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是青年群体从事的一种典型的不稳定劳动[1]，实习生在劳动过程中常常面临薪资待遇低廉、法律保障缺失、工作强度高和需要承担“端茶送水”的杂活儿等困境[2]，新媒体实习生也不例外。
然而，即便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劳动状态下，仍有许多大学生甘愿投入新媒体实习，其学科背景不限于新闻传播学，甚至包括不少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绝大部分的实习动机并非源于就学期间的经济压力；在没有来自校方实习要求的情况下，其实习热情甚至超越了如校外实习轮岗等硬性规定，即使在学校规定不允许实习的时间段内（如学期内上课阶段）仍尽可能挤出时间投入到低技能、重复性的实习中。
青年劳动者为何甘愿以灵活用工的形式成为不稳定劳工，投入到低技能、无酬且带有自我剥削性质的劳动实践中？一直以来，数字劳工的“同意制造”是数字劳动研究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延续了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思路，主要遵循布洛维（Burawoy）的研究范式，强调劳动过程对于塑造劳动者主观体验及劳动同意的重要性[3]，即认为劳动者的“同意”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制造”的。
但这一研究范式在强调劳动过程的同时，对于劳动过程之外因素如何形塑劳动同意讨论不足。对此，部分劳动社会学者提出需要关注工作场所之外因素对于劳动者主观体验的塑造[4]，从聚焦“生产的政治”拓展到关注“生活的政治”[5]。
本文延续了上述对劳动过程主流研究范式的反思，并且认为，探究劳动的同意制造过程（尤其是诸如新媒体实习生这样的青年灵活用工时）不仅需要在横向的空间面向上从工作场所拓展到劳动者的生活世界，也需要在纵向的时间面向引入生命时间视角。
因此，本文从个体对于生命时间的期待、安排与规划的角度切入，围绕“不稳定劳动中的青年数字劳工为何会形成并强化劳动同意”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具体包括三个研究问题：
一是新媒体实习生对于生命时间有着怎样的想象与规划？实习这一劳动实践如何被纳入他们的生命时间管理之中，生成劳动同意？
二是面对劳动过程中的困境，尤其当劳动实践与实习前的期待存在落差时，实习生如何进一步调动生命时间管理策略，将困境合理化，强化劳动同意？
三是“刷简历”这一劳动实践如何受到时间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又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其对于我们理解不稳定劳工的劳动同意制造有何意义？
一、文献综述
1. 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
布洛维提出的“赶工游戏”回答了“工人为何卖力工作”[6]。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老板游戏”[7]“情感游戏”[8]“人气游戏”[9]“理想游戏”[10]“进取自我游戏”[11]“接单游戏”等游戏机制[12]，展示了劳动同意形成的多种可能。
上述有关劳动同意的主流研究范式在聚焦劳动过程的同时，弱化了对于工作场所之外因素的讨论。一些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尝试从生活世界入手拓展对于劳动同意机制的理解[13][14]，但仍无法完全解释新媒体实习生的甘愿劳动。
作为从就学到就业的过渡，新媒体实习被青年大学生视为履历上持续累计额的量化功绩。这提示我们，在解释青年灵活用工的劳动同意时，需在纵向的时间面向引入生命时间视角，通过理解实习等不稳定劳动对于青年人生命时间的安排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回答劳动同意的塑造问题。
2. 时间维度下的数字劳动
工作中的一切行为和事件都在时间中展开[15]，时间因而成为理解劳动的重要视角。罗萨（Rosa）将社会时间区分为日常生活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是以日为单位的循环时间，生命时间是人从生到死的线性不可逆时间。从时间维度展开的劳动研究主要从日常生活时间切入，讨论劳动过程中的时间问题。如分析不同时间结构下劳动时间的变化[16]，指出信息通信技术（ICTs）催生出的弹性工作的另一面是“节奏快”“并行多”“全天候”的劳动特征[17]。
