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转型理论为切入点，将毕业后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划分为“备考族”“求职族”“躺平族”三类典型群体，并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对他们的就业心态与生活状态进行了比较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毕业后准备升学、证书等考试的“备考族”和继续找工作的“求职族”比例远远高于无所事事的“躺平族”。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人力资本状况更差、家庭背景更不好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更可能成为“躺平族”。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在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制定针对性服务措施。
一、引言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个人成就和社会流动的阶梯，是否拥有大学文凭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机会分配的主导性因素。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优势职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成为重要的社会机制。
然而，大学学历回报受到高等教育扩张现实的严重冲击。依据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衡量指标[1]，自1999年我国实行大学扩招政策以来，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由精英化（Elite）阶段迅速进入大众化（Mass）阶段，其后又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Universal）的转变[2]。
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200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仅为107万，此后逐年攀升，2023年已经达到1158万人，每年总量仍在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面临巨大挑战。高等教育极速扩张带来的大学学历信号作用降低，导致了大学学历严重贬值的负面效应，并进一步侵蚀了文凭社会的学历法则和价值基础[3]。
从高考改变命运到大学生就业难，文凭交换价值和社会价值降低，大学生相对社会地位下降，文凭通胀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现实。就业客观形势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变化，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分析陷于求职困境之中的大学生就业心态和就业选择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
就业是大学生重要的人生转型事件。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对未来人生轨迹具有关键影响。本文将以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部分群体在从学校到毕业离校之后的求职状态、就业心态和生存状况。毕业未就业指的是大学生已经完成大学学业、正式从学校毕业后仍未就业的情况（本文所界定的“未就业”是依据教育部“毕业去向落实率”的统计标准，即不属于继续深造和签三方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就业形式）。
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这部分群体的典型性更强，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就业分流的转换中未能实现成功就业，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经历更大的消极体验、身份压力和价值否定。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在规模上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2020年12月，来自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77%以上。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20%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时就业单位仍未落实，处于未就业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慢就业”“晚就业”“延迟就业”持续升温，导致该群体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因此，有必要从学术角度加强对该群体的研究。
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也是高校就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教育部强化政策服务，专门组织开展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持续为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针对性帮扶。
2022年1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健全就业帮扶机制，“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不断线服务”。
离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就业心态怎样？他们步入社会之后的生活状况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既是对“孔乙己之问”的解答，也是为这些群体提供精准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前提。本研究将借助全国性的大学生调查数据，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结合定性访谈的方式，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相关研究综述
1. 转型理论视域下的大学生就业
青年就业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就业机会不足加上自身工作经验的缺乏，导致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寻工作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容易出现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实际上，大学生就业不仅仅涉及就业实现（找工作），而且涵括了多个连续性的环节。
转型理论（Transition Theory）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从过程转换的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学生从教育到就业、从学校到工作转变过程中的不同结果，以及其背后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安排、个体偏好与决策等影响因素[4]。
