“深水区”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将如何保持计划和市场的良性互动，目前仍不得而知。
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个坚持计划经济的古巴，与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古巴，到底哪个更适合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