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无处不在，也影响着医疗。《当医疗出错时》一书中写道：
偏见，尤其是种族偏见，是医常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例如，在美国，非裔孕产妇的死亡率几乎是白人孕产妇的三倍。糖尿病、癌症和心脏病的结局也存在差距。社会经济因素无疑发挥了作用，但即便把经济差异排除在外，依然存在这种明显差距。与过去几代人相比，显性歧视可能不那么公然，但隐形或无意识偏见依然根深蒂固。即便是他们这一代中最秉持平等主义的医生护士，也仍然可能表现出无意识的偏见。
也有许多时候，医患冲突与文化冲突没有太大联系，而是相对纯粹的医疗过失。它更常见，贯穿于整个医疗史。
2016年，纽约大学医学博士、曾在美国最古老公立医院——贝尔维尤医院工作近30年的丹妮尔·奥弗里发现一则新闻：医疗过失是美国的第三大死因。尽管这个结论并不准确，但仍促使丹妮尔·奥弗里投入数年时间，梳理历史与数据，采访医护、患者及家属，并反思自己近三十年行医经验，最终通过《当医疗出错时》一书得出结论：医疗过失比我们想象中普遍得多，但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作为写作者，丹妮尔·奥弗里被誉为“当今美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她将人文主义引入看似冰冷的医学领域，也引发了医学界的反思。
对于人类而言，现代医学的庇佑来之不易。哪怕在两百年前，许多医生在病人眼中仍如恶魔，治病随时会成为杀人。一百年前的人们如能穿越，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获取现代人唾手可得的医疗福利——疫苗接种、麻醉、癌症治疗、心脏移植、透析。
近代护理事业的开拓者、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南丁格尔，于1863年出版了《医院笔记》一书。她以一种颇具现代风格的精辟讽刺写道：“把医院的首要要求阐述为‘不伤害病人’，似乎是奇怪的原则。然而，制定这一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南丁格尔在书中阐释了一个非常可贵的观点：“医疗护理可能会给患者带来风险，为了改善整体的健康安全，人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修正医疗系统上。”
丹妮尔·奥弗里以类似的幽默感描述南丁格尔的高明：“她亲手将自己的一本书交给了维多利亚女王。正如当今患者安全倡导者会告诉你的那样，直接去找高级领导总会奏效。”
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院发表了开创性报告《犯错乃人之常情》，许多人将之视为现代患者安全运动的创始文件，“谈论它时就像谈论死海古卷或美国宪法一样满怀敬畏。”这份报告强调，医学需要做更多工作，使医疗系统变得更安全，而非指责犯错的个体。
毫无疑问，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庞大精密、高速运转的体系。但如果将之视为平稳运行的机器，既是高估，也是苛求。这是因为在医疗系统中，变量（尤其是危重患者）实在太大，每个变量都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病情可能发生突变或转移，并牵扯不同的护理人员。当医疗体系面对诸多不同变量时，就会疲于奔命，甚至出错。
丹妮尔·奥弗里发现，多达50%的医疗不良事件可以追溯到某种交接错误，既包括从一个医生团队到另一个医生团队，医生与护士之间，也包括医疗团队内任何成员之间的交接。在现行体系和上班时间的作用下，一个患者在入院后的24小时内就很可能被移交给三个不同的医生团队，而在一般的住院过程中，这样的交接可能达到十次。
最初的诊断环节也是医疗出错的高发时刻。在教科书中，诊断被视为一个从容不迫的智力活动过程，但实际上却充满不确定性。现代医学诞生后，人们一直在致力于提升诊断的准确度，但这个推理过程的难度不亚于破案。
诊断清单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它使得医生可以记录完整病史，读X光片，花时间反思。随着科技进步，清单可以借助计算机完成，医生将患者的主诉输入，就可以参考自动生成的十几种常见病因，做出分析。
更常见的是另一个清单——检查清单。医疗过失往往源于许多细节，比如护士看错药品名字而拿错药，因为过于匆忙而记错床号，医生洗手时间不够……基于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医疗行业的检查清单制度诞生。各种事项和步骤被一条条罗列，制成表格，医生与护士在工作前逐条检查，确认并画勾。
检查清单最初的尝试非常成功，但在之后的推行中，一些医院尽管使用了清单，但对于医疗过失并无改善。这一结果让许多人感觉意外，而在丹妮尔·奥弗里看来，人类过于迷恋那些看似高大上的解决方案，但却漠视它的使用过程。
最初的成功，医院所依靠的并不是一纸清单，而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技术改进。同时，护士拥有大声说话的权力，也是得以降低过失率的关键。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医生掌控着科室乃至手术室的权力，护士即使见到了问题也未必敢说出来，最终酿成悲剧。
而且，“仅仅告诉护士，如果医生没有完成所有五个步骤，他们有权大声说出来，这是不够的。要获得真正的权力，就要得到医院管理层的支持。护士被赋予权力，可以阻止任何不遵守正确流程的行为，而会议室里西装革履的理事承诺会支持他们。”
有人曾指出：“在每一家医院……病人都是因为等级制度而死去的”。医疗工作者理应充分领会这句话，因为感觉难以开口的不仅有护士，还有家属、医学生、文职人员、护士助理——所有这些在医疗等级中地位较低者，他们在反驳资深医生时常常底气不足。但是，在防止医疗过失的过程中，这些人都身处第一线，他们往往是那些看到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
所以，检查清单制度是否奏效，关键不在于医生和护士是否在每一栏里都打了勾，而是在于每个环节是否有充分沟通。更何况，每次医疗过失回溯时，会发现检查清单的每一项都打了勾——甚至有医护人员因为清单项目过多，实在来不及应付，只能随手将所有事项都勾掉，让清单沦为形式。
这就牵扯出现代医学体系的最大问题：医护人员过于忙碌，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尤其是当医疗系统逐渐演变为以指标为导向、按绩效付酬、注重工作量的状态后，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如果一个医生能够花半个小时询问病人的病情，出错率肯定低得多，但在现实中，一个医生往往会陷入轮轴转的工作状态中，病人不满意，医生也很无奈。
这几十年来，电子化让许多行业发生巨变，在医疗界同样如此。它让许多流程变得更高效，减少了部分医疗出错，但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增加了某些环节的医疗出错几率。
以病历的演化为例，丹妮尔·奥弗里认为，纸质病历的好处在于，医生在一张白纸上遵循自己的逻辑进行书写，从主诉到当前和既往病史，到查体结果和化验结果，最后得出临床推理。但使用电子病历时，就会像填空的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将临床发现碎片般塞进电脑里。
也就是说，电子病历虽然能汇总所有医疗记录，集聚多个病人的信息，分析流行病学特征，但也可能干扰医生思路。
归根到底，医学之路不管走得多远，有多少技术创新，始终仍是高度人性化的领域。疾病是以人的方式体验，医疗保健是以人的方式提供，医疗也不可能臻于完美，人类社会的愚昧与偏见，总会影响医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