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这个名字，在过去一年里读者已经不陌生了：他凭借处女作《我在北京送快递》，被媒体评为“年度纪实写作者”，《我在北京送快递》也频频入选各大榜单。
今年1月，胡安焉新作《我比世界晚熟》由胡杨文化策划出版。在该书自序中，他表示，两部作品的出版各有偶然的机缘，并不属于自己计划内的事。《我在北京送快递》源于他2020年4月在豆瓣上发表的一篇日记，《我比世界晚熟》则源于2021年11月起他在黑蓝文学上开辟的专栏。如果说前者主要讲述他的职业经历，围绕“发生了什么”展开；后者则是他剖析自身，追问“我何以成为今天的自己”。
在书中，胡安焉剖析自己作为一个敏感、内向的人，在职场中所面临的精神内耗：敏感软弱、惯于逃避、道德洁癖、讨好型人格，在意外界的评价，不喜欢竞争和冲突，不想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愿意虚假处世，不知道怎样为自己争取利益……他的I人属性、他的迷茫与挣扎，让和他面临同样困惑的打工人们深深共鸣。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摘选自《我比世界晚熟》的“不断地逃离”章节。小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我比世界晚熟》胡安焉著 胡杨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1
一只落单的羊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起码没有有意识地规划过。相比于多数人来说，我直到今天都在得过且过。我父母的脑子里甚至没有“规划人生”这个概念。早年他们认为一切都应该交由政府安排，个人只要服从就可以了。至于我当年做出读夜校这个决定，也可能只是出于一种逃避社会的心理，而不是对未来积极主动的掌握。
我在酒店实习以及在专卖店打工时，方方面面都察觉到旁人身上具有的一些共同点，在我身上却是缺乏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发觉身边的同龄人几乎都比我更成熟、比我更好更快地融入了成人社会，这个发现令我感到恐慌。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所有人落下了。我就像一只落单的羊，渴望追上羊群、融入羊群。只有待在羊群里，和大家保持一致，我才会感到安心。
安全感对我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它对我人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我行为方式的影响。它会蒙蔽我的理智，妨碍我的正常生活，令我在人际关系中时刻陷于焦虑。当我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感受和反应与别人不同时——尤其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然后恐慌就开始了。
故此我尤其害怕来自旁人的质疑、反对、嘲弄和羞辱等。年轻时的我不能完全分辨哪些对我的指责是合理的，而哪些是不合理的。于是来自外界的所有形式的否定，对我来说都是不安的因素，都意味着把我排斥到群体以外，让我独自暴露在大自然的种种威胁中。正因为这样，我才渐渐变得想要迎合人、讨好人。
我对他人的迎合和讨好经常没有表面和具体的理由，也不为了某种好处，它就像条件反射一般——往往在我那么做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人。可能出于对自己不合群的恐惧——因为我察觉到社会的复杂，也察觉到自己不具备同龄人都具备的那种和社会的默契——我下意识地想要逃回到校园里。
尽管我其实不喜欢读书，但学校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交环境：同学之间一般不会有涉及利益的隐而不彰的计算，对待彼此也很少带有目的心，因而对我来说是相对放松的一种人际关系。而我也不至于总要为自己的单纯、幼稚、做什么都错、不断吃亏——总之就是和周遭格格不入而懊恼。
所以我在专卖店打工时决定再读一个夜校，可能包含了一个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动机，就是推迟自己真正进入社会的时间。我以读书为借口，对自己及对身边的人，为我的现状争取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由此就避免了立刻面对人际和利益关系更复杂的社会考验（比如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令我浑身不适的专卖店了）。
我可以找些“不求上进”的工作做，对挣多挣少也不真的在乎，只要能够远离人和人之间的龃龉和竞争，我就感觉平安稳妥、万事大吉。更妙的是，别人还不能为此指摘我不求上进。因为我每天下班后还跑去读书，这看起来显得勤奋又上进，足以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就是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断地拖延时间，抗拒进入社会，抗拒成熟。以上是我对自己当年读夜校的动机分析。当然了，当年的我并不能意识到这些。
回避型和讨好型
关于辞职这件事，我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辞过很多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大多数工作我都只能坚持半年左右。当然，对于低收入的底层职业来说，人员更迭流动是常态。但是另一方面，就我观察所见，似乎不合群的人，确实会比合群的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可能因为在不合群的人身上，人际方面的负面感受积累得更快，又始终找不到方法排解，最后只能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归零重来。
