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纬（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陈书妮、兰荷伊（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标题：《时空视域下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节律与生成机制——基于对重庆市20位产业工人的访谈》，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睡眠是一种时空现象，能折射个体所在的整体性时空。为深入了解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状况，本文通过对重庆产业园区的田野观察和20位产业工人的深度访谈，根据青年产业工人不同睡眠节律，将他们划分为规律作息的安定者、拖延入睡的娱乐者、难以入眠的焦虑者、主动少睡的孤勇者，分别对应了接受与融入、挑战与反抗、隐忍与压抑、奋发与作为几种园区适应策略。这些适应策略是青年产业工人在陌生城市试图构建个体主体感、职业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的体现。
青年产业工人形成了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节奏，睡眠成为日复一日流水线工作中的个体化时刻，在空间分割和时间压缩的时代时空、人际孤立和陌生无助的社会时空、劣势积累的个人时空的交互作用下，青年产业工人突围机会日益缩小，需要通过时空重塑来获得希望与信心。
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并催生出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且近八成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37582万人，《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增至29562万人，超过70%年龄分布在16—50岁之间。进入大厂，从事流水线工作往往是流动人口职业人生第一站[1]，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青年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流，数量达到8400万人之多[2]。
学界关于青年产业工人的研究很多是以“农民工”的名义出现，以城市融入、住房问题、恋爱婚姻、职业能力、子女教育等为议题，探讨该类群体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多重匮乏的处境下如何完成阶层再生产，或如何通过个体能动性实现人生逆袭，并呼吁加强政策关注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该领域研究数量众多、研究种类丰富。
然而，面对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一方面是专门面向青年产业工人的研究数量还不够多，另一方面是关于产业工人睡眠研究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因此，本文通过整理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节律和睡眠形态，揭示他们适应园区生活采用的不同应对策略及其形成机理，为改善青年产业工人的社会处境提出相关对策。
理论框架
现代社会是多元时空的集合体，时空概念被赋予现代性特征，时间成为影响个体生存发展、社会运转变迁的纵向维度，空间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横向坐标[3]。
在沈杰的研究中，他将时空划分为三个层面：时代/世界时空、社会/国家时空和自我/个体时空，其中时代/世界时空与社会/国家时空分别对应全球或国家（社会）范围内的重大变迁和由这些重大变迁导致的重大历史发展阶段，自我/个体时空则是指个体生命进程所经历的各个阶段[4]。产业园区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时空综合体，其中蕴含着因经济改革、技术革新和社会加速带来的空间重组、空间分割和空间压缩[5]，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中[6]，且因时间重要性凸显，空间所带来的边界逐渐消弭在时间的维度中[7]，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短、速度快、来势汹，给产业工人带来了极大压力和挑战。
睡眠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既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中，对物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有要求，也发生在一定的时段内，其长度和质量都是个体与外部空间互动的结果。
把睡眠纳入时空的分析框架，需要准确把握两组时空：一组是睡眠主体能感受到的个体时间和结构层次上的制度时间；另一组是睡眠发生时相对固定的空间位置和变动不居的时间位置。因此，首先需要在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分析维度下审视睡眠，把睡眠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情况、社会发展阶段、世界整体局势等因素，尤其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因素，规则系统建立的各种相关制度等纳入考虑范围，这些因素影响了产业园区的整体时空。