在数字时代，“劳动时间并不只局限于劳动者被雇佣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的时间，而是贯穿于其生存全过程”[18]。这提示我们，仅仅关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尚不能完全解释当下的数字劳动，需将劳动置于个体的整体生命时间之中。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融入使得个体的生命时间节奏遇到挑战，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时间边界”的场景之中[19]，导致个体处于“生命主体的时间有限性和数据流的时间无限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所引发的“时间贫困”中[20]。一些学者体察到时间困境下个体的生命时间管理，关注劳动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定位，将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勾连，试图回答“劳动在个体的生命轨迹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现代制度所运行的“薪资劳动系统”将个体生命历程划分为三分时序结构：进入劳动市场前、进入劳动市场、退出劳动市场后。基于此，既有研究试图以进出劳动市场为时间节点，在生命历程视角下理解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例如，认为零工经济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大龄农民工、骑手能将就业时间有机嵌入个体的生命周期中[21][22]。这些研究展示了不同生命故事下个体的劳动境遇，为理解生命时间和劳动时间的联结提供思路。
但现有讨论主要关注进入劳动市场后、退出劳动市场这两阶段，弱化了对进入劳动市场前这一阶段的考察。事实上，进入劳动市场前的实习，直接勾连了就学与就业两个生命阶段，也应纳入劳动同意研究的视野下。
当前生命时间研究存在两大范式，北美的埃尔德（Elder）范式倾向于关注特殊社会事件给个体生命历程带来的转折（即非常态生平）及其后续影响，而欧陆的科利（Kohli）范式则关注常态生平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关注宏观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对生命历程的形塑[23]。本文聚焦“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因此选择从科利范式入手，分析实习这一劳动实践如何被纳入新媒体实习生的人生规划，以及实习与劳动同意生成之间的关联。
3. 实习生的劳动同意
为探究不稳定劳工的劳动同意是如何被制造的，本文选择新媒体实习生作为经验对象切入。当前，有关实习生甘愿劳动的研究延续了布洛维影响下劳动同意的主导范式，提出“理想游戏”“进取自我游戏”等机制。
作为一种灵活用工的实习生均面临“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风险”[24]，为保持竞争力，“互联网大厂”实习生自愿加班、主动承接挑战，将自我改造为未来职场所期待的“理想工人”[25]，这在游戏原画实习生的实习过程中也有所体现[26]。而对于传统媒体实习生和程序员实习生来说[27][28][29]，他们的甘愿劳动则是出于对职业理想的追求或提升技术等级的目标。
但以上游戏机制并不能完全解释新媒体实习生特殊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同意——他们的劳动实践呈现为一种“进取的悖论”：一方面，新媒体实习生的实习时间不断前移，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不久便投身实习，利用一切间隙时间（节假日、寒暑假）甚至是上课时间努力争取实习机会，提前投入到工作之中；为争取生命时间效率的最大化，一些学生利用数字劳动时间的弹性化，同时参与多份实习。
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路径不像游戏原画实习生和程序员实习生那般清晰笃定，很多实习生之所以选择新媒体岗位并非出于线性发展的职业路径规划，而是认为新媒体岗位的低技能性意味着低进入门槛，是积累实习经历数量时可供利用的优势。
而当面临的劳动实践无法兑现提升技能、自我实现、创意表达等劳动承诺时，他们的应对策略又表现为“来都来了再坚持一下，混到实习证明到手就走人”的消极状态。新媒体实习生将这一特殊的劳动实践概括为“刷简历”。本研究希望以此为切入，引入生命时间的解释视角，以丰富对不稳定劳工劳动同意机制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搜集资料，研究者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以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取19名新媒体实习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被访者是来自人文、社科、工科和理科的本硕学生；均具有新媒体实习的经历，实习单位规模大小不一，包括头部互联网企业及小型新媒体文化工作室。此外，研究者之一自2018年起便参与新媒体实习，因此本文也包含研究者本人的自我观照与反思。
访谈包括三部分，并根据被访者的回答适当追问。第一部分为被访者的实习基本情况，包括实习单位、实习获取渠道、实习基本工作流程、实习待遇；第二部分涉及新媒体实习生在实习中的劳动困境；第三部分探究新媒体实习生对持续参与实习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访谈结束后，逐字阅读访谈稿，在扎根思想的引导下，按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顺序使用Nvivo11软件进行质化编码，最终形成研究发现。
