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表征理论入手，以对F工房居民生育焦虑的经验考察为参照，区分出“可协调的”与“非可协调的”两种生育焦虑。社会表征理论原有的“锚定”概念可解释前者，却难以解释后者。本文据此建构“逆向锚定”概念来理解后者：
“锚定”将生育焦虑的现实体验放置到“过日子”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在慈、孝、爱的人伦关系下为代际协作解决生育焦虑提供了共识性前提；“逆向锚定”则将“过日子”的生活经验以教育、医学、心理三套生育焦虑的现代话语体系表述出来，构建起子辈独有的生育表征，但也将父辈隔离在其生育行为之外。“锚定”与“逆向锚定”的交互运作体现了生育焦虑的复杂性。
一、引言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政策，标志着我国生育政策正式进入“全面三孩”时代。
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虽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人，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新增出生人口就降至1723万人，2018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出生率、新增人口分别降至10.94‰、1523万人[1]，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估计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公安部户籍登记的出生人口数仅仅为1005万人）[2]。
由以上数据可见，尽管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但中国在2017年后的新出生人口仍呈递减趋势。如今，“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也未能快速扭转中国人口的低生育局面，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政策上放开了生育三孩，但并不意味所有的育龄人群都会生三孩[3]。青年群体是育龄人群的主力军，要理解为什么育龄人群不愿意生育，就应去剖析当代青年的生育心理状况。
当代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有学者将这一社会现象定义为“社会焦虑”[4]。在社会焦虑的氛围下，“生育问题”也被形容为“生育焦虑”。“生育焦虑”反映着当代育龄主体的生育心理特质，又与当代青年的生存状况、生育观念、未来预期等社会因素勾连在一起，使得“生育焦虑”这一心理问题在当下越发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F工房为调研地点，以社会表征理论为切入点来理解当地居民的生育焦虑体验。F工房由“涅槃”到“衰微”的发展历程，是传统重工业区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外流与生育文化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了解该工房不同世代的生育文化观念，可以将生育焦虑体验放置在代际间生育文化变迁中加以理解，从而明晰当代青年生育焦虑生成的社会建构性。
通过描述不同世代的工房居民解决生育焦虑的“顺”与“不顺”，一方面旨在讲述子辈与父辈如何在“过日子”的文化体系中达成代际协作以消减生育焦虑，子辈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构建起不同于父辈的生育表征。另一方面则意在阐释社会表征理论在解释上述经验现实方面的优势与局限：该理论原有的“锚定”概念解释了“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却难以适用于“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后一种生育焦虑体验恰为社会表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文献综述
本文以社会表征理论作为讨论生育焦虑现象的切入点，原因有三：其一，生育焦虑的新兴性与社会表征理论的研究旨趣相一致。社会表征理论认为，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会带来超出已有共识理解的新事物和“知识空白”[5]，“知识空白”为围绕新事物重构已有社会知识、建构新的共识理解提供了契机。“生育焦虑”的新兴性与社会表征理论的这一理论旨趣不谋而合。
其二，生育焦虑符合社会表征的定义。社会表征是“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实践系统”，具有定向和沟通的功能[6]。生育焦虑作为新的共识性知识，将F工房青年一代的生育体验聚焦到“焦虑”上（即为其生育体验定向），也提供了一套生育体验的话语（即促进其沟通）。因此，从定义上可把生育焦虑看作一种社会表征。
其三，生育焦虑现象有助于社会表征理论的创新。通过经验考察会发现，家庭互动中的生育焦虑存在可协调和不可协调之处。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可用社会表征理论予以解释，不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则超出其解释范围，这为社会表征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1. 社会表征理论