比如我最近读到的一则热点报道“工厂里的海德格尔”，里面的主角曾植在接受“GQ报道”采访时这么说过——这是他的原话，而不是记者的转述：
“我跟你说过，我不太合群，我是比较孤立的，在一个地方无法工作下去。比如我干几个月，可能大家都认识我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不想待在这里，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想尽快下班，这样的状态的话，我持续不下去。我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汕头的一个厂里做玩具，做了半年，我觉得我好像被所有人孤立，被所有人敌意，我就走了。”
他的这番自白在我身上有共鸣。在我多年的工作经历里，也遇过一些和我有相似性格特征的人。一般来说，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识别出来。我会对他们产生亲切感。尽管我们只是相似，而不是完全一样。我认为没有两个人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海边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左，工厂在右》报道截图。（陈直为曾植的化名）
比如曾植在读大学时迷上了哲学，为了读哲学他大量缺课且不怎么和同学交往。而我从没对任何事物沉迷到这种程度。我感觉他对哲学的沉迷和对老师同学的回避是一种双向作用的关系——他一方面因为对哲学发生兴趣而逃避了人际相处，另一方面也因为想逃避人际相处才把自己投进了哲学里。否则他完全可以拿到学位后再钻研哲学，而不是爽快地接受了老师劝他退学的建议——那分明是个对他不利的选择。
他同意退学未必是理性考虑的结果，或许也包含了他对学校里人际环境的不适和由此带来的焦虑导致的想要逃离的冲动——注意他这样描述自己在工厂里的情形“比如我干几个月，可能大家都认识我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听起来不像是普通的内向，而像是回避型人格障碍，而且可能他在读大学时就已经是这样。
当他去到一个新环境，和同事或同学还不熟，这时即使他不应酬社交，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可是在几个月之后，他还是不和人交际，似乎就有点不礼貌了，别人难免会对他产生看法，比如觉得他乖僻或瞧不起人之类的，于是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这导致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可是他感觉自己被“孤立”，可能恰恰是由他回避与人交往造成的。
而他察觉到的“敌意”，既有可能是出于他的臆想，但也确实有些热情又粗鲁的人，会对孤僻内向者表达不耐烦或不满情绪——这种人我也遇到过——这对一个过度敏感的人来说，基本上就和敌意没有差别。
以上是我根据他有限且片面的自述做的分析。因为那篇报道不是围绕他的性格问题展开，所以他没在这方面深入和充分地表述，我的判断也未必和他的实际情况相符。不过我在这里不是要研究他，而是讲述我对他的一些自述产生的感触。比如他对孤立和敌意的敏感、他在人际关系中莫名的焦虑，都是实实在在困扰过我的问题。
但我采取了和他不同的应对策略——可能我的情况远没他严重，我有更大的周旋余地——比如说，我会通过表现得唯命是从、任劳任怨、与世无争等方式博得领导和同事的喜爱，以此化解内心的焦虑。但是对外部的讨好肯定会损害自己的一些意愿，这种做法对我也是一种损耗，总有一天我会到达承受的极限，结果也还是只能以更换工作来解决问题。
是选择，还是逃避？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我辞职会有一个具体的理由——我指的不是告诉老板的理由，而是内心对自己的解释。但是具体的理由有时只是表象，甚至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比如我现在反问自己：每次促使我做出辞职决定的理由，确实都是我无法解决的吗？还是我根本就没有用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和争取？我的每一次选择，究竟是真的选择，还是只是逃避？对此我不敢轻率地判断和回答。人有时候骗自己，要比骗别人骗得更彻底。
比如我辞掉专卖店和加油站的工作时，完全就是为了读夜校，甚至是为了“不给集体添麻烦”吗？我会不会是为自己一种单纯想要逃离的冲动找来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认为在辞职这件事上，肯定有一些当年我意识不到的内在因素在发生作用。年轻时的我没有能力深入反省自己，尤其是认识不到某些心理机制在左右着我的决策和行为。但今天我应该反思这个问题。
我父母从小教导我克己节制，甚至在有些事情上，我觉得他们对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持有否定态度。由于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自然也就不会对我抱有致富的期待。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哪怕一次，在经济上向我提出过要求。他们对财富几乎没有向往，对贫穷好像也并不反感。
我成年后和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在生活里也很克俭，我比身边大多数同龄人更能忍受物质的匮乏。我擅长忍耐，但不善于坚持，我很容易放弃。可能由于小时候父母很少向我流露感情，他们习惯对孩子只批评不表扬，认为表扬会导致骄傲自满，而批评才能使人进步。于是就总在我身上找缺点，甚至毫无顾忌地在别的孩子面前打击我、羞辱我。可这没有促使我上进，反倒削弱了我的自信，令我变得自卑和敏感，经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甚至走向消极和自暴自弃。
