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秀场直播平台中产生了基于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这一数字媒介物背后代表着平台经济机制的转向和一种新的直播文化。“惊喜盒子”介入直播打赏机制,直播间的虚拟礼物变为了玩物,不确定性的概率游戏掩盖了虚拟玩物背后的流动性和操纵性。


本研究以“惊喜盒子”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析秀场直播平台中多元行动者网络的变化。本研究发现“惊喜盒子”这一数字媒介物成了超越主播的能动者,进行更为生动、刺激的概率表演;平台以概率机制将各类青年用户引入平台“迷境”之中,以运气话语遮蔽权力,影响了平台内青年劳动者的参与形式。


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促成了行动者网络中新机会、新关系、新主体的出现,促成了一场流动结构、机会资本和不确定性文化的共谋。


一、问题的提出


直播平台以其流动的特性,借助资本、信息、组织等各种“流”的作用,冲击和塑造着全新媒介生态,并超越了媒介本体的特性[1][2]。恰如纪录片《虚拟人生》中所展示的那样,秀场直播平台的商业逻辑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欲望紧密结合在一起,主播输送产业链、付费礼物系统等基础机制相继成型,并逐步成为中国互联网秀场直播行业的通行公式。


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寻求网络自由化,青年聚集在网络直播社群,在网络直播社群运转过程中,既有去中心化的个人行动,也存在着群体秩序和权力运作,构成了博弈张力[3]。如果说直播平台是由各种流动主体汇聚而成的新型流动空间,那么各方主体的实践如何共同构建数字场景、建立关系连接,是揭示网络直播生态的关键[4]


正如媒介物“以相互关系与其他物体共同编织成数码环境”[5],“惊喜盒子”这一数字媒介物的介入,既影响了动态的平台化过程,也改变了“平台-主播-观众”相互依赖的三角关系,催生了新的流动网络和文化形态。


针对上述变迁,本研究选择聚焦秀场直播平台的“惊喜盒子”,去透析平台的多元异质性结构,强调平台的关系性、生成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博弈与文化共识的形成。各大平台中抽奖道具的名称各有不同,“惊喜盒子”是抖音直播平台的公会组织对平台抽奖礼物的统称,具体包括欢乐盲盒、银色礼盒和炫紫礼盒等。


类似的抽奖道具在酷狗直播中被称为“屠龙”,在YY直播中被称为“卷轴”“宝剑”。与普通礼物不同的是,抽奖道具开出来的礼物价值并不确定,本文将秀场直播中这类抽奖道具统称为“惊喜盒子”。既有研究认为秀场直播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实体商品,而是通过主播的情感劳动,将亲密关系进行商品化包装后进行出售[6][7]


然而平台并未止步于此,“惊喜盒子”本质上是对“礼物”的不断征用,形成了虚实结合、软硬件相结合的“平台礼物经济”模式,各秀场直播平台逐渐从确定价值的虚拟礼物经济转向不确定价值的概率游戏经济。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追问以下三个问题:“惊喜盒子”揭露出平台经济对礼物的变相征用,那么“惊喜盒子”的价值从何而来?秀场直播平台中参与主体和交换主体随之有何变化?又进一步生成了何种机会组合、经济规则和文化共识?


这其中尤为凸显的是平台异质性网络以及多元事件过程性—媒介物的变化既非自然而然的,也非不可避免的,而是由特定的媒介物质环境和使用过程所生成的。“惊喜盒子”通过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概率”机制将各类青年用户引入平台经济“迷境”之中,以“运气”话语遮蔽权力,以影响平台内青年劳动者的参与形式,逐步将自己翻转为直播间的“非人”表演主体,塑造了一种不确定性文化。


二、文献综述


1. 作为情感产品的虚拟礼物:平台经济和交往文化


秀场直播平台在初始阶段便非常重视礼物经济的系统构建,这对传统的礼物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莫斯等人类学家在各类社会的非市场交换体制内发现了“礼物”的互惠属性和关系运作,理论上礼物的交换是双方自愿,实际上礼物的“送”与“还”都是一种义务[8]


对于礼物的研究意图,莫斯认为除了要考察礼物社会市场交易中道德-经济模式如何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坚信道德-经济模式在现今社会中仍然深刻而持久地发挥着作用,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构建我们社会的一方人性基石......就应该能够从中推导出一些道德结论,以解答我们的法律危机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某些问题”[9]


在商品社会中,物的身份从礼物逐渐变成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承载者,商品化后的物只能产生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的物对人的封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莫斯对人、物混融社会的“回视”和对人性与道德的思考,无疑显示出礼物研究的社会理论追求在现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10]


礼物从社会交换中被引入网络平台,平台用户对主播“打赏”的自愿仍是在社会关系中的小前提,然而主播回礼的义务却不再是从社会关系中来,而更多出于经济关系。现代媒介技术和服务市场的发展,使得纯粹的赠予行为发生了扭曲。王昀认为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直播间内的虚拟礼物和现实中的礼物有着不同的流动方式,新的传播形态彻底改变了传统礼物交换的概念、形式[11]


