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内容节选自《大学，有什么用？》，作者：斯蒂芬·科利尼，翻译：张德旭，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如今谈及大学，总是难以确定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性质，从而难以解释人文学科的价值。在这方面，衡量科学、医学和技术等学科的价值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公众对后一种学科的理解，未必一定比其对人文学科的理解更全面、更准确，但就“发现”自然界的真相，并将这些发现应用于改善人类状况而言，人们总能举出一个大家耳熟能详且容易理解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抛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理解人类世界同样重要，但若只从“发现新真理”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那就会引人误解。况且，人们对人类世界认知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直接好处，难以言简意赅地说明。因此，人们就人文学科所做的公开声明，往往依赖一系列抽象名词，尽管这些词语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而准确的，但听起来难免给人一种虔诚而乏力之感。
此外，人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还面临另一重困难。目前形势下，让人们描述人文学者的工作，无异于要求他们为之辩护。诚然，所有的描述都内含评估成分，因此任何描述行为都可以达成辩护的目的。但正如我所指出的，所有证明某一活动的正确性的企图中，都必然存在防御成分——辩护者往往假定，要求自己做出辩护的人是冷漠无情的，与自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并预料自己的辩护将遭到对方的抵制或蔑视。
这一章的书写，并非本着这种防御的心态。相反，它试图以相对轻松的方式，探询人文学科在做些什么，以及（至少某些）人文学科的实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要集中讨论的实践，是学术活动而非教学活动，尽管两者的界限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分明）。在探询的过程中，我将对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发起挑战。在对人文学者的工作进行一番描述之后，我将在最后一节阐述如何更好地“捍卫”人文学科这一棘手问题。
在当前的背景下，关于人文学科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所有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核心，都是力图达成理解、做出解释，这些活动大致遵循类似的准则：准确性和精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表述的清晰性、对证据的尊重及面对批评的开放性，等等。
生物学家与历史学家一样，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系统而冷静地审视相关证据；物理学家与哲学家也一样，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使用抽象而精确的概念和符号。各门学科之间、各个学科群之间，可以从方法、主题、结果等方面，划分出各式各样的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都能严丝合缝地映射到各个学科和学科群上，从而使之成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照组。
归根到底，所有学科都有一种冲破学科界限、实现开放式理解的相似内驱力。出于这样的原因，所有学科都与大学的繁荣发展休戚相关。现如今，人们通常把人文学科拎出来单独讨论，对此我们应该秉持谨慎的态度，以免助长人们形成一种懒惰的观念，即认为只存在“两种文化”，而这种陈词滥调的大多数版本都具有误导性，阻碍人们理解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出于各种机构的目的和实际的理由，某些学科必须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首先，不仅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学科界线的划分标准都不尽相同；其次，这些学科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目前，“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正好代表了这样一个语用组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组合安排，以及这一标签的使用，都是新近才出现的。19世纪，人们主要使用几个更传统的词来指代人文学科，譬如“文学”（letters）或者（在更为理论化或更具自我意识的背景下）“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大学逐渐使用“文科”（arts）作为“理科”（sciences）在组织结构上颇为合宜的反义词。“人文学科”这一术语在19世纪并不被广泛使用，它通常指的是古典学研究，而其单数形式（Humanity）可以当作拉丁文学的同义词来使用（譬如，在苏格兰的几所大学，拉丁文学教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还被称为“Professor of Humanity”）。
到了20世纪中叶，复数形式的“人文学科”才以其当代的意义在美国流行起来。该词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彼时咄咄逼人的实证主义，后者提倡将所谓的自然科学方法作为所有真知的基础。20世纪40—50年代，“人文学科”的使用在英国越来越普遍。1964年，“鹈鹕经典丛书”（Pelican Original）中的《人文学科的危机》一书的出版引发热议，书名中使用的“人文学科”在当时却并未受到争议。
