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对于“蠢笨”的忍耐力也相对降低，于是一种属于当代人的症候悄然流行：厌蠢症。
这是一个有点拧巴的词语，它有点刻薄，直指他者的愚蠢；但同时使用者又努力中和这种刻薄，把它描述成一种病症，各打五十大板地挖苦自己。
“报一丝，我有厌蠢症”“完了完了，厌蠢症已经爆发了”“对蠢的厌恶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造句上看，它的使用率很高，大部分使用者更喜欢让自己作为主语，“别人犯蠢我无奈”是常见的语境。
于是，“厌蠢症”这个词每一次出现，都呈现一种欲扬先抑的矫饰，无论怎样把它调侃为一种“疾病”，都不能掩盖背后浓浓的傲慢和尖刻。
厌蠢已经成为一种可复制的标签。（图/社交媒体截图）
“蠢”的主人包括但不限于客服、同事、甲方甚至一起拼车、一起挤地铁的路人，他们磨损了效益，使事情往前推进的速度被拖慢，拖了当事人的后腿，又绊了当事人一脚，于是无名火升级成厌蠢症。
这种心理路径在强调“事儿必须得办成”的功绩社会里，似乎很正常，谁都是齿轮，凭什么有一个齿轮卡住，耽误了所有人的机器？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出的抑郁症和厌蠢症几乎大同小异。
“当功绩主体不再能够（继续工作）时，抑郁症就在这一时刻爆发”，而当主体性转移到他人身上时，爆发继续，从对内的厌蠢转向对外的厌蠢，并且，后者容易得多了。
我们可以在这种社会症候中解读出许多意味：自我中心主义，极度的功利趋向，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稀薄，等等。但无论如何，动辄“厌蠢”的结果是肯定的，就是情绪暴力将无处不在，淹没所有人——毕竟，此刻的厌蠢者，下一秒就可能成为别人眼里的蠢人。
一、厌蠢，也只厌拉低生产力的“蠢”
为了避免看上去太过傲慢，很多人给厌蠢症又加了一个大前提，“我只厌打扰到我的蠢”。
不小心把重要文件给碎了、接电话把领导的需求记漏了、开长途车不知道驾照过期了、读不懂空气把客户得罪了、一脚勾到桌腿把菜全都撒了……从结论上看，这些行为被骂一句蠢，好像不过分。
它们拉低效率，把事情搞砸，于是厌蠢人群以各种现代化计量方式，比如扣钱、降职、批评、投诉，衡量这些错误的大小。做错事的代价很高，社会性的追偿也来得很快，像卡夫卡笔下的销售员，错过了七点钟的火车，经理十五分钟后就杀上门来。
《变形记》
作者：[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译者：彤雅立
出版方：未读·文艺家 / 未读 |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所以“愚蠢”太不划算了，它不仅没有产出，还总是添堵，人们对它与其说厌恶，不如说恐慌，如上野千鹤子所说，“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因地铁故障而缺考的考生很“蠢”，连煮面都不懂的何猷君却很“可爱”了，“金土豆”生来就配得上他的笨手笨脚，在一个匆忙的氛围里，低效率是奢侈的。
在优绩主义的逻辑中，“蠢”和低分、弱势、落后、倒霉、输掉等词语类似，最终都得吃苦头。
该词条下的厌蠢。（图/社交媒体截图）
人们都在争做韩炳哲书中的“行动者”，但真正的个体化的存在却被榨干。厌蠢者忽视了功绩社会的系统性暴力，像“蠢”一类非常直接的攻击性字眼，方便拿取，趁手好用，但贻害无穷。像很多围观者所说的那样，“还没代入我就开始生气了”，它们有着强大的感染力。
所以厌蠢症的泛滥也并不意外，在互联网这个媒介上，只凭只言片语就可以使厌蠢情绪蔓延，何必非要“打扰到我”？反正表达讨厌并不需要什么代价，但换取的快感是实实在在的。
特别正确地讲，“在种种目的的秩序中，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自身”，但事实上，我们没法离开具体处境谈问题，当代社会仍然在朝着一个巨大的功绩体狂奔，所以对愚蠢的苛刻很难消亡。
《老友记》的乔伊就是大写的蠢：讨价还价结果整个屋子的家具都被顺走；跟瑞秋学开船却连左右舵都记不住；想争取电视角色却毁了剧组的道具。如果只是厌蠢完事，世界就很无聊。
何况六个朋友里面，蠢的还有古生物学家、数据分析主管、拉夫劳伦的销售经理、餐厅主厨以及职业按摩师，康德称警察不关心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但幽默可以关心，给功绩社会解压。