三、“去实习是必须的”：以“生命时间管理”应对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新媒体实习生的甘愿劳动并非进入工作场所后才被制造，而是与其对于生命时间的想象及规划有关。在参与实习工作前，实习生便已知晓实习过程中劳资双方可能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对“进取自我需要理性管理、高效利用生命时间”的内化使他们将之合理化，并不断寻找实习机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工作日益不稳定的趋势下，大学生对于毕业后的就业及未来的职业路径充满了不确定感，而简历上的实习经历被他们视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未来”的武器，简历上可被记录和书写的功绩在未来求职中代表着应聘者对生命时间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是他们做好劳动准备的可视化证明。
个体在进行人生规划与生命时间的构筑时，并非任意或偶然，而是受社会制度的影响[30]。在现代社会，生命被时序化，被纳入量化的数字象征系统之中，不同生命阶段与特定年龄挂钩，并按顺序从前往后线性排列，而个体所要扮演的一系列身份角色被要求以特定的顺序安排进不同的生命区间[31]。受此影响，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生命历程进行理性运算、划分、排序、计划的时间观念。
对于新媒体实习生来说，将实习纳入人生规划，是既有生命历程制度形塑的结果。被访者普遍认为“实习”是生命历程中必须经历的重要节点，“实习生”的身份象征着从“学生”向“正式从业者”的转变。“在进入社会之前，现在去实习是必须的。”（F3）这里的“必须”并不完全受到学校培养方案等制度性强制，即使学校没有关于是否实习、实习长短的刚性规定，实习生的生平规划观念也受“常态生平”的影响，将“实习”自然化。
不仅如此，实习在生平规划中的时点定位正在前移，一些实习生在进入大学不久即开始寻找实习，主动尝试进入劳动市场。受后福特主义影响，不稳定性的非常态雇佣正在成为一种显著趋势，由此带来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生命历程中学校教育阶段与工作阶段之间的界限模糊[32]。在访谈中，就学期间前往新媒体实习大多并非因为需要缓解求学阶段的经济压力，而是受到晚期现代社会“进取自我治理”观念的影响[33]，将实习作为提高生命时间效率、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进取自我”的养成是长期社会化的结果。在当前的加速社会中，个人的生命时间与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之间存在极大张力；同时，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竞争逻辑的支配，关于竞争的判决原则是成就，而成就被定义为单位时间中所完成的工作。于是，提升效率、加快生活步调以累积更多的成就，便成了解决时间张力问题、维持竞争力的解决方案[34]。在本文的研究语境中，高校学生也受到加速与竞争逻辑的驱使，不断强化对自我生命时间的“有效管理”。
首先，在效率原则的支配下，一切时间间隙都应被压缩、被利用，变成可被记录的“效绩”和未来求职的“筹码”，简历上的实习经历由此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存在赋予实习生确定感。对一些实习生来说，实习能否获得经济报酬与技能的提升是次要的，短期工作目的在于给自己的课余时间找点“正事儿做”，以弥补“无事可做”的“羞愧感”，建构和维护“自律主体”的自我认同。“虽然这些工作比较枯燥，但如果不去实习，在家里蹲着我会浪费时间，还不如去那里做事。”（F8）
实习生对生命时间的管理和高效利用具有一定的道德意涵。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时间秩序的纪律化，时钟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也成为一种道德实践，时间与成功、美好生活等特定愿景联系在一起，节约时间被视为美德[35]。在此之下盛行的时间管理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时间管理策略，服务于否定和压缩间隙与闲暇，将个体编织进技术社会严密的时间控制网络之中[36]。一个负责任的个体应该过着“忙碌”的生活，通过精确测量和分配来精心管理时间[37]。
除了将课余和节假日等个人的停顿时间转变为可被计算的“成就”之外，需要被压缩的还有学校课程更新与新媒体行业发展两种速度模式之间的“间隙”。在一些有志于从事新媒体行业工作的高校学生看来，“教的知识会（和新媒体实践）有一定脱节，在学校很难接触到最新资源，课程上的一些信息也比较过时”（F11）。
在此情况下，如果局限于课堂，单纯完成学校教育已经不能让他们在未来进入劳动市场时从同辈群体中脱颖而出，而兼具教育与工作双重功能的实习则是提前了解行业现状、实现“无缝对接”的“绝佳路径”。
其次，效率原则在消灭一切停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将不确定的未来变成可控的当下。当不稳定成为劳动市场中日益显现的一种趋势时，“稳定”和“确定”变得更加稀缺。实习是当前用工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灵活用工类型[38]，但当谈及对灵活用工的态度时，大部分被访者都表示更倾向从事长期稳定而非动态变化的工作，而当前进行不稳定的劳动实践（即实习）正是为了毕业后能从事更稳定的工作，避免职业更换。
