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院教授）、向江渝（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去内卷化：当代青年的“反向生活”及其社会机理》，题图来源：《凪的新生活》
当下持续内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氛围暴露出的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选择各种“去内卷化”的“反向生活”方式，如反向考研、反向考公、反向就业、反向旅游、反向过年等。本研究通过对青年群体的反向生活行为考察分析，发现在当下中国大城市日益挤压和内卷的情形下，反向生活体现出部分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改变，引发出一些青年生活新共识。笔者认为，应该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合理地选择反向生活，这既能够帮助更多青年顺利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助于推动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人才分流战略。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过来也会塑造新的社会结构。随着中国“大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大城市所营造而成的人口规模大、人才密度高、竞争强度高等氛围逐渐制造了社会焦虑。升学、就业、结婚、购房、晋升、加薪等，一路上的各种机会挤压和社会竞争所形成的高度“内卷化”的社会结构[1]，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日常生活心态。
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有考研的内卷、就业的内卷、考公务员的内卷，甚至连假期旅游以及春节过年的人流方向与休闲空间的场域，都面临着频繁的拥堵、挤压和心理紧张。面对这样的状况，青年作为具有强创新性的群体，他们中不少人主动做出了生活方式上的转向。这种转向，更多地朝着一种与社会惯习所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相反的方向前行。
从目前来看，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由少及多的青年人选择从大城市转向到中小城市考公务员和就业；从高层级的大学转向到低层级的大学考研进修；从热门、拥挤的网红打卡点转向到相对小众的城镇进行旅游休闲；在春节期间不再回归故乡的小城小村过年，而是选择将父母从老家接到自己所在的大城市欢度春节；以及一系列与以往流动空间的反向迁移或与传统生活惯习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
面对新形势下诸如此类的、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现象和空间问题，学者刘少杰认为，“应当认真总结经典与当代空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开展把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表象空间结合起来的空间社会学研究”[2]。实际上，当代青年人的这些反向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转向选择，更是他们对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转向反思与理性追求。在青年群体中日益流行的各种“反向生活”方式，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巨大张力，以及青年群体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表现出的群体行动自觉。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渐养成“反向生活”的习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可能。
新的时代催生新的生活方式。青年作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且更具行动能力的群体，总是在新的时代变迁中，率先拥抱或引领新的生活方式潮流。本研究根据近几年社会上逐渐在都市青年中兴起的几类新生活形态，即反向春运、反向考公、反向考研、反向就业、反向旅游、反向过年等现象，开展了具体的调查研究。
研究自2022年10月开始，一是通过媒体报道、社会观察和文献梳理，建立了关于青年反向生活的研究分析框架。二是借助2023年春节这一重要的假日节点，利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获取了第一手的问卷资料和个案访谈反馈信息。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城市社会变迁等视角出发，理解和探究当前中国青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各种“去传统化”的、“反向”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机理。
一、“反向生活”之缘起：传统“正向”生活方式及其问题
新兴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比较中而得以自我定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内含了中国人口流动的大发展和大跨越。
一是城市化本身就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流动的过程。以改革开放作为起点，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周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快流动，以及户籍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逐渐松绑，我国城市化水平得以快速提升[3]。从1983年中国城市化率的21.62%，发展到了2022年的65.22%，4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了43.6个百分点，年均超过1%的城市化增长率，我国取得了人口流动大发展的显著成就。