我国秀场直播平台发展初期以礼物打赏作为主要的变现手段,这种看似互惠式的交换在演算法和数据回环的指引下,将虚拟关系逐步商品化,重构了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12]。在虚拟打赏这种独特的内容货币化模式之中,用户购买不同种类的虚拟礼物并发送给主播,然后直播平台根据规则将收益分成不同比例,与MCN机构和主播进行分成。


秀场直播平台的虚拟礼物经济带来了商品化的情感交往文化,主播提供了全天候的情感需求服务,秀场直播则变成了“情感外卖”的生产工厂与消费市场,一系列辅助情感生产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主播属于“微名人”,与名人相比,主播将自己更多的私人生活放置在公共景观之下,让“准社会交往”理论中呈现的观众梦想照进现实,使观众与主播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真实且贴近[13][14]


女性网红更被比拟为“虚拟女友”,她们的性别化表演及其互动性塑造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独特关系,即“商品化亲密关系”[15],本质上是将自己的情感陪伴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在虚拟打赏过程中,平台技术与规则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幻觉”,鲜活的、涌动的情感变成了虚拟礼物与货币,虚拟礼物和货币又携带着身份及财富地位的符号象征意义。


作为平台的辅助者,公会会对主播进行职业化培训,让主播在拥有合适定位的情况下,更精准地识别观众,更合理地调试自我的情感,与粉丝维系恰到好处的云端亲密,从而获得更多的打赏。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赖作为一种没有上限的资源,可以超越商品本身的价值,获取更多的利润[16],但情感陪伴方式有监管限制,无法持续实现利益最大化,此时秀场直播平台便会寻求其他经济模式对“虚拟礼物”进行变相征用,这有待持续的观察。


2. 秀场直播平台的物质:社会网络


“平台”一般被视作以软件服务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而随着平台逐渐成为网络社会中主导性基础设施,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得到了更多的讨论。Mansell认为“互联网平台是中介,其存在的目的是聚集尽可能多的内容,影响数据与内容朝特定方向流动,并最终获取用户利润以及在媒介市场占有更大的掌控权”[17]


作为平台研究的重要推动者,Gillespie认为可将媒介技术理解为复杂的“社会-物质”现象[18]。在Van Dijck看来,类似社交媒体这样的网络平台已转变为一种体制,将“连接”货币化,进而将参与式文化重构为互联文化;网络平台不仅是一种可编程的数字架构,更应将网络平台分为基础设施化平台和行业平台两个层面[19]


在媒介物质的层面,平台的设计和管理往往依赖于形式化模型,“在模型管理下对信息进行组织、描述、模拟、预测和应用”[20]。其中,大量数字媒介物构成了平台的基础模块,包含“数据、元数据、数据格式、‘本体’以及其他处于语法进程的形式”[21]


它们并非被动对象,而是具有能动性、中介化作用的特定主体,能不断地重建与协商它与其他物体、系统、用户以及现实物理空间的互动关系[22]。例如,Kornberger等学者专注于平台内系统性的交互,认为平台内“评价式基础设施”(evaluative infrastructure)这一套技术实践的出现,使得平台成为一个将物体、人和想法彼此联系起来,同时不断解域新世界的新型组织形式[23]


在社会关系层面,秀场直播的既往研究中更为强调情感劳动的视角,主播和公会这两大行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而对数字媒介物的关注较少。确实,相比工业时代的劳资关系,服务业时代的劳动者的私人情感世界也被卷入生产过程之中,劳资关系由此转变成“劳-资-客”三方关系,劳动者的自我认同、顾客情感世界的卷入路径成为研究的重点[24][25][26]


对主播群体而言,有研究者提出公会存在的价值在于将非正式的表演性劳动转化为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由企业组织的文化生产,并将平台中的直播内容生产转化为职业化和标准化的实践[27]。作为主播人群的管理组织,抖音直播平台中的公会在平台内嵌的概率游戏面前,由提成式的“业绩员工”转变为“底薪员工”甚至“无薪员工”。


然而,非人的数字媒介物也是平台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行动者,类似“惊喜盒子”一类的概率游戏,带动了规则的设定与更新,重构了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情感行动之间的关系。透过“惊喜盒子”,能跳脱劳动视角去看待平台中多元行动者之间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博弈。


3. “惊喜盒子”、概率游戏和不确定性文化


虚拟礼物能将情感商品化依赖于其“竞争性”界面对气氛的营造。例如,有研究者关注礼物价格与视觉刺激之间的关系,即观众通过“花费越多、获得越多的认可”,进而增进观众与主播之间的亲密距离[28]


这背后的逻辑是虚拟礼物的“游戏化”(gamification)机制,使用游戏设计元素来增加用户的参与度,并促成特定行为的发生,以更好地提升用户的动机驱动力[29]。在秀场直播平台中,平台设定身份地位标识,只有完成平台设定的虚拟礼物的购买和赠予任务,才能保持或提高虚拟身份地位。


