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局外人看电影(ID:cstkkj),作者:朵夫,原文标题:《这么牛*的港片,不会再有了》,头图来自:《一念无明》剧照
北岛有一首很著名的诗,题目叫《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
网。
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生活这张大网的残酷与复杂,只能在一次次揭开它时,感到触目惊心。
有一次,看摄影师拍下的香港劏房内的场景时,我就有了这种震撼。
在不足五六平米的小房间里,常常生活着一家三四口人。孩子在上铺写作业,爸爸在下面看报纸,妈妈在一旁准备晚饭。小小的空间内堆满了生活物品,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
狭小的房子里,还要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
为了节省空间,很多劏房里,马桶和灶台往往就挨在一起。
看过电影《一念无明》,对这样的劏房一定印象深刻。
据官方2017年统计,有20万香港人仍然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看到数据和照片,很多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既然生活条件这么不好,为什么不来内地发展呢?其实,这问题就是一种“何不食肉糜”。
如果有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果换一个地方就能解决问题,有谁愿意忍受这样的环境呢?
在我看来,真正把这些事说清楚的香港电影,只有一部,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
这电影非常冷门,但质量之高,可以位列整个香港电影史的前十。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以群像出彩,把舞台给了社会底层的众生。
这部拍于1992年的电影,破天荒地打败了很多大片。
拿下了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
因为,它深深刺痛了很多香港人的心。
所谓“笼民”,就是生活于铁笼中的人。
他们的居住环境,比今天的劏房更糟糕。
用一张被铁丝网,围起一个床位,就是他们全部的家。所有生活物品都存放在这样一张不足两平米的床上。
在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就可以放下几十个这样上下三层的笼屋。
以往,这些笼民只存在于猎奇的社会新闻里。但电影《笼民》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看到生活于笼屋中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电影一开场,是一个笼屋中的老人,在给自己唱生日快乐歌。
他叫陈十一,今天是他99岁的生日。从大陆来中国香港后,他已经在笼屋中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天,电视台要来采访老寿星。
当记者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时,老人说:他想寻找当年去了台湾的哥哥。
但对方却说:
你可以说一些和我们赞助商相关的愿望吗?所谓帮老人实现愿望,不过是为了给赞助商打广告。
同样是在这一天,另一个笼民道友详在睡梦中去世了。所有遗物,只剩下过期的回乡证和身份证。笼屋中的其他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尸体被抬走以后,大家照常工作,照常生活。而腾出来的笼屋,也马上给了新人住。
只有笼屋的管理者肥婆感叹一声:
今年第三单了。
电影开场的这“一生一死”,正是笼民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外人不关心他们。他们更没时间同情自己。就这么孤独的来,又孤独的去。
偶尔有媒体关怀,还是为了突出赞助商。
在香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无数个劳动者像螺丝钉一样维持着城市的运转。但是,螺丝钉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当这些螺丝钉开始生锈、失去作用,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下场,却没有人关心。
《笼民》不是纪录片,却比纪录片更加细致地还原了笼民们的生活。
住在这些笼屋里的,大多是没有亲人的老人,或是支付不起高房租的最底层的劳动者。电影里,每一个出场的人,台词不一定多,但都能给人鲜明的印象。
比如,那个爱占小便宜,尖酸刻薄,但同样重情义的唐三。
比如,爱憎分明,脾气火爆的陆同。
比如,为人耿直,心地善良,带着智障儿子一起生活的管理员肥婆。
还有那个嗜酒如命,喜欢讲大道理,满口“正所谓”的道士。
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共同构成了笼屋中的众生相。
导演带着温情的目光,还原了他们的生活,拍的真诚动人。
每天起床,每个人都认真地互问一句:
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
仿佛这新的一天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似的。
有一天,同住的一个笼民去世了,虽然他是个瘾君子,大家不见得喜欢他,但还是凑了份子,给他办头七。
这些人每天听着彼此的鼾声,闻着彼此的脚臭,互相嫌弃,却也互相扶持着在这残酷的城市,生活下去。