二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民航飞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手机和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地发展，我国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以往更有能力实现长距离、大跨度的空间迁移和流动。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1.27%，城市常住人口第一次全面超过乡村常住人口，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城市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积淀了大量传统的、“正向”的生活方式。
1. 在大城市发展是多数青年的人生理想
通过教育及就业实现向发达城市的流动和向上的攀登，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多数青年的人生理想。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个体的自由流动成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4]，这一点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求发展上表现得相当明显。现代大城市因繁荣的文化生活和更多的职业发展机遇而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趋之若鹜，成为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路径，这是大城市“虹吸效应”最明显的功能之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乡镇、县城或小城市前往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以期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中国的大城市普遍拥有更好的大学，这些大学成为吸引和集聚青年人的相当重要的载体。通常在大城市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毕业后也会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
近10年来，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北京、武汉、长沙、苏州、南京、成都、西安、合肥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都吸引了上百万的青年人口[5]。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大城市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群体共识，所以青年人普遍遵循着考大学或考研到大城市、就业到大城市的“传统”，似乎都从内心认同“年轻人的人生去处是大城市”“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共识中，青年人普遍形成了只接受“向上”的心态，挤破头也要追求大城市中的好大学、好岗位。恰恰也是这种青年一代普遍的进取心，形成了当今社会“内卷”文化的源头。
2. “网红打卡式”旅游成为青年流行的出行方式
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已然成为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的流行出行方式选择。众所周知，青年是互联网参与者的主流群体，其网络平台利用率高、晒图多、引导性强，大多因网络晒图而成的网红景区、景点，基本都是由青年群体所首发、围观、参与和引流，这也直接和间接引发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人群拥堵不堪的“从众效应”和“负面体验”。人们不是堵在路上就是瘫在景区里，每一次“黄金周”超负荷运营的景区拥挤总能成为新闻热点。中国人喜欢扎堆，这种现象在旅游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旅游人群的拥堵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因为中国实行的各种长假安排，导致旅游出行容易在所有国民共同的“假期时间”发生；二是因为多数国民喜欢随大流的旅游心理和行为偏好，导致人们长期以“热点城市”“热门景区”“网红景点”为主要去向。
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便导致人们经常性地陷入“看人山人海”“观车起车停”的旅游拥堵困境[6]，青年群体也长期深陷这种旅游偏好的“马太效应”之中。所以，国内那些热门旅游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西安、南京、青岛、大连、大理、丽江等，总是游客扎堆且拥挤。另外，很多时候同一个城市的不同景点也是冷热不均，热门景点吸引了绝大多数的游客，而其他一些也很不错的地方则无人问津。
3. 返乡过年是青年传统的春节度假方式
在大城市上学、务工的青年人到了春节关头返乡过年，也是此类传统“正向”的生活方式之一。“父母在，家便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春节期间彰显得淋漓尽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更是对在城里的青年人春节回乡的现实文化召唤[7]。
众所周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也造就了3亿以上人口的异地工作和学习。但同时，受到我国传统文化所建构起的春节习俗所影响，大多数人特别是在发达城市工作和学习的青年群体，到了年关纷纷选择返乡过年，这样潮汐性的归乡人群、高密集型的人口流动，造就了持续多年的“中国式春运”的紧张现象。
青年回乡过年，一般都是从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大城市回到位于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家乡，与父母亲戚们团聚过年。然而近些年在返乡过年的青年群体中，也有不少人一度出现“返乡不适”的文化现象，即长时间居住生活于大城市的青年人，不再适应相对传统、落后的乡土生活及习俗，其中不少经历还引发了广泛的网络共鸣。
实际上，部分返乡过年的青年人已经发出了“故乡已是异乡”式的情感喟叹。这种喟叹，不仅仅是生活习俗方面的，更包含着经济、社会及心理等多个方面[8]。但无论如何，目前来看返乡过年这种行为，依旧是很多离乡离土的青年人还没有抛弃的一种传统假期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春节期间显性的人口流动形态。但是，青年回乡过年也逐渐产生了陌生感、形式感、庸俗感、孤独感等种种“不适应症状”。
上述这些传统“正向”且主流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成为国人的生活常态。家长们包括学生们依然向往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过年依然有很多在外的游子选择回老家陪伴家人过年，假期中群体从众性的旅游线路依然造成了道路拥堵以及景区、酒店等客流量爆满。
