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的浪潮，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也引发了城乡社会结构剧烈的变革，这一过程中，农村和农民在大转型时代的阶层分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关系着城乡社会发展格局的和谐稳定，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推进。
一方面，学界多数学者主要按照西方分层研究中的职业、收入等客观标准分析改革开放后的农民阶层分化结构，最有代表性的是陆学艺等按照职业差异将中国农民划分为“十大阶层”[1]，学者总结为“倒丁字型”结构和“类金字塔”结构[2][3]，后面发展出了以消费和社会资源等其他标准划分的阶层结构[4][5]。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土地占有和耕种的角度出发，按照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将其分为不同的阶层，并提出中间阶层对分化了的村庄社会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农村“有经济分化无社会分层”的原因[6]。学界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结构的研究为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从实践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其宏观背景限定在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发展初期，所以农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以村庄—城市流动的“60后”“70后”农民为主，并且阶层分化的空间视野始终锁定在半开放的村庄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迈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农民也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进入‘农二代’时代”[7]，乡—城单向流动也转向了城乡互动和城乡融合的阶段，从新的流动背景下认识农二代的阶层状况更能深化对转型中后期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认识。
显然，学者们都发现了农二代面临着与农一代完全不同的境况：他们的参照标准和认同逐渐脱离了村庄[8][9]，其内部的分化更快更大，出现了劳动力就业、社会交往、家庭发展能力和教育竞争的分化[10]，他们的阶层感知更强烈；同时，这一代农村青年，在阶层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流动的流变性弱化的现实[11]，城乡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让农村青年遭遇了新的城乡分割和社会不平等[12]，面临着阶层固化的趋势，农二代更容易产生底层焦虑。
农二代的阶层处境变化关键在于他们已经把“走出农门”作为新的追求，将视野放在了更高层级的城市，与之前城乡之间流动的不同，他们开始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回流到县城扎根，这种新变化对认识正处于新阶段的农二代提出了挑战。学界已有的研究仍然主要聚焦于流动中的农二代青年，但对于已经相对稳定在县域的农二代青年的阶层状况鲜少涉足。
实际上，在农民家庭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农二代已经成为重要的实践主体，他们普遍有城市生活和阶层身份建构的诉求，进城生活成为他们普遍的预期。同时在父代的支持下，中西部较大比例的农民家庭已经实现了在县城买房的目标，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农二代已经脱离农门，预期通过买房定居和“一家三制”在县城实现城镇化的生活[13]。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县域城镇化与农二代家庭分化的联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给不同阶层农民家庭的生计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给在县城购房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生活增加了经济负担[14]。农二代家庭为了进入县城立足出现了新“半工半耕”的家计升级，并进一步导致了家庭发展能力、城市化状态和阶层流动可能性的分化[15]。同时，代际分化、阶层分化正在取代人口分化、去阶层分化，农二代作为主导群体正在参与这一过程[16]。
由此可以看到，农二代的阶层分化还处在“白热化”变迁状态，至少有三重维度构成了理解农二代阶层变化的基本背景：一是城乡融合的宏观背景，二是农二代本身作为实践主体的阶层感知和生活的自我建构，三是县域这一新生活空间的出现。这样来看，已有研究虽然把握到了新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和城乡关系新阶段的结构性影响，但还未深入到农二代在县域这一新生活空间的阶层生活实践，并且农二代所处的阶层位置并不一定与其阶层生活实践相匹配。