社会表征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提出，这一理论旨在描述和解释“创造了现实和常识”的社会文化模式，关注社会共识的生成及其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形塑[7]。莫斯科维奇提出了社会表征的两种形成机制：锚定与具体化。
锚定本来是指（船只停泊时）下锚，后引申有使固定、使扎根的意思，以此来比喻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方式：人们会将新事物置入其原本的、旧有的思想体系和既有类别中，以旧事物为参考系使新事物变得通俗化和可理解，就像下锚一样（用锚将漂泊的小船固定到某一个空间点）。锚定是意义的熟悉化，具体化则是意义的具现化。通过具体化机制（如图像、隐喻、比喻等），被锚定的熟悉事物变得清晰具体。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的新生现象（如生育焦虑这一社会心理现象）恰恰为社会表征这一经典理论贡献着新的经验素材。
2. 生育焦虑研究
以2017年为转折点，其前后有关“生育焦虑”的讨论可以分为两部分。2017年及其之前的生育焦虑研究基本被归在心理学、医学领域，“生育焦虑”基本等同于心理学中的“焦虑”，是由计划生育手术、计划生育宣教等特定刺激物引发的心理焦虑问题，焦虑对象和解决措施都较为明确，生育焦虑并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2017年之后的研究则多将生育焦虑视为社会问题，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开始讨论这一议题。此时的“生育焦虑”脱离了计划生育手术、计划生育宣教等心理刺激，是指在生育决策上有生育意愿又存有顾虑的矛盾状态[8]。
目前国内生育焦虑研究可归为两类，即生育焦虑的成因与应对。一般认为，“生育焦虑”多源于经济成本、教育资源、婚育观念等方面的压力，而化解“生育焦虑”，就要相应地在住房保障、劳动保护、教育改革、养老服务等方面下功夫[9][10]。现有研究多把生育焦虑看作经济、社会、压力等外倾因素的产物，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主体被动性。生育主体在生育过程中仿佛都是被动的，他们是外倾因素的接受者，只能以“生育焦虑”来消极回应这些因素。而生育主体是否会发挥其能动性、主动解决生育焦虑？二是焦虑同质化。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生育焦虑”是可以通过政策改革而能被消除的，这把生育焦虑化约成一种同质的政策客体。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难以解决和协调的生育焦虑？本文将以社会表征理论为参照，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F工房生育焦虑的经验考察来回应上述问题。
三、研究方法
1. 调查地点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F工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唐山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重工业城市，1976年的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变成一片废墟。F工房是震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社区”，也是工业“样板社区”。凭借原有的工业基础及工人们吃苦肯干的付出，该地居民的整体经济状况在震后迅速提升。但改革开放后，F工房又走向“衰微”：震后一代的青年或“下海”经商，或从军入伍、高考求学，F工房的人口开始外流，从大城市归来的人又为F工房带来新的生育观念。
如今，F工房成为一片“城中村”，大部分青年搬到周边新社区居住，而老年人则留居于此，“两扇门一碗汤”的居住模式（两代人虽分开住，但距离不远，一方熬好了一锅汤，拿到另一方家中时，汤还是热的[11]）为两代人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两代人的生活日常。F工房由“涅槃”到“衰微”的发展历程，是传统重工业区转型过程中人口外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了解该工房不同时代的生育文化，有利于将当代生育焦虑放在生育文化变迁中加以理解，从而明晰当代社会焦虑与生育焦虑之间的亲和性关系以及生育焦虑生成的宏观社会因素。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所界定的“两代人”，主要是从代际社会学中“社会代”的角度考虑。“社会代”指的是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其多是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12]。在本研究中，“重大历史事件”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生育政策：父辈一代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子辈一代则是“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的主要涉及对象，他们也是当代最主要的生育主体。
2. 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2020年1月到2月，笔者在F工房选取部分居民作为访谈对象，就生育焦虑的形式、成因、应对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每次每人访谈时长为30~60分钟。本研究共选取24个访谈对象，涉及9户家庭，其中5户家庭生育二孩，4户家庭生育一孩。
