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作者：南大社，原文标题：《日本社会转型下的21段人生，一首女性创造力的赞歌》，头图来源：《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分化、老龄化加剧、生育率下跌的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加之就读大学的女性增多，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成了改变社会现状的一个关键点。
《在场：21个故事讲述日本的女性经济学》是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前主编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采访了21位日本职业女性之后撰写的，他记录下她们事业和生活中的故事，并以14幅图表和截至2020年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艾默特参考了高盛日本战略分析师松井凯西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理论，认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将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改善日本的工作文化。
这21位受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创业者、企业高管、政界要员、艺术家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横滨市市长林文子、戛纳电影节获奖导演河濑直美和抽象派艺术家筱田桃红。她们谈论了在职业中遭遇的困难，如性别歧视、加班文化严重，提出她们对女性身份和影响力的见解、对社会环境变化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待。她们的讲述不乏真知灼见和温暖的社会关怀，为职场文化的改善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洞见。
努力确保东京的7万多名婴幼儿能够获得保育服务，将使更多女性能够留在工作岗位上。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如果女性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创造更多经济产出，日本年经济产出有可能提高10%—15%……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化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经济和商业需要。
——高盛日本战略分析师，松井凯西
第三章
女性如果要成功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与传统和男性偏见的强大洪流相抗衡，她们往往需要有独立的精神。通常情况下，她们会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人，不因循守旧。然而，如果我们希望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对女性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而是能够对整个日本产生影响，甚至帮助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那么女性也需要成为她们“群体”（group）的一部分或与之保持联系，因为日本是一个注重社群关系的社会。要改变日本，就必须改变社会各个层面的群体。
……
除了马场的精力和决心，这些事业的成功还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高松社群的参与。马场意识到她需要清洗校服，而这个任务非她一己之力所能完成，于是她想到了把这个工作外包给她的大女儿曾就读的残疾人学校，而该校正好缺少差事和资金。起初，她也是自己动手从校服上取下刺绣的名字和标签，每个标签取下来大约需要30分钟。有一天，一位老妇人来到她的店里，看到了店里的需求，并表示愿意帮忙。现在，所有这些缝纫工作，即14000套库存校服的缝纫，都是由当地妇女完成的，她们凭此赚点外快。
除了这种社会贡献，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将商店的营业时间限制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以便马场和在那里工作的母亲在孩子放学回家后有时间照顾他们。这可能会减少总销售额，但她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该业务的一个目的是为社会做点贡献，而不是经济利润，大家互帮互助，母亲们方便接孩子，也能补贴些家用。该店在周六也营业，以便上班的母亲有机会逛逛，而且她也接受特别预约。
第六章
林文子在2009年首次当选为市长后的前两届任期内，最大和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推动横滨市清零了儿童保育的等候名单。在这方面，横滨是令邻近的东京和许多其他城市羡慕的。林市长说，起初，市政府官员不愿意接受零候补名单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日托供应增加，需求也会增加，这意味着他们将追逐一个难以捉摸的、不断移动的目标。在汽车销售业务中习惯于朝着目标工作的林文子，坚持并最终实现了她的想法。
由于我们的谈话是从儿童保育开始的，我便问林女士，在她的工作范围内还有什么是关于改善女性的职场和社会作用的。她列举了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她说，妇女“需要榜样，而这样的榜样很难找到”。因此，横滨市组织了一系列会议，邀请成功的女性专业人士出场，并鼓励女性建立她们自己的人脉网络。
其次，该市一直在“培养女企业家”，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共享办公空间，并有顾问提供建议，提供低息贷款和设施，让企业家可以检验其想法，甚至是她们的产品模型。她说，在这种鼓励措施之下，该市“有221名女企业家在六年时间里开始创业”。该市最近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80%仍在经营。
最后她赞许地说，现在横滨的许多公司都在为员工提供管理和提升多样化的培训。她是在对手政党（当时的日本民主党）的执政下当选的，但她还是积极评价了安倍政府自2012年以来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她自己的管理理念与安倍政府鼓励男女工作方式改革和不鼓励加班的倡导特别契合。
1965年，林文子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参加工作了：她既没有读短期大学也没有读本科。起初，她在东丽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和其他公司担任助理，然后于1977年加入本田横滨汽车公司。在那里，她在第一年结束时就成为公司的顶级销售人员，这让她的男同事感到惊讶。她在松下工作时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他们育有一女。当她后来被邀请担任宝马日本公司的总裁时，她征询了他的意见，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接受吧！”他说，“为什么不呢？”
我问：在那时候的汽车行业，能真正做到工作和生活保持平衡吗？她说，根本不可能。她说，当她成为一名经理时，“我确定，这真的完全取决于领导。因此，当我自己当领导时，我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以便能够较早下班，树立一个榜样”。作为经理和后来的公司总裁，她说她“不断提醒员工，不必太辛苦，如无必要不用加班”。我对他们说：“早点回家吧。”
她在横滨市政府延续了这一风格：“我告诉加班的人：‘这里不是你的家，你不能未经允许就使用这里的电和办公设备。’” 她的印象是，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这些工作方式的问题对非管理层的女性来说已经好得多了，她们现在可以“从事足够灵活的工作，以适应她们的生活方式”，但这个问题“对管理层的女性来说还没有解决”。在她看来，加班的压力仍然是个大问题。
第十章
因此，日本的脆弱性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温和但无情的恶性循环：由于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日本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越来越严重，而该国对其基本资源的使用，即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所体现的人力资本，看起来陷人了低工资、无保障和低生产力的陷阱，这反过来又压制了国内支出和税收，同时也抑制了结婚和生育。自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以来，大肆宣扬的“安倍经济学”改革提供了货币和财政支持，以保持经济引擎的运转，但迄今未能为低工资、工作无保障和低生产力，或为下降的结婚率和低生育率找到变革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这种持续的脆弱性以及经济和社会压力存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和潜在的变革。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女性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的机会激增，从80年代中期只有10%~12%的18岁女性参加四年制大学课程，增加到现在的50%以上，几乎赶上了与男性同龄人的教育性别差距。这样一来，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日本的人力资本已大大增强。
然而，这种增强的人力资本却远未得到充分利用。这种利用不足又并非不可避免。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曾经很少，而如今正在增加，特别是在目前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女性中。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女性领导者的临界质量可能会促使企业的做法发生变化，从而改善对女性和男性人力资本的利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作者：南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