实际上，这并不是简单的农民主体代际分化和空间转移，需要通过对微观实践的总结和分析弥补结构性视角对主体行动和机制的遮蔽，呈现阶层分化背景下农二代在县域空间中的生活方式转型。
笔者近年来在调研中长期关注了县域农二代群体，并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在豫中阳县进行了专题调查，重点关注了在县城生活的农二代家庭，深入访谈了近50个案例。调研发现，虽然他们与外出务工的农二代相比是少数，但近年来这一群体在县城的比例逐渐增加，他们大多是从大城市务工回流到县城安家生活的。因此，为了与普遍外流的农二代相区分，笔者将这一部分称为县域农二代（县域返乡农二代），即指在农村家庭出生、经历过在大城市的务工就业、之后返回家乡所在县城进行生产生活的农二代。
这一群体以“90后”农村青年为主，其父代仍然在农村生活。关键在于，他们在县城的日常生活、子代抚育和休闲等迅速转向了高标准、高消费的面向，笔者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这意味着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实践中隐藏着静悄悄的“生活革命”，农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挑战。
基于此，笔者将以多地的田野调查为经验基础，聚焦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实践，呈现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特点和表现，并深入剖析其转型的内在逻辑，最后进一步分析县域农二代这种生活方式转型的影响和后果，由此深化对阶层分化背景下农二代主体实践的理解，透视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快速转型。
二、县域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转型背景
县域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转型实际上是城乡社会转型过程的直观表现和微观脉络，所以城乡社会转型是其生活转型的结构性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前期“城乡二元”的格局之下，乡村社会从封闭转向半开放状态，虽然正处于大量劳动力外出流动的阶段，但乡村社会还是给“60后”“70后”的第一代农民工，甚至包括大部分“80后”提供了退守的空间。
他们之所以能在城乡流动中愿意回到乡村，同时也能够返回到乡村，实际上是因为乡村社会还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空间和价值归属，这种“城乡二元”格局也就构成了“保护型”城乡结构[17]。然而，随着城乡结构从二元走向融合，新一代以“90后”为主的返乡农二代无法再扎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在城乡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塑造了现代生活方式，由此开启了“90后”返乡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转型，并在县域空间中实践。
1. 传统乡土社会生产生活的脱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8]，组成这个乡土社会的是一代又一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土’是他们的命根”。可以说，传统乡土社会以土地为基础形成并维系了农民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秩序。然而，对于“90后”农村青年而言，这种稳定、封闭的乡土社会已经逐渐远去，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并未烙下“乡土”的深刻印记。
首先，“90后”农二代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大流动时代，其父辈“70后”早已经是离开村庄外出的一代农民工，农民家庭的生计正在从“全农化”转变为“半工半耕”[19]，改变了高度依赖土地为生的封闭状态。到了“90后”这一代，其生产方式几乎已经全面“去农化”，土地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根本性的生产价值，他们甚至没有习得系统化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20]。
其次，农民的大流动不仅是劳动力的流动，还打开了封闭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中维系稳定的伦理规范再生产遭遇了巨大阻碍，导致村庄中的人情交往、社会舆论、家庭伦理制度在市场化力量的冲击下逐渐解体[21]。“90后”农二代即使在村庄中有过短暂的生活和交往经历，但并没有真正参与和完成乡土社会伦理规范体系的实践，也就无法生成乡土化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他们所经历的乡土社会早已不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而是城乡社会快速转型的一部分，难以再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和价值归属的生产。
