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人人都爱的侦探小说女王,在21世纪的大银幕上遭遇了滑铁卢。
肯尼斯·布拉纳导演的三部阿加莎推理小说改编电影的质量和评价呈现出自由落体之态。2017年,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上映,虽然收获了3.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口碑却并不叫好。2022年,《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口碑继续下滑的同时,票房仅有1.37亿美元。
而最新改编自阿加莎1961年出版的小说《万圣节前夜的谋杀》的《威尼斯惊魂夜》,上映一周,票房仅有7000万美元。从什么时候开始,观众不爱看侦探电影了?
一、优秀的推理和不尽如人意的导演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被翻拍成电影上映不是一件新鲜事。
1956年,比利·怀德导演的《控方证人》首次将阿加莎的作品搬上大银幕,收获了6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留名影史;《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数次改编为影视作品,历久弥新;话剧《捕鼠器》从1952年开始连续演出70年,超过20000场;大卫·苏切特版的《大侦探波洛》持续播出了24年(1989—2013年),共改编了70个探案故事。
1890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海滨城镇托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如她最新的传记《谜样的人生》的描述,孩提时光生活在“井然的秩序和高度的确定性”中。
阿加莎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富商的后裔,就像是从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中走出来的人物。而她的童年在山顶的一座拥有宽阔庭院的大宅中度过。从山顶往下看,可以看到起起伏伏的山丘和没有尽头的大海,她的一生都在怀念着这片她所深爱的美丽的土地。
出生在上流阶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昨日的世界”里的阿加莎,在她的作品中尽力寻求着这样高度的秩序。
她创作的侦探小说常常被归类为“舒逸推理”,故事中有着舒适的环境、十足的生活细节,暴力、血腥和性的描写则被有意地淡化甚至回避。因此,她的侦探小说也被认为是一种度过无所事事的周末的绝佳休闲方式。
将阿加莎再度搬上大银幕的肯尼斯·布拉纳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却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导演。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肯尼斯依靠出色的舞台表演被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出演了多部由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制作的电影版莎剧,包括《亨利五世》《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典作品。1996年,肯尼斯导演并主演了长达4小时的电影版《哈姆雷特》,获得四项奥斯卡提名。
在被更多人关注到的电影世界里,他曾主演过一部伍迪·艾伦的作品,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出演了洛克哈特教授,在《敦刻尔克》《奥本海默》和《信条》中也都有他的身影,他还导演了《雷神》第一部。这也并非他第一次导演幻想电影,肯尼斯曾经尝试过翻拍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最终以口碑和票房的失败告终。
肯尼斯·布拉纳试图将代表了21世纪的多样性纳入阿加莎的故事中。
《纽约客》的影评人安东尼·莱恩认为,阿加莎的小说中有着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种族刻板印象,如“一个体形庞大、皮肤黝黑的意大利人在兴致勃勃地咬牙”。而在2022年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不同种族、肤色、背景的角色都有了自己的位置,在《威尼斯惊魂夜》中也是如此。
二、演得好莎剧,却拍不好谋杀?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并不出彩,而且有着令人感到些许不安的案件——遇害者是个只有十二三岁的、渴望得到关注的小女孩。
