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听朋友说了件事儿。她在美术馆看展览时，一位大学生抱怨现场居然没有讲解员讲解画作。她听了很感慨，觉得这是典型在“标准答案”中长大的孩子，没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哪怕看个艺术展都想有人在旁边讲讲“标准答案”。
这并不是孤例，旅行平台上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条目下常有人留言，说展品和设施都很好，遗憾是没有讲解员。
许多人或许会认为，在美术馆里欣赏画作，需要专业素养。所以如果没人讲解，就会看不懂。
欣赏艺术品是否需要专业素养，这是一个长期被探讨的话题。在许多美术馆里，常可以见到一个人站在一幅画作前久久凝视。他们未必是专业人士，但仍可沉浸于美感之中。
这种沉浸的能力并非人人都可拥有，但它并不稀缺，也无需专业素养，仅仅需要从小浸淫于艺术的审美能力，还有内心中未曾被世界暴击的安宁角落。艺术的魅力在于永无定论，只要有心有力，每个人都可以从画作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感知。
但是，如果是一个习惯了按照标准答案做事情的人，就很难在艺术品中感受到魅力。同样，一个习惯了标准答案的人，也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偏偏许多孩子就是在“标准答案”中长大的。
教育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比考试的“标准答案”更可怕的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在现实中，许多针对个体的评价都是基于某种“标准”。这种“标准答案”式生活，甚至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东西。
“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是一种“经验”，但“经验”并不一定靠谱，尤其是在经验失效的当下。
在人类历史上，“经验”一度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时，人类的生活半径狭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去过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甚至未曾离开自己的村子；那时，人类的社会关系基本固定，局限于村落和宗族；那时，人类获取资讯的渠道仅仅是口耳相传，即使改朝换代的大事，也可能拖个一段时间才知道……
因此，那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会很有说服力。因为在简单而节奏缓慢的小农时代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重复而为之，比如如何种地，如何割草，如何打柴，如何剁肉，全都是熟能生巧的活计。大多数生活经验也无可取替，比如对天气的判断，对婴儿的照顾等。至于所谓的“人生经验”，当然也以随大流为主，长此以往，自然生出一种对“与别人不一样”的恐惧。甚至可以说，经验是唯一可以传于后人的东西。
可现在呢，一个人一天所获取的资讯甚至多于中世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的信息量。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程飞速前行，以至于人类一旦重拾经验主义，往往就意味着倒退。如果文明即真理，那么理想、创意、情感、信仰和技术，它们的重要性都位列经验之前，甚至将之远远抛离。
现代人如果只依托经验生活，很可能会四处碰壁。比如就业问题，许多曾经抢手甚至“能干一辈子”的职业逐渐被人工智能代替，就是对经验的颠覆。如果要寻求“标准答案”，那就更难。
生活的意义消逝，网络游戏成瘾，外貌焦虑，房子成为人生的执念……现代人在意义与虚无、功用与价值、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在躺平和内卷中无限循环。这并不是个体遭遇的问题，而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必然遭遇的一种生活趋势。要应对它，没有任何标准答案。
学者孟庆延试图从各种社会现象中探寻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从社会、生活、个体三个角度追溯问题及其根源，把问题置于制度、秩序、文化、传统、习俗的背景下，从社会和时间的长河中去理解其作用机制和原理。不过，他并不打算对这些问题给出“标准答案”，所以书名就是《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
社会学时常被人视为一门空洞的学问，仿佛谁都可以说上几句，但这种“蔑视”或许恰恰是人类陷入困惑的原因。孟庆延认为，社会学是克服盲目焦虑的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应放下虚幻的、妄自尊大的“自己”，以一种真诚而朴素的心态去面对周遭与生活。
房子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孟庆延的分析目标。没有房子的人生是不是失败的人生？这可能是萦绕在很多打工人心头的问题，它就像一个总会在耳边响起的声音，不断考验着现代人的心理耐受力。而在孟庆延看来，在这个问题背后更具本质性的问题在于，房子与家究竟是何种关系。
如果从日常经验来看，没有房子的人生当然是失败的人生。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不动产，人们很难在生活中建立安全感和确定性。正如孟庆延所写的那样：“我们要看房东的眼色行事，会陷入不断搬家的境地，甚至居无定所这种极端状况也有可能会出现。不仅如此，没有房子还会影响子女上学，影响个人所得到的社会评价——究竟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因为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有什么样的房子，甚至比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更能够成为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标识。这些都是并不难理解的常识性体验。”但孟庆延继而问道：“这就足够回答那些疑问了吗？”
即使将这个现实问题“升华”为哲学问题，以“有恒产者有恒心”和“安土重迁”等观念作为答案，也显得空泛。“有恒产者有恒心”仍然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逻辑，将房子视为最基本需求，只有得到这方面的满足才能再谈更高层次的需求；“安土重迁”则约等于用A解释A，是一种对具体问题的抽象回答，因为它无法解释这一系列问题：到底该如何理解“安土”，究竟什么是“安”，“安”又为什么要建立在“土”上？
孟庆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房子与家的关系无外乎四种：有房有家，有房无家，无房有家，无房无家。如果将幸福感这一主观心态视为光谱，那么，有房有家和无房无家无疑处于光谱两端，可中间两种类型的边界似乎就非常模糊。
相比无房有家这一常常见于媒体探讨的尴尬状况，“有房无家”很少被提起，但也相当普遍，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择偶优势”。
不过在现实中，许多人虽然有房，而且还是全款或房贷压力很小，仍然仅仅将房子住成了旅馆。《谁的问题》一书中这样总结：
“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强度给人空前的压迫感；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流程化。对最广大的人群来说，不论是有房还是没房，不论是进出写字楼的‘金融民工’还是体力劳动者，大家都是被困在系统中的打工人。外卖骑手为了抢单奔波，精英白领为了KPI加班奔命，高校学生为了学分绩点成为‘卷王’，青年教师为了发表论文脱发。各行各业都逐渐形成了疯狂加班的‘内卷文化’。”