但实际上，不少青年已经久受“深陷其中”之苦，他们凭借自身更加勇于挑战和创新的特质，开始进行理性的反思，并做出行为选择的改变。实际上，越来越多选择“反向春运”“反向考研”“反向旅游”以及“反向考公”“反向就业”等反向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正在因“去内卷化”和“去传统化”的反向生活选择，形成更多的“新共识”。
二、何为反向生活：与传统相反的流动方向
面临传统、“正向”生活的挤压，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选择理性应对。本研究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利用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APP，针对18～35岁的青年人群对于“反向生活”方式的意愿态度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是否有过“反向考研”“反向就业”“反向旅游”“反向过年”“反向考公”的相关经历，以及是否有意愿选择这些反向生活方式。调查发现，选择反向考公、反向就业、反向考研的青年群体数量占比在扩大；同样，选择反向过年和反向旅游等作为休闲、度假方式的青年占比也在逐渐走高。
1. 反向考公
反向考公是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岗位选择上的一种新自觉。反向考公是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时眼光向下，选择报考偏远地区、小城市、小县城公务员岗位的一种行为。
在传统观念中，大学生考公务员都会选择报考中央国家机关，或报考省会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好岗位。这既是他们希望能够一举成名，跃升为更高、更大舞台上的“成功人士”，又符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传统入仕路径选择。但是，本研究却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了避免向上竞争的过于激烈，主动选择向下博弈，存在争取“先上岸”的心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1209名青年中有301人“有过反向考公的经历”，占比24.90%；还有547人“愿意尝试”反向考公，占比达到了45.24%；另有29.86%的人“无经历也无意愿”。这无疑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盲目追求大城市、高职位，而是尽量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公务员岗位的报考。
2. 反向考研
反向考研则是大学生更加务实的一种学习自觉。反向考研主要是一部分大学生选择报考比本科就读的学校排名更低的大学，或是去到专业排名更高但学校排名相对较低的院校攻读研究生，其核心是愿意去“排名更低”的大学读研，这也是与目前绝大多数学生期待到更好的院校读研相反的一种选择。目前考研择校的主流选择，仍然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希望考到“211”“985”高校，以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本和学历背景。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211”“985”高校等重点院校的考研竞争异常激烈，许多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报录比甚至达到了30∶1。
极低的报录比也使得很多本科就读于重点大学的学生，都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够考取本校的研究生。这样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愈演愈烈，以至于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的学生开始选择“眼光向下”，报考比自己本科学校排名或层级相对较低院校的研究生，以获取更大的“上岸”机会[9]。特别是这类学生在复试的时候可以凭借“名校生印象”，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这点尤其体现在最近几年教育部推动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时期，一些一流学科的大学以其学科优势也吸引了不少一流大学的学生在考研时选择报考。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有123名青年表示“有过反向考研的经历”，占比10.17%；另外还有310人表示“愿意选择反向考研作为升学‘上岸’的一种途径”，占比达到了25.64%。
3. 反向就业
反向就业是大学生对城市就业机会的理性评估与理智选择。反向就业主要指原本在大城市就业的青年，因为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难以长久留驻的不确定性，从而选择到更小的城市就业发展，以及在大城市上学的学子们不再选择留在学校所在城市或是去到其他更发达的大城市寻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老家或去到其他小城市就业的一种“下沉式就业”形态[10]。
早在2010年前后，就出现过因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大而造成青年人“离开北上广”的现象[11]。长期以来，大城市的买房、租房价格一路上涨。2022年底，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房价排名第30位的西安平均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1.737万元，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杭州、南京等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甚至超过3.5万元。
对于许多出身于小城市、小县城特别是农村家庭的青年人而言，一、二线大城市的高房价，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安居门槛。除此之外，这些大城市还有着高昂的日常生活成本和持续内卷的职场竞争压力。许多青年苦其久矣，在诸多的压力之下，反向就业也越来越被青年群体所接受、所选择。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这1209名青年中，有308人表示“有过反向就业的相关经历”，占比25.48%；另外还有341人表示“愿意选择反向就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去向”，占比达到了28.21%。从这份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反向就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就业去向的新选择。