这一转型涉及三个转换环节：学校生活（转换前）、找工作（转换中）和工作适应（转换后）。虽然转型理论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体系，但是该理论具有一些共识性的理论主张[5]，例如：人生转型是建立在特定年龄阶段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意味着生命历程中的不同角色或者身份的转换；转型既是个人客观状态的过渡，也是个人主观感知的变化[6]；转型既要面对外界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动，也要经历心理调试和自我认同的重构。
在转型理论看来，未就业大学生经历了失败的转型（Fractured Transitions）或者延迟的转型（Delayed Transitions）[7]，其背后则是一系列结构性与个体性因素、客观环境与主观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往研究对于大学生教育—就业/学校—工作转型的研究，核心关注大学生是否就业以及就业好坏（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涌现了大量的理论解释。
其中，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如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和职业生涯理论等，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结构性失业理论和匹配理论等。
但对于未就业大学生群体的转型研究和内部细化分析较为欠缺，未就业大学生群体内部构成如何？就业心态和生活状况有何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规模不容小觑的情况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异质性构成：从单维到多维的分析
从转型结果来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学校到工作转型中的失败者。但是从转型背后的原因来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则是一个内部差异较大的群体。目前的就业政策或者学术研究多局限于从单维视角理解这一群体。
（1）就业政策本身或者政策取向的研究
在以往出台的政府政策中，毕业未就业大学生一般被界定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者就业困难毕业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等政府机构出台就业支持政策对这部分群体予以就业帮扶。
例如，人社部于2022年6月出台了《关于开展2022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旨在为在当年7~12月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提供针对性服务。教育部每年也通过各高校就业指导部门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体，建立工作台账，提供就业指导、信息推送、招聘活动等就业服务措施。
从政策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目的是为毕业未就业大学生群体中有就业意愿的人做好跟踪，侧重点在于就业帮扶。但在现实情况中，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元的，因此未就业毕业大学生的类型也是多样的。尤其是近些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发生变化，慢就业、晚就业现象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往往选择暂时不就业。
目前针对未就业毕业大学生就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就业帮扶，往往不会区分这一群体的不同类型和就业心态，并面向不同类型的毕业生做出针对性、差异化的帮助与指导。
（2）“尼特族”研究
“尼特族”现象最早在一些发达国家受到关注。“尼特”为NEET的音译，全称为“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指的是“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为生的青年人”[8]。
目前西方国家对于尼特族的界定范围比较宽泛和多元，包含了多种类型的年轻人，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内涵[9][10]。例如，在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2012年发布的报告中，区分了五种成为尼特族的原因：失业、照顾家庭、无所事事、正在找工作，以及从事旅行、志愿服务、自主学习等情况[11]。
目前，国外关于尼特族的群体构成和测量方式仍旧存在较大的争议。尽管尼特族是一个舶来概念，但其反映的却是一种国际普遍现象，中国同样存在一定数量的尼特族[12]。不过，国内多数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消极就业”意义上理解尼特族的，认为他们属于无所事事、就业意愿较低的一类人[13][14]。
过于强调消极意义并不适用于未就业大学生群体。比如，不少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没有工作是为了准备再次考研，这些人虽然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或者工作、接受教育培训，但并不属于消极就业，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自决。
这部分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失业青年，并非一定具有消极就业意愿，更不能被认为是无所事事或者“躺平”。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将大学生“尼特族”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有劳动能力但毕业后持续不升学未就业的青年群体”，并进一步区分为积极的尼特族和消极的尼特族[15]。
积极的“尼特族”具有主动的升学或就业意愿，并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实现这些意愿；消极的“尼特族”则是既没有升学意愿，也不想进入劳动力市场，缺少人生规划和职业技能学习的动力，经济上完全寄生于家庭。但是由于缺少相关调查数据的支撑，这一研究仍旧停留于定性判断，也未能对“尼特族”内部的不同群体做更多的特征比较。
（3）“啃老族”研究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研究从啃老的角度分析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认为他们属于“啃老族”。“啃老”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指成年子女在离开学校进入职业阶段后，虽然具有正常的劳动能力，但是经济上仍旧完全依赖或者部分依赖父母的现象[16][17]。
