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事业很美妙，它丰富我们的世界经验，在这种丰富性中，我们可以辨清自己、扩展自我。包括翻译在内的所有智识行为最终不是让我们通向某个答案，而是帮助我们不懈地进行情感的、精神的和智识上的一种训练。”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主题为“跨越语言，连接世界——致敬翻译的力量”的第二届雅努斯计划颁奖礼暨雅努斯论坛上，作家、雅努斯计划发起人之一许知远这样说道。
当天的对谈中，作家兼译者陆大鹏、法语译者董树宝、德语译者强朝晖和英语译者刘慧宁共同讨论了这些议题：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语境下，社科翻译应如何精进，如何传递出作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译者，又应如何做好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
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日新月异，而文本翻译的温度变得更为稀缺。当下，机器翻译更快、更强大，作为语言摆渡人的译者，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
译者不能将理解的任务丢给读者
陆大鹏：首先想请三位老师聊一聊，你们在做社科图书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我要往什么方向努力？我心目中的好的社科翻译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强朝晖：我是遇到《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之后，从自己的性格、经历等特质出发，觉得自己可能比较适合做这种偏学术、理论的翻译。
我有一个原则是我不做重译，我只做新译。现有的重译主要涉及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我认为，鉴于市面上有如此多新书，如果我能完成一本新书的翻译，其价值或许超过重译，因为我无法确保自己的重译能超越前人的翻译。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强朝晖、刘风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刘慧宁：提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词是“准确性”。无论是对于专业术语的准确翻译，还是对于原文句子结构和逻辑的准确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文社科翻译外，我也做图书编辑，也翻译文学，所以我想结合我所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去说一下这一个问题。我想说的主要是一个读者意识的问题。我在英语系读书的时候，学过翻译的理论，里面会说译者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再考虑你的翻译策略。
但这里指的更多是读者的年龄和知识水平，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能力。但当我工作后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加上读了一点神经科学的书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人的阅读能力是多种多样的。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从事的是艺术设计方面的工作。他的视觉推理能力明显高于语言推理能力，他的阅读速度是：漫画>中文原创书>翻译的引进书。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他说他一般不倾向于读翻译的书，因为他会读得很慢。
还有一个朋友是学工科的，她基本上不读书。我一开始以为她不喜欢读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她也挺有兴趣去了解一些她感兴趣的领域，比如历史、科技。从与她的交流中，我逐渐发现，她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阅读障碍——她的交流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她读书非常困难，可能读几页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了。于是她会去看视频，而不是读书。
这两个例子以及其他例子都让我深思读者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作为译者要认识到，人的阅读能力各有特点，我们不仅要把句子翻译正确、要让读者读懂，而且要让读者尽快地读懂。这点尤其适用于术语丰富、知识密集的人文社科书籍的翻译。文学有艺术性的问题，那又涉及另外一回事，这里暂不详述。
读者的反应速度直接决定他有多少耐心读这本书、能获得多少愉悦、能吸收多少内容。打一个比方，想象我们正身处一场争执当中，你要绞尽脑汁去措辞、去写小作文，让对方明白你这场争执是关于什么，而这争执当中又不停地有词语的内涵和外延的混淆，导致议题越来越混乱。
译者就是身处这场争执当中，就是你要绞尽脑汁地让读者明白这个文本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如果译者偷懒或者能力不够，那这个争执就被扔给了读者。没有人喜欢吵架对吧？读者读着读着就累了，他就不想读了。
如何做两种语言的摆渡人
陆大鹏：刘老师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在翻译的时候注意读者的感受。翻译工作者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翻译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照顾读者，一种是照顾作者。
比较照顾读者的一方，会想替读者扫清一些障碍，帮助他们理解，让他们能够比较顺畅地接受信息。但我想跟你商榷的是，有的书其实是不应当被简化或者淡化的。
比方说，如果《尤利西斯》让读者读得非常容易、非常轻松，它还是《尤利西斯》吗？我并不是说照顾作者和照顾读者这两种思路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译者需要在工作当中按照自己的实际处境来平衡。
那董老师这儿，比方说你翻译福柯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福柯本身是比较难读的，你翻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应该把福柯翻译得通俗易懂？还是说，要尊重符合福柯本人，把他的一些比较晦涩的东西保留下来？
董树宝：我主要致力于学术翻译，学术翻译首先要保证思想的准确性。严复强调“信”“达”“雅”，在我的翻译过程中，我首先追求“信”，“达”是其次，“雅”对学术翻译而言是一种奢望。因为一旦“雅”了，那可能与作者的本意和风格相去甚远。
我做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翻译之前，这本书已经有两个中译本了，一个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谢强、马月译本，一个是中国台湾王德威的译本，这就给我的重译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焦虑”。我当时就想，怎么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因为作为译者，我首先是一个摆渡者，在两种语言之间摆渡。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其次，我做学术翻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必须按照我有限的研究领域来选择我要翻译的著作。凡是跟我的研究不相关的学术著作，我一般不会接受出版社的邀请。我基本聚焦于法国当代哲学，再具体一点就是法国当代三个重要思想家——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
