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3日，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和哈里亚纳邦边界的沙贾汉布尔区，抗议农民封锁了德里—斋普尔高速公路。
截至当地时间12月12日，参与抗议的农民队伍有50000余人，其中60%以上来自旁遮普邦。
14日，抗议人数已近10万，5条通往德里的高速公路被阻断。若抗议活动继续升级，他们很可能会封锁铁路。
是什么点燃了印度农民心中的怒火，使其熊熊燃烧至如此地步？
莫迪怎么办？
1
三份法案，点燃农民怒火
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议运动，源于印度政府的一项农业改革计划。
今年5月，印度财长希塔拉曼公布了名为“印度自主任务”的经济救助和改革计划。其中针对农业领域，政府除了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拆除农产品跨邦贸易内部壁垒外，还计划废除农产品收购领域的“中间人制度”。
【注：中间人制度规定，农民必须先将农产品销售给由政府官方组织设置的“农产品集市”下的收购商，即“中间人”，再由这些中间人转售给大的经销商。】
莫迪政府称，中间人群体损害了印度农业效率和农民利益，并以此呼吁农民支持改革，废除中间人制度。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一位农民在施肥。
然而，其实印度很多邦早已明文废除中间人制度。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3年，包括稻米、小麦等主粮作物，印度多数作物在农产品集市的销售份额都不超过25%。目前，中间人制度主要残存于北部农业大邦、有“印度饭碗”之称的旁遮普邦（旁邦）和哈里亚纳邦（哈邦）的主粮作物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莫迪政府提出废除该制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以下两点：
其一，促进农业市场化，加强大资本对农业领域的影响，通过市场力量调节农业部门生产；
其二，凭借与大资本集团的深度绑定加强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控制，为进一步农业改革创造条件。
这个改革方案引发了农民的不满，他们担心改革会把农产品贸易进一步推向市场。那么，农产品集市在竞争中被私人资本击垮后，最低保证价格将无从贯彻。私人大厂商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注：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是国家机构通过特殊加权方式，综合考虑肥料、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投入，得出的特定农产品的保底收购价格。】
从5月开始，旁邦和哈邦就出现了零星的农民抗议活动，但这没有阻挡改革法案的出台。
9月19日，印度人民院（下院）通过了三部农业改革法案——《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增强与促进）》《农民价格保障与农业服务法案》《必需品（修正）法案》。其主要内容包括：
*废除中间人制度，允许农民直接与大经销商交易；
*废除企业最高农产品储备数量限额；
*允许企业与农民达成合同，进行“合同耕种”。
改革法案一经公布就引发国大党等在野党的激烈反对，以旁、哈两邦为首的农民抗议也持续不断，并在全国引发广泛响应。
2
市场化，旁邦农民的焦虑
旁邦和哈邦农民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主力军，这与印度长期的农业危机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印度遭受持续饥荒的打击，为解决粮食问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实施“绿色革命”，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为化肥、抽水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运用提供补贴，采取价格支持政策保证主要粮食作物供应。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又逐渐将农业推向市场。
2020年12月9日，在印度德里-北方邦边界，农民坐在高速公路上抗议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
在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印度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却也步履维艰。
*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在印度的联邦结构和投票选举制度下，农业补贴和农业贷款减免政策成为政党拉票的常用工具，使得印度深陷财政困境。2017-2018财年，印度各级政府农业补贴总额高达23550亿卢比，农业贷款减免达12220亿卢比，而中央实际财政总收入仅为143523亿卢比。
*生产结构不合理，环境承载不可持续
以旁邦和哈邦为例。这里本是干旱缺水地带，但在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和补贴政策的影响下，农民大量种植水稻，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印媒报道，当前印度地下水消耗已经超过中国和美国总和，其中农业部门占比已经超过90%。2000-2017年，印度北部水稻种植区地下水水位已下降23%。
*自由化与市场化加重农民负担
印度农业推向市场后，失去了政府的保障，农民成为议价过程中的劣势方，直接承担农业生产波动的后果，农民破产、自杀等社会问题频发。
2006年比哈尔邦实施农业自由化改革后，作为资本方的粮食贸易商在粮食丰收时压价收购、歉收时大量卖出，严重削弱广大中小农收入预期。
新一轮农业改革更是戳中了旁邦农民的痛点。他们对政府农业贸易自由化政策积怨已深，相较自由市场下的剧烈波动，他们更青睐政府干预下有保障的收入，反对大资本对农民的支配。
事实上，除了稻米和小麦，旁邦包括棉花、玉米在内的很多作物早已走向贸易自由化。每当农产品价格崩盘，大收购商就压价收购，越来越多的农民负债失地。最近几年，印度洋葱、马铃薯等农作物价格数次飙涨。价格崩盘时政府不闻不问，价格暴涨时却出手抑制，甚至禁止出口，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因此，虽然莫迪政府表示无意废除农产品集市，但鉴于以上种种“教训”，农民们坚信这是政府的阴谋。一旦废除中间人制度，大资本通过加价收购挤垮农产品集市、实现垄断后再压价，就能支配农民群体。