4. 反向旅游
反向旅游是年轻群体率先开辟的一种新的休闲旅游度假方式。反向旅游主要表现为以青年为主体的游客，在节假日避开热门的度假城市和景区，选择一些相对冷门的小城市或者原生态、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安静、清闲地度过自己难得的假期。据旅游信息平台去哪儿网数据显示，近两年节假日期间不少年轻人从大城市涌向小城市。
2022年国庆节期间，“冷门”旅游城市酒店预订间夜量同比2021年增长超三成，其中高星级酒店预订间夜量增幅明显，同比2021年增长四成。又有数据显示，甘肃临夏、宁夏石嘴山、青海海北、内蒙古巴彦淖尔、四川遂宁等地的酒店“十一”预订量同比2021年增长均超10倍。衡水、鹤岗、日照、乐山、汉中、文昌等多个非传统旅游城市也迎来了旅游订单的显著增长[12]。
除了在城市中寻找出游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启了城市“逃跑计划”，其中“90后”和“00后”占据此类游客的七成左右。很多年轻游客选择到小县城的高标准酒店居住，悠闲地品尝小县城的美食，轻松惬意地闲逛小县城的街巷，体验小城烟火气。本研究调查也发现，接受调查的1209名青年中，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已经体验过了反向旅游”，还有34.74%的人“有尝试的意愿”。这无疑表明，年轻人不仅在工作、学习方面有了自己更理性的想法和选择，在休闲娱乐的方式上他们也有着极具群体特性的独到见解。
5. 反向过年
反向过年是青年与家人达成共识之后的新生活态度。青年的反向过年与其家人的反向春运，其目的地是相同的，即多数青年所在的大城市。
一方面是因为青年多是按照国家法定的七天春节假期返乡过年，这导致在大城市本就工作繁忙的青年饱受过年回老家来回奔波之苦。因此，父母为了体谅子女，选择到子女所在的大城市过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少青年在大城市有了较为宽敞的自购住房或租赁住房，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接纳父母在大城市过年。
除此之外，大城市越来越丰富的春节文化艺术活动，也逐渐超越了小城镇或农村日益乏味的春节生活方式。很多常年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年节氛围，邀请父母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年，既能获得更长时间的阖家团圆，也能让父母体验到更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春节氛围[13]。因此，父母家人在众人返乡的春运大潮中，反向奔赴子女所在的大城市，形成了独特的“反向春运”，同时也造就了青年人群不必再行程紧张地赶回老家过春节的“反向过年”现象。
在本研究调查的1209名青年中，有702人表示“有过反向过年的经历”，占比58.06%；另外还有18.94%的人表示“想要体验这种别样的过年方式”。实际上，这种青年群体“反向过年”的现象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如今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青年特别是单身青年更主张的一种新的过年方式。
上述这些不同类型的青年反向生活方式，实际上都体现出当代青年人对于“反传统化”“去内卷化”的理性选择。反向生活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更便利地实现了考研、考公和就业的目标，或是更轻松惬意地度过了难得的节假日，获得了更好的休闲体验。从结果导向来看，青年人的这些反向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其现实合理性，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三、反向生活的社会机制：去内卷化的一种青年生活新共识
青年群体选择“反向生活”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总体上目前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内卷化”的时期，无论是学生的升学、就业，还是大众的休闲、出行，抑或是社会流动的空间和动向，都面临着日益剧烈的竞争压力和能力挑战。这其中包括了物理空间拥堵、经济上不划算以及社会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的问题，甚至春节过年的地方文化习俗和氛围，也发生了城乡之间关于文化空间的场域转换。面对诸如此类对于稀缺资源的“超载竞争”[14]，一些希望避免深陷“内卷旋涡”的青年人，主动选择了“反向”的生活方式与空间流动。
1. 内卷型生活压缩了青年群体的传统流动之路
传统青年群体的求学与就业的流动轨迹与路径，主要以“向高”“向大”“向上”为主，偏向于一线城市、一流大学、发达地区的单向性流动。具体表现为求学方面，考研、考博都是朝着比本科就读的学校更高层次、排名更好的院校努力，就业则向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或强二线城市聚集。比如考公务员，多数青年都希望能进中央国家机关或中央部委，退一步也希望能考进省直机关。就业求职的话，也希望能进一线城市的大厂或央企、国企、金融机构等，这一点从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推出的《2022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中不难看出。
该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的工作首选企业类型，央/国企稳坐第一把交椅，占比为42.32%；其次是互联网公司，占比为22.26%，二者占据了总数据的三分之二，比例相当之大[15]。可以看出，多数青年仍然怀有一颗“向上”流动的心，这种流动，不仅是空间场域的流动，也是社会和文化空间的转换，甚至对于考公务员的人而言，可能还代表着政治空间的升级。
显然，对于多数青年人来说，这些传统的考学、求职方向，仍然是一种“向上流动”的主流价值共识。然而，经过近些年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业压力陡增，无论是考研、考博，还是考公、就业的毕业生数量都越来越多。特别是考研和考公的毕业生数量，近些年来逐年递增，且增幅巨大（见图1）。
长期以来，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如今已经到了过度拥挤的逼仄状态，让很多考研或考公的青年，不得不陷入“一战”“二战”甚至“三战”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笔者指导过的我校本科毕业生小李，2021年12月大四报考了北京一所一流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第一年没考上；2022年6月毕业回老家专心复习考研，2022年12月第二次继续报考北京同一大学的同一专业，“二战”依然没有上线；目前小李情绪有些低落，但仍不甘放弃，正在家里开展2023年考研的“三战”准备。