游戏化机制增强了平台和公会对用户相关数据的访问,使平台与公会之间达成不言自明的默契,对用户行为的分类、预测和管理变得更加容易[30]。然而,平台对游戏化机制的探索,已不满足于身份标识所带来的刺激消费效果,而是引入了“惊喜盒子”这一类基于概率的游戏机制。


“惊喜盒子”虽然也是秀场直播中的虚拟礼物,如同普通虚拟礼物一般承载着情感爱欲与金钱荣耀最终流向主播,承载着主播对观众粉丝在经济关系中的依赖性,但“惊喜盒子”与普通虚拟礼物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惊喜盒子”的原型是开箱游戏。


“开箱”是游戏玩家以付费方式获得随机抽取不确定物品的射幸玩法,它最早源于线下销售。从美国的糖果机到日本的扭蛋机和娃娃机,最后韩国在网游中结合了随机抽取,“开箱”就此诞生,其导致用户成瘾的增收途径令各国游戏厂商欲罢不能[31]


“开箱”概率属于游戏厂商盈利的核心,是精算的结果。“开箱”,类似一种“胜负感知”,让抽中的用户体验到最大化的快乐,加剧对“开箱”的依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赌博研究中心主任克拉克认为:“玩家试图获取奖励的过程中涉及了一系列的反应,但奖励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我们都知道人体中的多巴胺一般都是由成瘾药物激活,但它偏偏对于这种不确定性奖励的反应也相当活跃”[32]


无论“惊喜盒子”的数字界面如何多变,其本质是不确定性的概率游戏。如若深入概率游戏的“不确定性”之中,可依据布若威所提出的制造同意与劳工游戏这一理论框架,看出一个游戏如果不确定性太高或太低,使成果完全超出玩家所能控制的范围或玩家能完全掌握的结果,都会令玩家丧失游戏动机,此外就是玩家完全不关心可能出现的成果也会脱离游戏[33]


与此类似,Caillois对“玩”的四种分类也恰好适用于主播们的数字劳动过程:竞争(agon)、概率(alea)、模拟(mimicry)、改变视角(ilinx)[34]


郑颖勤在对义乌主播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爆单”是不可预测的,主播们往往需要猜测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规避算法限制,从而获得更多流量,因此对平台的“算法游戏”产生了同意性参与[35]


从概率游戏的本质来看,“惊喜盒子”并非一种简单的礼物符号再现。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正如鲍德里亚所警醒的:“符号摆脱了过去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这一游戏接替了以前那种确定的等价法则。确定性死了,不确定性成为主宰”[36]


通过类似不确定性的概率游戏,个体理性与平台理性之间产生了牵连,价值情感行动和工具理性行动交织在一起。用户在概率游戏中采取策略,以图影响结果,但结果并不一定如预期,这种隐喻反而让人们看到了平台似乎自有其“规律”(law),超乎个体的控制。平台恰是借不确定性保证合法性,解决动机危机,进一步造成一种“非对称权力”。“惊喜盒子”促成了一场流动结构、机会资本和不确定性文化的共谋。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65亿人,占整体网民用户规模的71%[37]。其中,青年群体是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的主力人群,根据艾媒数据中心公开的2022年行业调查报告来看,61.9%的直播用户年龄集中在27岁~39岁,其次是40岁~49岁、26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19.7%和12.5%[38]


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研究团队在抖音、YY、酷狗等各大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参与式观察,对X公会进行线下参与式观察。X公会主播人数共计1082人,80%的主播年龄集中在18岁~28岁,公会运营人员年龄均集中在20岁~35岁。


研究团队借用公会人员的身份在直播间进行观察,详细记录了女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对直播间的礼物流动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公会人员的身份,能清晰地看到直播间人数和直播界面礼物互动的数据变化,以及面向主播的“惊喜盒子”内置功能的使用情况。


基于参与式观察的初步发现,以目的性抽样对6名主播、3名公会管理者、4名运营人员、6名粉丝、2名平台技术人员进行人均时长1.5小时的深度访谈,被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在达到信息饱和状态后,研究团队对访谈录音文本和现场笔记进行了多轮开放式编码[39],利用三角测量法交叉验证结果[40],形成研究发现。最终本文对网络直播的礼物流动机制、行动者的意义系统和概率游戏的生产组织展开综合论述。



四、运气的诱饵: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


与普通的礼物不同,通过“惊喜盒子”开出的高价值虚拟礼物具有数量上的稀缺性、设计上的独特性、概率上的不确定性。越是数量稀缺与设计独特的虚拟礼物,交换价值越高。“惊喜盒子”将“运气”视觉化,将“概率”机制化,培养了青年用户新的打赏行为,其价值也在多元行动者的交易网络中不断转化。


1. 符号价值:“运气”视觉化和“概率”机制化


每个直播平台的抽奖形式各有不同,如转盘、射箭、福袋等,但本质都是概率游戏。一方面,“惊喜盒子”在符号呈现上凸显了“运气”的独特价值。秀场直播中的普通礼物一贯遵循着视觉效果越壮观价格越高的逻辑,而“惊喜盒子”的设计叠加了“运气”作为价值衡量尺码。


