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曾经写过不少，首先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因素（无论是用普林格经济周期去分析，还是用中国的货币-信用周期去刻画），现在我们知道了周期性问题只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部分，还有结构性问题。
一个是2023年关于长期转型和短期防风险的讨论，怎么在这两个目标中取得平衡。
其实第二点，就是一个讨巧的说法，它的全名应该叫做“怎么在应对结构性长期问题时，兼顾短期的周期性风险”。
或者简单点说，在储蓄率偏高、需求不振、居民分配不合理的大环境下，长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上面这三个长期因素，加上了短期外需的走弱，那么该选择什么政策组合，去同时解决长期的问题和短期的问题，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应该作何取舍，又应该使用怎样的政策组合？
本文有三个部分：
1. 中国经济历来储蓄率偏高、投资偏多、消费偏低，这是中国经济最深的结构性顽疾——供需失衡。它是有历史原因的；
2. 这个长期结构性顽疾，曾经有两个短期补丁——一个叫做出口，一个叫做服务业，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几年这两个短期补丁都失效了；失去了补丁，这个结构性问题被放大，与周期性问题一起共振，造成了现在经济的局面；
3. 往未来去看，有三个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先把短期补丁再打上；第二，解决周期性问题；第三，尝试开发长期补丁：提高劳动人民收入。目前第一个和第二个都在做，但第三个反而是最关键的。
差不多七年前，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澳洲的金矿矿工，其实收入和一个投行的矿业分析师差不了太多，当那个投行的矿业分析师在坐商务舱飞来飞去的时候，澳洲的金矿矿工也经常坐小飞机Fly in Fly out上下班，吃的也是龙虾冰淇淋。而如果我们回到国内，在贵州当时的锦丰金矿，我只能说国内的矿业工人，和国内的投行分析师薪资差距和生活待遇差距是巨大的。
同样的情况在今天也存在，中美两国白领收入的差距，远小于中美两国蓝领收入的差距。
这篇文章就是尝试解释为啥这样，以及该怎样。
一、为什么消费低储蓄高？
上图可以看到，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占比，在过去40年是一路走低（除了90年代和10年代的回升）。
上面这三个线条，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表着投资拉动，随着供给侧改革和基建基本上完成，所以它的占比估计未来是固定的，所以未来要么是居民消费增加，政府消费减少；要么是政府消费增加，居民消费减少。
如果坚持长期转型高级制造业，以安全为所有问题的核心，居民消费一定跑输政府消费。如果选择市场培育产业，安全与发展并重，那么这两个都可能走高，投资可能降低，这是最完美的转型。
如果放弃安全、放弃长期转型，居民消费可能增加，但长期来看这绝不是最优解。
扯远了，从表2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是消费偏低，投资偏高。这点其实并不完全能用东亚发展模式去解释，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我倾向于觉得，大分流理论是对的，清王朝其实刚开始税负很低，然后遇到财政压力后被迫转型，最后还是因为投资不足不行了，然后新中国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然后投资勒紧裤腰带也要做。
关于中国为什么储蓄率偏高、投资偏高、消费偏低的文章和解释有无数个。这里我只是写了一个理由（如果有其他的看法自己去翻论文即可）。
二、储蓄率高、消费不足，投资偏高的两个补丁是出口和服务业
设想一个国家，如果大家赚了钱都不消费，自然会产生很多商品的盈余，这些商品都需要出口去国外，等于是说，经常账户的顺差，其实很多时候就来自储蓄和消费的失衡。
然后对于储蓄来说，所有的储蓄都可以变成贷款，都是可能的投资来源，所以超额储蓄可能也代表了超额的投资，但投资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可能带来更多供给，然后需求就更缺了。
出口是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方法，而对于储蓄过多，投资过多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补丁就是给服务业投资，服务业是一个很难过剩的行业。因为不管怎么说，和制造业比起来，服务业的“生产工具”就是人，服务业要雇佣更多人，然后很容易涨价，你看到一个好看的皮肤愿意花100元，但你买个螺丝一定要货比三家，没人说因为一个螺丝好看就多出点钱。
看看制造业劳动者收入的占比有多惨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出口和服务业是中国储蓄率偏高、投资偏高，消费偏低的两个补丁。