严格来讲，“啃老”的确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但主要是一种媒体修辞，而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具有一定模糊性。“啃老”比“尼特”更加形象，更加突出了消极的情感寓意，“啃老”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审判，即啃老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一些研究甚至把啃老族视为寄生群体，产生十分恶劣的负面社会影响[18]。
对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来说，由于缺乏固定的经济来源，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应区分持续时间的差异，因为备考或者继续求职导致的短期经济依赖是否可以算作真正的啃老？尤其应该把经济啃老和心理啃老予以区分。
相比心理上独立生活意识的不足、责任感的缺失和主观思想的依赖，单纯的经济啃老未必会招致道德上的评判或者负担，比如，对于继续选择备考升学、找工作的这部分大学生，他们虽然仍旧不同程度地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但这种短期的经济啃老往往并不会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心理尤其是社会层面的道德压力。尤其是在个体高度嵌入家庭关系网络的文化规范下，处于经济窘境中的青年获取来自父母的经济庇护或者物质资助，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接纳度[19]。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未就业大学毕业生都理解为道德消极意义上的“啃老族”。
（4）“慢就业”研究
“慢就业”，也被称作晚就业、缓就业。慢就业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慢就业”，慢就业本身也是一个模糊未清的概念[20]。一些研究认为“慢就业”指的是大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既没有继续求学深造，也没有正式参加工作的现象[21][22]。
慢就业突出了大学生就业的时间特征，但是什么时间就业、毕业之后多久没有就业算慢就业，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对于慢就业背后的就业态度和就业心态分析同样存在争议，尽管有些研究认为存在积极的慢就业，即大学生毕业后主动选择旅游、志愿服务等形式来增加社会实践经验、丰富自身阅历[23]，但多数研究还是把慢就业视作一种消极就业类型，作为一种就业困境或者就业问题来看待，并寻求应对之策。
也就是说慢就业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针对存在就业困难的这部分群体，一些研究甚至把“慢就业”等同于“啃老”或者“躺平”。从这层意义来看，慢就业也不能准确代表未就业大学生群体，因为这一群体并非都具有即时就业意愿，内部差异性大，也就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笼统地都视作就业困境群体。另外，慢就业指的是一种是否及时就业的状况，相关研究对于就业心态较少涉及。
（5）多维分析：类型化研究
综合国内以往的相关政策与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分析主要以单维视角为主，即都强调了该群体的某种或某些特征，但又未能涵盖所有典型情况，也没有说清楚这些群体的构成和比例分布情况。
造成这些研究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
一是已有研究概念无法统一说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是一个构成多样的异质性群体，其内部本身存在着类型分化，因此，我们对该群体需要开展类型化的研究，不能以偏概全或者试图抽离出这一群体的共识性特征。
二是这一群体主要有哪些类型？具有哪些构成特征？他们的就业心态和生活状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以适恰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由于毕业生调查数据的搜集难度更大，导致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数据比较缺乏、质量不高，以往相关研究所用的数据都主要是针对离校前的在校大学生，少数毕业生调查数据或者因为个别院校数据而存在较大代表性问题，或者因为调查内容不全面而不能较好地描述未就业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心态和生活状态。
三、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简称PSCUS），该调查以全国范围内的在校大学生和离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全面深入地搜集大学生就业、学习、生活与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
该调查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选取不同层级、不同学科特点、不同地域的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以保证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追踪调查，与国内其他几个针对大学生的专项大型调查相比，PSCUS的独特优势在于它是年度跟踪调查，追踪大学生从大一入校到毕业离校后的详细情况，每年开展一次，因此可以及时、全面地获取每一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我们使用了PSCUS2020年、2021年和2022年毕业生数据库中应届毕业生（包括高职院校毕业生和本科院校毕业生）的相关调查数据，并确定其中未就业应届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PSCUS每年对于毕业生的调查时点为11~12月，因此此时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状况已经相对稳固，可以更好地考察他们的就业心态和生活状态。
表1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三个年份样本在学校类型、性别、城乡等变量上分布比例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样本平衡性和稳定性较好。
为了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呈现了2020~2022届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心态和生存状态，同时比较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
其次，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使用了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业选择差异的原因。同时通过纳入更多的影响变量，借助多元统计分析进一步检验了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比较不同类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典型群体的求职心态与生活状态的差异。
在分析样本的选择上，由于我们采用分年份单独样本分析和三个年份合并样本分析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为了简化分析，我们选择了对2020~2022年应届毕业生进行了合并样本分析。
四、不同类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心态与生活状态的特征比较
