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至28日,受蒙古气旋影响,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南部、西北地区北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内蒙古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
其中,北京地区周日将再现沙尘天气,空气质量转差。
还记得不久前刚出现过的“北宋”画风吗?
2021年3月14日,沙尘暴中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图|新华社
尘土也是有记忆的。
它们中有些来自北方的邻国。
它们讲述着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和一个超级矿山崛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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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是铜,不是草
一提到蒙古国,人们很容易想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绿色草原。可打开卫星地图就会发现,那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由黄色的戈壁沙漠覆盖。地图上展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由于降水量少,草原生态脆弱,蒙古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已遭受不同程度荒漠化,而且荒漠化仍以较快的速度向草原地带蔓延。
蒙古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已遭受不同程度荒漠化,而且荒漠化仍以较快的速度向草原地带蔓延。图|新华社
草原在退化,气候在恶化,蒙古国的传统畜牧业频频遭到打击。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寒冬里一场白灾过后,可能会有半数羊群冻毙。
既然地面上的财富靠不住,蒙古国转向寻求地面下的财富——矿业。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蒙古国是全球29个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蒙古国地下有着丰富的铜、煤、铁、金、铀、锌等矿藏。
让矿业和畜牧业作为两大支柱产业,两条腿走路,是蒙古国经济的设想。毕竟这条道路有国家走通过,澳大利亚就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蒙古国打造的“东亚版澳大利亚”计划有个好听的名字——“矿业兴国”战略。
1994年底,蒙古国制定了新《矿业法》。1997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对《矿产法》进行修订,旨在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超级矿山诞生了。
蒙古国南戈壁省汗包格德县,一片被戈壁沙漠包围的地方。那里偶有冒头的绿色也并非植被,而是岩石。那个地区被称为奥尤陶勒盖,在蒙语里奥尤是绿松石的意思,陶勒盖则是山。虽然这个名字代代相传,但直到最近20年,人们才发现绿松石山是座宝山。
蒙古国南戈壁省奥尤陶勒盖的一名工人展示含有铜矿和金矿的岩石样品。
在自然界里,铜被氧化后会呈现出绿色。12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相传蒙古人就曾用在那里露头的岩石冶炼成铜。上世纪50年代,蒙古国地质学家一直怀疑该地区有丰富矿产,但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也只是大概估算了蒙古国戈壁沙漠中的金铜矿资源储藏量,并没有形成开发。
直到世纪之交,也是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开端,奥尤陶勒盖才真正被揭开面纱。在不断上涨的矿产价格的刺激下,勘探人员深入地球的每个角落,寻找埋藏在地底的希望。
2001年,总部位于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在奥尤陶勒盖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铜矿。随后两年里,勘探范围不断扩大。到2003年,该矿场共有18台勘探钻机,雇用超过200名员工,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勘探项目”。
勘探的投入没有白费,奥尤陶勒盖的预期储量被不断调高,其铜矿带面积相当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区的范围,其蕴藏的金矿带略小于此,初步探明铜储量为3110万吨、黄金储量为1328吨、白银储量为7600吨。这足以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金铜矿之一。
好消息还不止这些。当时认为奥尤陶勒盖矿会成为有史以来在蒙古国建造的最大的工业企业。开发后,该企业占蒙古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一……对于300万人口的蒙古国来说,这样的超级矿山很容易成为“全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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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来了,风沙也来了
坐拥金山铜山,但蒙古国却缺乏矿山开发的必要资金和技术。不过很快,全球第二大矿业集团力拓就找上门来商量合作,两家一拍即合,决定合资开发。在资金、技术和人力到位后,奥尤陶勒盖项目迅速启动。2010年,矿山开始建设,2013年7月9日交付了第一批铜。
产出第一批铜矿石前,力拓在奥尤陶勒盖矿山开发上的花费超过了60亿美元。
在缺少必要基础设上的戈壁上,让一座现代化的矿山拔地而起并不容易。奥尤陶勒盖的开发反映了蒙古国对于变富的急切心态。力拓对于赶上“超级周期”的时不我待,为了快速投产在其他方面造成了疏漏,比如对环境的影响。
产出第一批铜矿石前,力拓在奥尤陶勒盖矿山开发上的花费超过了60亿美元(约合390亿元人民币)。即使对矿业巨头来说,这笔钱也是沉重的负担,也就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
为了让奥尤陶勒盖的地下矿场达到满负荷生产,以补充露天矿场,矿山需要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数家私人机构谈判,以求得45亿美元(约合29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融资。但在谈判中,奥尤陶勒盖环评不严格的劣势开始显现。