当然，服务业这个补丁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不平衡，上图中增加值比较多，劳动者报酬也比较多的“金融和房地产”“其他服务业（其实是软件）”偏高。
在贸易摩擦和最近的改革中，出口和服务业都受到了打击，所以这两个补丁就失效了。
三、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有不少，但消费偏低、储蓄偏高，投资偏高的失衡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这会导致整个经济朝向投资拉动，越投资拉动越举债，越举债消费可能就越低。
在之前我们通过出口和服务业来缓解问题，出口相当于自己不消费让外国人消费，服务业相当于即便投资过剩也比制造业产能过剩好。
但在2018年至今，我们先后经历了贸易摩擦带来的出口问题，和对于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医疗和金融等服务业的严管，所以看到的又是制造业投资起来。
这种失衡带来的问题就是消费占比依然低迷，然后制造业占比偏高。
长期去看，中国经济将来一定是努力走高端制造，然后高端制造是供给创造需求。所以一路通、路路通。但短期现在遇到问题，就需要先把补丁打上，出口努力稳住，然后金融、教育、房地产、互联网、医疗等服务业尽可能不要继续下滑。
但更长期来看，即便走供给创造需求的道路，中国也需要提高劳动分配比重，不能继续让中国的蓝领工人承受过低的工资。
下图中我们看到，金融和地产的营业结余快速增长，所以虽然很多金融和地产工作者曾经工资并不高，但奖金高，而制造业工人、农民、其他服务业就没有这种奖金。
在国民经济的再分配中，谁赚得多、谁赚得少一目了然。而如果做国际横向对比，我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只有15.7％， 创造的劳动报酬占比只有7.7％， 而美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创造的增加值为32.5％， 创造的劳动报酬占比为23.2％。因此和其他国家对比来看， 我国的金融房地产业仍然存在盈余过于 “丰厚”， 而增加值和劳动报酬贡献不足的现象。所以在居民整体分配一直降低的大环境下，内部也有分配不均的问题。
四、总结
所以总结一下，长久以来我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逻辑如下：
共和国自诞生以来就有安全的担忧，重投资，鼓励节约，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是文化使然；
这种储蓄率高、消费率低，是我们出口牛的原因（等于说赚了钱又不想花），也造成了产能过剩，在两次供给侧改革之后，对于服务业的投资增加缓解了一部分问题；
2018年至今，出口和服务业都遭受了锤击；
因此目前我们储蓄率高、消费偏低、投资偏多的经济结构，遇上了外需走弱的周期性问题，带来了经济的困难；
目前看起来，出口和服务业重新开始被重视，失衡的情况有望稍微缓解，但出口的担忧始终存在，长期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增加内需。
而内需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各个行业发展不均衡，所以收入不均衡，白领和蓝领收入差距很大，不同行业的白领收入差距很大，同时财产收入太低。
导致的结果是经典的贫富差距太大导致的需求不足。
而我也非常理解为什么对于涨工资这个事情政府会有些迟疑，在产业升级没有完成之前，提高成本可能会削弱竞争力，这始终有风险。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先把产业升级做完，供给创造需求，还是同时维护多个层次的市场，需求创造供给。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问题，当结构性问题遇到周期性问题的时候，几年前大家的想法是，因为有结构性问题，所以周期性的解决方法可能不解决问题，但现在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一起来，我感觉就需要同时用上结构性的方法和周期性的刺激方法。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最近政策有所加码的原因之一。
而在更长的周期里，如果中国要想获得安全，要想在没有美国的需求情况下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第一要生产出厉害的东西，第二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给某个群体。
要么我们以后所有厉害的东西都算在政府消费里，要么我们的居民部门以后可以消费得起厉害的东西，无非就这两个结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 （ID：peifengke），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