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类型化研究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点。PSCUS详细询问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在接受调查时的多种求职状态，根据调查结果，结合社会现实，我们把毕业后半年左右仍未就业的大学生群体总结划分为三种典型类型，即“备考族”“求职族”“躺平族”。
“备考族”指的是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出国深造、司法考试等情况的毕业生，同时我们把“正在参加某类培训或课程”的小比例毕业生也归为备考族。
“求职族”指的是仍在继续找工作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
还有第三类比较典型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属于“什么也没做”“无所事事”“混日子”的一类人，也就是“躺平族”。
在三类典型群体中，“躺平族”是最具有消极就业心态的群体。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心态和生活状态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三类群体进行比较分析。
1. 就业心态
（1）就业选择
“备考族”“求职族”“躺平族”的比例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和生活状态的总体特征。从PSCUS数据结果来看，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调查样本中，“备考族”占比最大，达到了58.91%，“求职族”占32.75%，与“备考族”的比例差距较大。
这两部分人占比超过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总体的九成（91.66%），也就是说“躺平族”的占比仅有不到一成（8.34%）。
通过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一是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中，真正躺平、无所事事、混日子的人的占比是非常低的，虽然在毕业分流中未能顺利就业，但是这其中绝大部分人并不甘心在现实中真的成为“孔乙己”。
二是“备考族”的占比较高，说明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普遍选择提升学历作为应对之策，即使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多数毕业生仍然认为是值得的。
大学毕业生对更高学历的追求，主要还是因为面对就业市场压力而作出的无奈但理性的决策：一方面，大学生为获得高学历而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意味着确实能够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学历依然是劳动力市场上衡量大学毕业生能力最重要的“信号”，替代信号的缺失导致学历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正如柯林斯所言，在学历通胀的逻辑下，“面对学位贬值，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24]。
我们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类型学校毕业生状况的差异，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本科院校应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躺平族”比例非常少，重点本科（指“985”和“双一流”高校）和非重点本科分别仅为3.45%和4.03%，相比之下，高职院校未就业毕业生中则大约有15%的人处于赋闲的状态，远高于本科院校。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也更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是政策限制的原因，前面提到，大学生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最可能选择的策略是升学以提升学历，但是目前高职生“专升本”的比例仍旧相对较低，而且政策只允许应届高职毕业生报考，毕业之后不能二次报考，这导致专升本失利的高职毕业生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高职院校中还有接近三成的备考族，这部分群体主要是准备自考本科、出国申请、证书考试等。）
其次，高职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差，在大学生求职市场上技能信号无法替代学历信号作为衡量能力的重要标识，学历弱势导致就业弱势，既不能升学也找不到好工作的这部分大专生，往往处于尴尬的境遇，有些就会自暴自弃，无所事事。
最后是选择性的影响，经过高考的初次筛选，相对来说本科生认知能力、职业规划能力会好一些，如果高职生不能在大学期间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很好地提升技能人力资本，那么也更容易陷入求职和能力发展的叠加“困境”。
此外，在三类学校中，重点本科大学的未就业毕业生选择备考的比例最高，达到82.76%，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化决策的影响，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为精英大学生，他们对精英文凭回报的自我预期更高，一旦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他们更不愿意接受不满意的工作，而是选择继续提升学历。
（2）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反映了大学生对就业本身的态度和重视程度，而这种压力除了来自劳动力市场，还来自同辈群体的社会比较。PSCUS询问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身边同学已经工作或者升学是否会让自己感到压力。
总体来看，一半左右（50.30%）的未就业毕业生表示压力非常大或者比较大，仅有约10%的人表示没有压力。分群体类型看，“求职族”表示压力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最高，达到54.06%；“备考族”次之，为49.23%；“躺平族”最低，为43.47%，而且“躺平族”表示没有就业压力的比例在三类群体中也是明显最高的，达到27.54%，远高于“备考族”（8.82%）和“求职族”（7.01%）。
以上结果说明就业压力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躺平族”就业压力相对较低，是因为这一群体中不少人本身缺乏就业意愿，对他们来说是否就业也并不重要，而且这部分人大多完全寄生于家庭，靠父母生存，独立性差，缺乏工作的愿望。
（3）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与大学生的职业目标和就业心态联系密切。PSCUS询问了不同类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未来三年是否有明确的规划。“备考族”中由于绝大部分人都把升学作为接下来努力的目标，因此这一群体的大部分人（61.08%）规划相对清晰，短期目标比较明确，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比例在三类群体中也是最低的。