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这个概率可以流动至任何人，预设别人很蠢，本身就没有反省意识。让人欣喜的是，这恰恰是这部热播剧的魅力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不总是热播剧。
二、厌蠢情绪的“傲慢与偏见”
很多时候，“蠢”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而是相对的，要看在什么条件下评价。
科幻小说《平面国》就形象地解释了这个话题，二维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证明三维世界有高度，三维世界的真理对二维世界来说也几乎是天方夜谭：
“不管是点、线段、正方形、立方体，还是超立方体，我们都犯着相同的错误，我们都被所处的维度束缚，成了偏见的奴隶。”人没办法拥有上帝视角，拆穿自己的愚蠢，它有时是一个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蠢而不自知。
《平面国：多维空间传奇往事》
作者：埃德温·A·艾勃特
译者：鲁冬旭
出版方：果麦文化 |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既然我们都难免犯蠢，理应对愚蠢有所宽容，只不过，当代社会这种宽容正在收窄。何况常识并非公理，它的定义总在游离。
比如当所有人都用同一种方式拍卫生巾广告时，常识就出现了梁文道说的那种偏差——“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液体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种田青年说错某个诗人的名字，跟文学教授表现得五谷不分一样正常，有人活在秧苗格子里，有人活在汉字格子里，环境不同，评价标准也不同，像张爱玲，就拥有这种清醒，她觉得自己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如果她不是张爱玲，不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作家，而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她周遭的厌蠢症患者可能又要多上几倍。从这个角度看，厌蠢症患者从来又都是势利的。
自认为拥有更高智识的优越感，背后始终藏着厌蠢症。
三、说到底，你厌的根本不是蠢
从很多年前开始，互联网就不缺厌蠢人群，但他们的口水仗经常打错对象。
比如常见的电信诈骗案例，受害者缺少常识，缺乏警惕，毫不思索就落入圈套，但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里，“一听就是骗子啊”“这太蠢了”，乃至“活该”的评论比比皆是。
在厌蠢的强大逻辑下，焦点马上被转移了，人们从关注事情本身转移到关注“愚蠢”。
在很多场景下，“厌蠢”这个词从根本上就揪错人了，它如此干脆有力，像流行语一样得到共鸣，当越来越多人抄袭似的复制“厌蠢”来表达感受时，整个事件的讨论就会不知不觉走偏。
此外，一个标签化词语使用到某个阶段之后常常会泛化，有时人们甚至分不清那是蠢还是坏，于是统统归类到“蠢”字底下，借助厌蠢的强烈情绪，把复杂的人性蠢化，心里也许能舒坦点。
指望别人收拾烂摊子的同事，为了权力欲乱派任务的领导，小组作业伸手就想要的同学，把这些“真坏”描述为“真蠢”，简直算得上宽宏大量了。
终于，厌蠢嵌入到慕强的一部分，当我们轻易地把蠢的帽子戴给他者的时候，也要想到，自己也会有因蠢而被淘汰的一天，这样的循环无意识地让人疲倦。
回到现实，当下能做的，至少是离身边那个厌蠢症重度患者远一点。
参考资料：
1、《这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人》，看理想，2017.05.26
2、《一个得了“厌童症”的社会》，界面文化，2023.07.16
3、《为什么我们容易犯“厌蠢症”？》，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11.01
4、《“世界上最可悲的事，就是蠢人总是自信满满”》，蒋方舟的跋涉，2021.01.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许峥，编辑：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