通过开盒所获得的高价礼物具有稀缺性,无法在直播间内直接购买,例如价值3万抖币的“花海亭风”,其动画特效是以观看用户的第一视角穿过亭子进入花海,这一动画会占据直播间过半区域,视觉效果持续时间高达十几秒。


一旦用户开出稀缺礼物并用于打赏,便会获得直播间最高的关注和主播最热情的赞美。正如受访者主播A4所言,“花海亭风”虽然不是她直播间价值最高的礼物,但代表着最大的幸运。因此,“惊喜盒子”为用户带来的是“双倍惊喜”,即结合了地位与运气的符号价值,从而吸引用户持续开盒。


另一方面,直播间界面数据和抽奖设计是对“运气”概率的持续计算。部分直播间界面嵌入了积分数字模块,提示用户该直播间的“惊喜盒子”已累计开出了多少金额,受访者C3表示他会参考这些界面数字来评估自身在此直播间的“运气值”。


与此类似,作为陌陌直播平台“黄金转盘”和“欢乐转盘”抽奖游戏的重度玩家,受访者C4表示转盘界面中的“幸运值”会提升他对下一轮游戏抽中高价值礼物的信心,而这一“幸运值”只要用户抽奖,便会得到少量增加。


能开出大奖“惊喜盒子”的总是少数人,虽然直播间不见中奖,但用户仍乐此不疲地持续进行开盒行为。哪怕用户开出了价值低于投入金额的虚拟礼物,“惊喜盒子”的界面也能通过虚拟转轮映射技术与界面戏法(trick),使用户拥有一种“近失”的体验,并扭曲用户对胜率与对损失的感知,从而让用户一次次投入“惊喜盒子”引导的概率游戏中来。


如果大家同时在一个直播间抽奖很多次,但还是没开出大奖,那这个直播间会被称为“垫了刀的直播间”,相当于每个开盒没中大奖的前人都垫了一把大刀在这个直播间,而大奖的高度就在那里,只要刀子垫得多,下一个中奖的就有可能会是自己。(B6)


秀场直播平台会对“运气”广而告之,“惊喜盒子”礼物越昂贵稀缺,越能轻易触发全站通知,为主播直播间实现引流,这让主播也加入“惊喜盒子”的游戏中。


主播会在直播间进行“抽奖教学”,引导直播间的粉丝购买“惊喜盒子”一类的礼物,只要触发了全站通知,就能立刻为自己直播间带来人气。(B3)


整体而言,不论是YY直播平台设定的3.3Y币的抽奖资格标准、酷狗直播平台的“屠龙”,还是抖音直播平台的“惊喜盒子”,均是通过左位效应、以小搏大、福利叠加等概率机制使用户产生游戏冲动,而中奖效果的绚烂设计、全站广播等都提升了符号价值的竞争性氛围。正如格尔茨所强调的:赌博游戏是概率、风险和地位的绝妙组合[41]


由此,在“惊喜盒子”概率游戏中,大多是“投入-产出”价值不对等的情况,但这被合理化为一种未来获得胜利的必然。无论是主播、公会还是用户,都承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却自愿投身于对不确定的机遇的追求之中,这进一步维系了概率游戏的不确定性在平台秩序中的确定性。


2. 转化价值:交换网络中的多元行动者


在虚拟礼物交换机制中,“惊喜盒子”中的稀缺礼物可以转换为货币—除了直接打赏给主播,用户也可以将已得的稀缺礼物售予他人。“惊喜盒子”让普通粉丝用户体验到了价值差所产生的盈利可能。这使得在秀场直播平台内,只要有交易需求,人人都可以成为交易虚拟礼物的“军火商”。更多的行动者加入“惊喜盒子”的交换网络之中,促成了礼物的价值转化。


只要你有看直播的圈子,像是微信群那种,你就可以当“军火商”,大家会找你用道具礼物换钱,或者用钱买道具礼物,所有你想要的抽奖礼物,都可以在圈子里的“军火商”那里买到,价格是官方定价的90%左右,如果你抽到了礼物想要出售的话他们也会回收,一般是在官方定价上打7折到8折。(B3)


“军火商”是由虚拟礼物交易活动所催生、“惊喜盒子”玩法所强化的行动者,可被视为交换体系中的半私人媒介,多层级主体的公共关系通过这一半私人的媒介来联系,作为中间人角色,他们的行动不局限于拉关系,而是靠达到一种熟悉性,给关系的艺术注入动态的因素,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将媒介物的礼物体系转化为货币体系。


在这一复杂的交换网络之中,多元行动者协同促进了价值的流动。“惊喜盒子”创造了不确定的价值,用户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而积极投入游戏过程,但当不确定性过大时又需要寻求第三方的锚定。因此,价值在物、观众、军火商、主播、公会和平台之间持续流动。


拥有道具礼物的“一手购买用户”,可将其账户交由“军火商”管理,后者借助半私人媒介进行市场交易行为,并与“二手购买用户”之间达成交易,并最终将原始购买账号内的礼物赠予“二手购买用户”的目标主播,实现“惊喜盒子”的价值流动。整体的流动路径如图1所示。