其次，需要把睡眠囊括进与他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中。单个的人如果要被理解，需要被置身于与他者关系之中，因而暴露才是人永恒的特征[8]，这样却也带来了人的脆弱。故而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赖，并凭借这份依赖产生关怀感和凝聚力，社会的长存依靠的正是这种互相依赖。睡眠作为个人最私密、最脆弱的状态，对社会保护有强烈的要求，需要人际的相互依赖和信任来构筑安全和安静，因而睡眠可代表最为坚固稳定的社会性......具有门禁的作用，社会可以依靠它保护自己或是抵挡风险[9]。
最后，睡眠在个体身上发生，与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质。现代社会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让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需要以相似的顺序经历各种身份角色，完成各种任务，并会主观或非主观地对生命进行规划、决策、行动，以推进生命历程的发生。时空的结构性维度、社会关系维度和个体维度会统合起来，作用于个人生命历程。作为感受性和能动性主体，个人能通过自主意志和行动推动时空的改变。
鉴于此，本文将产业工人所处的时空划分为三类：时代时空、社会时空和个人时空。时代时空主要指工业化背景下，产业园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加速社会”，园区内的物理条件、生活安排都需要服务于生产制造的目的，在青年产业工人中呈现出“以工作为中心”的节律，消解了产业工人的主体感，睡眠长短和状态也成为时代时空的写照。
社会时空主要指产业园区内的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所营造的时空，是产业工人获得支持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由于巨大的流动性，产业工人无法获得稳定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形成了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睡眠也发生在陌生和疏离的社会时空中。
个人时空与个体生命历程紧密联系，以序列性方式推进，如婴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等，或求学、工作、成家、退休等阶段，每个阶段又与自身家庭生命周期重合，对应相应的角色和责任。入厂工作是众多农民工的职业起点，产业园区的时代时空、社会时空和个人时空多维互构、相互交叠，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产业工人承载了时空叠加的作用，并以个人时空中发生的事件和相应感受为表征，使得个体的生命历程呈现不同的面貌，睡眠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地点位于重庆市某工业园区，是目前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区。作为重庆市打造的临空制造基地和国际物流分拨中心，该园区是西部地区唯一集水、陆、空及轨道于一体的立体交通枢纽，引进各类企业200余家，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园区。在疫情阶段，原本属于上海、广州等地的制造业订单被迫转至该园区，企业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增大，产业工人工作时长增加。在此情况下，园区迅速联系各类职业院校，开展学生实践实习活动，招聘大量实习的“学生工”，并拓宽社会招聘渠道，以保证青年产业工人劳动力持续补给。据统计，当前该园区内常住工人近4万人，男性占比60.02%，女性占比39.98%，年龄结构中17~25岁占比36.4%，26~35岁占比51.8%，35岁以上占比11.8%。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青年产业工人日常生活园区内进行实地追踪。通过为期两个月的观察与深度接触之后，对部分青年产业工人按学历、工种、进厂时间等条件进行筛选，将其中年龄分布在17~45岁之间的20个（男性11人，女性9人）样本抽取出作为研究对象，随后对这20位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1~2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见表1）。
在访谈过程中，着重记录他们的睡眠状况与生活体验，从产业工人生活习惯与个体心理出发，深入了解他们在城市务工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对所有访谈信息进行全程录音，其中涉及家庭隐私与感情创伤部分均经受访者同意后进行转录用于本文分析，文中所有被访者已做匿名编码处理。
青年产业工人肖像描述
青年产业工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单身化的特点。他们的文化程度主要以初高中、中职和大专为主，因工作性质和工作强度要求，他们主要生活在产业园区内，一方面难以经常归家，另一方面也无法实现城市的定居与融入[10]，大部分处于适婚适育年龄段的青年产业工人仍是单身状态。青年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工作专业性不强。
他们大多由农民工转化而来，基本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该产业园区主要以零部件加工、电子装配为主导产业，其中具体职业大致可以分为流水线员工、线外、万能工、领班；PE：电脑维修、分析人员；AE：流水线问题机处理人员；QC：机器外观检察人员；SMT：产品稽核员等几类工种。