对于持这类观点的实习生而言，正式参加工作以后辞职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成本，而在校就读期间的容错率较高，能够允许他们在正式步入社会前进行一段短暂的“职业冒险”，以廉价劳动换取较低的试错成本。“不断参与实习的过程就是一个避雷的过程，能让我不断靠近未来想要达到的工作状态，在实习中遇到（与预期）不相符的，我在未来求职中就会规避这一方向，这是摸索的过程，我觉得比以后真正工作了再跳槽的成本要低很多。”（F8）
与此同时，新媒体实习的“低门槛”也使实习生提前进入劳动市场成为可能。一方面，从人力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分类来看，绝大部分新媒体实习生被分配的工作属于低价值、低稀缺性的。“其实就是招临时的，负责运营新媒体的那些姐姐编辑微信公众号忙不过来，就找了一个临时的位置。”（F13）
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岗位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这些技能是短时间内想学就能学会的，很好上手”（F6）。因为“门槛低”，去新媒体组织实习被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视为从其他专业转换方向、进入媒体行业的“跳板”。
不过，新媒体行业的“低门槛”特性在带来实习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新媒体实习生对于未来求职竞争的危机感：岗位的低稀缺性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高替代性，如何才能做好准备，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为此，一些实习生围绕新媒体实习经历展开了“刷简历”竞赛：他们的工作目标非常明确——增加履历；以三个月为一个节点，一旦成功获得实习证明，就离开原单位，继续寻找下一段新媒体实习。在此过程中，物质回报和技能提升都不再重要，实习演变为生命履历上不断增长的量化数值，随生命历程不断累积。
四、“放平心态很重要”：以“等待的政治”管理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
生命时间管理的意识形态促使实习生在进入工作场所前就生成了劳动同意，以降低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但正如前文所述，实习生对于新媒体岗位的职业想象在实际劳动过程中遭遇了去技能化、数据主义、超时工作等种种劳动困境的冲击。而新媒体实习岗位的“低门槛”所带来的高替代性使得实习过程亦充满危机感。这就意味着作为降低不确定性策略的实习本身又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然而，鲜有实习生因此中断实习，而是将上述困境合理化，说服自己坚持。许多实习生在访谈中都将劳动甘愿地强化描述为“放平心态”的过程。例如，在实习生F1看来，实习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在劳动过程中“转变心态，找准自己的定位”。她在回顾自己大二、大三的几段实习时，将“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归因为“当时自己的定位没有定好”。解决办法就是降低期待，找准作为实习生的定位。
F1对劳动困境的合理化在其他被访者身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印证，“放平心态很重要。有时不是世界有多令人失望，可能是自身期望过高了”（F8）。
面对困境，实习生们的劳动同意为何没有被推翻反而被强化？“放平心态”与他们对于生命时间安排的理性计算有关：通过权衡投入回报，使劳动困境合理化。从投入的角度，计算沉没成本；从回报的角度，在去技能化的劳动中寻找“收获”，将曾经抵触的流量逻辑转换为自身人力资本的量化描述。此外，“放平心态”也是生命时间序时化所引发的定位校准，延迟满足策略将劳动困境合理化，被实习生视为从学校到职场所必须经历的“过渡仪礼”。
1. “学做合格的打工人”：在重复劳动中搜寻技能以外的收获
新媒体实习岗的低进入门槛意味着实习生们可以快速进入，拿到实习证明后灵活退出，以便在短期内积累更多的实习履历。但低门槛也意味着去技能化。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的新媒体端，还是企事业单位的新媒体市场推广部门，抑或大型互联网公司，新媒体实习生所从事的岗位多为新媒体编辑、新媒体运营等，具有低稀缺性和低价值的特点。
绝大部分被访者谈及劳动过程时，会频繁使用“简单”“重复”“机械”“枯燥”等词汇；并指出与所期待的工作“有趣”相反，在新媒体行业的实习内容大多涉及“转载”“编辑”“排版”“二次创作”，“缺乏原创性”甚至“压制创造力”。