四、“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顺”
目前学界将生育焦虑定义为在生育决策上有生育意愿又存有顾虑的矛盾状态[13]。但这一定义涉及的范围较为狭隘。一是生育决策的狭隘性。生育焦虑不仅是生育决策的产物，很多时候生育主体已作出明确的生育决策，但因某些现实困难导致决策预期与现实的冲突，由此引发生育焦虑。二是生育主体的狭隘性。上述定义中，作出生育决策的隐含主体是生育者本人，这将社会层面的生育焦虑排除在外。但生育焦虑不只是个体层面的焦虑体验，也是宏观社会焦虑的一环。
本文认为，生育焦虑是弥散在生育过程各阶段、嵌入生育制度中的一种矛盾的心绪状态与情感体验，这种焦虑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它的实际承担者常是做出生育行为的生育主体。对生育焦虑的理解不能局限在生育主体（即F工房子辈一代），而要将之放在整个家庭环境中。为理解家庭互动中的生育焦虑，本文引入“过日子”这一视角，把生育焦虑看作是过日子的一种体现。
“过日子”是中国人对生活过程或“走完一辈子”的概括[14]，生育焦虑这一生活体验集中在过日子中的“生子”和“教子”上。进一步地，可用“人伦”来理解“过日子”[15]，“人伦”也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传统文化底色：“过日子”牵涉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这些关系即“人伦”，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慈、子女对父母的孝和夫妇之间的爱。
“人伦”又是政治关系的反映，即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义务和规范。因此，“过日子”成为“人伦”关系中微妙的权力游戏和政治博弈。对“过日子”中生育焦虑的理解，可从三种人伦关系入手，本文也由此来阐释生育焦虑是如何在不同“人伦”关系中展开的。
1. 慈与孝：生育决策与协作育儿
“参照群体”是人们对自己本身的价值、目标、理想、行为进行评价时进行规范性指导的群体[16]，默顿将之细分为“内群”与“外群”。当F工房子辈一代出现多样复杂的生育观念时，不同生育个体会依据其观念及行为表现的差异而对其本身及所处群体产生认同感或非认同感，进而影响到其生育判断，当个体目标与群体期望不一致时就会产生生育焦虑。“内群”不仅会给个体带来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也可以成为与他人博弈的砝码。
有被访者在谈到要二孩时这样说：
要（二胎）的前提，第一是经济条件，第二是有人给看孩子。那时候（指要二孩时）工资水平也不算少（低），感觉自个儿还是能养得起二胎的。我们班上的（同事）要（二孩）的就不多，因为经济条件跟不上。”（编号9）
但这一说法却与其母亲的说法相异：
他（指编号9）说他们班上的（同事）都要二胎，第一胎是儿子的也要二胎，他们第一胎是闺女，就也想要个二胎，我心想也是。（编号13）
谈到“同事生不生二孩”时，两位被访人的回答截然相反，这就涉及子辈一代使用的“内群”策略。子辈一代要二孩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经济条件，二是父母帮忙带孩子。当父辈因身体不好而难以帮忙带孩子时（编号13当时就患有糖尿病，身体不如以前），子辈说同事“都要二胎”，是通过假定子辈间“内群”的同质关系来引导父辈作出“帮忙带二孩”的决策，这一策略也确实奏效了。
“慈”是指上辈对下辈的疼爱，父辈在身体条件欠佳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劳累一些，也要帮助子辈养育二孩，这是他们为孩子做出的牺牲。在此，父辈对子辈的慈爱与子辈的“内群”策略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顺利解决了生育二孩时面临的生育焦虑。
如果完全把子辈看成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也失掉了“过日子”中家庭平衡的一面，这在两代人合作育儿中可见一斑。在幼儿喂养方面，子辈大多坚持幼儿食品和餐具专用，喂食也按照网上的科学方式进行：
孩子有一些专用的东西......合理安排饮食，比如说大肉啥的不让吃，盐、味精也不让吃......这些东西都按照科学喂养的方式......网上都有。（编号9）
但这种现代化的精细育儿方式却常常不被父辈所理解：
别给孩子吃韭菜，吃奶粉给孩子吃多少，她（指孩子的母亲）都告诉我。前两天小年包饺子，他（指孩子）爱吃韭菜的，他妈不让他吃，他就哭。然后趁着他妈去厨房，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饺子），也没事儿啊。（编号13）
因喂养观念不同，子辈与父辈在幼儿喂养中存在着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子辈会在其“小家庭”（不包含父辈）内部进行协调，然后维系整个“大家庭”（包含父辈）的和谐。对于喂养中的冲突，有被访者对其妻子说：
到咱们家，你想按照这个科学育儿的方式来可以，你不在家的时候，父母怎么看就是怎么看了。要是说咱们过于讲究（孩子喂养）的情况下，你就别上班了，你就自己专门带孩子。（编号9）
也就是说，子辈一方面认同“精细化”育儿模式，另一方面也主动去理解父辈带孩子的“不容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包含着“孝养”与“孝敬”两层含义[17]。其中，“孝养”是“孝”的较低层次，指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访中的子辈大都达到了这一层次。在子辈“打和”的行为中，更重要的是“孝敬”的层面。“孝敬”即敬重、敬仰父母，顺从父母亲的心意而不违背他们。