调研发现，工厂内实行“两班倒”的轮班制，工作时间安排为白班是7：40到20：40，夜班则是20：40到第二天7：40。工厂内施行一周一天的休假制度，产业工人需要在工作线上一直重复手动理线、螺丝稽核、贴标检查、装袋封验等固定动作12个小时以上，通过轮班交替，确保工厂流水线作业的24小时运转。因此，青年产业工人一天的时间被划分成线上作业、30~40分钟不等的午休、约8小时的睡觉时间以及3~4小时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青年产业工人的活动空间小，生活环境逼仄。园区除工厂与宿舍区域外配备了必要的工人食堂、生活超市与小型篮球场等基础设施，可供产业工人们自由活动的区域较小。在居住条件上，企业将18平方米的宿舍空间分设6~8人上下铺、淋浴卫生间以及生活阳台，员工们的休息区域普遍狭小拥挤，基本没有个人空间。
青年产业工人流动性强，社会关系松散。劳动报酬是决定青年产业工人是否留在厂区内的关键因素，他们不断变换务工地点以获得工作经验与更高的工资，在休闲时间里既不会主动外出社交，也不愿意加深流水线上工友的情谊，文化生活与兴趣爱好匮乏导致他们最大的娱乐活动是手机上网，这很容易让青年产业工人淡化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需求，大多周而复始地过着“工作—吃饭—睡觉”的生活。
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类别
睡眠是个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过程，足够的睡眠时间能够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保障工作时的效率与质量。本文以睡眠时间长短和睡眠质量高低为划分依据，将青年产业工人按睡眠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
第一类是规律作息、每日按时入睡的“安定者”。其中既有工作经验丰富的“70后”老员工，也有新进厂的“00后”，他们的睡眠时长基本固定，将睡眠视为休息放松、储备能量的必要过程。第二类是通过社交媒体、睡前狂欢等活动来游戏人间的“娱乐者”。这部分青年工人年龄偏小，基本都在24岁以下，极力把握入睡前的时间以弥补白天工作的枯燥，逃避机械化的生活。第三类是“负性情绪”缠身、在午夜辗转、难以入眠的“焦虑者”。
他们大多患有睡眠障碍，繁重的工作远没有来自自身、家庭、社会给予的心理压力沉重，在漫漫长夜中清醒地思考当下、焦虑生活。第四类是选择少睡、奋发作为的“孤勇者”。他们在青年产业工人中占比很小，但依旧存在，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进厂务工，在休息时间里通过学习充实生活，希望凭借努力走出厂区，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安定者：规律作息，按时入睡
“安定者”是本次调查中占比最大的人群，他们的生活规律，睡眠质量良好，基本保持每天8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这部分产业工人的年龄分布比较均匀，有40岁以上、拥有超过20年大厂工作经验的“70后”，也有新入厂不久的“00后”，他们在工作中形成符合工作要求的睡眠节律。
年龄稍大的“70后”“安定者”们，曾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工厂里工作过，对厂区的节奏适应很快，子女已经上大学或就业，他们因年龄逐渐增大选择回到离家较近的园区工作，以方便照顾家中老人。他们的感情生活相对稳定，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密切，比较能肯定自己的价值；又因在早年流动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休息频率，促使他们在确保足够睡眠时间的前提下对睡眠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以保证第二天工作的表现。受访者S19与S20都表示：
“到了那个点就睡了，也没别的事情做。睡得都比较早。习惯就好了”。（S19）
“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没有以前睡得好了，所以要早点睡。”（S20）
对于部分“90后”和“00后”产业工人来说，睡眠是他们保证工作效率的快速充能方式。他们年龄较小又初来乍到，对工作节奏还不甚适应，即使平时工作内容简单，在一天12小时的流水线上，也很快会对一成不变的车间环境感到厌烦、疲惫。为恢复精力，他们不再将下班后的时间花在玩游戏、打篮球等娱乐活动上，而是直接回到寝室休息，入睡状态也从不想睡转变为强制自己睡。有三位受访者都表示，上班是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睡眠则是为不得已要做的事情所做的必要铺垫。
“上班久了就会觉得很累，睡觉对我来说是一种补充。”（S12）
“我们刚来的时候没说有这么多事情的，这个厂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事情，有时候很累的话回来洗漱完就睡了。”（S3）
同寝室的S5附和道：
“我平常九点回来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真的没有精力了”。（S5）
不难发现，“安定者”在规律的生活节奏中借助睡眠来恢复工作中被消耗的能量，当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物价不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工作没有上升空间的环境时，就会进入一种低欲望生活模式[11]，降低对外界的依赖，按照固定的节律，在工厂内过着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2. 娱乐者：手机上网，游戏人间