最后，对“90后”而言，他们的社会化历程是在流动中完成的，并且与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弱。从大多数“90后”农二代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们至少从高中开始，就离开了村庄在当地的县城就读，而考上大专或本科的则进一步去往更高层级的城市，即使没能继续升学，在县城活动已经成为他们成长记忆中的一部分，并且学业结束后很快就进入了前往大城市的打工行列中。因此，他们的社会化并不是在稳定且封闭的乡土社会中完成的，而是在城乡不同层级单元的流动中完成的。
总体来看，“90后”农二代之所以开始出现生活方式转型，原因在于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已经全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
2. 城乡融合下的现代生活
21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迅速加快，深刻改变了城乡关系，同时重塑了“90后”农村青年的价值归属和生活方式。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宣布，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5%[22]，正式迈入城乡中国时代城镇化的下半程。
一方面，市场化体系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城乡之间层级化但相互融通的统一市场，城乡之间的商品供给和消费的差异越来越小。尤其是在淘宝、拼多多、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迅速下沉背景下，即使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和空间系统仍有差异，但肉眼可见的是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和整合[23]。“90后”农二代在长期的求学和务工经历中，逐渐适应并习得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在城乡流动和融合中形成了面向城市的现代生活理念，回归乡村社会则面临着社会交往、文化惯习、生活观念差异的不适应[24]。
另一方面，过去十年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这一独特的城镇化模式下，中西部县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县城面貌更新换代，建设吸引农民进城的新城区、新学校、新医院、新工业区，是中西部县城普遍的发展方向，中西部县城也因此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了城乡融合的雏形，成为供应农民现代化生活的空间载体。
对于“90后”农二代而言，在务工地的大城市虽然能够享受便利、高效的现代生活，但高企的房价和正规化的市场给他们在大城市扎根落脚设置了极高的门槛，他们在大城市远离家乡漂泊不定的务工生活无法让他们实现完整的家庭再生产。
而县城这一层级，与大城市相比，不仅离家乡很近，有着天然的熟悉和安全感，而且还具有较低房价、低公共服务成本的显著优势，是中西部地区最符合农民家庭进城需要的选择[25]。在父辈农一代较强的经济支持下，大多数能实现县城买房目标，关键在于，县城这一层级已经是“90后”农二代扎根最可及的现代生活场域，能够在这一空间实践已经形成的现代生活方式。
三、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实践
农民的阶层分化和流动蕴含在城镇化进程中[26]。在城乡经济、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的差距下，农民群体阶层流动的首要目标并不在于实现阶层的跨越上升，而是要先实现脱离农民身份的关键一跃[27]，也就是进入县城定居，县域农二代在县城的生活并不是简单的生活空间转移，而是深刻的生活方式变革。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实践既不同于乡土化的生活，也不同于在大城市不完整的异乡都市“蚁居”生活，而是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完成阶层建构和跃升。农村青年向县域青年的进阶是农民家庭阶层流动的重要一步，也是农二代家庭新的阶层生活和阶层跃升的起点。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县域农二代的生活率先出现“中产化”的转型。有学者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经历了中产化的大转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28][29]。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划分标准上还具有模糊性和差异性，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实践正是在建构其阶层身份和阶层认同[30][31]。从以职业、收入等为核心的生产性指标来看，县域农二代显然还不符合中产阶层的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中产化”的生活方式在城镇化进程中正在成为主流趋势，对进城之后急需建构阶层身份的县域农二代具有很强的亲和性。
因此，通过消费性或生活性指标更能凸显县域农二代生活实践的阶层特征。具体来看，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实践并非指达到了与城市中产阶层同等的生活水平，而是指在生活实践的内在价值和方式上逐渐“中产化”，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品质升级、独生子代的优质教养和个人与家庭的双重休闲三个方面。
