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观众在黑暗的座席里点亮手机屏幕时,那种不声不响的破坏力,让人觉得侮辱性极强。


这绝不是单一事件。观众“玩手机”,曾发生在《春逝》《日出》《红楼梦》《白鹿原》《悲惨世界》《蒋公的面子》《恋爱的犀牛》《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话剧、舞剧的演出现场,就像张爱玲笔下对男人的荒唐譬喻:“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在一个需要全神贯注的黑暗空间里,它亮得那么漫不经心,仿佛其余几百个来剧场的观众都不是人。


很少有像苏打绿“二十年一刻”演唱会那样全程没有手机、摄像、灯牌、荧光棒等其他光源的公共观看空间,几万人老老实实的,焦点只有苏打绿,全部光源都来自舞台,观众席的黑暗被保护得严丝合缝。


不把别人当人的方法,还有很多,盗摄、抖腿、抢词儿、刨活儿、翻旧梗、踢椅背、接电话、吃东西、大谈这个手法“极其的深刻”,没有什么”异样“的目光、批评、警告能动摇他们的自我。



3月9日,豆瓣上一篇《我全程站着把〈沙丘2〉看完了》的帖子引发大量共鸣。楼主因为无法忍受身后两名大姐讨论的声音,在后排除了那两人没有其他观众的情况下,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我用这两个半小时给你留下阴影,让你在余生中每次看电影时,都不要忘了自己曾做错什么”。


不过,魔法没有打败魔法。楼主发现对方在知乎发了回应帖:“谁规定的看电影不能说话?”


过去的热闹


起初,中国人看戏、观影时,确实是能嗑瓜子、剥花生、抽香烟、吃茶点的。


过去,我们的剧场非常随便,仅仅一座戏台、乐床、扮戏房,人们穿过木门上个坡,闹哄哄地就围着看戏了。宋元时期叫勾栏瓦舍,就像元曲《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里所写,“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谈不上高雅。


不同于西方将戏剧作为一种精神的引领,中国人看戏、观影,总是和杂耍、吃喝并在一起。在茶园、私宅、澡堂、公园、集市乃至水果店、火车站上,都有戏剧和电影出现,现场非常嘈杂。比如1909年一篇记录上海四马路影戏之喧哗的文章写道:


“二更二点月横空。大鼓蓬蓬。呀呀得而噌。耳朵震聋。人山人海门前拥。脚勿动……看客回去,呀呀得而噌。一路鸡啼。想想刚刚看影戏。真拥挤。好热闹呀。吵得稀奇。”


剧场是一个准许叫卖的地方,叫好鼓掌的、朗诵字幕的、吃瓜子栗子的、敲锣鼓梆子的,什么动作都有。老式人力风扇轰轰隆隆地在顶上吹风,木板椅被搬弄得噼啪响,小贩在场内走来走去,口中叫喊着“卖香烟、冰糖、水果、花生米、炒瓜子”,时不时还有人从二楼抛个香水帕子下来。


那时候,看电影也并不严肃。大多数国产片子都不是长故事,比如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只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这三个场面,像幻灯片一样,短短几分钟就结束了。观众似乎不必钻到情节里,商人们过来谈买卖,将丫鬟、仆役呼来喝去,“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有文章如此写道。


张爱玲在散文《华丽缘》里写主人公“我”某次正月在乡下看绍兴戏,一个杏子眼的旦角上台,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另一个旦角上台,观众则纷纷赞许,“还是这个人好一点!”“就只有这一个还……”,之后不绝口地夸着这个旦角“相貌好”。


当年,戏曲、电影无非是消遣。《华丽缘》里,闵少奶奶招呼在渡头洗菜的老妇人“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那边也随口应着“去!你们去啊?”。“我”和闵少奶奶同行,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的锣鼓声。古时候人们就习惯了围着土坡对戏班子叫好,一下子进入近代剧场,也少不了要噼噼啪啪地对谈、喝彩。 


然而,仅仅把戏曲、电影当作一个奇观、背景板,就太埋没它了。


这不是一个放幻灯片的时代


学者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一书里提到,“看电影”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


戏曲、电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佐料,给赏花的、赌博的、喝茶的、交易的人作陪衬。当中国人在1913年拍出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时,人们开始懂得沉浸于剧情了,并辨识它、谈论它。


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寓言”——囚徒把火焰映射的影子当了真,以为墙外人类的窸窸窣窣声是阴影在说话,这和看电影的体验非常相似,人们忘记了现实因素,完全投入另一个想象的、虚拟的世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工人月工资才9元,却舍得花1角钱去剧场,就是为了黑暗中那一幅框起来的光。人们甘愿像囚徒一样掉进去——那是幽深的洞口,它昏暗、静谧,不会被打扰。


黑暗性对影戏院来说极其重要,它相当于无形的屏蔽。同时,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只要有一点光亮,人们的眼睛就会捕捉到。而且,这种破坏无法撤回,它就这么发生了,黑暗的完整性荡然无存。


1923年,《孤儿救祖记》惊人地卖座,电影在中国从此有了独立的存在感。可是,咳嗽、啃甘蔗、剥柑桔、吸水烟、谈家事、摔板凳、打架、推搡……诸如此类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


为此,老舍曾写了一篇讽刺性的《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告诫观众,要么带火锅去剧场“毛肚开堂”,要么掀开幕布拿手电探个究竟,“观剧时务须打架一场”,“出入厕所务须猛力开闭其门,演员每说一‘妈的’,或开一小玩笑,必赞以‘深刻’,以示有批评能力”,“鼓掌应继续不停,以免寂寞”。


在孟京辉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演出现场,迟到的第一排观众,会有极大概率被纳入台上的即兴表演里。演员以调侃的、幽默的、指名道姓但并不严厉的方式来编派迟到者。这场捉弄会从开幕延续到谢幕,演员时不时地、冷不防地点他一下,这部话剧也因此被誉为“迟到要小心的话剧”。在这个情景里,迟到被化解了。


可是在其他时候,迟到纯粹就只是打扰。


法国理论家米歇尔·希翁曾提出“听觉的自我中心主义”概念,耳朵不比眼睛,它无法转移,也无法关闭,没有人能做到不想听某种声音就可以不听。当阮玲玉在无声的黑白银幕里痛哭时,旁边如果有人走动、吐痰、咳嗽、擤鼻涕、谈国事、吐瓜子壳,那观众也只能跟阮玲玉一块儿受着。


民国时期,剧院和报纸、杂志就开始致力于培养人们的观影、观剧习惯——1916年北京真光电影院的“观众须知”、1920年的《影戏观众十诫》、1923年的《电影院的一晚》等,千叮咛万嘱咐,试图立起一个规矩。然而,一百多年后,还是有人在影院、剧院里玩手机,好像这些叮嘱都白说了。


我们很难在一个被迫站着观看《沙丘》的环境里谈“注意力”。注意谁?闪光灯、咳嗽声、快门声、激光笔、抢词、刨活、抖腿、盗摄,没有一个是导演安排的,可它们就发生在电影、戏剧的现场。


1926年,有一首小诗曾在市民之间流行:


“有如暗夜的海坡催入梦中,


咿呀,挣综,


凭着流中的水风欢送,


吹送那梵吸铃和钢琴手的伴奏,


给予沉浸在静默中的观众。”


然而,这种静默,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叮着它、破坏它。


参考资料:

1.《中国早期电影与观众关系研究(1896-1937)》,闫泓琪,2020.4

2.《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896-1949)》,陈一愚,2013.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花淇心,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