“娱乐者”在本次调查的睡眠分类中约占20%。他们每天只留给自己5~6小时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部分人很多从小便跟随父母在城市、农村两地奔波，年龄基本在18~23岁，是离家较远的外地来渝务工青年。他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通过手机上网等娱乐活动延迟入睡时间。
园区内的空间布局按照工作—生活区域进行划分，产业工人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间从生活区出发，经10分钟的步行到达工作区。无论在哪一个区域，他们彼此交往都较为短暂，难以深入。“娱乐者”们将日常中的自己分成了两个部分，为生活奔波、麻木工作的自己和下班后自由把控休息时间、游戏玩耍的自己。他们认为只有熬夜的时候才能做点想做的事，并通过晚睡来表示自己对枯燥无味的工作和丧失时间支配权的无声反抗。
S1与S6两位受访者都表示：
“我都是玩累了直接睡的。基本上就是玩到凌晨以后吧，不到两点我不睡。反正打游戏也精神得很。上班困就再说嘛”。（S1）
“上班时间有十多个小时你都碰不到手机。......因为是金属，带有静电，会影响里边的机器。下班了回来就差不多要补起来耍很久的时间。”（S6）
在调查过程中，园区宿管和保安介绍了一小部分人：他们是进厂时间短、年纪在20岁以下的产业工人，追求新鲜、刺激，喜欢深夜离开园区，娱乐玩耍、酗酒抽烟、常常晚归。园区保安S16就表示他曾经多次在园区的小路上“捞”起来几位外出饮酒晚归的女工，“就是之前有段时间这栋楼有几个人经常约起出去喝酒嘛，我有次去巡逻就看到那条小路上有个妹妹，吓人得很，突然伸出手来把我抓起，喊我送她回宿舍”。
他表示：
“后面就认识了，她还跟我说喊我下回记得看到她把她捞回去，心也是大哟。她喝成那个样子，真的是人事不省了。不过也不只是有那个女生嘛，男男女女的都有，反正就是会看到几个”。(S16)
这类年轻的产业工人将自己的空余时间寄托在手机和外出活动上，更容易受到网络文化、社会氛围等的影响，每天忙忙碌碌，对未来没有规划。伴随人生的逐步推进，他们要么会因家庭和生活原因选择“安定”，要么频繁更换就业地点以拓展自己在不同地域的工作经验，变成候鸟型产业工人。
3. 焦虑者：午夜辗转，难以入眠
与熬夜不睡的“娱乐者”不同，“焦虑者”无法自主安然入睡，不仅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也差。在本次调查中该类别占访谈对象总数的19%。他们许多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外出务工，在适婚适育的年龄无法完成阶段任务。“焦虑者”们在城市发展与社会竞争中步步落后，在工作前景、婚恋生育、父母养老等问题的压力下艰难生存却收入微薄，难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现状，在黑夜中辗转反侧，睡不着、易惊醒、睡不长。
面对不易获取的感情与婚姻，很多男性产业工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工资负担起组建家庭的费用，又需面对伴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家庭催婚压力和高价彩礼的双重桎梏，由此带来的焦虑使得他们在夜晚难以入眠，并牺牲睡眠时间来应对生活的要求。
“有时候会失眠......负担比较重，因为毕竟父母都老了，都七十多岁了，我自己结婚，成家立业也还没有着落。其实工资不怎么高，但是如果要找对象，性格和家庭条件都要综合考虑，有些地方他们彩礼都要十几万。”（S17）
同样地，受访者S16也说：
“很多时候晚睡都是处理自己的一些私事，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话，男孩子一般家里的压力都比较大，毕竟要考虑结婚那些，事情很多”。(S16)
女性产业工人在组建家庭、维系亲密关系方面也有相似的烦恼。受访者S18就表示：
“因为我爸妈现在都退休在家了，但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其实很尴尬的，要走到结婚那一步太难了，我也只能找和我差不多工资的，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连房子都买不起，不要说其他的了”。（S18）
工作的强度让产业工人的身体疲惫，伴随人生历程而至的生活压力则让他们不堪重负，陷入焦虑的泥淖。
青年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挤压了生活节奏，也没有情感宣泄的渠道，个人预期交往和实际社会关系的不一致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孤独感，从而产生对当下的不确定以及对未来的忧虑。正如S2所说：
“我不晓得还要在这儿待多久，我永远都是孤独的一个人，我各种方面跟他们都不一样，跟他们合不来，来这里实习也是被逼的”。(S2)
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城镇职工，家庭危机都是致命打击，不仅会在深夜加速消耗他们的心理资源，更让本就分身乏术的他们难以获取工作与生活平衡。由于工作原因无法调休让受访者S14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我总是睡不好，老是梦见我爸爸，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是想哭一直哭不出来，一起做事的人也都不知道我这些”。（S14）
家里原有的主要经济支柱轰然倒下，给受访者带来更沉重的家庭责任。
“我妈妈都那么老了，我一个人供她真的是心里头很难过，是因为不晓得怎么办，我压力太大了。我还要帮我哥哥还建房子的账......”（S14）
“焦虑者”们既没有闲暇时间，也无人可倾诉，在家庭、自我和工作的期待与现实的压力下产生了极强的无力感，从而陷入封闭、孤独的境地，不知何时才能迎来生活的转机。