相反，“求职族”和“躺平族”两个群体有较大比例的人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分别有72.36%和73.20%的人表示未来三年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
但这两个群体对未来迷茫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求职族”主要是因为他们仍处于找寻工作的阶段，求职不顺利往往导致内心矛盾和挫败感，产生迷茫感，但他们仍旧保持了探索进取的状态，因此他们对未来很迷茫的比例（22.36%）要低于“躺平族”；“躺平族”则主要是因为这一群体本身既缺乏就业意愿，也缺少明确的生活目标，积极进取性不足，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躺平心理和“丧”心态普遍，这一群体对未来三年人生规划感到很迷茫的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群体，达到34.02%。
2. 经济来源
从经济来源看，由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尚未正式就业，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大部分都需要依赖家庭支持，经济上“啃老”明显。PSCUS调查数据显示，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接近七成（68.88%）的人依靠父母获取经济来源，也有超过1/4（26.47%）的人通过自己兼职获取经济来源。
从住房情况看，大部分未就业大学生居住在父母、亲戚或者朋友家，这一比例高达70.69%，有12.57%和7.92%的未就业大学生则分别选择在市场上租房或者租住价格相对更低一些的政策性公租房。
未就业大学生经济啃老的程度存在群体差异。
“备考族”经济上依赖父母支持的特征最为明显，该群体中有82.5%的人经济来源是父母，不过这种经济啃老实际上与大学期间接受父母经济资助性质相近，毕业后全职考研已经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社会选择，因此他们并不会面临较大的社会规范压力。
“求职族”兼职比例较高（47.41%），经济啃老程度最低，因为这部分群体已经较大程度转换身份，处于从学校迈向职场的过渡中，经济上继续啃老会让他们背负更大的道德自责与社会压力。
“躺平族”的经济啃老程度居三类群体中间，他们的兼职比例也超过了1/4（26.43%），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群体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有一部分人完全寄生于家庭混日子，缺少职业规划与目标，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获得家庭经济支持，只能通过兼职谋取生存，比如依靠打零工、挣日结工资混日子的“三和大神”。
3. 家庭情感支持
从PSCUS的调查结果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家长对于子女毕业却失业、经济上又“啃老”的状况总体上还是比较宽容和理解的。未就业大学生的家人对其未就业的状态主要是持支持和中立的态度，其中，“非常支持”的比例为11.84%，“支持”的比例为35.95%，中立无所谓态度的比例为34.98%，而“不支持”和“非常不支持”的比例分别仅有13.47%和3.75%。
这说明大部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还是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与理解的。但这一状况存在群体差异，得到家庭情感支持程度最高的一类毕业生是“备考族”，家庭不支持和非常不支持的比例加起来仅为7.59%，这说明家长比较倾向和支持子女能够继续获得更高的学历。
“求职族”得到的家庭情感支持程度最低，他们中33.77%的人不被家庭支持，比“备考族”高出26.18%，这反映出目前家长对大学生既不继续备考以获得更高学历但又迟迟找不到工作的状态还是会感到并表现出情绪上的焦虑和不满。
“躺平族”的情况则比较出乎意料，他们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程度反而高于“求职族”，这可能是因为“躺平族”群体本身就面临较多的成长问题，所以家长对这部分子女的预期比较低；另外，家庭对“躺平族”未就业状态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在三类群体中也是最高的（45.65%），根据我们的访谈情况，导致这一结果除了可能是因为家长预期低，另外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为这一群体遭到更多的家庭漠视，他们的原生家庭以及家庭关系状况往往不好，家人对他们往往选择性“取关”。
4. 心理健康
与已就业大学生相比，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状态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带来更多的负面体验，导致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失业焦虑。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从PSCUS针对自评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来看，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有4.05%的人表示心理健康情况很不好，5.38%的人表示不太好，相比之下，有32.69%的人表示比较好，23.02%的人表示非常好。
总体来说，心理健康不佳的比例加起来不足10%。与已经就业大学毕业生的情况相比，未就业大学生和已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两个群体的自评心理健康差异不显著（χ2=1.489，p=0.829）。未就业大学生和已经升学的大学生两个群体的自评心理健康差异显著（χ2=70.2908，p=0.000）。
由此可见，影响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程度，已经升学的大学毕业生仍然是在相对单纯、压力较小的校园环境之中，所以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要面临新工作环境、职场人际关系和工作任务等多种挑战，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则面临着暂时失业或者求职不顺利的压力，因此这两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更差一些。
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内部差异来看，“备考族”的自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该群体中表示“很不好”和“不太好”的人加起来占比仅为6.88%；“求职族”次之，表示心理健康“很不好”和“不太好”的比例大约占11.44%；“躺平族”表示“很不好”和“不太好”的比例最多，大约20%（19.56%），在三类群体中心理健康状况最差。
我们进一步使用PSCUS中的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K10量表）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患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进行了测量。K10量表是诊断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常用心理量表。