子辈能理解父辈带孩子的“不容易”，并在一定条件下默认父辈带孩子的方式，这即是对父辈的一种“顺从”，而孝顺也是孝的重要含义之一。通过“打和”试图消减代际间的冲突，进而实现平衡稳定的代际协作育儿，这反映出家庭稳定与和谐是“过日子”的核心追求。看似矛盾的各方为了家庭和谐，各有退让，在“慈”与“孝”的人伦关系下最终实现了生育焦虑的平稳过渡。
2. 爱：未婚先孕的考验与应对
上文所讲的“慈与孝”的故事是家庭内部处理生育焦虑的常态方式的缩影。但“过日子”中并不是事事都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协调和商量。本节以未婚先孕这样一个短期性生育焦虑事件为参照来阐述“过日子”中夫妇之间“爱”的人伦关系。
未婚先孕是指女性在结婚前出现妊娠的情况，它不是学界所讨论的“想生却不能生”，而是“不想生却有了孩子”的生育状态，且其决策时间很紧迫，拖得时间长了，逐渐成长的孩子不便于引产，而明显的孕妇体态也不可采取“奉子成婚”的方式予以弥补。在传统生育观念中，先结婚、后生孩子是一个严格的生育过程，必须遵循这一生育顺序，若是先有孩子再结婚，则是丢脸面的事。
未婚先孕作为一个突发的生育事件考验着男女双方是否具有结婚的感情基础（即“爱”），而未婚先孕实际上也可能充当夫妇的“婚姻助燃剂”。有被访者如此讲述其儿子和儿媳未婚先孕的经历：
他们俩总生气......但是俩人还分不开，总打架，打完了又总在一块。这一怀孕了，都有孩子了，就只能赶紧操持着结婚呗。（编号24）
吵架是子辈恋爱中常有的事，而未婚先孕的发生则考验着男女间的情感。尽管儿子和儿媳在恋爱期间时有矛盾发生，但父辈仍认为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因为两人吵完之后“又总在一块”。但也可以看到当子辈中的一方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时，另一方的坚决态度使得未婚先孕成为与爱人博弈、甚至使其服从的“砝码”：
儿子说不想要（孩子），那还得问问儿媳啥想法。儿媳愿意结婚，脾气不好是不好，但她也喜欢我儿子。既然不愿意做掉（孩子），就不能一直拖着了，就赶紧结婚吧”。（编号24）
父辈对子辈的“慈”、子辈对父辈的“孝”、子辈（夫妇）之间的“爱”，都从不同的人伦关系中映射出“礼义”的影子。“礼义”是处理家庭关系、维护家庭正义的合适方式，是指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以和睦过日子为基本目的，依靠道德资本，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游戏，使人们各得其所，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即“缘情制礼，因礼成义”[18]。
不同人伦关系中对生育焦虑的应对，都是在经历了生活的波澜之后又复归和睦过日子的平衡状态，一切仍以家庭的整体和谐为考量，这也使得生育焦虑在这一过程中被顺利消解掉。但生育焦虑的应对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或者说在处理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蹚不过去的河”，这是子辈及其父辈之间难以协调和彼此理解的地方。
五、“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不顺”
F工房的子辈与父辈实现家庭内部代际合作育儿的前提是两代人对家庭生活有着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过日子”的传统文化底色。尽管子辈一代在生育观念上已经与其父母有了明显区别，但面对“生育”这一人生大事，两代人还是秉持和睦为先、协调为本的“过日子”模式，在家庭互动中谨慎而微妙地处理着生育焦虑。但子辈与父辈毕竟是两代人，他们面临的生育环境和社会背景有着根本差异，这就使得两代人之间终会有难以协调和理解的地方，即“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不顺”之处。
本节从子辈一代的幼儿教育、备孕产检、生育体验三个典型事件入手，描绘出子辈一代独有的“教育用语”“医学用语”“心理用语”三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建构起子辈独特的生育模式，但它们又像三道“壁垒”，将父辈隔离在其生育行为之外。
1. 教育用语：幼儿教育难过“语言关”
如果说父辈在幼儿喂养方面尚有“帮忙”的余力，在幼儿教育方面则基本是子辈一代对其父辈的排斥。F工房的父辈一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初中文化水平居多，部分父母甚至“连汉语拼音都念不利索”，这直接导致父辈在幼儿教育中的无奈：
我们都被淘汰了，也不敢教了。有的孩子爷爷奶奶也教，后来孩子到学校了发现爷爷奶奶教的不对，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教。（编号11）
而子辈一代的幼儿教育焦虑不仅在知识学习上，从其父辈与幼儿的日常交流中就已经开始，这就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矛盾。子辈对其父辈的方言心怀不满：
在教育方面，所有的交流都是大白话、土话、唐山方言，人家有的家庭就是（说）普通话。再深一点，比如教的一些东西，（父辈）abcd都认不全，咋教孩子？咋跟小孩交流”？（编号20）
“方言”是子辈一代不愿让其父母带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孩子在学校里要讲普通话，在家里面对其祖父母时又回到了方言的语言环境，普通话的使用与否成了衡量幼儿家庭教育质量高低的一项指标。在其他家庭的访谈过程中也观察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会教孩子认识学习卡片上的动物、植物，或者教孩子念拼音，但这只是两辈人之间的娱乐方式，并不是家庭教育的主体。