因为每进行一次翻译，每接触一本新书，就是一次新鲜思想的冲击洗礼。如何把新的术语融入汉语当中，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完成这样的翻译工作。因此，我必须控制翻译著作选择的范围，不敢轻易扩大。
《知识考古学》
[法] 米歇尔·福柯 著，董树宝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9
在重译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时候，我有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反复斟酌原文，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必须传递给中国读者的。第二，福柯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必须强调学术性和逻辑性。第三，福柯的独特表达风格是什么？尤其是在写《知识考古学》这个阶段，他的语言表达风格是什么样的？
大家如果了解福柯和《知识考古学》，就会知道他在这个时期特别喜欢使用长句子，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往往一气呵成。其次，他的用词也非常独特，他使用的一些小品词有着丰富的含义，在翻译中必须谨慎处理。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品词，或者读者有时候认为就是一个助词，似乎可以不处理，其实在福柯的语境中是富有意义的，它们往往隐含着他的思想和习惯表达。
所以，我觉得学术翻译这项工作，就像我翻译《知识考古学》一样，是在进行一项非常艰难的摆渡工作。我说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追求“信”，再兼顾“达”“雅”，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但只能尽量把握好一个度，尽量做到译文让读者读明白。
陆大鹏：强老师，你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哪些方面是比较难的？你遇到这些困难时，会怎么应对？
强朝晖：我认为，文学翻译和社科翻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带给读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文学不仅要准确地给读者讲故事和事实，它更多的应该是蕴藏文学的意境和味道。
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翻译，如果字字精准，但是毫无文学味道，这样的翻译是一钱不值的。而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正好相反，学术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传递原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伴随着大量的知识信息。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卡在某个地方，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语，这时候我会反问我自己：你真的看懂了吗？然后我会发现，重点不是卡在找中文词语那里，而是一定有什么地方没有想透。译者必须尽可能努力地理解作者，甚至要和作者有灵魂、思想上的共鸣与相通。先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再用相对流畅的中文表达出来。
我对我的中文没有自信，我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总是纠结，我怕我中文不好，不能表达相应的意思。我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一直支撑着我：“你是做社科翻译的，你翻译的是观点和思想，不要指望你的读者和你学习汉语。”
“我们这拨人，大概就是最后一批拉车的马匹”
陆大鹏：我经常听到做文学翻译的同行说，机器没有办法表达个人微妙的情感，所以我们的文学翻译目前是安全的，不受人工智能的威胁。我不知道这是自我安慰还是一厢情愿。
我想请三位老师展望一下，社科翻译在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前景。
刘慧宁：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个人会觉得美国作者和英国作者的文风有着显著的差异。相对来说，美国作者更多的是运用比较模式化的语言，英国作者会有各种各样阴阳怪气的幽默，还有文化典故、有创意的修辞等。这与文化和学术训练方式应该都有关系。相对来说，我觉得，表达模式化的人文社科图书的翻译，有可能会被机器替代。
但是我认为，人工智能的翻译仍存在进步空间。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完全掌握这一点，它可能仅提供它认为最合适、最正确的翻译，但它的学术水平并没有高到可以高概率地正确判断术语的领域和用法。
强朝晖：我认为我被人工智能替代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过程是长是短。尤其是社科翻译，我觉得AI能帮助译者做很多事。前不久我接了一本大部头的翻译，讲欧洲蛮族崛起的过程，这本书有1500多页，光是后面的人名、地名索引页就有很多页。当时我使用了一个人工智能软件，觉得如果它能帮我把这些资料性、数据性的东西瞬间搜索出来，就非常省事，但是最后发现它完全干不了。技术人员说，人工智能需要学习，而这部分翻译较为偏门，它尚未学到这一领域。
我翻译过一本散文集，叫《书情书》。那本书里讲纸质书会被电子书取代，并打了一个比方：马匹曾经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它后来被汽车取代。刚开始人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有马匹的世界中生活太久了，会对它存在一种光环。
我觉得，人的翻译和机器的翻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这拨人，大概就是最后一批拉车的马匹。
董树宝：在学术翻译领域，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术语系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我认为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很难解决的部分。简单的表述或综述类文章，机器翻译很容易实现。我尝试着使用翻译软件翻译福柯、德勒兹等人的著作，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理想的翻译。这类作者——尤其是法语作者，个性化非常强，机器翻译很难进行有效的翻译。
因为中英翻译软件技术比较发达，现在很多英语作者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美国作者的著作，运用ChatGPT或相应的翻译软件可以实现高准确度的翻译。一本著作翻译成汉语之后，尽管译文有不少句子不合句法，但是读者有相应的学科背景，就可以理解、把握基本大意。
如果你从事的是具有独特风格的翻译工作，我认为短期内人工智能很难取代人类，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