“军火商”随虚拟礼物交易活动而生,也让“惊喜盒子”中礼物的不确定价值得到持续转化。由此,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不再是简单的礼物交换链条,而是跨越多平台生态、多主体层级的交换网络。


五、运气的投注:交换网络中的关系转变


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嵌入秀场直播平台之后,促成了其间社会关系和平台生态的转变。在直播前台,部分用户对主播的“情感投入”转变为“运气投注”;在直播后台,“惊喜盒子”的收益分配进一步增强了平台对多主体的非对称控制。


1. 直播前台的情感退场与主体翻转


粉丝用户在秀场直播中寻求来自主播的情感陪伴,在“惊喜盒子”介入后,这种“情感投入”却有从直播间退场的趋势。由功能体验到习惯使用再到心流状态,这是多次打开“惊喜盒子”的深度用户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受访者C1表示,他是在直播App升级后的打赏过程中发现了“惊喜盒子”,起初是出于好奇尝试新功能,在中了几次可观的金额后,经历了从“省钱”“止损”到“以小搏大”的想法转变。


我后面接触到了几个“军火商”。我开盒中到的稀有礼物可以找他们换钱,一开始是想省钱、及时止损吧,但玩到了后面就越来越上头了。(C1)


C1进一步解释说,“惊喜盒子”原本只是他在直播间和主播互动的闲余进行的小游戏,用少量的钱将抽中的稀有礼物放入背包,并打赏给心仪的主播,到后来,他在平台上的活动重心放在了“谁的直播间能开出大奖”,而不是主播本身。用户对秀场主播的才艺表演和情感陪伴要求降低,却增强了对主播的数字属性的关注度,例如直播间里开出大奖的记录、参与人数等。对此,A2与B2也有相似的经历。


在YY的各个直播间里,有“白”和“黑”一说,谁的直播间开出过大奖,就会说这个主播是“白的”,相反地,抽奖老不中的直播间就会被说成是“黑的”。(A2)


看到新主播直播间有抽奖,连我们公司的员工自己都会去抽,它很玄学,如果主播是处女抽(没有人进入她直播间玩过抽奖),那么用户只是随便点一下玩一下就有可能中一个游艇。(B2)


这种基于不确定性的概率价值已经成为直播间一个新的评估规则,这使得秀场直播变成了简单的转账和记账的游戏,它不生产任何具有其他价值的产品,而是按照一种对自身抽象实体的不断拆分与重复来自我再生产。在这样的逻辑之中,概率游戏摆脱了任何约束它的繁殖和无限游戏的所指。


C4在发现虚拟礼物可以找中间人进行双向兑换以后,他的打赏活动更加频繁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可以用比之前更少的现实货币去兑换虚拟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现实货币的感知,低估了自己多次购买“惊喜盒子”所累计的现实金额。对概率游戏的持续投注,既延长了用户体验的机上时间,也加速了用户金钱的消耗。



概率游戏正使得一个个直播间变成一台台的“老虎机”,用户在追求平台概率游戏所创造的一个“不确定性”结局的过程之中,逐渐将自己的社交情感与金钱价值悬置[42],无数的个人“运气财富”的再投入也为概率游戏的永生提供着不竭动力。


2. 直播后台的价值协商与权力博弈


虚拟礼物的迭代较容易被看见,而关涉到主播、公会与平台的收入分配活动往往位于后端,具有一定的遮蔽性。


在各大直播平台内,如果按照普通礼物与特权礼物的交换机制的创设逻辑,公会与平台之间应是互利共赢的关系,虚拟礼物的收入会依据公会与主播和平台间签订的合同,有比例地流向三方,三方对于“打赏越多,收入越多”的观念具有一致的默契,并落实到行为上,对直播行业起着重要的维稳作用。


然而,“惊喜盒子”打破了上述“打赏越多,收入越多”的理想状态,收益分配改变如图2所示。普通虚拟礼物一般经过三次分配来确定三方的收益,公会的主要收益来自第三次分配,即平台分配的月度任务完成后获得的返利。而“惊喜盒子”的收益分配中只有两次分配,“惊喜盒子”中的道具礼物价值并不为公会获得返利而作出任何贡献。


在访谈过程中,B1强调他感受不到“惊喜盒子”带给他的半分收益。


不论收到什么礼物,平台都会拿走收益的50%,我们公会和主播再通过协议,对剩下的50%进行分配。这种基础分成我们一般是给到主播35%~50%,除去线下的场地水电费用支出,我们根本就赚不了几个钱,主要还是靠完成平台月度任务额获得返现。可是“惊喜盒子”收入在平台那边不会计入我们公会的任务额。(B1)


B1补充说,在没有“惊喜盒子”玩法的时期,他的公会能轻松完成平台月度任务,由此拿到虚拟礼物收入的70%~80%。面对巨大的落差,B1表示:


这挺挫伤兄弟们积极性的,就算我们熟悉平台的这些操作,不开启“惊喜盒子”功能,但从我们后台总流水的显示上来看,其中1/10都是来自道具礼物。(X公会抖音后台数据:2023年6月1日~6月18日,公会成功参与到平台任务部分的额度为620348抖币,公会实际收到的礼物价值为668331抖币,其中47983抖币收入为道具礼物)(B1)


“惊喜盒子”这类道具礼物在被粉丝用户使用的过程中,公会对直播间的控制权也在被削弱。


我们不会限制主播的盲盒开关,因为要尊重用户的体验感。但当我碰到爱在直播间玩抽奖的大哥时,我真的感到很绝望,大哥的氪金实力不会被平台计入我们公会的月度任务,对我们而言,大哥刷了也是白刷,我们等于是白打工了。(B5)


这透露出,媒介物介入了平台与公会的关系,会增强或削弱公会的生产目的及动力。“惊喜盒子”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面对收益的不确定性,公会可能会选择更换平台,并宣告其与平台之间的社会关系死亡;然而平台正是依赖着与无数公会、主播之间达成的社会关系而生存的。


吊诡之处在于,也正是平台在渠道和技术上的非对称控制,使得这种互相捆绑的关系暂时不至于走向终结,仍然有无数公会涌向平台,平台仍然拥有足以淘汰筛选的对象。


可以说,“惊喜盒子”改变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货币与符号的浮动、需求与生产目的性的浮动、劳动本身的浮动”[43],以非对称的控制方式影响了平台内劳动者的工作形式和劳动所得,使原来的协作关系、中介关系变成了不确定的权力拉扯。


六、不确定性文化的生成


“惊喜盒子”看似是用户的数字玩物,其实是逐步让自己翻转为直播间的“非人”展演主体:概率游戏通过锚定用户心理邀请多元行动者进入平台“迷境”,技术黑箱使得概率变为可操纵的筹码。作为概率游戏的“惊喜盒子”促成了行动者网络中新机会、新关系、新主体的出现,形塑了一种不确定性的文化共识。


1. 追寻机会组合:角色的流动性


在“惊喜盒子”勾连多元行动者的价值转化网络之中,无论是主播、用户还是公会都在追寻机会组合,可变身为中介,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


如前文所述,“军火商”成了虚拟礼物持续流动的枢纽,也是能动的转译者能够将其他的观众、公会运营人员、主播等行动者拉入自己的行动者网络,并且召唤更多的行动者加入自己。换句话说,原本作为观众、主播或是公会运营人员的用户,也可以成为“军火商”,并在这四种角色之间切换,平台中的角色边界在“惊喜盒子”的交换机制刺激下变得越发模糊。


一方面,这种价值的流动性和身份的流动性增加了小玩家(公会、用户、主播、“军火商”)和大平台之间的协商机会,但仍然是一个协议歧视网络,即大公会以完成年度任务为主并获得大量返现,中小公会依然需要完成每月复杂任务。


公会做得大其实是可以直接和平台谈判的,还可以从“军火商”那里以低价大量购入背包里有道具礼物和丰富抖币的账号,用道具礼物给新主播刷人气,用抖币刷普通礼物完成对赌目标,从平台那里拿到最多的返利。(B3)


“惊喜盒子”道具礼物的流动性带来的金钱“节流”体验,削弱了用户对实际金钱累计投入的感受度。大型公会和平台既有的“对赌协议”(年度任务额目标)分散了大型公会将价值转译能力转化为权力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由“军火商”创设的“第二交易世界”最终仍围绕着平台设定的目标来提供服务,半私人媒介的价值转译能力反而维护了平台权力生产,角色的流动性形成了协议歧视网络的缓冲带。多元行动者通过身份的流动性追寻机会组合获得利益,但同时也由于流动而无法达成实质性的联合,整个价值转化网络也变得更为不透明和延绵。


2. 操弄游戏规则:概率的黑箱性


“惊喜盒子”的开奖概率如何被平台精算、技术黑箱如何运作成了笼罩直播间的不确定性。在参与式观察中,通过翻看“惊喜盒子”在抖音直播间的使用细则,研究团队发现其以数据表格的形式,直观地向用户传达一个信息:人数越多的直播间,中大奖的概率越大。针对这一发现,曾属于酷狗直播公会的B2补充道:


酷狗直播中的屠龙游戏可以从时间、主播、游戏这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找到其中的规律。首先观察直播屠龙游戏的那些主播的上线时间,晚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高峰期。其次,看主播的人气,受欢迎的主播,直播间道具购买流水和赌注都是非常高的。最后就是观察屠龙游戏本身的规律,找BOSS、找热门地图等等。(B2)


这正如前文提到的“垫了刀的直播间”“抽奖玄学”,用户、主播、公会对平台游戏规律的找寻,其实是对“算法八卦”(algorithmic gossip)实践的加强与巩固,是用“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来缩小自身对平台日常算法系统理解和感知上的差距。


Bishop用“算法八卦”研究社交平台时,强调了自下而上的社群组织在其间摸索到的算法知识和实践经验具有与算法权力对抗的可能[44]。比如,公会预先注册或购买账号,伪装成普通粉丝向主播进行大额度打赏,这早已是平台内公开的秘密。