在这种状态下，许多人每天根本没有几个小时能够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如果身处一线城市，通勤时间较长，那么“回到家就睡觉，闹钟一响就离开”就是许多人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所以孟庆延提到，除了计算收入/房价比之外，更应该测算的应该是房价/时间比，也就是每个产权人每年在自己的房产住所居住的时间。
这个计算的结果会让许多人发现，现代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就是“被剥夺”和“被侵占”的状态，“当一个人拖着职场带给自己的满身疲惫回到家中，面对唠叨或者坐在一旁只知道玩游戏的伴侣，还要面对辅导孩子作业这项足以令人血压飙升的工作时，他会有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呢？”
所以，“有房无家”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定义，不管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不管你是单身汉还是成家立室一家几口，都有可能因为时间被侵蚀被压榨，沦为一个“有房无家”者，只是每晚回一个固定旅馆睡觉。
容貌焦虑也被孟庆延视为“多数人的暴政”，他写道：
“如果说‘网红脸’‘蛇精脸’‘奶油小生’的走红及其背后呈现的‘审美趋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其内在的资本与传播逻辑，那么接下来要讨论一个更具本源性的问题：关于容貌的审美，到底应该是多元化的还是一元化的？”
现代社会崇尚多元价值观和个体价值，因此“美”只关乎自己，一直被视为成熟心态。但即使如此，个体也无法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脱离“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审美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最能体现“社会”存在的场域，这是因为“社会既是我们的参照系，也是我们形成自我认知的重要源头。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一旦组成，便会产生超越个体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以各种方式、从各个领域渗透人的肉身，而围绕容貌产生的一系列认知，便是其具体体现。”
孟庆延继而阐释：“潮流”“时尚”等词语，往往与容貌相关，它是指“某段时间内大多数人的倾向、崇尚与选择。那么，大多数人的倾向与选择究竟是被少数人塑造的，还是大多数人的‘自主’选择所形成的共识呢？”
这或许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死循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敏锐嗅觉与发达的大众传媒，都在时尚与潮流的形成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因此，审美到底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对容貌的认知到底是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事，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这些问题的底层逻辑是，“现代社会中的容貌以及由此而来的颜值正义和容貌焦虑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多数的暴政’”——“现代文明的潜台词是：所有个体都是经历了启蒙，有着自身理性思考和审慎态度的人，因此每个人应该独立行使手中的平等权利。然而，现代文明却在有意无意间将‘应然’当作‘实然’，因为在现实中根本无法保证每个人的选择是理性而审慎的。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的暴政’。当今在资本与媒介加持下的容貌模板与审美潮流的塑造，本质上也是一种颜值领域的‘多数的暴政’。”
说到“多数的暴政”，许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网络时代。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典型区别，就在于它是分工非常细致的庞大系统，互联网更是将这种系统性推向极致。过往工业社会逻辑上的实体化运作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在互联网时代演变为高度依赖符号化介质的虚拟交往。
在虚拟世界中，尽管人们依然相信“眼见为实”，但必须面对的是，这种“真实”往往是被符号化的事实片段，“同一个行为放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解释路径；同一个行为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互联网当然有积极作用，但它确实存在一个消极作用：事件在转述、编辑和剪接的过程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增减。即使是个体在真实世界里面对面的互动，往往也难免“言不及义”“词不达意”，而互联网作为技术介质，造成的误会和冲突只会更多。
同时，传播信息时掺杂的主观意识，也会让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失真，继而被情绪所裹挟，这也是网络暴力的重要成因之一。
个体的理性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标配，也是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但实际上，每个人面对复杂的社会事实，都无法保证足够理性，但又恰恰因为现代文明为个体提供的平等与自由的允诺，人们往往又会将表达自我作为天然正当的权利。互联网带来的纷繁信息，让人们无法仔细甄别，因此出现了“短链条理性”。
所谓短链条理性，《谁的问题》一书这样定义：就是现代人在“吃瓜”和参与公众讨论、发表意见时，其实只会基于自身接收的有限信息来做出判断。将这种理性称为“短链条”，就是指信息本身的“片段性”与“散点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旁观者的大众其实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处境：一方面，要行使自己手中表达观点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要在一种去情境化的状态中表达观点。”
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实际上一直是‘不明真相’的，因为爆炸式的信息轰炸、标题党式的阅读理解，以及整体性的去情境化传播机制，都使得大众只能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更容易以‘短链条理性’来对待事件，即围绕‘自己所看到的行为’来对事件加以理解与评判，而不对背后的真实情境展开进一步追问。”
孟庆延还指出，更糟糕的是，人们在拥有“短链条理性”的同时，还有着“一种短促而绵延、激烈而正义的长链条情绪”。朴素的正义感当然是理想社会的必需品，但如果朴素的正义感在“大众”和“集体”的加持下，演变为一种肆意奔涌的情绪乃至泛滥成灾，那将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
说到底，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现代人往往被社会所裹挟。个体不管看起来是否成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有着怎样的收入，都很有可能是每日做着重复性工作。至于升学与婚姻之类的事情，也往往与理想无关、与喜好无关、与爱情无关。
人类遭遇的问题，不仅仅基于个体的不同状况，还需要在社会中寻找成因，但又没有标准的解决办法。人的一生总要面临各种判断与抉择，没有任何教科书可以提供标准答案。这是孟庆延想在《谁的问题》一书里告诉人们的，但无论如何，人类不能停止思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本文首发于《解放日报》，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