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新时报 （ID：qingxintimes），作者：王一璐、郭丝雨、邱雨诺，责编：邱雨诺、陶天野，原文标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清华直面校园开放困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难逢桃花源
作为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五一”期间全国各地景点人员爆满的新闻屡见不鲜，让许多想要出门游玩的同学放弃挤上五道口的地铁。
然而这些没有选择成为“人从众”一员的同学们会惊讶地发现，校内也不是“避世桃源”，在阳光热烈的春夏之交，清华园里游人如织，有同学调侃“学堂路上的人流量堪比工作日7:55时的早高峰”。
在那段时间入园的游人具体数量尚未有公开统计，但从校园环境与学生生活秩序受到的影响来看，入校人数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校园承载能力。在清华校内社交平台“1911星球”上，相关讨论数不胜数，除了在图书馆喧哗、乱翻教室、踩踏草坪、攀爬塑像、随地大小便等不文明现象，还有盗窃个人财产、破坏公物、影响人身安全等违法行为。
据学生部老师介绍，清华在校庆和“五一”期间实际上已经加强了维护校园秩序的人力投入，“用他们（保卫处）的话说，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搞”，工作强度极大；但游客与工作人员的比例依旧处于失衡状态。
对于有限的人手而言，要在6000多亩的校园里，每时每刻面面俱到每一个角落显然不可能，这使得开放背景下的校园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
四月底，清华学生严熠报名参加了校庆志愿活动，作为教学楼引导志愿者在清华学堂接待来访校友与学生亲友。
学堂一层和二层的公共空间为供学生自习和小组讨论，配备了一面触控板。严熠看到一个约莫三四年级的小男孩试着用手指甲抓触控板的屏幕，发现划痕并不明显，继而拿出钥匙用力戳屏幕，而并不理会一旁配备的触控笔。她劝阻未果，转头望见家长在休息区怡然聊着天，一瞬间感到“无力而愤怒”。
清华学堂教室内被划损的触碰板，部分划痕已不可消除
（受访者供图）
两天后的“五一”，学生蔡钰发现自己的自行车丢了。她在中关村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民警对她说：“你是今天第六个来报案的清华同学。”走完立案程序，蔡钰回到学校C楼调取了监控画面，发现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子骑走了她的车。
过了四日，她接到保卫处电话，说在校内找到了她的车，通知她去统一地点领取。“我还希望他们骑出学校呢，那就可以办偷窃了。”她忿忿。查监控的时间线因为两地奔波而拉长，这个过程也让她感到“心累”。
除了以散客方式进入的游客外，学校里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由导游率领的中小学生甚至成年参观团。而事实上，彼时清华大学只面向校友和学生亲友开放临时报备入校，理论上并不存在自主预约或“购票”入园的外部“游客”。
对此，学生们不禁质疑：现在除了学生访客预约、教工访客预约、校友刷卡直接进三种方式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人员进校方式？
一条隐晦又昭彰的产业链
早在两个月前，清华学生刘巍就曾在朋友圈看到一则招募“暑期清北研学活动助教”的广告。这条广告面向清华北大的在校生开出了不菲的日薪，要求他们向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清北学习心得”。所谓“研学”其实就是面向孩子和家长的进校参观，从入园、讲解到“学霸”分享，“一条龙”服务。
怀着一探究竟的想法，刘巍添加了负责人的微信，问道：“真的有清华北大的学生带吗？”
“这边所有学生的信息，以及他中考高考分数，都会跟家长去公布，我们都是在清华北大校园里找的学生。”负责人答道。
刘巍知道，在现行规定下，所谓的“清北研学”活动绝不可能得到学校的准许。因为除校友外，清华大学目前只面向“学生亲友”开放了预约入校通道，通知中明确强调，“仅限本人亲属、朋友来访”。
开放学生亲友入校的通知
图源：“清华大学学生处”公众号
这位负责人所从事的正是“黑导游”相关工作。所谓黑导游，是指无导游证、无带团资格、无旅行社安排的“三无”导游。2010年清华对入校人员实行管理以来，无论规定如何改变，黑导游们从未真正离开，校园管理也始终面临挑战。
清华学生葛昱出于好奇，曾在某淘宝店花费168元体验了一次“清华大学参观”，据说购买这项服务可以进入清华“自由活动，没有时间限制”。
客服向她确认了“几位，几号出游”后便告诉她：“身份证备着，一般不用。（我们）这边领（你）进去。”
第二天一早，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打了过来，她通过这个手机号添加了一个头像为清华学堂的微信账号，对方给她发来清华大学西南门的定位：“你从北京大学东门站下地铁后直接滴滴打车，定位选择‘清华大学－二校门’，告诉司机从西南门走。”葛昱坐上出租车后，对方发来视频通话，远程指导司机入校。
出租车到达二校门前家属区和学生区的分界，那里设有一道查验身份的“关卡”。对方让葛昱下车，背好一串身份证号码。
“妹子，你现在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然后你会看到两个保安在那。你过去，假装掏掏兜，自然一点，告诉他你忘带身份证了，他就会让你输身份证号，你就把刚刚背下来的输进去。不要紧，自然一点就行。”葛昱依言走去，在机器上输入了那串出生年份为“1982”的身份证号，没有受到阻拦——她顺利地进入了清华。