1. 日常生活的品质升级
从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实践来看，他们与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农民父辈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父代的支持下，县域农二代在成家期内就已经拥有了一户“一车一房”和少许积蓄的标配[32]。除此之外，他们在县城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品质升级，表现在衣、食、住、行、日用各个方面，这是其生活方式“中产化”转型的重要表现。
在衣物类的消费上，县域农二代主要采用线上线下购物的消费方式，线下开始转向商场正规品牌门店消费，线上则表现出多品类、多频次的特点，尤其是年轻女性还有跟随潮流更换衣物的需求，根据对访谈对象家庭的基本信息估算，县域农二代家庭每年在衣物类的消费支出上达到了1万～2万元。
在饮食类的消费上，进入县城的农二代家庭已经转向多类型、多层次的饮食商品消费，不仅包括对高品质肉、蛋、奶、水果的生活资料消费，还包括外出进入不同品类餐厅以及外卖平台的饮食消费，在大型超市购买休闲零食的消费，饮食类消费支出构成了县域农二代家庭的主要支出项目。
其饮食类消费年支出处于2万元到4万元之间，饮食类消费内容和数额的变化直接体现了县域农二代突破了日常生活基本温饱的满足，转向了品质的升级。另外，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县域农二代也开始倾向于品牌化的消费，尤其是年轻女性日常需要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一年至少两套，日用品年支出可达5000元。
在居住方面，县域农二代在县城中购买的商品房，不仅在建筑样式上超越了过去老县城住户的标准，而且在内部装潢和现代生活设施上丝毫不逊色于县城中层家庭，注重流行的装修风格和高品质的家电家具。
关键在于，与农村自建自住的居住格局相比，县城商品房的居住提升了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和服务质量，比如水电气的统一供应、专门的物业管理服务，农二代家庭每年需要增加约5000元的支出。在出行交通方面，私家车成为农二代家庭的标配，私家车的购买价格均价在10万元以上，每年花费在私家车保养和保险上的支出也达到了近1万元（见表1）。
私家车不仅为县域农二代提供便利的出行，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宗商品消费为县域农二代的“中产化”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条件，他们实现了家庭私有资产的积累，房屋产权和私家车是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33]。
可以看到，县域农二代的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早已超出了基本生活需求，倾向于品质性消费和品牌化消费，迅速实现了跨阶层的水平提升，以生活品质为核心，根本而言是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不是炫耀性消费[34]。
2. 独生子代的优质教养
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最核心特征在于其关于家庭生育和教育的价值理念变化。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生育成本、职业发展和阶层焦虑的综合因素，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反而呈现出低生育意愿，并且选择独生子代的比例居高不下。
2019年，在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三年后，中国社会中0～44岁的独生子女人口仍有1.7亿左右[35]。一般而言，学界认为中国社会的底层家庭在“多子”文化价值、低生活成本的基础上，比中产阶层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数量上倾向于非独生[36]。然而在县域农二代家庭中，选择独生子代的家庭正在成为主流。
笔者调研的阳县案例数据统计显示，“90后”为主的农二代家庭中，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不超过2个，二孩生育意愿不强。影响其生育意愿和行为转型的原因在于，生育和教养成本加倍提高，并且“90后”县域农二代在生育价值和生育决策权上从家庭本位转变为个体本位[37]，而这种转型背后实际上也包含了其对阶层流动的焦虑，比起子代的数量，他们开始重视子代的养育质量。正如一位“90后”年轻妈妈所说：“现在年轻人不想多生，把一个养好、养精比什么都重要，多生养不好其实也意义不大了。”
此外，县域农二代对独生子代的教养方式出现了与中产阶层家庭一样精致化的倾向。首先，“90后”农村青年开始重视对子代的家庭教育和亲密陪伴，他们是“打工经济”背景下开始结束子代留守经历的第一代父母。在访谈时发现，许多回到县城的农二代的直接动因在于“不想让小孩成为留守儿童”，对子代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成为县域农二代家庭的刚需。因此，年轻女性回流进入县城“陪读”子代的现象流行起来，甚至许多家庭为了实现家庭生活的完整，年轻男性也随之回流，实现了从过去的隔代抚育到亲代抚育的转变，一家三口在县城过上了核心家庭为主的亲密生活。