然而，这段简史显示了两个相关的主题，它们现在仍然是许多关于人文学科话语的特征：首先，人文学科基本是处于被动处境，因此往往具有强烈的防御或辩护意味，而大多数关于“科学”话语则不然；其次，人文学科几乎总是处于“危机”之中。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文学科危机的文章，而在英国大学的人文学科院系中，为了响应政府最近出台的政策，也明显存在着与美国类似的严阵以待、抵御威胁的冲动。
根据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人文学科”有如下定义：“与人类文化有关的学科门类，包含历史学、文学、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法律、哲学、艺术和音乐等学术科目。”如此定义，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这一术语的学术地位，它所列举的学科也不会引起太多质疑，不过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和音乐通常只有被当作学术研究对象（例如，艺术史或音乐学）而不是创意实践时，才属于人文学科。
在词典编纂学的角度之外，“人文学科”这个标签现在也囊括一系列其他学科，这些学科试图跨越时间和文化的障碍，理解作为意义承载者的人类之行动和创造，重点关注的是与个人或文化独特性有关的问题，而不太关注那些易受统计学或生物学所影响的问题。相比人文（研究人类世界）与科学（研究物理世界）之间的迂腐区分，一种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许是：人口统计学或神经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虽然是研究人类的，但只是偶然地把个人或群体当作意义的承载者，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它们归入人文学科。
这样的定性方式，不允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做出硬性的区分：通常被归入后者的一些学科，不仅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或量化特征，还显露出人文学科所特有的阐释维度或文化面向——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都属于此类社科学科，尽管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人文属性。
有时，同一主题可能同时属于（被假想的界限划分出来的）两个相邻学科：譬如，政治思想不仅由政治学家来研究，也由思想史学家来研究；过去的社会行为不仅对社会历史学家有用，对社会学家也同样有用。对于思维缜密的分类者来说，语言学是一个特殊学科，它既与语言史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兴趣有一些共通之处，也与实验心理学和声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共同点。
面对“人文学科”边界的多孔性和不稳定性，有人设法将这个词限制在某种不容置疑的中心地带，将这个标签局限于对西方思想精华和文学经典的研究。这种反应在美国近来针对人文学科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尤为清晰可见。在美国，人文学科的焦点一直是教育教学法，倾向于为研读文史哲经典文本的“伟大之书”课程（“great books”courses）辩护。
但是，以这种方式限制“人文学科”的意涵，不仅完全违背了业已确立的惯用法，而且一些现实理由也导致这种做法不可取。这个标签须涵盖完整的古今学问和学术积淀，比如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研究，以及历史、艺术、音乐、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包罗万象的研究，而绝不仅限于研究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
这看似只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对于那些因从属于某一范畴（而非另一范畴）会带来利害得失的人而言，分类问题很重要，但从大处着眼，这样的分类问题难免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生气。尽管如此，最好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统摄在“人文学科”这一标签下的作品类型是丰富多样的。人们就此范畴而做的一般性陈述，往往产生扁平化的效果，将人文学科的知识探索描绘为整齐划一的活动，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只需去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逛一圈。速览图书馆的人文学科书库，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此千差万别，光看书的外观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哲学期刊上的短论文，有数字编号的命题或布满符号的句子；一部500页的历史著作中，对经验证据所做的密密匝匝的翔实脚注随处可见；文学评论集收录了风格独特的各式文章。总而言之，人文学科的作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几乎与其题材一样，随着文化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出不同样貌。
面对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籍和文章，外行读者很容易嘀咕，这些书和文章的内容都是对有限话题的不断重复，好像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当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支持自由意志的论据都已了然于心，应知尽知。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真正的新证据可能会被发现，比如一位幸运的学者偶然发现一件因为被错误分类而迄今无人知晓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人后代的满是灰尘的阁楼里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揭示真相的信件。但大多数情况下，外行读者若有所思地说，当代的人文学者似乎与他们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辈多年来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书写同样的文本，使用同样的材料，处理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我们——大部分时间所做的是忧心忡忡。人文学者的常态是对智识的永不满足。无论发现了多么令人振奋的新证据，或做出了多么富于启迪的恰当描述，人文学者永远不能（也许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这样一种感觉：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临时报告，总是容易遭受挑战、被人纠正，乃至无人问津。他会在脑海里寻找一种模式，寻求一种秩序，但这是一个躁动不安、永无休止的过程。