其实我也需要一些鼓励和支持——在我渴望得到他们肯定的年龄，他们从来都不给我肯定，于是我渐渐养成了对大多数事情不抱期望的心理——只要不抱期望就不会失望，也就不会受到伤害了。对我来说，相比征服别人，克服自己要容易得多。后来很多人说我低欲望，或许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对于挣钱，我应该诚实地表明态度：我只是挣不到钱，而不是不想挣钱。尽管我并不特别爱好物质享受，但也不是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我只是压抑了自己正常的欲望和感受。钱对我来说肯定能提供推动力，但这种推动力没有大到足以调动我身上的积极性，促使我去努力改变自身景况的地步。早年的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对钱的渴望——准确来说我能意识到，但同时错误地贬低和否定了这种欲望。
这里不妨总结一下：我不聪明，也不好学，更不自信，抵触交际，害怕竞争，否定私欲，经常放弃，缺少提升自己的动力，于是就长期处在一种得过且过的状态里。我猜假如我能胜任一份高收入的工作，那么我也会很投入和积极地对待——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和当初同在酒店实习的那些同学没有什么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不嫌弃低收入的工作，而且在缺少经济激励的情况下，会比他们更认真和负责一点。
但我的认真和负责都是消耗品，因为我其实也需要经济方面的激励。所以当一份工作的新鲜感过去后，我会慢慢地感到厌倦，觉得越干越没劲，这时一旦有外部因素触动，我就会倾向于逃离——这应该是我频繁更换工作的其中一方面内因。
另一个方面的内因是，正如前文所述，我在社交方面非常笨拙，而且对社交怀有反感和怯惧心理。我在和人打交道时往往很被动，不敢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又不是真的对得失毫不在乎。于是在每次吃了亏之后——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因为解决不了问题本身，我就自然想到了换工作。
此外，由于我不懂拒绝，所以在工作中面对一些不合理的条件或要求时，经常不敢也不懂如何去沟通和协商，于是逆来顺受，这让我不断地积累负面情绪，直到有天超出自己的承受力。我总是自欺欺人地寄希望于在换了一个新环境后，自己会从此交上好运、不再吃亏和受气，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然而结果却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相同的困境，遭遇重复的经历。
“人生是螺旋上升的”
一些聘用过我的老板，尽管他们在不同城市，相隔了几年或十几年，但在对待我的方式和态度上，却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由得令我意识到，他人会如何对待我，主要取决于我让他们如何对待我，而不是他们本身是个怎样的人。换言之这是一个互相约束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人人自律的社会。
后来2014年我在上海打工时，因为被一些往事触动，于是在一段笔记里记下了这种感受：
“人生是螺旋上升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最先说的，确实是很形象，只是没有提到上升的幅度很小、速度很慢。过往的人生总是重重复复，交往过的人也重重复复，只是每次换了名字和样子而已。实际上人们没有个性这种东西，只有和你的关系。
比如你交了一个女友，然后渐渐发现，她竟然越来越像你的上一个女友。当你为此震惊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误会了：你的两个女友并不相似，只不过她们都扮演了“你的女友”，而这个角色塑造了她们，把她们共同的方面呈现给你，就像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影视作品里扮演同一个人物时，他们的表现肯定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当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就可以蛮有把握地声称，你的下一个女友也将和现在的女友相差无几。从你交上第一个女友时起，你其实已经在和最后一个女友交往。你到了一个新公司上班，看到新的上司和同事，不用说，他们很快会变成你以前的上司和同事。你已经可以预料会被怎样对待，你可以预言将经历些什么，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人生的演员们。
你终于领悟到这个世界的结构：这些人都是以你为圆心的圆，他们的半径就是和你的关系。自然了，同样的半径上可以重叠很多个圆，这不是一组平面的图形，而是你螺旋上升的人生的一个切片。难怪人们羡慕那些单纯的人，因为他们的目光不穿过表象，他们的思想不抵达实质。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他们把同样的痛苦和快乐经历了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初次经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胡安焉，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