布拉纳的《威尼斯惊魂夜》除了借用原著的人名和万圣节前夜的背景,完全是一个新的故事,用更加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大侦探波洛的“同人电影”。
不同于原著中普通的英国小镇,《威尼斯惊魂夜》发生在威尼斯一栋年久失修的古堡中。古堡女主人的女儿多年前意外去世,她希望能在万圣节当晚通过通灵来和女儿再次对话。由杨紫琼饰演的神婆却在被“附体”时歇斯底里地高呼当年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谋杀。当晚,神婆却离奇坠楼,被雕像贯穿身体遇害。
如原名“A Haunting in Venice”,威尼斯的一次闹鬼。通灵、鬼魂和不相信这一切的唯物主义侦探之间形成了十足的张力。导演也在氛围的渲染上下足了功夫,几次突发惊吓(Jump Scare)能够结结实实地吓到全神贯注的观众。
三部新版改编电影中,阿加莎创造的“大侦探波洛”由肯尼斯·布拉纳自己出演。新版电影中,波洛的形象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侦探界的明星——夏洛克·福尔摩斯。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下,波洛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矮胖的比利时人。在波洛的首秀,也是阿婆以本名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波洛被描述为一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举止稳重庄严。他脑袋的形状像个鸡蛋,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他的胡子硬邦邦的,像军人的胡子。他的着装整洁得惊人,我深信,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简直比让他吃颗枪子儿还难受。”
而布拉纳出演的波洛有着匀称身形和矫健的身手,与阿婆笔下的矮胖又行动迟缓的波洛判若两人。相比于原作中在餐车的座位上完成对十余位证人审问的波洛,《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中的波洛眼神锐利而坚定,在车厢中穿梭不停。揭开谜底的时刻被改编为一场颇具仪式感的汇报演说,人们在大雪中模仿着《最后的晚餐》,等待审判的降临。
在《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中,改编来得更加生硬。在影片的开头,肯尼斯用了一段10分钟的黑白战争戏介绍了波洛在一战时期的旧情和他小胡子的来历,并没有出现观众预期中的阳光、庄园、红色的劳斯莱斯和盖尔·加朵的美貌。
肯导热衷于给波洛“加戏”。为他安排了一段甜蜜而又充满痛苦和遗憾的往事,见缝插针地让波洛在大脑高速运转的推理中散发不合时宜的深情。在侦查破案时,波洛和爵士乐手莎乐美的感情进展也令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削弱了推理的紧张氛围。
阿加莎版的波洛将旺盛的自尊心藏在巧妙的语言和破案时运转的“灰色脑细胞”中,而肯尼斯版的波洛则在眼神、肢体动作和慷慨激昂的演说中成为了一个精于破解谜团的自大狂。改编越来越大胆,观众却越来越不买账了。
三、进化的推理和过气的侦探
布拉纳褒贬不一的改编却并不是侦探故事不受欢迎的唯一原因。
近些年来,取得了商业成功或者说依靠良好口碑而收获了大批观众的推理作品屈指可数。
2010年,将故事舞台从19世纪大英帝国搬到21世纪繁华都市的《神探夏洛克》收获了全世界热捧。2019年的“公寓版《大逃杀》”日剧《轮到你了》一度成为社交网络最热话题。近年,《隐秘的角落》《无证之罪》《漫长的季节》等国内的社会派推理作品则聚焦此时此地,甚至在开头就揭晓凶手,案件的推理不再是故事的重点。
“事发—调查—揭晓”的三幕式的侦探故事似乎与观众的口味脱节了。
阿加莎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和她所处的阶层为她作品提供的场景,与主流观众越来越遥远。在世界上最奢侈的列车包厢、尼罗河金色阳光下的豪华邮轮和水城威尼斯的大城堡中发生的密室凶杀案,已经是发生在昨日世界的“时代眼泪”,齁咸,还有点酸。
即使有约翰尼·德普、盖尔·加朵和新晋影后杨紫琼出演受害人的噱头,这类故事的票房号召力也正在降低。4年前,《利刃出鞘》的成功就像一次古典推理作品的回光返照,第二部《利刃出鞘2:抽丝剥茧》被网飞以4.69亿美元买下版权上线流媒体后,只是反响平平。
人们已经无暇顾及在奢华的环境中衣着光鲜亮丽的人们如何爱与被爱,杀与被杀。当下能够抓住观众眼球的推理故事总是与社会、时代、人性环环相扣,“怎么杀”从谜底变成谜面,俯瞰结构性的困境的“为什么杀”是现在的人们更加希望破解的谜题。
布拉纳执导的阿加莎改编,在高质量的CG动画和出色的服化道中,给人们提供了一次精神上的复古娱乐体验。在漫威电影都要让漂泊在宇宙中的英雄们插手现代人精神问题的年代里,它们真的已经——我通常很不情愿使用这个词——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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