这种方式可以迅速提升主播的人气,吸引用户竞相打赏。除此之外,公会也购买水军注册新账号,在直播间内刷留言、刷弹幕、刷礼物,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炒高旗下主播直播间内的热度,提高主播在热度榜单上的排名,完成“可见性游戏”[45]


当然,用户也并非简单打赏,这一庞大的匿名群体游走在网络的每个角落,彼此互相角逐,同样尝试一窥概率游戏的技术黑箱,精打细算地实现以小博大。这使得秀场直播平台成为各种差异或力量相遇之地,也是蕴藏了许多可能性的场域[46]


更有甚者,是对概率算法的直接操控。D1表示,直播平台也有“三无”产品,即自建直播平台,他作为内幕人员分享了相关刑事案例。


他们是做东南亚直播平台,公司租赁服务器,把IP定位在东南亚,一般是20个运营配1个主播,主播出现在屏幕前,运营负责代聊。他们可以拿到96%~97%的收入,因为是自己开发的平台,除了一开始给到技术人员的开发费用,后期只有外汇成本。运营广撒网发送直播链接。后台操作人员只用输入代码就可以刷出假礼物来,用假礼物营造直播间的竞争假象,就可以骗到境外工作的中国人充值真钱。(D1)


技术黑箱的存在既遮蔽了概率游戏的可操控性,又鼓励了多方行动者的投机心态,以各种“算法八卦”的实践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平台环境,以求利益最大化。这使得平台的控制路径越发分布式,而非均质的、一统的,但其权力却依赖技术黑箱而得以再生产。


3. 平台常态:不确定性文化


综上所述,“惊喜盒子”实则延续了中国秀场直播行业独特的产业脉络和社会背景,让年轻人得以探索可能的盈利渠道和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平台创意经济之中,挪用算法数字系统,与国家/平台监管进行协商,以成就自己的创作目的和经济目标”[47],但其中的不确定性文化也越发凸显。


就秀场直播平台而言,在情感商品化过程中、在可见性游戏的参与中、在技术黑箱的精细管理背后,似乎是更开放、更多元的不确定性,实则是以此遮蔽概率的价值变现机制。


这种不确定性巧妙融合了人们精算式的工具理性行动,以及启发式(heuristics)的价值情感行动,也漫溢到其他平台,迎合个人对机遇、运气和小概率事件的追求。


在陌陌平台上就有提示会跳出来告诉我,新人1元首充100%可以中奖,也就是1块钱至少可以抽一个价值6块钱的礼物。我后面一直充,亏得比赚得多,也确实中过大奖,卖掉的礼物甚至可以抵我一个月生活费了。(C4)


概率本是一种普通人并不熟悉的语言,它描述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之间的关系[48]。运气、偶然性、概率或随机性等词汇反映的是人们头脑里的知识状态,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因果关系比较隐蔽或复杂,还不为人所知[49]


从明确的概率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文化,模糊成了当下社会心理不确定性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简单的风险(即明确的概率),而个体控制力的错觉又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文化的合法性。在概率游戏中寻找价值上的确定性正如在变化的世界当中寻找不变的信念,由此,各行动者在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文化共识与行动耦合,形塑了不确定性的平台常态。


七、结论与讨论


将平台视为物质-社会网络对推进数字媒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50],平台因而被视为STS意义上的“大型技术系统”“行动者网络”或“无缝网络”[51]。本研究便是通过“惊喜盒子”去穿透平台异质性网络以及多元事件过程性。


既有的秀场直播平台相关研究往往从情感劳动、虚拟关系、平台经济等角度进行探析,但秀场直播是一个极具动态性的平台化过程。“惊喜盒子”将运气视觉化,将概率机制化,在影响着平台内青年劳动者的参与形式的同时,其价值也在多元行动者的交易网络中不断转化。因此,“惊喜盒子”不再是简单的礼物交换链条,而是跨越多平台生态、多主体层级的交换网络。


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中,本研究发现“惊喜盒子”这一媒介物成了超越主播的能动者,进行更为生动、刺激的概率表演,同时也影响着行动者网络的发展方向。比如,多位受访公会人员认为酷狗直播平台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扭曲,不断试探概率游戏的边界,一边强调对赌博等违规内容进行严厉打击,一边反复上架屠龙游戏。


抖音直播平台也于2023年3月将“炫紫礼盒”“银色礼盒”技术转由第三方服务商接入,作为平台风险的规避。


由于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惊喜盒子”不断地在各类平台之中再生产,它迎合着个人对机遇、运气和小概率事件的追求。技术黑箱使得概率变为可操纵的筹码,“惊喜盒子”会被下架,但概率游戏不会死亡,它会以各种名目再现,其间生产链条的延长只会使其变得更加隐蔽而不易察觉。


从明确的概率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文化,这种不确定性巧妙融合了人们精算式的工具理性行动,以及启发式的价值情感行动。互动性回馈变为了迷境式投注,平台在技术配置中进一步黑箱化“平台想象”,并由此获得了更为合法化的“平台依赖”。


参考文献:

[1]Cunningham S,Craig D,Lv J. China’s Livestreaming Industry:Platforms,Politics,and Precar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9,22(6):719-736.