K10量表让大学毕业生对10个心理健康测项进行自我评分，并将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分为四个等级：0~5分为1级，表示患心理疾患的危险性低；6~11分为2级，表示患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较低；12~19分为3级，表示患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较高；20~40分为4级，表示患心理疾患的危险性高。
分析结果显示，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备考族”与“求职族”处于心理疾患风险最高等级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14.5%与14.4%，但是“躺平族”处于该等级的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群体，达到24.2%。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总结得出，对于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而言，暂时失业状态并非一定会引起较大的心理问题，背后主要影响因素是转型适应问题，即外界环境的改变程度、心理压力程度与调适能力。
例如，“备考族”心理健康状况就相对不错，甚至好于已经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求职族”由于面临求职压力和环境适应性问题，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备考族”；“躺平族”的心理健康问题最为严重，存在较大的心理疾患风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生存压力的加大，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五、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求职心态与生活状态差异的回归分析
本文第四部分已经通过描述性分析比较了三类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典型群体的求职心态与生活状态的差异，本部分我们通过纳入更多的影响变量，进一步通过回归模型对描述性分析的结果进行检验。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模型检验的结果与描述性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了一致。
在就业压力方面，“求职族”压力最大，“备考族”次之，“躺平族”最小。在生涯规划方面，“备考族”的生涯规划相对明确，“求职族”和“躺平族”两个群体差异不显著。
在经济来源方面，“求职族”对家庭的经济依赖程度最低，经济啃老最不明显，“备考族”和“躺平族”都更多依赖家庭经济支持。
在情感支持方面，“备考族”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更多，“求职族”家庭情感支持最差，“躺平族”居中，前文已经分析，“躺平族”的这一情况更多可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较低的家庭预期或者较大的家庭漠视。
在心理健康方面，“备考族”心理健康水平最好，“求职族”次之，“躺平族”最差，而且“躺平族”处于心理疾患危险性高的程度也最大。
六、谁更容易成为“躺平族”？
在本文界定的三类典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中，“躺平族”是最需要引起注意的群体。本部分将通过纳入更多的影响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不同的就业选择结果，尤其关注哪些人更容易成为“躺平族”。
由于分析的因变量为三种典型群体，因此我们选择了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影响变量包括毕业生的性别、入大学时的户口、就读大学类型、英语成绩、党员身份、班干部身份、家庭背景（父母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地位）等变量（本文在模型中也曾尝试加入了大学毕业生专业变量，但是专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反而造成了模型冗余，因此我们在正式模型中去掉了这一变量）。这些影响变量代表了未就业大学生毕业生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情况。
通过表3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一是人力资本状况越差的未就业毕业生成为“躺平族”的风险越高。在学校类型方面，高职毕业生更容易成为“躺平族”，而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考研或者准备其他证书考试。
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高职毕业生受限于专升本政策的规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弱势和技能水平不足，导致他们更容易陷于升学途径缺乏、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英语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认知能力水平，也是就业市场上重要的人力资本信号，数据结果显示，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越好的人，越容易选择继续备考或者求职，而英语水平越差的人更容易成为“躺平族”。
二是在家庭背景（社会资本）方面，父母收入水平越高、父亲职业地位更高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更容易选择继续备考升学和求职，相反，家庭背景状况越差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成为“躺平族”的风险更大。
三是在个人特征方面，未就业女大学毕业生更可能选择继续备考，未就业男大学毕业生成为“躺平族”的可能性比女生更大。
模型3显示，在求职和备考两种选择之间，重点本科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后者，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家庭背景更好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备考，男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继续求职，女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继续备考。
七、结论与讨论
面对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剧烈变化，曾经的“天之骄子”正在经历文凭的迅速去光环化。学历的贬值带来心理的落差和失衡，很多大学生自嘲“毕业即失业”，对于这个略带戏谑的话题，本研究选择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这一代表性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剖析。
从学校到就业是大学生面临的重要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毕业却仍未就业的大学生是这一场转型“考试”的暂时失意者。他们的就业心态和生活状态到底如何？是凤凰涅槃还是躺平啃老？
