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识到这个应该早就如此明显的事实——我意识到,我面对着的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世界,并且仿佛回春,相对于我,这个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样事物不停止地更年轻起来。


这是中国台湾作家唐诺近年的体会。他今年65岁了,开始把“年纪”这个不断在前行的、变化的东西加进他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新视角,新元素,“整个阅读被重新打开”——“这应该是近年来在我身上所能发生最好的事,抵消身体衰老的种种难受还有余。”


最大的好处是,书籍也变得年轻起来。在唐诺看来,每本像回事的书应该尽可能重新读一遍。2015年开始,他以每两天左右读一本书的速度,开始了重读计划。他的新著《求剑》,就是这一阶段他的阅读和思考的成果。


“一个真的够好,尤其肯于持续盯住世界、盯住人的书写者、创作者,随年纪随着他认识的进展、随着时间作用于他身体的种种奇妙熟成,总会缓缓走向真实世界。”


本文摘选自《求剑》一书,小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求剑》 唐诺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10


年轻、中年、老人,我们一直习惯而且不加深究地把人一生这么大块切开,如此接近自明,我猜想,还是因为有着生物性基础的缘故吧。人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那几次特别明确、猛暴、异常、如某物袭来、可认定为某种断点的特殊生理变化,最强大的当然就是生殖一事,它的到来和离开。


但人由生物世界不回头地走入自己建构的世界,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见的、衍生的、应用的、调整的,愈来愈只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生物性的部分被眼花缭乱而且迫切的社会现象给覆盖住了,潜伏下去,成为人较私密的东西,人一对一地感受着它,和它对话,幽微而且孤独。


这是社会层面发生的事——联合国世卫组织才刚调整了人的此一年龄阶段分割:45岁之前都算年轻人;60岁之前是为中年人;60到75岁最有趣也最费思量,名之为“年轻的老人”,或简称初老,像是个疑似的、插入式的特殊夹层装置,在此,人犹(可)屡屡回首红尘,也似乎还有余勇可贾、有剩余价值“可用”的光与暗交织暧昧生命阶段,仿佛世界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看待他们,我识得而且极珍惜的钱永祥、侯孝贤和阿城都还杵在这里,情况也确实大致如此;75岁以后才是正式正道的老人,黄昏日落,该收工了,我们也可以放过他们了;至于超过90岁还活着则是长寿者,也就是我们过往设定在70岁以上,称之为“古来稀”的那种人。


大致,就是所有人后移20年。我所知道看过这份报告的人没谁感觉惊愕,只有莞尔,所以说这只是对行之有年的现实一次迟来的“追认”而已。现实世界里,来自人对自然限制一次次、一关又一关的成功克服,年纪这东西持续的定向移动——人活更久,也老更慢。


过去年代的年轻人


问题是,世卫组织是正式、严肃、有全球性社会责任的大机构,此举它到底想干什么?至少,它暗示或期待怎样?——所以,退休制度建议要调整吗?社会福利该扩大还是缩紧?税制得修正吗?投票年龄再下修是否宜当?还有,司法量刑的年龄设定是否“过时”了,比方行为和言论的免责和减刑要不要延后到45岁,或干脆直接到50岁别啰唆?呼应台湾近年来一堆快50岁的人自认还没长大,开口闭口“他们大人——”这一现实,凡此种种。


是该调整了没错,从法律到人心。法律一般只零存整付地、久久一次地调整,因此法律往往只是落后指标,法律保守且太讲求安全,人心不必也不该这样,即便做不到时时盯住世界与之同步(也千万别这样,真这样就什么有意思的事也做不了了),但也不可以落后太远或无感。


但也许我们需要这样地正式确认一次,分开过去和现在,好让我们不停在只是感知,而是真的凝结为一种认识,并化为思维和行为,对自己,也对别人,让它准确、宜当。


导演李安的《色,戒》改编自张爱玲小说,这本来就有点冒险,而其中较不对劲的,我以为是王力宏等一干爱国青年,其关键正是此一年龄的社会变化,李安很明显疏忽了——电影里,这是一群今天当下精确的、我们惯看的大学生模样年轻人,只是不会也不该出现在那一年代。从心志、言行到肢体表情,该调时钟那样统统调回去,把这一段时间还给历史。


那个年代,人结婚成家得早,一般不到20岁就得扛起相当完整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而且,从变法、革命、内战到对外战争,动辄杀戮不休的严酷现实并不给人多少当小孩、当未成年人的时间,尤其是彼时的知识青年,还多身负学习新知、认识新世界的启蒙任务,因此,一个在省城读了书的20岁不到年轻人,回家乡时便携带着这些新知、新视野,他就是地方上的某种知识领袖,大家拆礼物般安静听他开讲,甚至在诸种时刻寻求他的建言,遵从他的判断——这类往事。


这一个又一个年轻名家实在太多太遍在了,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像是林俊頴写他自己家族的精彩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在祖母犹是年轻少女的日据时代,她心仪的男子陈嘉哉便是这样事事教她(以及地方上所有人)、带她进入世界的年轻人。