但方言与普通话这样的“语言关”恰恰是父辈一代难以跨越的，他们讲了一辈子方言，不可能到了中晚年再去学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加上知识的欠缺，父辈一代在幼儿教育上只能相对缺席，代际合作在幼儿教育上基本是不现实的。这又使得幼儿教育的重担完全压在了子辈一代的身上。
子辈在使用普通话交流的前提下，对子女培养的质量还有着迥然不同于其父辈的高预期和高标准，即养孩子不仅要养活，更要养好。在孩子的教育培养方面，子辈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文化课知识要学得好，也要培养额外的兴趣特长。“文武双全”的教育培养构成了F工房子辈一代的“精细化”育儿，这种育儿方式无疑意味着高成本、高经济压力。
加之子辈一代对这种养育方式的认同与追求、同辈群体间的社会感染与趋同压力、消费社会的鼓动，一旦现实经济条件达不到自身的期望标准，这种“精细化”育儿即成为生育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以普通话为基础、充斥着“兴趣班”“特长”等一系列话语的“教育用语”是父辈一代不能理解的，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更理解不了英语、口才、钢琴、古筝等种类繁多的特长班，这些都超出了他们生育所处的时代，成为两代人幼儿教育上难以逾越的鸿沟。
2. 医学用语：生育力焦虑与精致化的备孕产检
生育力越发得到F工房子辈一代的关注，备孕产检等医学检查、产前/产后焦虑/抑郁等因素对其生育心态产生了明显影响，而父辈则没有如此看重生物因素对生育行为的作用。影响生育力的因素除年龄增长之外，不良遗传、环境、精神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也会加速生育力的损害[19]。随着人们婚育年龄的相对推迟，“怀孕难”已成为F工房子辈一代的共识。因此，备孕产检等医疗过程成为子辈一代生育力焦虑的重要事件。
备孕是指孕妇或其家人对怀孕的前提准备，当备孕目标一再落空，备孕的夫妇就会开始进行备孕的相关检查和调理，而这一医疗过程常常是让人焦虑而煎熬的：
那会儿我们走了好几个医院，也吃了好多药，唐山市里这几家医院都看遍了。其实那会儿也是着急，内分泌这一块，总是在医院调（理）。（编号14）
每次检查都挺煎熬的......它和心情啊、状态啥的都有关系，有时候你就是越着急越不行。我俩真的是相互安慰。（编号15）
备孕是男女共同参与的过程，一方面，备孕需要夫妻双方一起进行检查和调理；另一方面，即使男性未检查出生育力问题，出于对妻子的爱，男性也会主动参与到备孕过程中陪伴妻子。有男性如此形容自己在备孕中如何带动妻子：
我不是自觉，我是在用我的节奏去带动她的节奏，因为包括调理身体，然后减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编号14）
当经过紧张的备孕期，妻子终于怀上孩子后，产检过程对夫妻而言仍旧是“如履薄冰”，对双方的心理仍是巨大挑战：
每天看她吃一大把药，真是心疼。中药西药都有，中药她也吃不消，中药那种苦的，每次她吃都特别痛苦，我看着确实心疼。每次再到医院一查，可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甚至特别坏。（编号14）
现代化的备孕和产检是有着明确时间规划的过程性事件，它通过一个个时间节点将生育过程时间化。从作出生育决策开始，生育主体就进入一张紧锣密鼓的“时间表”中。当任何一个时间节点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时，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及不确定性就引发了生育焦虑，生育焦虑正是通过一个个时间点被具现出来，成为生育主体切实可感的焦虑体验。
但是子辈一代的生育焦虑和繁复的备孕产检过程，却常被父辈一代归结为“娇气”，是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被惯的”。这来源于两代人在备孕产检方面的差异，有医护背景的子辈被访者如此解释：
那时候（指父辈）可能也就刚怀孕的时候做一个B超，然后到生（指快到生孩子的时候再去做检查）。现在是定期的，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医院会有那个表格，说你该干什么了，各种东西会给你筛查。（编号2）
父辈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的备孕产检，也不太理解其中的压力和焦虑。同样地，面对医院开出的一沓沓备孕产检表格和子女们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各种生育疾病名称、“减肥”计划时，父辈也会显得无所适从（譬如减肥，在父辈眼中，一般认为吃得胖一些才有力气生孩子，他们想不到现在子辈一代反而因为肥胖而生不出孩子）。就这样，以生育力为基础，以精致化的备孕产检为技术前提，子辈构建起一套有关生育焦虑的“医学用语”，而这套话语很难被其父辈所理解。
3. 心理用语：“抑郁”“焦虑”的生育体验建构
产后抑郁症是指女性于产褥期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或典型的抑郁发作，这可以说是生育焦虑之躯体化反应的极端表现。在问及被访者们是否有过产后抑郁的经历时，其回答可分为两种，一种回答的“抑郁”是有医学确诊的“产后抑郁症”，另一种回答则是用“抑郁”来形容其产后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脱离了心理学的专业指称，成为一种日常话语。