4. 孤勇者：主动少睡，奋发作为
作为仅占本次调查的1%，选择少睡、奋发作为的“孤勇者”，这部分青年产业工人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所余的睡眠时间并不多，睡眠质量却在本次睡眠分类中达到最高。
在“孤勇者”里，女性相较男性具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本次调查的20位访谈对象中只有一位女性工人S7表示在下班回寝室后还会有学习的安排。
“多学一点总会有用的。而且，我是觉得，学习也算是一个纯洁的乌托邦吧，能够把我推向曾经的自己（在学校里）的那种感觉”。（S7）
在园区内青年产业工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受访者S7这样的“短期工”人数少且留厂时间短，与学校保有一定的联系，期望借助考试提升学历并脱离现有社会阶层，
“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这句话对于他们而言有更强的影响力。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更高的期待，因此并不将工厂视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受访女生的学习休息时间与室友们的生活作息产生冲突，虽然会受到很多不解与质疑，但她始终认为自己并不属于当前的环境，相信自己会有更好的发展。即使晚间的学习会减少她的睡眠时长与休息时间，也会因沉浸在自我提升的喜悦中安然入睡。
“我睡眠还是挺好的，本来上班回来也很累嘛，但是总感觉学到了东西就是往未来又走近了一点，就会睡得很好。不学习感觉真的就是找不到方向，而且我感觉我现在一天睡几个小时也真的是很够用的。(笑)”（S7）
她是孤身走暗巷的“孤勇者”，在每一个埋头苦学的夜晚里奋力拼搏，希望有一天顺利飞出园区，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地。
对青年产业工人而言，流水线的重复作业难以让他们学到实质性的东西。但在市场发展背景下，产业工人期待其成长指向劳动力市场中自我价值提升。
“孤勇者”确实凤毛麟角，但其光芒依旧能给处在同样境遇中的其他产业工人注入希望，他们在每个深夜中奋发作为，通过提升能力与自我成长，实现人生逆袭。
六、时空叠加下的产业工人睡眠
戈夫曼认为全控机构“是一个居住和工作之地，里面有大量遭遇类似情境的个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外部社会切断关系，共同过着一种封闭的、被形式化管理的生活”[12]。
产业园区是介于封闭与开放之间的一种管控类别，既有封闭的特质，也是开放的空间，兼具经济的、教育的和社会的多重目的。从上班场域到生活园区，从森严的门禁到紧张的工作，各类制度安排构成了一个封闭空间，但是在下班时段，工人可以通过请假，越过园区，穿过门禁，去往另外的时空。园区中的工人一方面要服务于制造业生产的经济目的，形成产业工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要在人生初期，消磨城市的陌生，找到对城市的归属感。
为适应园区生活，产业工人往往会采用四种适应策略，折射四类不同的睡眠类别。第一种策略是安定者采用的接受与融入，产业工人能站在厂区的角度，调适生活作息以满足园区的实践安排，通过实际行动达到合格的职业标准。
他们在晚上10点左右就完成了睡前流程，躺在床上休息，尽早入睡以恢复体力，满足工作强度要求。第二种策略是娱乐者的反抗与挑战，主要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挑战应然的时间安排，通过睡前“报复性玩手机”“喝酒宿醉不归”等方式，表达对现实安排的不满。但是这种策略往往是暂时的，一般出现在来到产业园初期，很快便会因为劳动负荷和工作压力转向接受和适应。
第三种策略是焦虑者的隐忍与压抑。产业工人试图在现实要求和自我期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起相对稳定的、适宜的实在，但是多维时空叠加产生的累累压力，带来了他们对未来发展的盲从和对自我认同的消解，他们将这份不适压抑了下来，体现在睡眠上就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状态。第四种策略是孤勇者的奋发与作为。
他们尽可能地利用有限条件创造一个相对安静的时空，通过读书、学习来提升自我，以图改变境况，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获得社会认可，这一时空也是打通现实和期望的通道。产业工人往往通过这四种策略来适应工厂的生活，如果适应策略失败，他们会选择离开园区，换到其他城市和其他岗位。四种策略与时代时空、社会时空、个人时空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产业工人独特的睡眠形态。
1. 时代时空中的睡眠：社会加速与主体性寻求
产业工人之前所处的社会是低流动性的，工作、生活、学习无边界地交融在一起，在混沌状态下呈现出“没有起始和终结”的时间无尽性和“任一点都居中”的空间无界性[13]。来到以社会加速为特点的工业文明城市中，“一切都越来越快”，“世界和生活领域的加速感更加饱和”[14]，工作、生活和学习边界模糊的状态被打破，通过构建秩序，城市时空得以重构和划界[15]，上班和下班有了清晰的边界，时空的“无尽性”和“无界性”出现分化。工作从7：40到20：40，工作时间变得有始有终（有尽性），工作地点在厂区，睡觉地点在宿舍，产业园区承载了空间的主次边界（有界性）。
然而，“当世界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16]。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世界中，“时间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在了”[17]，工作入侵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人们被深度裹挟进了这样的世界，在世界经济24/7体制毫不停歇的运转下，产业园区具有了“时空压缩”这一特征，在生活步伐上加速，空间障碍似乎不复存在[18]，这一时空里赋予工作绝对的优先权。