笼屋虽然拥挤,但起码是他们的容身之所。
可是,改变总会来临。
这天,管理人肥婆收到一封信,说业主要收回大楼,拆掉重建。
为了抵制搬迁,有人想出办法,去找他们常在电视上看到,在街头慰问露宿者的议员。
但没想到,议员说:
就我们俩,我帮你,有谁知道呢?叫上记者到笼屋去,形成舆论压力,给财团,给政府施压。
原来,本该代表选民利益的议员,只会在电视镜头前关心选民。
电影里,记者来的那天,笼屋来了两个议员。
电视镜头一架起来,他们就露出了亲民的笑容,亲切地和每一个笼民握手。并答应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为了更好展示自己的亲民,镜头前,两个议员脑袋一热,说要“亲自”来笼屋中住三天,倾听笼民们的诉求。
电影里,有一幕特别讽刺。
入住那天,两个议员像剪彩一样,互相谦让着,在镜头前一起打开了笼屋的锁,仿佛多么光鲜的仪式似的。
笼民们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也只是用来作秀的道具罢了。
看到这一幕,你很难不发笑,可是笑里发酸。
这正是这部电影独特的地方。
虽然反应的是当时香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电影本身却并不沉重,还随处可见这样幽默的讽刺。
更讽刺的是,电影中,表面上是来帮笼民的徐议员,其实和收楼的地产商属于同一集团。
这些我们都懂,议员当然帮富商了,帮笼民有什么可赚?哎,这样身份的人哪个不是“好演员”。
议员住进笼屋,表面说是为了倾听诉求,实际上是为了分化笼民,找到让他们搬出去的办法。
在笼屋中,徐议员认识了黄家驹扮演的毛仔。毛仔刚从监狱中出来,暂住在笼屋里。徐议员让毛仔收集愿意拿赔偿款搬迁的笼民的签名,以此作为交换,给他一些好处费。
早已和大家打成一片的毛仔,轻松就拿到了超过半数的签名。
但这些笼民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毛仔要签名,只是为了帮他们维权而已。
没想到,毛仔就这样把自己卖给徐议员和财团。
但让毛仔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当他拿着好处费回到笼屋时,却后悔了。他第一次感受到,在笼屋中,虽然大家萍水相逢,却像家人一样互相关心。在这个残酷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生活。
但在笼屋里,却很奇特地实现了一种乌托邦:
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底层,都活得卑微而渺小,反而紧紧地抱团在一起,互相取暖。
于是,毛仔又冒险回去偷回了签名。
而且,《笼民》这部电影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它没有因为同情笼民,而故意美化他们。
你会看到,在电影里,笼民们落入这样的生活处境,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任。
电影同样展现了笼民们的许多缺陷。
面对搬迁,每个人想的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利益。有人组织签名,他们就去签。有议员来,他们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希望都交给对方。在这个过于残酷的社会,他们显然是愚昧的,没有主见的,缺乏更好地生存下去的智慧。
另一方面,你又不忍心责备他们。
但谁又应该被责备呢?
对于业主来说,收回自己名下的财产,是合法权益。对于政府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翻新陈旧的建筑,也是本分。甚至对于作秀的议员来说,他们即使想代表笼民说话,但他们的话能有多大的分量呢?
看起来,好像谁都没有错,谁都有苦衷,但却是最底层的人在承担最坏的后果。
电影里,搬迁的最后期限到来,笼民们把自己锁进了铁笼。
门外的警察和消防队,像打击恐怖分子一样,破门而入,将他们连人带笼,一起抬出了他们微不足道的家。
面对笼子外的人,肥婆智障的儿子拼命地喊叫,以为这样,就可以吓走“坏人”,保住自己的家。
但这个世界,显然比他能理解的更为复杂。
在这里面,有谁会觉得自己是坏人呢?就连把他们强制抬出去的警察也说:
我们也同情你,但没办法,我们要执行公务的。
这就是这部电影最高级的地方,他没有简单地把责任推给任意一方,而是拍出了这个社会的复杂。
虽然看上去,那些地产商为富不仁。但你很难说,责任完全在他们。
当社会的机器发展到足够复杂,我们不会看到一个完全的坏人。然而,整个社会就是会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吞噬掉那些最底层,最边缘的人群。
每个人都不应该被责怪,但那些落到最后的人,却只能被牺牲。
可以说,这部《笼民》在很小的空间里,以高超的电影技术,拍出了穿透岁月的大滋味。
我每次想起电影里,他们在中秋节里“今宵有酒今朝醉”的狂欢都感动不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笼屋”也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但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笼屋”里,都曾有一段彪悍又无奈的人生。让我们知道,“笼屋”里的“笼民”一个个都那么鲜活,即便是卑微如蝼蚁,都有自己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是多年以后,走出笼屋的人在动物园里重逢了。
他们快乐地打着招呼。
我想,这也是三十年前,导演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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