图一
2. 反向生活体现了青年的成熟心态和理性选择
在这样竞争激烈、压抑内卷的社会氛围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就像问卷调查中所见，已经有一部分青年从更加务实、更加理性和现实的角度，选择一条更有“胜率”的流动路径，即反向流动。
针对个体的不同选择，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任何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通过自认理性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在最大程度上使效用最大化[16]。但马克思也指出，任何人在创造自己历史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仍旧需要受到既定的现实条件所限制[17]。
因此可以看到，首先，反向考学、求职的选择，既是现实残酷的竞争触发了青年群体的“选择神经”，也是青年群体面向现实的一种更为理智的判断和选择。“虽然我在南京念了研究生，但感觉想要留在南京成家立业的话，对我还有家里来说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南京作为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公务员岗位的竞争必然很大。所以综合考虑下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考小城市的公务员，目前主要以镇江丹阳为目标，一方面因为竞争压力相对小一些，另一方面其房价、生活成本和人才政策也都比较友好”（江某，24岁，2023-2-13）。
其次，反向考研、考博以及反向考公、就业，可以理解为是他们在激烈竞争的焦虑氛围中试图探寻一种解脱，一种新的人生定位，一种面向心智成熟的价值转向。“去年我上岸了江苏省内某县级市的基层公务员，目前也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我对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不是很感兴趣，就喜欢这样踏踏实实的生活，工作生活也都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我的存在感比较强，能够近距离为老百姓做些事情。所以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徐某，24岁，2023-1-14）。
从结果来看，当代青年人选择反向考研、考公等反传统的流动路径，并非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所描述的阶层“向下流动”[18]，相反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向上流动”的新路径。他们如果能够考上低一层级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或者考上小城市、县城的公务员，也都实现了学历或者体制内工作向上发展的“质变”，依然是向上流动的一种人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新的认知和新的共识，恰恰体现出当代青年在选择反向生活时的成熟心态和理性选择。
3. 反向旅游的异质性给年轻人带来别样的人生体验
反向旅游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大众旅游的拥堵现象。相比于人山人海的大众旅游线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产生“旅游觉醒”。在大多数人都无法改变出游时间的条件下，合理选择“反向”出行，不再去那些人满为患的城市和景点，而是反过来去选择一些相对小众、冷门的地方，探索不一样的旅游形式，似乎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本研究访谈了几位青年关于“反向旅游”的看法，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对于旅游空间的新认知方式，体现了当代大都市青年去传统化、去大众化、去内卷化的旅游新范式。“去传统的热门景点最怕的就是人挤人，旅游体验极差。我之前五一假期去爬泰山，那叫一个挤啊，半个小时都没怎么动，体验太差了。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假期，钱花了不少，景色却没看到什么，光排队去了，这不是自己花钱买罪受吗?所以从那次之后，假期旅游我再也不去热门景点了”（吴某，28岁，2022-12-8）。
传统热门旅游地与反向旅游地，一个“拥挤难堪”，一个“放松舒适”，显然年轻人更有可能会选择后者。“花钱买罪受”逐渐成为大众假期旅游的普遍感受，这导致很多人开始讨厌旅游，甚至“反旅游”[19]。这种情况下，“反向旅游”率先在青年群体中兴起。“今年国庆节假期，我和朋友避开人流，选择了去热度没那么高的柳州。在柳州旅游的那几天，我整个人很放松，游客密度没那么大，我们每天就逛逛吃吃，既欣赏到了西南城市的风貌和风土人情，又吃到了我心心念念的正宗螺蛳粉。最重要的是吃住和交通都方便实惠，不用像去热门景点一样踩点排队，真的达到了假期旅游想要放松身心的目的”（王某，24岁，2022-12-10）。
相较于传统热门旅游地在旅游文化和资源上的“趋同”，反向旅游地“独特”的文化和产品对青年更具吸引力。青年群体在文化追求上大多比较激进和创新，也总能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元素最先做出反应[20]。其中一些青年首先跳脱出来，探索起了“反向旅游”的趣味，希望能在小众的旅游文化空间中真正地释放自我，感受别样的自然和社会景观。
“去年暑假，我去到了四川酒城泸州旅游，闻名遐迩的泸州老窖和郎酒均出于此。泸州其实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现在更出名的可能是泸州的酒而不是这座城市。但其实这座城市醉人的不止有酒，还有许多美景也都很迷人，而且商业开发程度低，能够感受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陈某，28岁，2022-12-9）。反向旅游地的“自由自在”相较于都市生活中社会空间的“压抑束缚”，更能吸引年轻人。为了舒缓压力，年轻人选择远离人群、逃离城市，寻找更加自由、放松的旅游目的地。不盲目跟风，不打卡排队，适当屏蔽社交，减少社会联结，让自己置身于更广阔、更自由、更放松的社会空间中，感受没有束缚的生活。
“自从我上了班之后，每天都要早起、通勤、打卡，面对繁杂的工作任务，还经常需要加班。长期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很压抑，甚至心理都有问题。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旅游，适当地舒展一下自己。但去热门的地方旅游并不能实现我的愿望，因为人流量和时间的原因，我似乎还是得早起，去排队、踩点，去和人们挤来挤去，我不想这样”（储某，27岁，2022-12-10）。