这都是常识,只是慢慢变成不讲究、不想起来,并顺势有意无意忘掉的常识,一部分是因为这样比较舒适的缘故。然而,李安是活过那样一个世代的人,如果稍稍沉静下来仔细看当时的几张黑白老照片并佐以年龄资料(比方邹容、林觉民等人),自会完整想起来,那样的脸、那样的表情,尤其那样的眼神,以及,那样一个我们这一代人(李安在其中)还来得及看它离去的时代。


林觉民(23岁、妻子怀孕中)的《与妻书》是我们这代人都背诵过的老时代高中课文,整整40年后再一次读它,仍让人悲伤只是心情不免复杂许多。我们已经知道他实践了、死了,这么年轻,却这么沉重还仿佛偌大世界已不存在其他任何选择,如果可能,人不该身陷这样一个世界一种处境,连同其全部神圣。


信里头有一些不假思索的“大言”,还包括一个也许太早做成的最后判断,但确实,这是相当相当纯粹的义愤,从头到尾没替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人有一种我们久违了的自豪感。不抱怨,这是此番我再读最动容的地方,完全没抱怨,他的悲伤因此干干净净。


所以人有时还是说说“大话”吧,好让大东西仍可存在,好让自己保有这样的恢宏视野和感受能力,也好让自己不至于如此琐细不堪、不落入到那种其实不该得意的平庸。


“来不及长大”


“他本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本来会做什么?”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后问的,也是我们都会问的——伍尔夫写的则是只活28岁的鲁伯特·布鲁克,一次世界大战战死在希腊某小岛的英国诗人,据说是个公认的、罕见的美男子。


于此,生物学者差不多定论了,人拥有一个生物界最长的童年,这原是演化的意外产物,有其不得已和相当风险,其前一环节是人已变得太大了、不相衬于母体骨盆构造的大脑袋,必须提前生出来,因此,从生命形态来看,人类胎儿可说仍是胚胎状态,遂需要更长的成长期,也有着最晚到来的生殖成熟期。


下一个环节,便是家庭亲子的关系和实际形态变化,这最长时间无力自己存活传种的后代需要小心照料,而且,往往只靠母亲一个是不够的、很危险的。


而童年的再延长,则因果翻过来了,不再是生物性演化给定的,而是人类的“成就”。最明显的是,它又持续延长到越过了生殖期还一直加长,乃至于像台湾今天已50岁的人仍说自己“来不及长大”,纯从生物意义不管是生存所需或繁衍传种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还有点让人替他不好意思),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成是人类世界独有的“解放”,又一次从森严沉重的生物世界铁链挣扎出来得到更多自由;这也是奢侈的,绝非理所当然,人类世界的进展(尤其物质成就)让我们一定幅度浪费得起,可以再给人多一点时间。


日前,意大利才通过一条法案,禁止30岁以上仍依赖父母——这条有趣的法令(算反动还是反省?),我实在想不出要如何在现实里执行。


因此,不是因为胆怯(我这辈人如今相当普遍的心思状态,宛如一场只老年人没抗体的流行瘟疫),更不想借由讨好、哄骗年轻人好图利自己(当时事英雄、当脸书偶像、当多卖出几本书的作家、当“立法委员”、当“台湾的博尔赫斯”、当好色老人云云,另一型的老年瘟疫),我堂堂正正相信人的童年期该与时俱进地延长,不必援引生物性铁律或我们上代人较苦涩较拘束的生命经验铁则来阻挡它夺走它,只因为这是人很珍罕的“礼物”,也是有线索有理由的进步。


这来之不易啊,确确实实是人积累了数百万年生物演化,再加上万年时光毋宁更困难的人类世界建构才堪堪得到的(克服了困境会有动人的礼物,这是通则);我也服膺蒙田的话,他讲,证诸历史经验,人这一奇妙的生物,对前代人、同代人常不免有种种妒恨阴暗之心,唯独对后代人并不会,人真诚地希望下一代能活得比自己好,甚至以此为动力,事实上,几乎人一代代的所有现实作为,都自自然然包含着此一企图,从大原理大发明的忘情探索,到每一天单调但勤力的牧养耕植。


我尤其喜欢那种没生物性命令在其中、人纯净的自由,是一种更自由的自由。


但从没有无止境延长这回事,一如人世间没有也不该有无限承诺这东西,这若不是肤浅的谎言就是预约灾难的温柔。延长最好有个界线,列维—斯特劳斯说,从一个状态注定得进展到一种状态,懂得在哪一个点停下来,是人的明智判断。这个乍看并不出奇的提醒,有太多生命经验和现实例证于其中,不只适用于我们这里——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最好的话语之一。


人的中年是很值得一活的


意大利人(暂时)设定在30岁,我仔仔细细想过,也以为最好别超出35岁,这有种种必要的现实考量,也是我们对人类世界成果、承受力和未来预期的严肃检视,不能胡乱就地喊价。