其次，在教育资源上，县域农二代家庭也积极地参与教育竞争，将子代的教育作为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在笔者的访谈案例中，当前对子代的教育投入构成了县域农二代家庭的主要支出，他们要么倾向于选择县城高质量、高成本的私立学校，要么努力进入县城有名的公立学校，并且还在课业学习和兴趣爱好培养上购买市场化服务。同时，年轻女性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正在转向专职化、密集化的母职实践，在高质量培养的目标下，全面投入劳动力、精神、时间和情感[38]。经过笔者统计，县域农二代家庭中围绕子代抚育和教育至少配置了一个全劳动力，还需要加上其他家人的辅助配合，并且在独生子代的抚育和教育上的花销年支出约2万元。
3. 个人与家庭的双重休闲
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标准中，休闲作为一种体现经济基础和文化素养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关键的区分标准。县域农二代的父辈，是作为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市场，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认知明确，家庭发展动力强且目标单一，通常从事劳动密集的苦力活，并且将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积蓄起来主要用于家庭再生产，在家庭利他主义价值下，专门的休闲生活对其父辈而言并不具备合法性。
而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最显性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开始注重个人与家庭的双重休闲，通过休闲生活来建构新的阶层认同。对县域农二代而言，过去在大城市就业获得独立收入，为个体的休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空间场域，农村青年的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和个体休闲两方面，基本无法积蓄收入，甚至存在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特点[39]。而在县城小家庭单元的生活中并未抑制青年个体的休闲，反而扩展为个体和家庭休闲的双重要求。
在家庭休闲方面，家庭旅游、观赏电影、家庭聚餐、放松足疗等成为县域农二代家庭的新需求，既是家庭生活在消费场景中的实践，也是建构阶层认同的方式；个体休闲则在于满足青年个体的价值需要，尤其以青年个体兴趣爱好上的消费为主，女性偏好于美容美发、运动健身、养宠物等，男性则偏好于社交聚会、游戏娱乐。显然，县域农二代的休闲生活是独立于生产劳动的，大多需要通过消费才能实现，这些专门化、娱乐化、商品化的休闲，体现了他们与农民阶层、劳动阶层完全不同的阶层认同和追求。
在访谈中，一位“90后”男性青年表示：“我自己爱好养鱼和买鞋，我老婆喜欢购买化妆品和美容美甲等，平时还经常喝奶茶、点外卖，一两周出去聚餐一次，平时有什么电影上映了有空就去看，以后小孩长大了看电影的次数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疫情之前带家人去附近自驾过几次，也出省旅游过，现在小孩还小，加上疫情，不方便出门，等她大一点还是一年至少带她出去旅游一两次，我身边的朋友家里跟我们都差不多。”
四、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中产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以上所述呈现了县域农二代在日常生活、子代教养和休闲方式上的“中产化”实践，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在不同层面对中产阶层生活所进行的刻意模仿，而是在整体的生活价值归属和生活方式认同上出现了重大转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家庭建设，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现代家庭伦理构建[40]。家庭伦理构建与家庭结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县域农二代在城乡流动中被形塑、在县城这一空间落地和实践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关键在于，生活方式转型既然成为一个社会事实，其内在的转型逻辑则需要进一步剖析。通过梳理阳县农二代的家庭情况发现，县城这一阶层化的表达空间，构成了其生活方式转型的基础，阶层流动的代际传递，成为农二代家庭最强的转型动力，而最终三代家庭的代际整合，是支持县域农二代实现这种转型的关键条件。
1. 转型基础：阶层化的表达空间
“落脚县城”使得县域农二代进入了与村庄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而县城为农二代提供了阶层化的表达空间，成为他们生活方式“中产化”的转型基础。首先，县城是一个多层次的消费空间，甚至中西部县城被称为“消费型县城”[41]，就是因为其消费面向凸显。村庄仍然是以生活单元为主，市场渗入不深，缺乏完善的市场服务，满足不了家庭多层次就地消费的需求。