理论上，实习兼具教育与劳动的双重属性，但实际上，新媒体组织对于实习生的安排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灵活用工，在招聘时也往往会选择在社团和校媒已有相关实践经历的学生以便快速上手。大部分被访者所在的组织缺乏实习生培养制度，即使存在“带教老师”，在具体工作中也并未给予具体指导。“带教老师跟我说你自己去找几篇稿子看一下学一下就好。”（F10）可以说，实习的教育属性被极度弱化甚至完全隐匿，取而代之的是将实习生作为成本低廉甚至无酬的灵活用工。
对此，实习生的合理化策略是通过寻找技能以外的“收获”证明“去新媒体实习”是对生命时间的高效利用。第一，虽然实习过程中业务技能没得到提升，但在业务技能以外“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也可被视为一种收获。缩小学校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时间差是驱动实习生投入劳动的动因之一。“拓展业内的见识，更接近以后的工作环境”（F11）。
第二，实习生看重新媒体行业工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拓展，并期待这些积累能在未来找工作时被激活。新媒体组织实习不仅提供了延展行业内社会资本的机会，媒介自身在社会系统中就具有桥接作用，部分实习生看中的是通过新媒体组织拓展行业间社会资本的契机。F8坦言自己以后也许并不会从事媒体相关工作，但“有些媒体资源总归不是坏事”；M2也认为通过在实习期从事新媒体采编工作，获得接触其他行业中的大型企业的机会，“如果比较顺畅的话可以积累一些人脉，会有内推码之类的，对找工作也会有好处”。
第三，部分被访者在自我劝服中认为实习的收获不在于业务技能，而是学会了未来可用于职场的上下级沟通技能，培养“打工人的基本素养”（F8，M1）。“比别人能提前感受到社畜生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我现在在工作群里讲话，客气中带着点拍马屁，挺怪的，提前历练了。”（F12）
2. “让流量为简历增色”：从遭遇数据主义到积累量化功绩
新媒体实习生遭遇的另一重劳动困境是数据主义。实习生所在的新媒体部门对于工作绩效的评价以阅读量、粉丝数、引流量等各类量化指标作为参照。比如，F7所在的新媒体组织每周会在内部发布一个周报公示，其中包括同一个新媒体账号下面不同运营者发布内容的阅读量明细对比。
尽管大部分被访者所在的组织并不会将流量直接转换为对实习生的奖惩（这也与大部分实习生是无酬劳动有关），但“流量逻辑”会作为任务指标下达到实习生所在部门，再由部门主管分配到他们的带教老师头上，压力随之转移到实际从事内容采编的新媒体实习生身上。“（我所在的项目）要求每天必须有一个破万的阅读量（的短视频）。在没达到KPI之前，我们的指导老师就会很焦虑，连带着我们也很焦虑。”（F8）
对量化指标的追求，一方面成了内容生产的指挥棒，直接影响到实习生在工作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实习生来说，当数据至上的生产逻辑与在学校学习的职业伦理发生冲突时，会强烈地感受到二者的张力。
实习生对数据主义的合理化策略体现为将其与自身人力资本的量化呈现联系在一起，逐渐“学会”将曾经抵触的流量转换为简历上可被书写的功绩，并作为生命时间高效利用的佐证。对于一些有志于进入新媒体行业工作的实习生来说，“掌握流量密码”是进入行业前迫切需要培养和掌握的必备技能。“这是我第一份接触微博运营的工作，还学到蛮多的，比如微博的流量增长模式。”（F5）
在实习生看来，学校教育更多强调职业伦理和专业技能，“流量密码”不会在课程中涉及，必须通过在业界实地观摩和参与工作过程才能了解。而流量之所以能让个人的人力资本增值，关键在于其能够转换为履历上的量化功绩。“我们做的一个话题做到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三，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往履历上写的东西，能给简历增色，自己能够从中收获并有一些可见度。”（F5）
无论是习得“流量密码”还是增加履历，这一过程让实习生感到将原本缥缈流逝的时间转换成了未来应聘时可见的功绩，实现了生命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3. “苦一下很充实”：在超时工作中计算沉没成本
实习生在劳动过程中面临的第三重困境是超时工作（overwork）。作为灵活用工的实习生，之所以被新媒体组织招募，是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主要扮演灵活机动的“场上自由人”的角色，常常作为临时替补承担组织中其他岗位的工作任务。其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是弹性可变的。
在访谈中，实习生提及的工作内容除了工作场所中的各种杂务琐事之外，主要负责各项常规业务的具体执行，如微信公众号内容的撰写、短视频搜集素材剪辑成片、与评论区受众实时互动等。“我发现整个部门只有实习生在不停地打字，他们（正式员工）只要把任务分配下来就行。”（F6）
临时替补意味着实习生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容易出现过度工作的情况。F8直到实习结束，才意识到原本是七个正式职工一同完成的任务量，在她实习期间完全压到了她一个人身上。
实习生与正式职工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场上自由人”的灵活用工属性以及媒介技术模糊了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导致他们在工作安排中处于劣势，非工作时间的加班成为常态。“我周六早上四点多就得起床工作，因为经常被排到周末早上第一班的推送（早五点工作，早八点发布）。我感觉这是按照资历来排的，最早一班的值班人员大部分都是实习生。”（M5）