她不认识那串身份证号的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预约的。站在游人如织的二校门前，迎着阳光和风，她真的体验到了一丝作为游客参观清华的陌生感。葛昱在保安身边徘徊时，对方发来了游览指南：“校园比较大，导航必要的游览打卡点，二校门、大礼堂……进校园后文明参观，如遇到任何人询问怎么进的校园，直接说家里的亲戚报备，东门进来的。”
清华大学西门前，游人排队入校
“你现在随便玩就行了。”这是对方让葛昱清空聊天记录前的最后一句话。
葛昱的“清华游”发生在三月，若是在四月中下旬或“五一”假期期间，她进入清华可以更加方便。截至发稿，有预约的访客仍可以凭借身份证一天内不限次数地进出校园，这意味着，任何人只需要想办法背出一串被预约过的身份证号即可入校，不论当天是否另有人在使用它。
在黑导游和他们所接待的“游客”的眼中，这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生意。进校的人往往不会在意这一行为是否违规，而是将“慕名而来”作为自己进入校园的合法性依据，进而要求得到作为“游客”应有的待遇。
屡禁不止：政策变革与管理难题
从今年二月开始，清华和北大陆续出现通过邮件链接盗取学生校园账号的事件。被盗号的学生反映，每隔几天就会发现陌生的姓名出现在自己的预约名单里。而事实上，盗号的做法只是黑导游们众多手段中“不太恶劣”的一种。
2010年之前，清华对于校园参观没有严格管理，外来访客可随时进校参观。根据2010年《清新时报》的报道，当时每天进出清华的参观者少则几千人次，多则几万人次，“已远超出校园的接待服务能力”。乱丢垃圾、攀折踩踏、大声喧哗的现象严重，校内某些区域和部分校门周边交通秩序混乱，也滋生了不法游商、导游、租车点等违法违规现象。
2010年5月，校方为维护校内秩序，在西门设置入园管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黑导游们照样能找到办法维持“产业”。2015年，当时的清华大学治安派出所副所长对《清新时报》记者回忆，2010年曾有几位黑导游将数百名未预约的游客带至门外，将出面阻止的保安“架了出去”，“两到三人控制一名保安”，之后不顾治安管理队的到来，“一齐向门内涌”。
2018年，清华再次尝试开放，实行面向社会公众的线上预约制度，将双休、其他法定节假日、寒暑假设为开放日。由于名额“供不应求”，游客需要提前抢号。同时，校内学生可以带人进入，保安一般不会阻拦。2020年1月24日起，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清华暂停了校内参观，校内学生也不再能带人进入。直到今年2月，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清华的大门也再次向校友和学生亲友开放，但目前还没有恢复面向社会公众的预约渠道。
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的个人预约界面
对于黑导游来说，在这样的进校规则下，与校内的学生或教职工“合作”显然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因此，虽然清华没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预约，但在有个别校内人士做“内应”的情况下，校园游客数量迅速增加。在小红书上随手一搜，就能发现很多帮忙预约进校的笔记。淘宝、闲鱼、携程、飞猪等平台也充斥着类似服务。
“小红书”APP上提供代申请预约亲友入校的服务
其实，学校对此并未放任不理。据相关管理部门透露，“五一”假期前校方“每隔几天就会下一个律师函”，希望平台能够下架相关产品。不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力让这些追究很难具体到每个行为主体，加上“法不责众”的旁观者效应，这条明目张胆的产业链在互联网平台的助力下“春风吹又生”。
经历过三年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新的入校需求和管理配置下，除了学校需要重新摸清自身的承载能力，学生们也需要适应以开放作为新常态的校园，重塑自己的习惯。以讨论较多的自行车被盗情况为例，疫情期间相对封闭和安稳的校园生活让很多学生习惯了在校园各处都不锁车。这种对于熟悉的封闭校园的信任，保留到开放的校园中，难免给低素质的肇事游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同学们不得不带着对自己爱车的思念扎堆中关村派出所。
5月23日，清华大学进一步调整临时来访入校报备政策，限制单日报备总量为4000人，每位师生单日和单月分别不超过5人次和15人次，“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利用报备权限牟利，涉嫌违法行为学校将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查处”。教师借此牟利的将直接被开除，而对学生则按牟利金额等因素判断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但高校的无奈之处在于，不加管理必然没有秩序，而即便加强管理，有时也因为政策有着难以穷尽或不便修补的漏洞，而只能让“漏网之鱼”们继续存在。据学校有关部门老师介绍，根据“市场规律”，如果政策收紧，通过“黑市”进入清华的交易价格会变得更加昂贵，“以前50块钱一个人，现在可能300才能进来”。
清华应当如何开放？
校园因开放而出现的各种乱象，不只是进校制度的问题，也不只关于“黑导游”或游客们的利益和需求，它事实上指向“高校开放与管理”这一更大的命题，包括高校自身的定位和管理逻辑，以及校内外各方主体对于高校社会角色的认知。