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最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作品通常是书籍，因为它相当于一块尺寸极为宽广的画布，可以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充分展示其所绘制的图案。要想使一本人文学科的著作产生影响力，作者必须提出典范性的模式，使之成为该领域诸多后续研究的框架。就此而言，在刚过去的一代或更久以前出版的书籍中，能够塑造整个子领域的范例包括：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兰克·克莫德的《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
在某些方面，这些作品从未失去切合现实的相关性。不过，它们几乎一直受到批评和修正（有时系作者本人所为）。而且，人们感觉，这些著作所归属的学术共同体仍在向前推进——或转移到其他话题，或采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问题。学术共同体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发现新的经验证据的缘故，也不完全是学术风尚的运作，亦非来自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压力使然，尽管这些因素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何知识的起点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设（关于社会如何变化、人们如何行动、意义如何表达）都需要被质疑，任何词汇都不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地位。
这里，学者对知识不满的生存状态，演变为一种方法上的准则。在实践中，它需要经验丰富的判断，以决定何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能有效推动知识的进步，何时只会起到无关紧要乃至阻碍性的作用。但原则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被事先否决。别人总是可以重新出发，另起炉灶，找到新的切入角度，从他处入手——那么我们也可以。学者所做的工作永远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面对真实或假想的质疑，捍卫人文学科的最佳策略可能是说：“看，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太棒了，不是吗？”如果坐在桌旁的那位衣着庄重、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行政人员回答说，他根本看不出哪里很棒，那么与其费力使用来自工具性话语世界中的术语来重新描述人文学科活动的价值，莫不如让正经的讨论退化为滑稽的拌嘴：“哦，是的，真的很棒 / 哦，确实不怎么样”。
当然，现实中的讨论往往不会完全遵循这种模式，但是想象这种交流争吵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启发方法（heuristic），它可以使我们想起，社会对“具体成就”（concrete achievement）这样乏味的抽象概念的常见呼吁，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现实。谈及细节，我们应该注意到“具体成就”一词的潜意识能力，它能唤起令人不安却极为贴切的画面：为了回应人文学科“正当化”的官方要求，一排排自卸卡车在相关部门的台阶上卸下一大堆优秀的学术书籍，这种幻想既令人愉悦，又生动有力。
严肃地讲，这里的要点是，当有人（可能冷漠地）要求我们对人文学科进行定性和辩护时，我们所能做出的任何回答，其有效性可能不仅取决于我们所做的种种定义和论证，也取决于我们所透露出的语气和信心。有人说得好，人文学科“探索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词语、思想、叙事、艺术和人造物，都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有助于理解我们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又是如何被它所创造的”。
归拢在“人文学科”这个标签下的各种探究形式，记录了最为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的人类活动。人文学科所从事的工作，试图加深对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以训练有素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努力本身就是目的。显然，我针对人文学科所发表的这番执拗言论，意在对抗悲观绝望的劝退言论。人文学科所锤炼的那种理解力和判断力，与生活中需要的那类理解力和判断力是一致的。
分析至此，我们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并认可其价值的原因，然后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行至单纯的辩护所无法抵达的境地。尝试为人文学科“辩护”，就像尝试过一种生活，关键在于咬紧牙关，保持镇定。
《大学 ，有什么用？——剑桥教授为大学教育一辩》
（英）斯蒂芬·科利尼 著
张德旭 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内容节选自《大学，有什么用？》，作者：斯蒂芬·科利尼，翻译：张德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