实习生出于最大化生命时间效率的动机投入实习，希望可以将就学和就业之间的间隙时间转化为求职简历上可量化的功绩，但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被压缩的不仅是间隙时间，在媒介化的劳动控制之下，实习时间对就学时间构成了反向侵蚀：“我随时都要带着电脑，在上课的时候也要保持随时随刻在线的状态，实习的工作时间和我的上课时间没有办法完全避开，有一些紧急的工作哪怕在你上课的时候它还是会派给你，你就要自己去安排这个时间。”（F11）
在实习与学业的撕扯下，实习生感受到巨大的时间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实习生的时间管理意识。
新媒体实习生对于超时工作的合理化受“进取自我”的驱使。尽管超时工作让实习生身心俱疲，但他们将此界定为“吃苦”，并认为“吃苦”是实习生理所应当承担的。“对实习生来说，要学会吃苦。”（F14）“实习的时候是一定要吃苦的。”（M5）“苦一下很充实”，“吃苦”是从学生变为职场人的“过渡仪礼”，是进取自我的身份标签，意味着过去的这段生命时间没有被虚度，而是被理性运用于提升人力资本。
与此同时，实习生们忍受“吃苦”时的目光也是看向未来的，“吃苦”被视为是攀登职业阶梯的必经之路，“社畜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这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F7）斯奈德（Snyder）指出工作时间不（仅）是时钟时间，也是工作场所中的时间景观和时间地图的组合，工作的时间地图所描绘出的职业轨迹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从长远来看，我们在工作中投入的智力和体力是“值得的”，还是只是“浪费时间”[39]。
当实习生展开职业想象时，当下的“苦”便成了实现未来职业期待所必须经历的等待[40]：“我觉得做这个就是很累的，和正式员工一样的累，但工资不能达到和正式员工一样的水平，心里会有些落差。但还会想要去实习，因为我有可能最后会变成和他们一样工作、但是我的工资水平会比他们要高的人。”（F14）
在去技能化的劳动过程中，实习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常常无法换来实质性的技能提升与经验积累，支撑他们吃苦等待的只剩下完成实习后可以从新媒体组织拿到的实习证明。“进取自我”是计算自我，“计算关于自我的一切，并对其施加影响已达到更好的自我”[41]，等待和延迟满足也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许多实习生都谈到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为实习已经花费的沉没成本。“当时我也是从重庆到了成都来，觉得中途放弃了就会不值得，毕竟已经跑了这么远了。”（F13）“不想浪费之前的时间。”（F9）
五、“不确定性管理”的悖论：生命时间理性管理的非理性后果
正如希尔·怀斯（Shir-Wise）在《被规训的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自由时间里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它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这不是一个可以任由行动者按照自身意愿填补的时段，而是被当下的时间文化所形塑：时间的使用及其效用是以生产力和效率来评估的，未经管理的时间是不可取的，个体需要通过自我管理高效利用一切时间并使之转换为可计量的功绩，让每一分钟都富有成效，以此实现生命效率的最大化。
“如何度过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过渡时间”成为青年大学生管理生命时间、提高时间利用效率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受此影响，他们的实习时间不断前移，并且选择实习门槛较低的新媒体岗位以使自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实习经历，实习目标也十分明确：干满三个月，拿到实习证明，丰富个人简历。实习生们将上述劳动实践称为“刷简历”。
“刷简历”这一劳动实践与日益加剧的工作不稳定化及就业不确定性有关。对于青年而言，去实习是将不确定的未来变为可控当下的一种重要手段，用当前的不稳定劳动（以灵活用工的身份投入劳动）换取毕业后稳定的未来（避免毕业即失业、频繁跳槽以及时间自主性的丧失），并通过对当下劳动实践中不确定性的管理换取未来可预期的延迟回报。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承诺与想象使得实习过程中的困境与痛苦被实习生自我诠释为“值得”，采用“延迟满足”的自我劝服策略强化劳动同意。“等待的政治”所鼓励的正是被动、克制、自我管理[42]，通过把个体的注意力引向未来，使支配性的权力关系或当前的劳动困境正常化和合法化[43]。
需要指出的是，在“刷简历”这一独特的实践中，新媒体实习生们对未来职业的想象以及劳动同意的制造过程又有别于“老板游戏”[44]“理想游戏”[45]“进取自我游戏”[46]。以上三种工作场所游戏讨论了不同行业不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从时间维度来看，其运作机制同样可以归纳为“等待的政治”。