我要再多说一点的是,这一自由悠游时光,尽管暂时豁脱于生物性生存铁律和社会性生活铁则,仍只是一个阶段,仍是下一阶段人生的预备,原来为的是更顺利无碍地、更好准备更有把握地进入它,人自由,可从不是完全自由的。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每个人从自己的未来“借来的”,这一边长了,那一边可能就不够了。


借自于自己未来哪里呢?人性关系,通常是中年而不是老年,不长大的人直接老去以及死亡(我大哥差不多就是个这样的人),中间消失,这其实相当可惜。我认真回想自己,以及历史上能想到的所有人,很确信人的中年是很值得一活的,我们应该可以这么直说,人类所做成的事,几乎集中在中年这段人生场域发生,包括让童年、年轻自由时光的延长成其可能,也创造出生物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的老年,这都是人中年阶段的工作成果。


从这里我们也想到了,中年,原来就是生命样态本身,童年和老年是很后来才有的,是多出的、人造的也是意外的。


我自己的中年没能成功做到什么有点懊恼,只恍若一梦(这应是最长、最多事发生的生命阶段,却感觉也流逝得最急最快,这样子就没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以为中年的我比童年的、年轻的我要好,好太多了,学会更多、知道更多,从思维到行为都更准确,也不容易受骗。这毫不出奇,我想,(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20、30、40年时间自有它不同的分量、力量和意义,时间大河不仅仅只流逝而已,它也清涤,也打磨沉淀结晶。


人入中年,至少有这两件事是大大不同的,一是人可挑拣的空间一下子缩得很小,有太多你喜欢但绝不可以的事,也有太多你极不喜欢但非做不可的事,相应地,世界也以一种不修饰了、没粉彩没糖衣的硬生生面貌对着你、逼视着你;另一是你后面没有人了,你的决定就是决定,没有不算重来的那个按键,甚至还没有暂停键,也顶好别去想有谁来补救来收拾——在这里,人的思维和行为被逼向深处,也被逼入一个个现实细节之地,被逼非得竭尽所有用出每一分可能力气不可。


所谓的可能性也变了,从量到质,从形式到内容。数量上来说当然会急剧减少,但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另一面,我以为更富意义也更动人的一面,可能性却是大量增加的,那种种扎实的、针对的、突围的、可实现的可能性,那些为着让事物可成而不是做个梦让心情变好的可能性,那些只有通过逼迫才发生的可能性。


“借来的时间”


最终,我们来说美学问题,说真的,我还颇在意这个,事关观瞻,每天会看到的东西最好不要太难看。


人是老得慢了,但这不等于说人不会老、生物时间不起作用,人到40岁、50岁仍干爽、洁净、甜蜜、轻盈一如15岁时。因此,在台湾这一波集体回春的大浪潮里,我对于35岁以下这一端种种没什么特别想法,我是有些浅浅的担忧(但什么事能全然不忧不虑呢?),并未超出社会一般常识程度的担忧;我较大意见集中在40到50岁,尤其45岁到50岁这相对一端,假充的、已不该是年轻人遑论小儿的年轻人。


这个年纪,尽管每个人天生禀赋和后天顽抗不一,但人不可能不一一察觉时间对自己身体的处处剥蚀、摧毁和丑化,从内部器官血管到最表层最末端的皮肤、牙齿、指甲、毛发云云,硬要装成15岁、做出妩媚可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把“他们大人们”长挂口中,很抱歉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难看。


依勒卡雷的洞见,这是美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让书里那位不肯长大的年轻诗人早早猝死,唯时移事往,我在想,可不可能有另一种写法,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让这样一个人继续活下去,50岁、60岁、70岁……继续走“时间那变化不定的道路”,那又会是如何一种光景,怎样一部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有点这味道)


也许,阻拦昆德拉的是,无法让这个人不愈来愈丑陋、愈来愈难以忍受他;也许,昆德拉让他的抒情诗人死于那个年纪是温柔的也是极不得已的,非阻止他不可,太不堪的小说主人翁会让人失去最后仅剩的那一点点同情和好奇,连同之前他某些还尚称可观、尚有几分光彩的东西,读小说的人会掉头而去,不再理会书写者真正想告诉他什么、想让他看到什么,最终,被毁掉的正是小说本身。


《生活在别处》(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封面。


其实,意大利人把非得长大不可、非得进入世界不可的时间划在30岁,我以为是相当准确的,理由很简单只是最初级的算数——如果如今的平均人寿设定为80,切成两半便是各40,它们各自的生命位置基本上是,一边是给予,另一边是接受,由此合成为一个平衡的、可长可久的报称系统;也就是说,人寿80,人接受照顾并由他人来承荷责任的时间界线只能是40年,再长就是占人便宜了、耍赖了、也没出息了。考虑到70到80岁这一端人的衰老,一除一减,所以奉年轻之名的自在时光该止于30岁。


我说35岁,多饶5年,这是“借来的时间”。


是的,进入中年进入生硬的世界这并不容易,所以这预备的、调适的、练习的5年是对自己年轻身份及其一切依依告别的5年。这稍微的慷慨,因于我们对未来仍保有某些美好进步的想象,是一个礼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唐诺,作者: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