作为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大学并非全开放的公共性景点。景点收取的门票费用可以用于日常维护，而清华大学面对因游客行为而产生的额外开支，只能“自掏腰包”。在部分学生看来，太多游客去食堂吃饭打卡是对校内资源的一种“侵占”，因为学校对食堂的补贴本是为了惠及尚无稳定收入的学生群体；并且，学生们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也因为入校游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根据清华保卫处的反馈，电脑和自行车失窃的事件的确明显增多。
除了学生群体的诉求外，清华在规范校园管理和安保制度时，还需要考虑到家属区居民的意见和境况。清华校内的家属区和学生区难以分割，但家属区“社会化管理”的呼声和学生区“不被打扰”的需求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目前，通向家属区的清华西南门采用登记进入的方式，在与学生区的交界之处另设查验“关卡”。曾有老师向清华保卫处建议，将“关卡”推至西南门，统一各校门管理。但反对的声音更高：“我带人到我家来吃饭，为什么要向你报备？”
面对数量庞大入校人员，以及牵涉其中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清华大学只能不断探索更有效的管理方式，试着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相比之下，校园之外对高校开放的呼声则更高涨。早在二月，光明网便发表评论“大学校园应该开放，这没什么疑问”，央视网也发文《大学校门，该打开了》，倡导大学开放自身资源，与社区相互成就。在央视网文章的评论区，支持大学对外开放的声音也显著占据上风，包括想带即将高考的孩子提前看看大学的父母、想参加孩子毕业典礼的家长、多年未有机会返校的毕业生，以及想在工作后继续找一片年轻的场地打篮球或踢足球的人们。
对于大学校园开放性的争论不像其他很多关于大学的议题一样“无国界”，事实上，不同国家的高校与社会联结的模式是差异化的。清华学生崔扬前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交换， 发现不仅大学没有围墙，系馆也没有门禁，校园卡“只在考试的时候刷一下”。而且基本没有食堂，只有超市和私营的饭店、餐车，吃饭就刷银行卡。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崔扬 摄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同样面向公众开放，但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约束，比如，斯坦福大学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包括白色广场、公共用餐区域、室外游览区域等，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散布在小镇的各个角落，最著名的景点Christ Church会向游客收取18英镑的门票。
美国康奈尔大学
苑斯琪 摄
目前中国大学的校园开放政策也不尽相同。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没有围墙，和周围街区融为一体，公交车和地铁都能进入大学城。“周末的游客比较多，一般都是来岳麓书院和岳麓山，如果在大学城排队吃饭很痛苦，平时游客还好。”湖南大学学生桑仪说，“我不是很担心安全问题。景点距离上课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系馆也有门禁。同学都是一起走路或者骑车上课，有时需要坐公交。但因为人很多，我买了电动车。”
《中国新闻周刊》在《三年疫情过去，高校封闭管理何时休？》一文中提出，在管理和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大学需要有精细化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校园活动首先应该分类对待，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娱乐性的活动……不该限制来访者；一些会议或讲座，应该对特定群体开放；学校的课堂，不能随便开放。然而，现实是，很多学校管理部门为了省事，不对来访者的目的进行区分，直接一刀切进行限制，疫情之后，这种‘懒政’做法更是得到了强化。 ”
“大学校园应该如何开放”，每个学校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自己的制度，这一制度不是静止的，而是要在现实问题中不断改进；它也无法由学校管理者独自决定，而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大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知识的开放和流动是必要的；公众在满足自身参观意愿的同时，也应该展现出对大学的尊重和友好。
然而，黑导游无处不在的“入侵”，以及违规入校的部分游客的荒谬行为，无形之中阻碍了大学和公众走向彼此的脚步。
清华学生杨凌记得，2019年初，高一的她和妈妈游览北大的经历“真的很美好”，彼时，一位好心的北大学生在食堂帮他们刷了卡；现在她偶尔也会请北大的朋友帮忙预约一场“百讲”的电影，看完再绕着未名湖走上几圈，听温和的风吹过湖面。她喜欢与不同的空间及其中的人们短暂交汇的感觉：“我们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是放开之后‘走出去’的受益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对‘走进来’的人报以善意。”
清华园里享受秋天的一对母女
张智超 摄
（除摄影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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