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清真寺的法提赫区,曾是君士坦丁堡的核心之地,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城区。《纯真博物馆》里,男主人公凯末尔与未婚妻茜贝尔解除婚约后,便搬去了法赫提小住。
苏莱曼尼耶清真寺脚下的贫民街区。一个男孩默默地站在街角,似乎等着什么人。
沿街售卖Ekmek面包的小贩背影。加拉塔桥下最受欢迎的鱼肉三明治,就是用烤过的咸青花鱼和Ekmek制作而成的。
路边盛开的郁金香,仿佛博物馆里的一幅名画,被精心保护在绿网之下。
不得不承认,在我尚未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前,关于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想象都是奥尔罕·帕慕克、阿拉·古勒和努里·比格·锡兰赋予的。
我期待着从他们身上获得局内人从内部观看这座城市的视角。然而,阿拉·古勒镜头下的“帝国废墟”早已难寻踪影,比格·锡兰的意识流美学太过隐晦,能引领我漫游这座城市的,唯有“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尊敬的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了。
作为一名博物馆爱好者和不折不扣的旧物迷,由他一手创造的纯真博物馆自然成了我最想要拜访的地方。
在欧洲一侧,纯真博物馆就隐匿在吉汉吉尔迷宫般街道的深处。位于丘陵之上的吉汉吉尔曾是希腊移民的地盘,由于奥斯曼时代的下水设施早已不堪重负,这里时常面临被水淹的危险。
1960年代,家道中落后,小帕慕克跟随家人搬进了祖父在吉汉吉尔修建的楼房里生活,那是一栋能看到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的老公寓。因为临近土耳其电影业的大本营,很多演员也居住于此,“反复扮演同一角色的大叔以及疲倦而浓妆的阿姨”,随处可见。
“吉汉吉尔清真寺的尖塔、闪着微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一直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动人画面。尽管早有耳闻这片街区起起伏伏的鹅卵石街巷对游客很不友好,我最后还是选择在Cukurcuma街上一家由18世纪建筑改造、面朝清真寺的酒店安顿了下来。
从酒店出发,路过八家古董店、两家画廊、数只流浪猫后,就能到达纯真博物馆。
这是一座位于Cukurcuma街和Dalgic街拐角处的深红色建筑,在1897年希土战争时由亚美尼亚工匠建成。一个世纪后,帕慕克买下了它,生出了平行构思《纯真博物馆》小说和博物馆的想法。
帕慕克一边在跳蚤市场、古董店、恋物癖者的家中寻找喜欢或合适的旧物,一边借助它们展开小说里的新故事。每次经过Cukurcuma街那些年头久远的古董店,看到在旧物堆中埋头寻找的身影时,我都会隐约觉得,那大概就是奥尔罕·帕慕克先生无数分身中的一个。
帕慕克用十年完成了小说的写作,为博物馆收集物品却花了近十五年。至今仍有一些被红色天鹅绒遮挡的空橱窗,等待着帕慕克填补,有朝一日被打开。
博物馆的一层,展示着男主人公凯末尔收集的4213个芙颂抽过的萨姆森牌烟头,它们像昆虫标本一样,被精心整理、注释,钉在贴有印花墙纸的墙上。9个方形的屏幕循环播放着一只女人手不停掐灭香烟的视频。
这里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氛围,除了踩踏木板、楼梯发出的嘎吱声,参观者大多克制地保持着沉默。83个幽暗的玻璃陈列柜,编号对应着小说章节,它们像一个个忧郁的圣物箱,精心摆放着后奥斯曼时期的上千件物品。
这些怀旧物件叙述的不仅仅是一个爱与痴迷的俗套故事。凯末尔对芙颂的痴迷,映照的正是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这座城的爱恋。这种被他称之为呼愁的情绪,“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所有伊斯坦布尔人的集体失落之情。
帕慕克坚信,“一个陌生词汇在词义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词汇相似”,于是,在他的文字游戏下,芙颂成了呼愁的化身。而凯末尔,这个与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同名的富家子,则成为现代土耳其和殖民意识的隐喻。
类似的“把戏”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也曾上演过,作家通过反转数字,将自己出生的1950年代变换为1590年,他让自己童年的分身,一个叫奥尔罕的小男孩重返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对了,还有那只橱窗里的乌鸦标本,其土耳其语的名称正是帕慕克的昵称卡尔加。
帕慕克精心设计着一场文学冒险,模糊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像美国前卫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的盒子装置一样,橱窗也构成了梦境的一部分。
为笔下虚构的人物寻找“活着”的证据,让人们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为荣,保存记忆和传统以抵抗遗忘,才是帕慕克认为博物馆应该真正具有的品格。
帕慕克的珍奇柜里,隐藏着太多寻常物品的秘密,它们大多看起来微不足道。想要解开这些秘密,小说并非唯一的钥匙。对于错过凯末尔痴迷的第一件宝物——芙颂的蝴蝶耳环,我并不感到遗憾。
因为,在一些柜子下面没有标记的木抽屉里,有更多奇妙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