个体无法决定工作的时间和地点，无法决定生活的节奏和场域，工作力量凌驾于生活力量，大量长段的、完整的时间被投注到被规训、被安排的工作上，人的活动半径被限制在工作场域附近，空间和时间都凝固在以工作为中心的节律中，剩下的时间和其他空间缺乏整体设计，充满不确定性，以及零乱、单薄和碎片的味道。如何在这破碎化的时空中找到主体感和认同感，就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的寻求。
对于刚刚进入城市又缺乏社会资本的产业工人来说，流水线上简单重复的高强度劳动与全方位的时间管制，一开始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几天后就被枯燥、单调、劳累的感受代替，这种体验与他们过去的生活经验相反，也颠覆了他们对城市的想象。为了增加收入，延长工作时间成为他们的主要出路，每天12小时的流水线时间，加强了他们和企业形式上的联系，他们也采用“上班”“上线”等更接近城市一族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然而，园区与城市存在空间上的清晰边界，用圈离的方式，隔离了产业工人对城市生活的体验与城市实体化的生活场景，造成工人对城市的陌生感和融入受阻感。
产业工人在空间上穿梭于工作车间与园区宿舍之间，时间上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节律。他们的生活被量化，每天重复起床、吃饭、流水线工作、下班、睡觉的过程，工作时间占比远超自主支配时间。生存的压迫感和焦虑感极大地吞噬了产业工人的主体性。城市提供的活动空间远低于他们的家乡，他们被动地嵌入世界、社会和组织所预置的各种时空流中。
因而，在一天24小时中，睡眠带来了难得的隐秘和放松，成为产业工人构筑主体感和掌控感难能可贵的时空。“睡眠是个人化的一种定期释放—白天个人在网络中始终保持浮光掠影般的身份，这种个人化在夜晚获得了松绑”[19]。在这段时间里，白天被机器生产和重复体力劳动所忽略的心理感受和直觉能力都恢复了过来[20]，人开始变得生动，生命恢复节律。睡眠，在产业园区成了不可削减的需求，守护个人来之不易的经验和社会性。
2. 社会时空中的睡眠：陌生社会与原子化生活
在以工作为中心的产业园区中，产业工人呈现出了工作往返化、生活原子化、社交碎片化、内心孤独化的倾向，这样的状态加剧了他们对自身状态和产业园区的负面体验[21]。理想中的生活面貌在时空中变得不可触摸，工人们想要突破却没有方向，睡眠成了他们焦灼和迷茫的外化形式，并伴随时间累积逐步增大。
青年产业工人与父辈的规模化、亲属网络式流动不同，他们都是以个体或三三两两的方式来到产业园区，其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相对较薄弱。大多数工人在园区工作不超过半年，并可能在1~2年内多次往返园区，具有高流动和不稳定的特点，并对他们的生活和社交产生直接影响。在耗费精力与同寝室室友或同流水线工友熟悉后，频繁的流动却无法维持这种熟络，产业工人对人际联结的渴望难以实现，最终成为孤单的原子。从上班到下班，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逐步颠覆个体对园区的认识，形成“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陌生人社会，并被动地停止与人交往，常出现一个寝室、一条流水线上的都互不联系、互不沟通的情况。
青年产业工人大多来自农村，有强烈的阶层逆袭、人生突围的梦想。但是他们一方面缺乏稳定的社会网络，在园区难以获得同辈交往与社会支持，偶尔与老乡的聚会成了零星分布在原子化生活中的点缀，常以个体之力去面对生活与工作中的诸多困境，而结果往往会让他们产生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较深的挫败感[22]。
另一方面，伴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从童年开始在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累积的劣势，叠加了个体微观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23]，开始作用于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这群青年产业工人因无力改变命运而无所适从，并逐渐体验到阶层对比之下的低价值、低地位、低成就的自我感[24]。
由于流水线工作的重复性和低技能化，产业工人几乎无法获得任何有用的专业技能积累，也很难获得晋升到管理岗位的机会。虽然他们对城市有深切的渴望和丰富的想象，但园区只是城市浮光掠影的一部分，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住房价格，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耗竭了对生活的想象，难以通过工作完成资本积累、实现社会地位提升，而农村家庭父母养老压力和人生发展关键任务的停滞让他们对自己和环境产生诸多怀疑，普遍对现状不满、对未来迷茫、对生活丧失意义感。
在接连的受挫下，一部分人夜不能寐、难以入睡、梦中惊醒，内心焦灼又无处安放；一部分人频繁更换工作，多次出入工厂，营造一种“主动失业”“主动择业”的境况，试图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城市的不同，演化出对工作的控制感和对人生的掌控感；还有一部分人则一直对现状不满，频繁地在睡前自主时间娱乐聚会，表达对客观事实的另类抗争，也是在工作之外试图获取自己主体性的体现。