但在“老板游戏”中，资本向劳动者描绘了一幅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蓝图，关于未来的职业想象是“当老板”，赶工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将来的身份流动；在“理想游戏”中，实习生们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情怀激励下赶工，背负着维持“好名声”的角色期待，满怀热情地践行新闻实践；在“进取自我游戏”中，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之下，为了提升技术等级以获得职业发展的“通行证”而赶工。
然而，大部分新媒体实习生在描绘关于未来职业的想象时，谈论的不是“当老板”的创业理想或是如程序员实习生那般期待成为“技术大神”，也极少提到传媒理想或新闻专业主义的情怀激励。尽管对于理想职业的期待是多元复杂的，但他们职业规划的共性特征是希望争取到更多对于未来生命时间的自主控制。
可以说，延迟满足所要换取的关于未来的确定性不是以工作场所中的权力位置作为依据，而是以时间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标准的。无论是想在体制内寻得一份稳定工作，还是在体制外发挥自己的兴趣专长，希望能“有更多自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是这些青年对于未来工作的共同愿景。
正因如此，他们在实习中的“进取”也不同于传统媒体实习生的“理想游戏”或程序员实习生的“进取自我游戏”，而是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展演性的进取。“去实习是必须的”意味着当时间使用方式成为如何定义自我的一部分时，实习生们通过将课余的间隙时间转换为求职简历上可被量化的实习经历，完成面向招聘单位（同时也是面向自我）的有价值、有生产力的自我塑造与展示。
“放平心态很重要”则是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遭遇困难时，倾向于计算沉没成本，并通过延迟满足的策略进行自我劝服，强化劳动同意，因为对于理性的计算自我而言，已投入的时间必须转变为简历上可量化的功绩（以实习证明作为凭证），否则之前付出的时间精力都是“不值得”的。
“刷简历”这一劳动实践并非纯粹的个性化选择，而是受到现代社会理性运作逻辑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于生命时间的理性管理。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延续韦伯（Weber）的分析范式，借由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一概念提炼出四大理性化原则[47]：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控制。新媒体实习生们的劳动同意生成过程也是“麦当劳化”的。
借用韦伯的观点，理性的系统不可避免会衍生出一系列非理性的后果，进而限制、抵消甚至损害其理性：追求高效可控的理性化过程可能反而会带来效率和控制的降低，导致魅力的丧失，因为魅力主要来自品质而非数量[48]。
与个人劳动技能密切相关的是其所拥有的劳动经验的内在性质与本质，而非数量，过于强调个人所拥有的劳动经验的数量，往往会消除这些经验的品质。一次充满意义感和获得感的实习经历是兼具学习和劳动双重属性的，而非显在功利目标和效益至上原则驱使下（组织通过灵活用工转嫁劳动成本、实习生借由实习证明增加简历上工作履历的数量）的无人性化的经历。
“刷简历不用想那么多”，这是被访者的本土叙述，用于在劳动困境下进行自我劝服、维系劳动甘愿。“刷简历”的劳动实践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实践，有的实习生坦言在新媒体组织内的短期劳动中并没有什么理想与价值的寄托，自我可以从中抽离，完成任务、获得实习证明才是王道。
这一“理性的悖论”体现出青年人应对后工业时代工作日益不稳定化时，将不确定未来变为可控当下的尝试。时间文化形塑着青年人投入灵活用工的劳动同意，在结构性时间之轮下，青年持续地展开与生命时间的赛跑，试图描摹出未来人生的确定轮廓。但在以理性、高效为目标的生命时间管理之路的另一端，等待他们的可能仍旧是一个不确定、缈缥的未来，是非理性的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零工经济对新媒体从业者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YJC8600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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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曹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姚卉（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