反向旅游不仅是当代青年对于旅游空间和文化“去传统化”和“反内卷化”的偏好，也表达了他们在心理层面的“自我解压”和“个性释放”。长期身处大都市的青年们，在现代社会的“规训”和“秩序”中，许多大厂、国企或行政事业单位，“科层制牢笼”始终叠加在内卷的社会生活之上，这让很多青年人备感束缚。所以在假期出游的选择上，通过“反向旅游”的方式来探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休闲体验，更符合青年人的心理动机。
4. 反向过年体现了一种家庭生活新共识
当代中国城乡之间的节日文化氛围已经发生转换。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社会，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5.22%，超过9亿的人口常年居住在城市之中。过去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国的大城市获得了优先发展。全国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106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有7个，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14个，总体上有超过3亿人常年居住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大城市目前总体上还是吸引并留驻了更多的青年精英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企业、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大厂或创业型企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对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时间处理和社会交往更加在意。
大城市的节日繁华和过年氛围，早已今非昔比。特别是当前全国各大城市为了活跃春节文旅休闲氛围，促进假日经济的发展，市、区两级政府都纷纷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营造和烘托节日文化氛围。春节期间，大城市都会上演丰富多元的艺术文化展演、节庆灯会、庙会，加上各大商业综合体的节日景观装饰的加持，还有文博中心的主题艺术展览、商业街区的创意装置和娱乐空间，极大地活跃了大城市春节文化气氛。相比于农村、小镇或小县城里的空空荡荡的街头巷尾，村头村尾的了无生机，还有小地方逐渐庸俗化的麻将文化和饭桌文化，青年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留在大城市“反向过年”。
同时，大量从乡村、小镇、小县城或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工作的青年早已适应和熟悉所在的城市，他们中一部分都已经在大城市购买了自己的住房或租住了条件较好的房屋，并完全融入了大城市生活。这使得这部分青年有条件接来父母居住一段时间。另外，当前在大城市工作的青年人，也因职场中的高度内卷和激烈竞争，而限于忙碌的日常工作，很多大厂的996、997、白加黑和5+2，都是常见的现象。
因此，忙碌的青年人在春节假期一周的时间，要回老家过年的话，事实上在家也就待到正月初六就得返回工作城市。真正待在老家陪父母过年的时间很短，来回奔波也辛苦。再加上现在很多青年的父母处于退休状态，在中国近年来发达的高铁运输条件下，地处老家乡村、小镇和小县城、小城市的父母反而更有时间，可以提前到子女所在的大城市，从容过年。“我连续2年都让父母提前两周到深圳过年。一来冬天深圳气候好，二来我不用再路途遥远，奔波千里回陕西小县城的老家过年了。父母到我这儿最少可以过一两个月。深圳过年各种文化艺术展览、旅游景点都非常热闹，父母也挺喜欢深圳”（张某，26岁，2023-1-25）。
一边可以阖家团圆过新年，一边可以欣赏体验大城市多姿多彩的春节文化氛围，还可以与子女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更久一些。一举多得的反向过年生活，一定程度上比传统上子女匆匆忙忙回老家过年更具现实意义。这既解除了青年群体的劳累之苦，更让父母享受体验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选择“反向过年”而不是“返乡过年”，这不仅是一种跳出传统文化视域的反向流动行为，也反映了大城市与乡村、小镇或小县城的春节氛围的文化空间转换。同时这也是当代青年“文化反哺”[21]的一种新形式，是青年群体面对大城市生活处境和返乡过年不便的一种家庭生活新共识。
四、大都市生活陷阱：青年反向生活的无奈与自觉
1. 大都市发展制造了日常生活方式的陷阱
在过往30多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特征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青年逃离故土，或奔向发达城市就业务工，或奔向大城市上学并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结婚生子，这种人口大规模的城乡流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且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大城市获得优先发展的窗口期。
大都市经济高速发展、教育资源集中、城建发达、就业机会多、文化繁荣、社会活力足等特点，不断吸引年轻人快速集聚。中国大都市的这种“虹吸式”发展，导致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城市规模尺度过大、人口异质性高等特征，属于典型的沃思所提出的“作为生活方式的都市性”[22]。同时，这些大都市的优先发展也使其陆续遭遇了“大城市病”[23]，陷入了大城市发展陷阱。大城市病主要包括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体现[24]，最终集中反映了大城市社会的高度“内卷化”。
2. 青年反向生活的无奈之举
高度“内卷化”的大城市，在留住青年方面逐渐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一是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令不少家庭条件普通的小城市青年望而却步，难以真正落户立足；二是大城市因高房价延伸出的婚恋问题，很多家境普通的青年人遭遇结婚难度变大的新挑战；三是大城市的光环效应不断推高了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想进入大城市的好大学、好单位，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挤压现象；四是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职场压力，造成很多年轻人身体“亚健康”。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便是典型的大城市日常生活陷阱。身处其中的许多青年人，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大大降低。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向生活选择，便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的“无奈之举”。