本研究认为，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多元化的异质性群体，采用单维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是恰当了解他们的基础。针对以往相关话题研究的缺乏，本文将该群体区分为“备考族”“求职族”“躺平族”三种典型类型，并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看，暂不就业、进一步备考提升学历已经是未就业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压力之下的普遍应策，这一点在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也说明精英大学生更不愿意降低对于文凭回报的自我预期。
“备考族”和“求职族”的比例远远高于“躺平族”，说明绝大部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虽然未能在毕业时顺利就业，但他们绝大部分人并不甘心选择躺平，而是积极准备工作或者考试，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坚持努力，寻找人生定位和价值。
相反，真正躺平混日子、无所事事的人占比是非常低的。我们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求职心态与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并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比较。
“备考族”在从校内过渡到校外的转型期中经历的“阵痛”最小，来自身份变化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冲突最缓和，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仍在延续大学学习生活。虽然学校同辈群体的已就业状态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是他们把升学作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未来目标比较明确。
经济上他们依赖父母支持的程度在三类群体中最高，不过这种为了备考而经济啃老并不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的道德压力，而且父母也非常支持子女努力获取更高学历的决策，所以“备考族”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较多。
因此，相对低程度的社会环境变化、身份改变和较多的家庭支持让“备考族”没有出现太大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在三类群体中最好。
“求职族”是经历转型身份冲突最为激烈的一类群体，因为他们要继续找工作，所以感受到的就业压力最大，由于求职不顺导致的内心矛盾和挫败感，他们普遍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
尽管在三类群体中，他们最追求经济独立、啃老程度最低，但是他们又最明显地感受到家庭对他们毕业却还找不到工作的不满，这让“求职族”背负着就业和情感双重压力，负重前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困扰。
“躺平族”是充满矛盾的一个群体，总体的表现是缺乏目标、躺平心理和“丧”心态普遍，身份角色的转变也是最不成功的。在三类群体中，这一群体就业意愿最低，甚至没有就业意愿，所以他们就业压力最小。他们经济啃老的程度居于三类群体中间，这是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完全依赖家庭混日子，还有一部分人则得不到家庭支持、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职或者打零工。
他们未就业的状态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程度也是介于三类群体中间，我们认为这更多是因为家庭对他们的预期较低。而且这一群体的家庭关系往往比较差，所以他们受到的家庭漠视程度也最高。“躺平族”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而且心理疾患危险性高的程度最大。
“躺平族”尽管比例较小，但是他们不想就业的状况值得关注。哪些大学生更容易在毕业后成为“躺平族”？
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一是人力资本状况越差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越可能成为“躺平族”。在个人能力更差、学历程度更低的毕业生中，“躺平族”的比例更高。二是家庭背景不佳的大学生，比如在更少收入、更低职业地位的家庭中，“躺平族”的比例更高。三是个人特征的影响，比如男大学生中“躺平族”的比例更高。
因此，失败的求职与工作经历助长了躺平的出现[25]，但其形成不能简单从就业不顺利单一维度去理解，而是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人力资本教育、个人特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和累积所致。与其说失业带来了“躺平”，不如说“躺平”更容易失业。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首先，针对离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标签化这一群体，也不能把他们都笼统视为需要就业帮扶的群体，要识别他们不同的就业意愿和就业心态，依据类型特点制定针对性服务举措。比如，对于仍在继续求职的毕业生来说，需要重点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帮扶，除此之外，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他们有效疏导、缓解就业压力和家庭压力。
对于想继续准备升学考试的毕业生来说，应着重提供一些有利于他们备考方面的帮助，并且要在更长的周期内关注他们就业心态的变化，比如在备考升学失利之后他们是否需要就业帮助等。
目前教育部每年统计的三种未就业形式为“拟继续深造”“待就业”“去向未定”，这三种类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未就业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心态，而应纳入是否有就业意愿的统计指标以及更细化和准确的未就业形式。
其次，高度重视并建立完善“躺平族”群体的社会支持。
尽管在离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躺平族”占比很低，消极就业的心态不是主流，但是这些少数存在的“躺平族”普遍缺乏就业意愿，人生发展动力不足，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心理疾患的风险性较大。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这部分人在校期间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程度本来就高，而毕业后躺平的生活状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这些心理问题。
因此，对于“躺平族”的帮扶不应局限于就业方面，而是系统性社会支持体系的介入，提供包括心理建设、社会交往、就业意愿、就业机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全方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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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臧小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