在F工房子辈一代的生育体验中，“抑郁”和“焦虑”这两种表达常常交织在一起使用。在实际访谈中，仅有一人讲述了其妹妹确诊为产后抑郁的经历，其他人均没有被医院确诊过有产前/产后的焦虑/抑郁。但戏剧化的是，访谈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讲述自己在生育过程中存在非医学化的“焦虑/抑郁”心理。且这种“抑郁”状态不仅存在于女性身上，也存在于男性身上。
以下几个回答可以看作“抑郁”“焦虑”等心理学词汇日常化的表现：
我感觉大部分（产妇）生完孩子都有一点抑郁，不太明显吧。（父辈）只是没那种说法，但是也有这种表现。（编号2）
应该都有焦虑，怕孩子有问题的焦虑，肯定有这方面的焦虑。（编号4）
孩子刚出生那时候，前三四个月的时候，整的我俩都差点抑郁了......（孩子）基本上一到10点就开始哭，不哭一两个钟头肯定不睡觉......也没啥好法儿。（编号16）
由此可见，“抑郁”“焦虑”已经成为子辈一代描述其生育体验的常用词汇，尽管在他们的话语中这两个词汇并没有明显区分（他们也并不清楚这两个词确切的心理学含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这些心理学词汇来建构其生育体验，这与当代社会心理学化的宏观背景是不可分的。而其父辈则根本不会用这些词汇来表达其生育过程中的情绪状态，甚至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在生育过程中有什么不适的生育心理，即使有，自己也忍得住：
怀孕了，该耍板锹还得耍，上班该咋上就咋上。（编号11）
就自己带孩子，没人管，一直带到大......（生孩子时）我就自个在医院。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丈夫）都不心疼，不知道管。我坐月子，天天哭。（编号12）
新出版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呈现：中国63%的女性曾罹患产后抑郁，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家庭身份的变化、哺乳喂奶、家庭关系等，但其中40%的女性在患上产后抑郁时被家人漠视，部分家属对女性产后抑郁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矫情”层面，甚至出言讽刺[20]。尽管在F工房的访谈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父辈对子辈的“讽刺”，但和父辈难以理解子辈的生育焦虑一样，他们也认为子辈抑郁、焦虑的生育心态是“矫情”“娇气”的，子辈用以形容其生育体验的“心理用语”也成为两代人交流中的沟壑
六、生育焦虑中的锚定与逆向锚定
以上分别阐述了“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顺”与“不顺”。本节将从经验现实过渡到理论建构，以“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顺”与“不顺”为参照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生育焦虑：“可协调的生育焦虑”与“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再由此回归到社会表征理论本身，阐明该理论在解释这两种生育焦虑时的优势与局限。
我们会发现，社会表征理论原有的“锚定”概念可以解释“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却不适用于“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因此，后一种生育焦虑为社会表征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经验基础，本文将比照“锚定”来建构“逆向锚定”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帮助理解“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
1. 可协调的生育焦虑与锚定
“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顺”在于，F工房的子辈与父辈就家庭生活的基本生存模式达成共识，在由情感结成的人伦关系的基础上，以和睦过日子为目的，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游戏，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最终使人们各得其所，共同完成“过日子”的家庭事业。
在这一过程中，生育焦虑也成为“过日子”中诸多风风雨雨的一部分，尽管在生育过程中会面临各种焦虑性事件，但只要全家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终会雨过天晴，复归“过日子”的常态。本文将这种在家庭互动中可以解决的生育焦虑称为“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即家庭中的不同代人对生育焦虑的处理是共识性的，在应对过程中通过家庭各方成员的相互协作，可以顺利消减掉这些生育焦虑。
而不同代际间得以建立有关生育焦虑处理的“共识”的原因则回到了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该理论处理的正是“社会共识”何以被创造这一问题。莫斯科维奇提出了社会表征的一种形式：“锚定”，这一概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到一个新事物时，会将之放入原有的、旧的思想体系或生活习惯中，把新事物通俗化、熟悉化，以便于接受和理解。当生育焦虑这一新的社会表征出现在两个世代面前，他们将之放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生活体系中，即“过日子”。