[2]王建磊 . 从异化现实到超越拟态:后视镜视域下的网络直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1):43.

[3]费芩芳,王寿铭,王歆玫 .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39(5):7.

[4]黄贺铂 . 他者的透视:MCN 机构与直播平台的想象可供性及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21,43(12):77-95.

[5][21]许煜 . 论数码物的存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6]Meisner C,Ledbetter A M. Participatory Branding on Social Media:The Affordances of Live Streaming for Creative

Labor[J]. New Media & Society,2022,24(5):1179-1195.

[7]陆绍阳,杨欣茹 . 俯视手掌的权力:重回男性凝视的网红直播视频[J]. 新闻爱好者,2017(2):3.

[8][法]莫斯 .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9]张旭 . 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27][28]王眉钧 . 礼物研究与物的崛起[J]. 甘肃社会科学,2019(5):8.

[11]王昀 . 礼物、娱乐及群体交往:网络视频文化的公共性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9):18.

[12]Zhang X,Xiang Y,Hao L. 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Hi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9:1-16.

[13]Abidin C. Internet Celebrity:Understanding Fame Online[M].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2018.

[14][15]董晨宇,丁依然,叶蓁 . 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7-151.

[16]Abidin C,Thompson E C. Buymylife. com:Cyber-Femininities and Commercial Intimacy in Blogshops[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12,35(6).

[17]Mansell R. Platforms of Power[J]. Intermedia,2015,43(1):20-24.

[18]Gillespie T.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J]. New Media & Society,2010,12(3):347-364.

[19]Dijck J V.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Bratton B H. The Stack: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M]. MIT Press,2016.

[22]吴鼎铭,吴洁宜 . 情感生产、时间重塑与游戏的工厂化:作为媒介物的游戏虚拟货币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5):44-51.

[23]Kornberger M,Pf lueger D,Mouritsen J. Evaluative infrastructures:Accounting for Platform Organization[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17,60:79-95.

[24]汪建华 . 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反思[J]. 社会发展研究,2018,5(4):19.

[25]Warhurst C,Nickson D,Witz A,et al. Aesthetic Labour in Interactive Service Work:Some Case Study Evidence from the“New”Glasgow[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0,20(3):1-18.

[26]涂永前,熊赟 . 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 青年研究,2019(4):13.

[29]孙萍 .“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 思想战线,2019,45(6):8.

[30]Johnson M R,Woodcock J. Fighting Games and Go:Exploring the Aesthetics of Play in Professional Gaming[J].Thesis Eleven,2017,138(2).

[31]梁晓轩 . 韩国立法强制公示游戏“开箱”概率[J]. 检察风云,2023(9):48-49.

[32]Clark L,Lawrence A J,Astley-Jones F,et al. Gambling Near-Misses Enhance Motivation to Gamble and Recruit Win-Related Brain Circuitry[J]. Neuron,2009,61(3):481-490.

[33][美]布若威 . 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M]. 林宗弘,张烽益,郑力轩,等,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34]Caillois R. Man,Play,and Games[M]. Thames and Hudson,2001.

[35]郑颖勤 . Algorithmic Game of Fortune & the Making of Digital Entrepreneurs:Micro-Influencing as Platform Labour in China[C].“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论坛,浙江杭州,2022.

[36][法]波德里亚 .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7]中国互 联 网络 信息中心 . 第 52 次中国互 联 网络发 展状况 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 cnic. net. cn/n4/2023/0828/c88-10829. html.

[38]艾媒咨询 . 2022 年中国直播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EB/OL]. https://baijiahao. baidu. com/s?id=1730165581169528414&wfr=spider&for=pc.

[39]Weller S C,Vickers B,Bernard H R,et al. Open-Ended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Saturation[J]. PloS One,2018,13(6):e0198606.

[40]Bryma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eadership:A Critical but Appreciative Review[J]. Leadership Quarterly,2004,15(6):729-769.

[41]Geertz C. Deep Play: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M]//Culture and Politics:A Reade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0:175-201.

[42][美]舒尔 . 运气的诱饵[M]. 李奇,译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43][46]周孟杰,徐生权,吴玮 .“异质空间”中网络女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研究[J]. 未来传播,2021,28 (6):58-67.

[44]Bishop S. Managing Visibility on YouTube through Algorithmic Gossip[J]. New Media & Society,2019,21(11-12):2589-2606.

[45]Cotter K.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J].New Media & Society,2019,21(4):895-913.

[47]Lin J,de Kloet J.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J].Social Media & Society,2019,5(4).

[48][美]海斯蒂·道斯 .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M]. 谢晓非,李纾,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9]Poincare H. Science and Method[M]. London:Dover,1952.

[50]易前良 . 平台研究: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 STS 对话的学术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12):58-75+127.

[51]易前良 .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 STS 之比较[J]. 南京社会科学,2022(3):96-10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贺果沙(浙江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