3. 青年反向生活的人生自觉
所谓“无奈之举”的反向生活方式，已经在都市青年的实践中逐渐孕育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自觉。在考学、考公及就业越来越内卷的时期，跳出传统主流生活的窠臼，择“反向”而谋“上升”，寻求一种更高概率、更有把握的目标实现路径。青年群体以“反向生活”谋取了“正面收益”，这种理性选择行为恰恰说明了当代青年人的群体觉醒。对于一部分常年在都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目前大城市“打工生活的意义弱化及尊严缺失”[25]，正在成为推动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行动逻辑。
很多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务工的新生代青年，出于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产生反感，已经开始“对被异化的打工生活进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选择主动逃离城市”[26]。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青年因近年来对“乡村振兴的认知重构与文化自觉”而选择离城返乡[27]，从事农家乐、乡村民宿、乡村旅游及特色农业项目等，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自身还从中获得了经济、文化和健康等方面的利益回报。
当代青年已经不再一味地“朝上看”，不再认为只有在大都市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以大城市作为“宇宙的尽头”，不再把自己裹挟进都市“内卷浪潮”而难以自拔的生活状态，而是选择了与传统流动方向反向的路径，从大都市的生活陷阱中抽身而出，奔向故乡或小城市，参与乡村振兴，依然可以发光发热。随着城乡协同的深度发展以及网络时代下电商经济、直播经济的流行，越来越多的特色小城和乡镇，都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选择反向流动，也势必将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的人生自觉。
五、青年反向生活之后：凸显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动力
1. 青年反向生活改变资源迁移方向
青年反向生活不仅是一种物理、文化、社会和心理空间的变迁，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反向迁移。随着更多的青年选择反向考公、反向就业及反向旅游，将逐渐改变中国人口长期单向化流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小城市、小县城、乡镇或乡村，都将因为青年人才的“回流”而逐渐形成内生发展的人才动力机制。这也将给小城市、小县城、乡镇或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利好。
以反向旅游为例，从热点旅游城市分流而来的“反向游客”，将为反向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增益。与此同时，那些因为反向考公、反向就业而回到家乡的青年人，一方面能够带回从大城市学到的技能和经验，帮助自己在小城市、小县城或乡村创业发展；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形成一股新的风气，吸引更多的人反向流动，同时还能优化小城市的人才结构和文化氛围，不断改变小城市、小县城、乡镇或乡村的发展基因。全国各地兴起的大量“淘宝村”“电商村”，便是由许多反向流动的城市青年直接推动而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反向生活，势必助推一度陷入“人才荒”“技术荒”的小城市、小县城、乡镇或乡村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更多生机。
2. 青年反向生活优化人才分布空间结构
中国长期以来陷于区域发展不均衡状态。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东西部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格局，正如我国社科院学者李人庆所说，“由于存在虹吸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发达地区的边缘区域的带动作用，在一体化发展前期阶段，更多地体现为资源的流出和供给，而不是反哺和输入。尽管部分区域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整体内部的发展差距却扩大了”[28]。事实上，这样的不均衡格局也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共同富裕战略造成了较大困扰。其中，区域不均衡发展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才短缺问题，更具象地说就是留不住青年劳动力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受到地区人才短缺情况的制约，而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不仅缺乏吸引人才的优势，更是出现本地人才外流的现象，从而加剧了地区人才匮乏的困境，导致经济的发展需求与贫瘠的人才供给状况不相匹配的现状”[29]，久而久之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的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特别是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省会城市输送了大量的大学生和青年人力资源，导致前者或多或少陷入了“空心化”[30]的困境。近些年，不仅出现了空心村，也开始出现空心镇、空心县城等情况。因此，乐于选择反向生活方式的青年群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这种持续凋敝的落后地区的“空心化”问题。