尽管子辈和父辈可能都不理解生育焦虑的病理性含义（甚至父辈一代很少使用这种表达），但双方都明白这种词汇表达了当今生育的“不容易”。要适应、解决这种“不容易”必须靠家庭成员通力协作，以不同代际间的互动和博弈来实现家庭平衡与和睦，共同克服生育焦虑。唯有如此，一家人才算是战胜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真正把日子过好了。
在处理生育焦虑的过程中，以“过日子”为目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彼此包容、共同努力，最终使得生育焦虑的解决成为一项家庭“集体事业”，每个人都在这项事业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人伦关系作为解决生育焦虑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也无形中为家庭成员制定了“过日子”这场权力游戏的规则：子辈与父辈之间的“慈”与“孝”以及夫妇之间的“爱”，都是如此。“过日子”作为生育焦虑所锚定的土壤，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种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合理化机制，即“过日子”是一个苦乐交织的过程，生育焦虑的苦痛总会过去，只要全家人共同努力，未来的生活终会苦尽甘来。
2. 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与逆向锚定
“过日子”中解决生育焦虑的“不顺”在于，子辈与父辈这两个不同的世代之间总会有难以相互理解、达不成共识的地方，这就为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也使得这部分生育焦虑向某一世代倾斜，相应的处理也无法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协作来解决。本文将这种在家庭互动中难以被协调的生育焦虑称为“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即家庭各方成员对生育焦虑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甚至由此引发家庭冲突，阻碍着生育焦虑的顺利解决。
这种“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源于子辈与父辈在生育文化、生育观念等方面的本质差异，这种冲突很难用前述的“锚定”概念来解释，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既然子辈和父辈两代人都以“过日子”为锚定生育焦虑的土壤，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为什么还会因此产生冲突？这部分冲突为何不能在“过日子”的话语体系中被消解掉？这一悖论要分成三步来理解：
第一，如前所述，子辈与父辈将可协调的生育焦虑“锚定”在“过日子”当中，顺利解决了这部分可达成共识的生育焦虑；第二，子辈通过“教育用语”“医学用语”“心理用语”这三套话语体系，建构起独属于这一世代的生育表征；第三，子辈的生育表征与父辈的生育文化观念不相容，造成代际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与冲突。从第二步开始，“锚定”就已经失效，因为子辈并没有完全把他们的生育表征“锚定”到他们与父辈一起“过日子”的传统文化体系当中，这里还存在不同于“锚定”的社会表征的另一种形式。
“锚定”是把新事物放到旧事物中去加以理解，子辈与父辈正是把生育焦虑“锚定”到“过日子”当中，从而建立起生育焦虑处理的“共识”。但这种“由新及旧”只是社会表征得以内化入人心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与之相反的“由旧及新”，本文称之为“逆向锚定”（counter anchoring）：人们会把旧有的生活体验放置到新的话语体系中，用新的话语重新诠释旧有生活体验，通过这种表述与沟通，人们得以建立新的社会表征并强化对其的理解。
在F工房，子辈一代使用“教育用语”“医学用语”“心理用语”来叙述其生育过程。虽然作为人生一环的“生育”本身仍属于传统话语中“过日子”的经验范畴，但当子辈一代用新的话语来表述“过日子”的经验时，这种新式话语反而不能被其父辈所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与冲突，因为子辈的这些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产物。
通过子辈之间有关生育焦虑的沟通和交流，他们建立起一个将其父辈相对排除在外的子辈一代独有的生育表征。也正是如此，尽管子辈与父辈之间会以“过日子”为共识来共同克服生育焦虑，但两代人之间仍存留着“一条蹚不过去的河流”，这就是“逆向锚定”带来的两个世代之间难以协调的差异与隔阂。
3. 作为社会表征之形式的“锚定”与“逆向锚定”
通过区分“可协调的”与“非可协调的”两种类型的生育焦虑，可回应本文有关“生育主体被动性”和“生育焦虑同质化”问题：家庭成员会充分发挥其主动性，齐心协力解决生育焦虑，努力把日子过好；生育焦虑也不是单纯的可被消除的政策客体，它有一部分作为代际观念差异而留存在家庭之中。而由两种类型生育焦虑引发的“锚定”与“逆向锚定”的讨论也对社会表征理论具有启发性：
第一，社会表征的形成不会涉及全部社会成员，新的社会共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只发生在部分群体内部。在以往的社会表征研究中，这种“群体”可以是移民、宗教、性别等等，在本文则是不同的世代。