3
政府误判，抗议力量集结
9月27日，印度总统科文德批准三份农业改革法案，旁邦农民的抗议活动随之进入高潮。抗议农民将拖拉机开上高速公路和铁路，导致邦内交通瘫痪，甚至围攻与执政党关系紧密的大企业（如信实）设施。
莫迪政府本有充足的信心摆平旁邦农民的抗议，并采取了多项措施。
*设法分化农民群体
莫迪政府没有直接废除农产品集市，仅是允许大经销商直接与个体农民交易，还计划大规模提价收购农产品，企图安抚民心。
*结合各邦政治力量予以镇压
在以印人党势力为主的邦，如哈里亚纳邦，莫迪政府依靠强力镇压迅速平息抗议；在以反对党势力为主的邦，如国大党控制的旁遮普邦，则采取暂停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施压。
此外，抗议时间恰好在印度每年秋收粮收割和春收粮播种之间，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莫迪政府本以为农民会忙于农务而无力抗议。但事实证明，印人党误判了形势。
首先，盟友政党态度摇摆不定，印人党丧失旁邦政治基础。
至高阿卡利党（SAD）是印人党在旁邦的盟友政党。在人民院投票阶段，SAD支持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但当农民抗议愈发激烈它又表示反对改革法案，9月27日抗议升级后甚至退出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SAD的退出标志着印人党在旁邦政治基础的崩坏殆尽。
其次，旁邦独特而强大的社会组织性，让持久抗议成为可能。
旁邦和哈邦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同属大旁遮普地区。中世纪晚期，大量贾特人向此移民。其中，生活在印度旁邦的贾特人主要信仰锡克教，他们持放牧—农耕生产方式，往往结成小的部落，具有高度的内部同质性、平等性和军事性，与种姓分立的传统印度教社会迥然不同。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大旁遮普地区就开展了大规模灌溉工程建设，极大促进当地农业生产，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由此成型。即使在“绿色革命”和农业自由化浪潮下，旁邦农民依然保持着部分小农社会的传统。
抗议的农民结成互助组，互相帮助收割、耕种，农忙和抗议得以同时进行。农村社区还无偿提供食物和燃料，再由志愿运输队运送，支援抗议前线。
最后，在旁邦，中间人并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剥削者，而是传统农村社会庇护网络中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向底层农民提供救济和借贷，还是向政府争取福利的重要组织力量。
面对强大的压力，莫迪政府依旧不为所动，坚称农业改革是给农民“自由”，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在与抗议农民代表的第一轮谈判中，中央政府并不重视农民们的诉求，仅仅派出农业秘书（主管农业事务的文官）参加谈判。结果无果而终，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4
重压之下，莫迪何去何从？
11月末，印度北部农忙结束，旁邦农民持续斗争，哈邦农民也重新加入其中。25日，两邦成千上万农民开着拖拉机向德里进军。印人党控制下的哈邦政府再次出动水炮和催泪弹，镇压抗议群体，招致舆论广泛谴责。
2020年12月8日，在普拉耶格拉吉的“全印大罢工”活动中，警察阻止支持农民抗议的律师游行队伍前进。
强力镇压农民抗议活动的路被封死，抗议队伍继续向德里国家首都区行进，计划切断德里的补给线，迫使中央政府让步。他们携带足够的干粮和宿营工具，做好了长期抗议的准备。
与此同时，两邦农民的抗争让饱受农业政策之苦的其他邦农民看到了希望，十几个邦的农民赶往德里声援抗议活动。
从零星的不满发展到全国性抗议，莫迪面前的难题更加复杂了。
*前期应对失效加之重要人物缺位，使得政府回应混乱、缺乏协调。
抗议活动升级后，北阿肯德邦的印人党声称抗议农民是反国家力量，无疑激化了矛盾。印度内政部长、印人党国内政治“大总管”阿米特·沙阿此前因感染新冠入院，康复后又全心投入南部特伦甘纳邦选举活动，这也严重削弱了印人党的协调能力。
直到11月29日，沙阿才就农民抗议问题组织会议，协调相关政策，并表示愿意推出相关修正法案。
*随着抗议活动持续蔓延，莫迪政府得以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问题久拖不决，抗议农民的诉求也越来越多。12月5日的第五轮谈判中，抗议农民就要求政府完全撤回三份农业改革法案。
许多先前沉默不语的反对党视此为削弱印人党势力的机会，纷纷声援农民抗议活动。12月8日，抗议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全印大罢工”活动，得到了多个反对党、工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
农民抗议活动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加拿大锡克人团体为代表的海外印度人社团谴责莫迪政府镇压示威农民的行为，通过汇款等方式援助抗议农民。
印度农民抗议活动愈加复杂，莫迪政府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下，莫迪政府推出“印度自主任务”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决心借着疫情暴发的当口“化危为机”，推进以大资本、大财团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措施。改革计划一次性推出足够多的改革措施，并以强大的镇压力量“化长痛为短痛”，一举盘活印度经济。
然而事实证明，莫迪还是高估了印度社会的承受能力。农业领域的改革招致普遍抗议，印人党在旁、哈两邦的政治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的自由化改革措施并未真正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导致政府失信于民。
未来，如何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已经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矛盾，仍将是印度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