移动互联网时代，产业园区线下的陌生感难以消弭，线上的虚拟身份却可以让他们一定程度上忘记这样的哀愁，打破现实限制、实现个人身份再造。睡觉时间作为他们可自主支配的时间，睡觉之前的生活空间安排，例如手机游戏、追剧、刷抖音等一系列线上休闲娱乐行为，看似毫无意义，却为原子化生活中的青年产业工人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得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工作有所不同，体会到现实中难以感受的联结和松弛，营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3. 个体时空中的睡眠：生命历程与个人能动性
个体时空与生命历程息息相关，是个人承接了时代时空和社会时空叠加力量后所营造出的个人化时空形态。埃尔德在《大萧条中的孩子们》里将生命历程界定为“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归纳了生命历程的时间性、序列性、相关性和个体能动性，并将之视为生命历程制度化（生命历程的时间性、序列性、相关性和个体能动性也可称为一定时空中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相互联系的生活、个人能动性）。
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25]，现代社会的人生会依据年龄构建一个时序化链条[26]，让每个人在“恰当的时间”，以同样或相似的顺序经历各种身份角色。生命历程也是透视时代时空、社会时空对个体时空产生影响的视域。
生命的时间性和序列性是生命历程的基本维度。序列性指个体的生命历程总是发生在相应的历史时间和生命所经历的事件中，这些时间和事件对个体有极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生命。时间性与序列性相关，意指一系列的生命中重要事件或重要转折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发生于个人生活中的时间。
因此，代际不同，对“同一”社会事件的体验往往不一样，对所处社会的期待、拥有的社会机会、感受到的社会限制都有较大差异。如在工作和睡眠节律体验上，有20多年大厂工作经验的“70后”产业工人会认为工作时长和睡眠作息正常，他们关注的是工作如何带给家庭和子女稳定的生活，接受现实，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于曾在几个城市工作过的“90后”产业工人，他们把工作的重要性相对突出，在睡眠和娱乐中通常会选择“不玩那么久的手机”，期待通过睡眠恢复精力、养精蓄锐。
而中职实习或才毕业的“00后”产业工人，更加在意个体感受，会抓紧睡眠前后的自主时间放纵玩耍，补偿白天劳累紧张的时光。他们有的中学辍学，未完成人生的教育任务；有的奔波辗转，住房、职业成为无法言谈的部分；有的已逾不惑，恋爱婚姻却久久未果。他们在人群中愈发沉默、愈发孤立。
生命的相关性是指每个人都受到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生命历程中发生事情的影响，因此人的生命是处在与他人相互联系与依赖之中的[28]，这也对生命构成了“限制”。
一方面个体需要通过重要关系来分享生活中的乐趣，分担生活中的苦恼，相互支持、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个体的生命历程受到家庭的社会资本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和制约[29]。在园区工作了4年多，并辗转过深圳、上海、杭州的S17，因父母年迈，每月为自己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后，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家给父母修房养老；而婚恋的多次受阻，更让他无意间掉出了同序队列，在诚惶诚恐中发现自己成了园区的高龄人、时代的边缘人、故乡的陌生人。受访者S14因为父亲去世，常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夜晚在床上流泪，久久不能入眠。
个人能动性，指的是面对生命已经存在的限制，个体通过主动的选择、持续的行动，建构起自己的生命历程。产业工人们处于同样的时代时空和社会时空背景下，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推动着自己生命历程的转变。
对于青年产业工人来说，他们正处在升学、结婚、生子、立业的人生关键时期，但在种种限制性条件下，他们中一部分人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并把握机会。如访谈对象S7利用空闲时间，积极进行线上学习，力图实现人生跨越。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相同的社会机会与社会期望下被动接受生活的安排，无法突破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麻木生活。个人时空不只是产业园区中时空形态的一维，也是产业工人们表达情绪和感受的主观场域，同时也是时代时空和社会时空力量交织在个体身上的结果呈现。
产业园区中所包含的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这种时代空间给产业工人带来的“时间荒”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30]。因此，即使个人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值，仅靠个人力量实现人生的突围也总有螳臂当车的悲壮感，更多的青年产业工人体会到的是无力、无助与无望。他们不是在辗转中颠沛流离，就是在漠然中接受制度安排。在周而复始的工作生活里，忽然某天夜不能寐，或从梦中惊醒，也只是在浩荡水面上不经意起的一个波纹......