第二，社会表征的形成是共识与差异并存的，原有的社会表征理论重点在于解决“共识”问题，但如前文所述，通过“逆向锚定”也可以把“差异”纳入社会表征理论的视域。
第三，这种“差异”的引入也使得“逆向锚定”为理解社会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社会形塑着心理，而心理作为一种表征也反映着社会。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心理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具有可变性，不同世代的人会用不同的话语形式表达其生活感受；而从同一代际内部的共时性角度来看，心理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又具有稳定性，例如“吃苦”是父辈一代的表征，“焦虑”则是子辈一代的表征，不同的心理表征都可被锚定到“过日子”当中。
图1展示了“过日子”当中生育焦虑运作的“锚定”与“逆向锚定”两种机制。“过日子”的传统文化底色是F工房子辈和父辈两代人所共有的，“锚定”将生育焦虑放置到“过日子”当中，让不同世代之间有了沟通和互动的前提，家庭成员在慈、孝、爱的人伦关系中“缘情制礼，因礼成义”，消减了可协调的生育焦虑，竭力过好日子。
而不同世代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和冲突，子辈一代一方面把生育焦虑放置到“过日子”中，另一方面也把“过日子”的生活经验用教育、医学、心理三套生育焦虑的现代话语体系表述出来，构成子辈一代独有的生育表征。这种表征与其父辈不同，由此反映出代际之间生育文化和观念的差异，也造成两代人之间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这是“逆向锚定”的运作机制。“逆向锚定”不是对“锚定”的反叛，它是社会表征形成机制的另一种形式。只有同时把握“锚定”与“逆向锚定”，才能理解F工房居民生育焦虑的复杂性。
七、结语
本文从社会表征理论入手，以对F工房居民生育焦虑的经验考察为参照，区分出“可协调的生育焦虑”与“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其中，“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可通过社会表征理论原有的“锚定”概念予以解释，“非可协调的生育焦虑”则超出其解释范畴。本文建构了“逆向锚定”概念来理解后者：
“锚定”将生育焦虑的现实体验放置到“过日子”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在慈、孝、爱的人伦关系中为子辈与父辈协力解决生育焦虑提供共识性前提；“逆向锚定”则将“过日子”的生活经验以教育、医学、心理三套生育焦虑的现代话语体系表述出来，构建起子辈一代独有的生育表征，同时也将父辈隔离在其生育行为之外。“逆向锚定”在理解生育焦虑之复杂性的同时，亦将“差异”引入社会表征的视域。
作为以社会表征理论理解生育焦虑的尝试，本文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第一，因篇幅所限，本文没有讨论社会表征理论原有的“具体化”。那么具体化形式如何使生育焦虑变得清晰可感？也许之后的研究可以沿着“时间化”与“空间化”两种形式开展。
对于生育焦虑的时间化，本文已简要提到现代化的备孕和产检作为具有明显时间规划的过程性事件，将生育过程时间化，使得生育焦虑通过一个个时间节点被具现出来。此外，有学者从“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与去制度化”角度去阐释人生在不同生命阶段所需扮演的角色与拥有的权利、义务以及这种生命时间结构的社会变化[21]，这也为分析生育焦虑的时间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育，作为子辈一代生命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其发生的年龄时段与其父辈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影响着当代生育焦虑的建构？
目前也有研究开始讨论生育焦虑的空间化并指出：随着空间转变，“生”的意涵已被改写，原为缓解焦虑减少不确定性的产科技术和医疗机制，却走向了反面，在此过程中孕期女性不仅是被作用的对象，同时也是形塑新型生育机制的参与者与推动者[22]。社会表征研究能否从这些经验材料中建构出生育焦虑的“具体化”机制？
第二，本文重点阐述了F工房子辈一代“焦虑”的生育表征，而父辈一代的生育表征也有研究的价值（“吃苦”可能是父辈生育表征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不同世代生育表征的比较，也许可以进一步对“锚定”与“逆向锚定”交互运作的动态性进行分析：社会表征理论认为，表征是动态的，那么“锚定”与“逆向锚定”在运作过程中是否也会动态性地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已有研究以“父辈嵌染”这一概念来论述父辈这一世代要素是如何形塑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的[23]，那么从社会表征角度，不同时代间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之后进一步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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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海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