与村庄相比，县城本身就发挥着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中心市场功能，经过一轮县域城镇化建设的升级后，生活性服务业全面扩张，县城已经成为了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的空间。在衣食住行方面，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消费场景，比如与人们日常消费联系紧密的资料购买，就相对应地形成了菜市场/杂货铺—综合超市—大型连锁超市的层级，还有餐饮消费也形成了小餐馆—餐厅—酒店的层级，甚至连休闲场所也形成了私人小店—正规店铺—大型商场三个等级。这种消费分层本身就是回应县城内不同阶层群体的需求，而县域农二代正是在县城这个多层次的消费空间，通过生活需求的中、高层次的消费完成阶层化的表达。
更重要的是，县城是一个阶层分化明显的社会，农二代的阶层分化不是在村庄，而是在县城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体现的。中西部地区村庄内部的阶层始终不明显，是因为农一代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归属、同质化的家计模式以及追平式的竞争逻辑，维系了“有经济分化、无社会分层”的社会结构，村庄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生产还在发挥去阶层分化的社会整合功能[42]。
农民家庭阶层跃升的标志在于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在村庄中的过分攀比、炫耀会受到舆论约束，但县城社会的阶层分化和比较本身就是县域社会结构的特征。农二代在县城生活的阶层表达并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约束，反而迎合了阶层分化下的社会评价标准，是“体面”“有本事”的证明，这种评价同时也能传导到村庄中成为父代的面子来源。因此，县城的农二代有动力积极建构城里人的身份，通过更高层次的生活完成阶层身份的建构和社会价值的自我实现。
2. 转型动力：阶层流动的代际传递
与农一代相比，县域农二代在长期的外出上学和务工经历中，对农民身份的认同逐渐弱化，其阶层意识已经觉醒，并且他们这一代比父代遭遇了更加正规化的市场和更激烈的竞争。也就是说，实际上，农二代真正开始普遍产生底层意识和阶层焦虑，树立起阶层跃升的目标。但与其阶层流动的强动力相矛盾的是，县域农二代面临着社会流动通道窄化、流动率变低的总体性困境，他们的阶层跃升难度更大。
具体来看，农一代在以村庄为起点和目标、以市场化为手段的竞争中，进能率先进城实现阶层流动，改善生活条件，退有村庄土地可守，在进退有余的空间中，农一代并不会真正沦为社会的底层。但农二代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以城市为起点，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二代即以县城为起点去追求阶层流动，他们没有进退有余的空间，只有不进则退、沦为底层的风险。因此，在阶层差距逐渐拉大的背景下，县域农二代的阶层流动成为紧迫性、刚性化的需求，在正规化的市场竞争要求下，他们只能选择以子代的教育为手段，通过教育所转化的强市场能力实现阶层流动。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阶层流动的代际传递效应明显增强，这给县域农二代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农一代阶层流动主要可以归结于市场转型和社会开放的结果，因此，即使农一代受教育程度更低，但却凭借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农民阶层流动，然而，农二代的阶层流动实际上已经是由代际传递主导的结果。
关键在于，县域农二代的子代流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二代家庭的努力。这种代际传递是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全方位的传递，最终转化为子代的市场竞争力。县域农二代的家庭资本有所欠缺，要实现子代的阶层流动，仅依靠普惠性的公共教育服务和粗放的隔代抚育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必须通过集中资源为子代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亲身实践精细化的抚育，还要优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让子代在各个方面“不输在起跑线上”，期望最终实现子代的阶层流动。这构成了县域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进行“中产化”转型的强劲动力。
3. 转型条件：三代家庭的代际整合
需要看到的是，县域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转型最终能够实现，实际上是以三代家庭的代际整合为基础的，这也是转型的必备条件。从农二代的家庭结构来看，虽然在县城生活的主要是农二代小家庭，父代常住在村庄，但也在城市—县城—村庄中保持流动，生活空间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代际之间的独立。
相反，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父—子—孙”的三代家庭结构，在子代进城这一目标下，三代家庭形成了以子代小家庭目标为主导的代际整合模式，父代的劳动力和资源围绕着子代进城以及进入县城的家庭再生产而服务[43]，其背后的关键在于父代厚重的代际伦理。
在调研中发现，县域农二代在县城开展的高质量生活并没有延伸到父代，父代还保持着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在子代结婚后继续延长代际支持的时间，以子代家庭的再生产为目标。通常情况下，在三代家庭的发展压力下，农一代父辈还未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需要继续外出务工进行经济积累。