结语与建议
睡眠是透视社会的窗口。产业园区是一个时空综合体，在时代时空、社会时空和个体时空交织作用下，产业工人睡眠与工人生命状态相关，是多维时空的叠加效应在产业工人个人时空呈现的结果，是青年产业工人个体生命在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代与社会变迁中的写照，是社会加速和时空压缩的缩影。在“以工作为中心”的产业园区，产业工人的睡眠被裹挟进了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的脉络中；在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下，青年产业工人难以构建起紧密的支持网络，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在人生的负面累积效应下，青年产业工人阶层突破无力，在异乡呈现出了深刻的无助与无望。
为了帮助青年产业工人构建良好的主体性，使之从城市的陌生人真正变成建设者，需要重塑产业园区，将之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友好时空。
其一是构筑一个良好的物理环境，除了在园区需要配备完备的娱乐体育设施、网络硬件设施外，还可以打造可供休闲的读书室、花卉室、美妆室等公共空间，尤其需要创造宜居的工人寝室环境，完善生活设施、改善工人睡眠环境。
其二是促进园区内的社会交往，可以联动产业园区管委会、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组织等多方力量，培育志愿服务类或社交类社会组织，为产业工人创造交往平台，从产业工人需求出发，开展形式多样的园区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设立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从教育、情感、心理和文化等多方面开展服务，缓解青年产业工人内心的焦虑和压抑等情绪。
其三是推进产业工人职业发展，为产业工人提供夜间或周末职业技能培训班，通过多样化、个性化的课程，满足产业工人成长的需要，增强他们对园区和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四是开展较有影响力的青年产业工人公共文化活动，比如在公共场合举行的青年产业工人歌唱大赛、篮球赛、马拉松赛等，推进他们和城市之间的有效互动，培育公共精神和市民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生育价值观的变迁及政策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CSH030)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受到“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项目编号：SWUPilotPlan030)资助]
参考文献：
[1]刘金山.谁来当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人才需求[J].青年探索，2021(1)：71-72.
[2]冯英子.瓶子中的人：劳动内卷化下的青年产业工人生存状态研究[J].青年发展论坛，2022(4)：56-57.
[3][18]景天魁.时空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0-16.
[4]沈杰.多元时空中的青年和青年社会学研究[J].青年发展论坛，2022(9)：35-42.
[5]HsuEL.The Sociology of Sleep and the Measure of Social Acceleration[J].Time&Society，2023(2)：212-234.
[6]景天魁.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2015(5)：1-9.
[7]王敏芝.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与情感现代性[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63-172.
[8][9][16][17][19][20]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3227.
[10]陈丰.从“虚拟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2)：110-120.
[11] Jessie C. De Witt Huberts“. Because I am Worth It”-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Review of a Justification-based Account of Self-regulation Failur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14(2)： 118-137.
[12]王晴锋，戈夫曼.全控机构与自我分析—兼论精神病人的调适与抗争[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61-67.
[1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1-93.
[14]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
[1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1]赵巍.从留守儿童到三和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化与自我认同[J].求索，2021(2)：90-97.
[22]严飞“.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22(3)：224-234.
[23]焦开山，包智明.社会变革、生命历程与老年健康[J].社会学研究，2020(1)：149-169.
[24]林巧明，杨宜音.时空下的流转：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1(1)：66-72.
[25]邱婕“.三十而立”?—适婚年龄女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时间压缩[J].中国青年研究，2022(6)：59-67.
[26]郑作彧，胡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2018(2)：214-241.
[27]曾迪阳.生命历程理论及其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回顾与前瞻[J].社会发展研究，2016(2)：192-209. [28][29]何绍辉.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中的街角青年—以星城GJQ社区为表述对象[J].中国青年研究，2016(7)：27-33.
[30]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9)：39-4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纬（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陈书妮、兰荷伊（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