3. 青年反向生活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每一个青年，都是一颗发展的火种。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对“反向生活”青年集聚的小城市、小县城、乡镇或乡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善待这些青年，营造更好的促进青年发展、创业、生活等青年友好型政策环境和“地方性文化氛围”，依托这些原本想要留在大都市的返向流动的青年力量，振兴一批小城市、小县城、乡镇和农村，这将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获取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
因“去内卷化”而选择“反向生活”方式的青年越来越多，这也预示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新的可能性。无论是反向考公、反向就业、反向考研、反向过年还是反向旅游，都在逐渐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生态。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合理认识去内卷化、去大城市化的反向生活，积极利用青年群体“反向生活”的“正面功能”，推动我国小城市、小县城以及乡镇、农村的振兴，无疑符合国家层面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依归。
参考文献：
[1]彭大松.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5)：112-123.
[2]刘少杰.从物理学到现象学：空间社会学的知识基础转移[J].社会科学战线，2019，No.291(9)：225-235.
[3]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J/OL].岭南学刊：1-9[2023-03-17].
[4]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4.
[5]原新，刘旭阳，赵玮.青年流动人才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21，43(2)：48-60.
[6]荣康丽“.十一黄金周”旅游景区拥堵问题研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20，No.319(10)：46-47.
[7]范芷欣.传统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春运”剖析[J].鄂州大学学报，2019，26(2)：27-29.
[8]沈费伟，蔡欣濛，林欣，等.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进路与反思[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46-55.
[9]左崇年.理性看待“逆向考研”[J].湖南教育(D版)，2022，No.1206(11)：15.
[10]刘腾.从“下沉式就业”看个体对“职业等级观”的突围[EB/OL].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2/04/18/11132929.html.
[11]胡小武.摇摆的青春：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的白领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12(3)：66-69.
[12]潘福达.国庆长假“反向旅游”成潮流[N].北京日报，2022-10-09(7).
[13]毛建国“.反向过年”应有超越团圆的内涵[J].就业与保障，2019(Z1)：62.
[14]常成，徐冉.大智若愚抑或躺平任卷?—“反向考研”的类型学考察与生成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3(4)：104-110+103.
[15]猎聘.2022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56573.html.
[16]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5.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18]三浦展.下流社会[M].光文社，2005.
[19]张朝枝，屈册.旅游是什么—基于社会大众视角的反思[J].旅游科学，2015，29(1)：1-10.
[20]华红琴.网络影响下的青少年社会化与生活方式双重机制、多元化和性[J].社会，2007(2)：147-158.
[21]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22]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J].美国社会学杂志，1938：44.
[23]富晓星，冯文猛，王源，等.“教育权利”vs“.大城市病”—流动儿童教育获得的困境探究[J].社会学评论，2017，5(6)：40-55.
[24] Myrdal Gunnar. 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M]. 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44.
[25]梁栋.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与组织困境及其突围：基于西部L镇31个青年农民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3)：97-105.
[26]陈锋，徐娜.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5(2)：63-68.
[27]杨伊宁.返乡青年的认知重构与价值重塑：基于“慢城”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0(12)：65-70.
[28]李人庆.我国发达地区欠发达区域均衡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对广东粤西北县域经济发展的观察与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2022，No.284(8)：101-103+108.
[29]陈志恒，方志军.相对欠发达地区人才集聚困境及突破路径[J].中国劳动，2016，No.378(6)：29-33.
[30]王莹琛，詹绍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现象治理探析[J].生产力研究，2022，No.363(10)：70-74+16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院教授）、向江渝（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