同时，在农二代夫妻都就业的情况下，儿童抚育和照料也需要帮助，多重功能性需求塑造了灵活的家庭分工，中年父亲仍然在外务工，而母亲则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县城，帮助照料孙辈。应该说，没有父代厚重的代际支持，农二代在县城完整的家庭生活几乎不可能实现。
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建立在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基础上，而这一经济引擎也是依靠父代的强积累能力才能发动的。从市场参与程度上看，虽然相比农一代，农二代普遍市场参与程度更高，并且学历水平也更高。但实际上，农一代的经济积累能力明显强于农二代。
农一代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脏苦累险”的体力活，尤其集中在建筑行业，在劳动力价格逐渐上涨的情况下，农一代仅男性单人年收入至少可达6万元，加上女性，两人共同的年收入至少有10万元。而农二代在学历的限制下则倾向于进入轻松、时间灵活、门槛低的服务行业，如果仍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收入还相对可观，但回到就业机会有限、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城中，农二代男性青年的月收入很难超过5000元，女性进入灵活的服务行业只能有每月2000元的收入，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支撑不了农二代高质量的县城生活，必须依赖于父代强积累、弱支出对子代进行资源支持。某种程度上，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是在两代人的市场化积累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农一代超过二十年的市场务工积蓄。
五、生活方式“中产化”与家庭发展高风险化
总体而言，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是在阶层身份建构和阶层流动的目标下，通过代际整合在县城这一空间实现的生活方式转型。从目标上来看，这种转型符合发展性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同时有利于农二代突破家庭资源限制，提高阶层跃升的可能性。但从过程和结果上看，对农二代而言，还未在县城站稳脚跟的情况下，超前地、盲目地进行“中产化”转型使得家庭发展陷入高风险的境地。
关键在于，这种“中产化”生活方式与其职业阶层等级和个体收入水平是分离的，三者并不相互匹配，没有职业阶层晋升和稳定可观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这种“中产化”生活方式只能成为一种“伪中产”的虚假泡沫。最终，县域农二代家庭可能陷入过度透支的风险和家庭稳定的危机中。
1. 透支：“中产化”生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张力
与较高质量的“中产化”生活方式相矛盾的是，以农二代家庭为主导的农民家庭发展能力变得不可持续。传统的农民家庭以简单的家庭再生产为核心，遵循着“量入为出”的消费逻辑，在周期性储蓄到消费的过程中，也顺利地完成了抚育子代、子代结婚、养老送终等任务。但从前面的“中产化”生活方式中可以看出，所有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背后都是激增的消费支出，这些扩大化的消费已经让农民家庭处于透支状态。
首先，农二代在县城所居住和使用的房和车，不可避免地处于长时间的借贷中，既超额使用了多年的积蓄，还背上了无法轻易偿还的贷款。
其次，农二代在县城后续的高消费生活在家庭发展话语的包装下成了刚需，其消费的逻辑已经转变为“量出为入”。但实际上，农一代父代的强积累能力不可持续，其即将退出市场回到村庄进入退养状态，能够提供的资源支持始终是有限的，而农二代自身在个体发展能力上，难以突破学历和家庭资本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农二代只能被锁定在低端行业中，并不能像其他高学历的青年一样获得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因此，这类青年有时不得不求助于网上的借贷平台或信用卡，来勉强维系县城的高消费生活。
最后，这种“中产化”生活方式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张力在于，家庭支出从原来的集中化转为分散化，很多弥散性的生活消费会对发展性消费造成挤压，家庭积累陷入透支且低效的困境中，反而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不可持续。
2. 风险：“中产化”生活与家庭稳定危机
实际上，县域农二代超前向“中产化”生活方式转型，将原本“半工半耕”的稳定积累和渐进式发展模式打破，迈入高强度的家庭发展压力之下，当然家庭稳定危机也随之而来。虽然农二代年轻夫妻在县城的阶层生活和阶层跃升目标比较一致，但高强度的发展压力会直接传导到家庭内部，同时弱积累能力造成家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降低，容易导致家庭内部的紧绷和脆弱性。一旦遭遇外部风险，比如生意失败、家庭变故等，夫妻关系很容易破裂，从而导致离婚。并且在这种发展压力下，县域农二代的冒险动机增强，更积极参与较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比如投资创业，最终陷入家庭发展风险和家庭稳定危机的恶性循环。