2013年2月,与世界银行接洽时,奥尤陶勒盖矿山遭到了质疑。当时发布的立场文件显示,在对奥尤陶勒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的审查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成员存在诸多疑虑。
其次,ESIA并未对相关设施和累积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足够详细的分析。
文件指出,环境影响评估目前仅专注于奥尤陶勒盖项目的建设,而不是其潜在的运营,仅“轻描淡写”地涵盖了这方面的内容。
环保非营利组织“绿色倡议”认为,蒙古国的采矿业已使水资源过度开采。
奥尤陶勒盖位于蒙古国最干旱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超过50毫米。矿区每月耗水超过300万吨,尽管矿业公司声称其使用的是被密封在蓄水层中的含盐“化石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蒙古国副代表托马斯·埃里克森称,使用“化石水”需要进行深层钻探和大量投资。奥尤陶勒盖并没有使用化石水,而是使用了珍贵的地下水,对动物和人共享的水储备造成了污染。
矿业开发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当地水源枯竭,其影响是深远的。
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一篇多国学者合作的论文称,蒙古高原已陷入热浪和干旱的危险循环中——土壤干燥加剧了当地高温,而高温又加重了土壤水分的下降。当该地区“朝着更热、更干燥的未来发展”,这会触发“不可逆转的反馈回路”,从而越过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发生永久性的重塑,彻底变成干旱贫瘠的荒原。
草原的生态本来就脆弱,大规模采矿,意味着草原的永久消失。有些项目通过公路运输到口岸,也会对途经地的草原环境造成很大毁坏。对尾矿的处理不当,也让环境承担更大的压力。种种恶性循环,使蒙古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超级矿山带来更多铜锭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风沙。随着更多的矿业开发,源自蒙古国的沙尘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和铜不一样的是,风沙在跨界时不用排队清关,也不用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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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跨国巨头的交锋
十多年前,这些对环境带来破坏的矿业项目,在立项时,环评程序草草而过,毕竟政府抵制不住占两成税收“超级项目”的诱惑。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时,风沙、水资源、环境破坏都是小问题。遗憾的是,就在奥尤陶勒盖投产前一年(2012年),“超级周期”戛然而止。
奥尤陶勒盖的预期储量被不断调高,其铜矿带面积相当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区的范围。
2011年,铜价创下了每吨10190美元(约合66306元人民币)的历史高点——那年蒙古国的GDP增速高达17%,成为新兴市场中的明星,矿业资金的涌入也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和社会福利。
然而可好景不长,随后铜价就陷入低迷,到2020年最低4371美元(约合28442元人民币)的低点,这十年中铜价较最高时折去大约6成。这一跌幅让蒙古国“矿业兴国”的梦想渐行渐远,让力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陡增,也让两个合作伙伴间不断产生龃龉。
随着蒙古国政坛变动,引进外资开发矿业的政策起了巨大变化,让力拓在蒙古国的投资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蒙古国一直要求将国家在奥尤陶勒盖项目中的股权占比从之前的34%提高至50%。而投资方一边承受前期投入严重超支之苦,一边坚持要矿产所在国信守承诺。当前,奥尤陶勒盖项目开发已经投资了超过70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拖延和纠纷后,这一数字已经大幅超过最初预期成本。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政府赤字大量增加,蒙古国又盯上合作开发奥尤陶勒盖项目的矿业巨头力拓,在等待股息的同时,要求奥尤陶勒盖铜金矿缴更多税。
根据最初的约定,蒙古国政府在最初15年时间里无法得到奥尤陶勒盖项目的分红,根据这一安排,力拓则承担更多的项目成本。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力拓没有答应给蒙古国尽早分红,但同意降低向蒙古国收取的项目管理费用。
在不断出现的矿业权分歧中,奥尤陶勒盖的开发渐渐慢于之前的规划。第二阶段的开发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地下开采一再拖延。至于环境影响的问题,更被各方丢到一边。
奥尤陶勒盖始终没能全产能运营,2019年营收为11.7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没能达到最初预想目标(占蒙古国GDP的三分之一)。即使如此,这一数字也占到该国GDP的8.5%。受铜价上涨的带动,这一比例还有望大幅提升。
今年以来,铜价创下9年来的新高,重归每吨9000美元(约合58563元人民币)左右。这波在一年之内价格翻番的行情,让人再次看到了最初描绘出的希望,奥尤陶勒盖矿山又开始加快生产步伐。
可是,就在奥尤陶勒盖新的年度利润报表出台之前,一场特大沙尘暴率先袭来。3月13-14日,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蒙古国紧急情况总局通报说,强沙尘暴和暴风雪天气致死人数已上升至10人。
其实在早期的一份开发报告中,就有专家提出,从水质水文、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方面看,奥尤陶勒盖项目开发中,正常采矿过程和意外“溢出”都会对环境的影响构成重大风险。遗憾的是,当时这些风险都被忽视了。
风沙吹起的是一曲矿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未能并行的悲歌。
蒙古国除了将自己的经济命运交给大宗商品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周期摆布外,还不得不聆听生态退化的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