此外，农二代的父辈以厚重的代际支持帮助其实现“中产化”的生活方式转型，但却是以二十多年的积蓄以及养老资源为代价，在此过程中，农二代的债务风险、婚姻破裂风险都极大可能转移到父代身上。并且父代很难退出，原本在完成人生任务后父代就应回到村庄享受养老生活，而当前父代不仅要以超龄农民工的身份继续参与市场，即使退出市场也失去了稳定的养老保障，既不能依靠处于高压目标下的子代，也没有积蓄足够的养老资源自养，他们可能成为第一代陷入养老危机的农村老人。可见，这种“中产化”生活方式与实际的结果明显构成一种悖论，即农民家庭发展的代价可能是牺牲家庭稳定，但家庭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家庭发展恐怕也难以实现。
六、结论与讨论
当前，在城乡中国的巨变时代，需要从农民的代际分化和空间转移方面重新定位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农民群体的阶层特征，县域农二代群体正好构成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从这一群体在县城这一空间的微观生活实践出发，可以解析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转型的特点、逻辑和后果。可以看到，城乡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生活革命”，而这种隐性和细微的变化中涌动着社会转型的巨大力量，同时，县域农二代作为能动的主体实践着生活方式的转型，实际上也由此推动着城乡社会的转型。
从阶层结构的客观标准上看，县域农二代与“中产化”生活方式本身是不匹配的，但为何这一群体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仍然能够实现?其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城乡关系的快速变动正在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城乡融合从过去的理念正在成为真正的现实，城乡二元生活体系的割裂正在被打破，逐渐转向以阶层分化为标准的城乡一元的生活体系，而城镇化是农二代阶层生活实践的基础和目标，正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县域农二代才有实现跨阶层的生活方式转型的可能。
第二，中国农民家庭的韧性为县域农二代的城镇化实践和跨阶层生活提供了动力和支撑，在现代化力量的冲击下，农民家庭始终遵循着“家庭本位”，才有如此强劲的阶层建构和阶层跃升的动力，并且“下行优先”的代际支持最终让县域农二代实现了“中产化”的生活方式转型。而从农民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县域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转型实际上是三代人阶层流动困境的共时性呈现，即是说，农一代和农二代未能在市场化中真正完成的阶层突围，最终期望在以第三代为主体、以县城高质量教育和生活为起跑线的基础上实现。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大部分县域农二代的“中产化”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并且也可能无法实现子代阶层跃升的目标，还会将家庭拖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在中国农民家庭发挥出极强韧性的同时，也表现出逐渐加剧的脆弱性。
需要另外探讨的是，县域农二代的“中产化”生活方式是在县城这一空间实践的，无法脱离县域的基础建设和功能的发挥。实际上，县域城镇化的建设目标和功能定位为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当前，中西部县城普遍经过了一轮高标准建设，并且地方政府企图通过教育资源的集中实现与农民家庭的绑定，农民家庭在县城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成本迅速攀升，但基本已经“去工业化”的中西部县城却很难支撑农二代的稳定就业[44]，造成县域农二代家庭陷入“高消费、低收入”的困境中。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西部县城在农业产业主导、人口持续流出的结构性限制下，其城镇化建设已经偏离了低成本、过渡性和保障性的定位。因此，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城需要重新定位其城镇化路径，以大量进城和在村农民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以民生需求满足和公共服务供给为县域发展的基本盘，降低农民家庭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由此，才能回归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居住渐进城镇化方式研究”(19BSH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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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雒珊（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