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飞碟探索》编辑部仍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有人十年如一日地书写呓语一般的外星人奇遇，有人自称推翻相对论、用自然语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人郑重其事地预测星际大战的发生。来信的人都在寻求一种共鸣。这些不被世人理解的“热爱”与“疯癫”，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闪耀的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戈多，编辑：花花菜，题图来源：《宇宙探索编辑部》
“一本杂志，光探索飞碟就探索了40年，真是够奇葩的。”
在《飞碟探索》编辑部，80后编辑马文若打趣地自嘲。办公室外，一股“废土科幻感”正席卷而来，漫天的黄沙侵袭了整座城市，马路对面的建筑消失不见。尘暴之下，太阳成了一个模糊的光团，好像一艘悬停于半空的UFO。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上映之后，这本近乎被时代遗忘的杂志突然重回大众视野。电影里，《宇宙探索》是一本研究地外文明的过气杂志，主编老唐是个痴迷于外星人的“偏执狂”。
他用八爪按摩器接收宇宙的信号，在电视的雪花点里寻找宇宙诞生的余晖，尽管生活落魄潦倒，也要义无反顾地踏上寻找外星人的旅程。
尘暴之下，太阳成了一个模糊的光团，好像一艘悬停于半空的UFO。/作者摄
电影的原型正是曾经风靡全国的科普杂志《飞碟探索》。科幻作家韩松在微博中略带伤感地回忆：“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飞碟探索编辑部。女看知音，男看飞碟，那时就是这么说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飞碟探索》在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创刊。在那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它的诞生就像UFO一样，如同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外来客”——宇宙人、反物质、月球移民这些神秘又不失科学的概念，让无数人心潮澎湃，辗转难眠。
对于一代渴望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飞碟探索》是通往外星神秘世界的“重要通道”；对于不被世界理解的UFO信徒来说，《飞碟探索》是行走在边缘人生里的“坚实同盟”。
如今，40年过去，飞碟始终没有出现。寻找飞碟，也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荒诞“大梦”。但人们怀念《飞碟探索》，因为在那个时代，它曾为所有人打开无限可能。
那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它的诞生就像UFO一样，如同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外来客”。/杂志封面
一个冒险的决定
“在浩瀚的宇宙里，恒星的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的沙粒还要多。”1980年，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宇宙》一书中如此写道。
每个初读这句话的人都难免为之一颤，宇宙中蕴藏的可能是如此无穷无尽、超越人类的想象。彼时，全世界正处在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余波里，“每个人都能拥有飞碟”的口号响亮地飘荡在地球上空。
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们也在遥想太空的无数种可能。
1980年末，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化鹏收到了一封和“飞碟”有关的神秘来信。
信中说，美籍华人林文伟先生，希望和出版人朱福铮、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时波共同创办一本“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UFO”的杂志，他们负责撰稿、配图，想要寻求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些稿件，并支付1200元的酬劳。
虽然需求并不复杂，但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下这个任务——此前，这封信寄给了全国近10家出版社，全都吃了闭门羹。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尽管1200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出版社更大的顾虑是：如果出版这个东西，“犯了错误”怎么办？
当时，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在全国赫赫有名，是我国第一批从事“空间飞行器”的研制单位；而在甘肃省另一端的戈壁滩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曾在这里冉冉升起。
可以说，“飞碟”与兰州这座工业城市的气质并不违和。但承办一本UFO杂志，却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
《飞碟探索》的元老级编辑、前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前总编辑王郁明回忆道，1980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各地的出版人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里，对新政策拿捏不定——UFO未被证实，会不会和国家的导向方针不符，会不会包含外国文化的入侵？
但另一方面，新事物纷至沓来，人们的求知欲空前旺盛。王郁明对新周刊记者说：“那时国门已经开了缝了，外国五彩缤纷的东西涌入，看得人眼花缭乱。民间到处都是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从哲学、文学到科学技术。”
几经讨论，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冒险一试，因为大家相信，在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禁区。
负责牵头的编辑王化鹏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陀螺仪专业，对“航天器怎么飞”稔熟于心，对不明飞行物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位负责“拍板”的老同志名叫曹克己，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同年，他还带领社里的两位年轻人创办了影响了几代人青春的杂志——《读者》。
谈及杂志的成功创办，王郁明总不忘提及西北人“爽快”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兰州作为西北工业重镇，在当时拥有诸多科技领域的人才。
很多在兰州生活的年轻人，都是跟随父母“支援大西部”的新移民，地理上大跨度的迁徙，让他们对新知识的态度更加开放，文化氛围也更为自由。
兰州作为西北工业重镇，在当时拥有诸多科技领域的人才。/纪录片@today视界
第一期《飞碟探索》印刷了10万册，在当时是个“野心勃勃”的数量。为了打开杂志的知名度，编辑们把这批杂志拉进了办公室，一本一本地用信封装起来，寄往全国各地的邮局，连县镇一级的邮局也没落下。
创刊词里，编辑部引用了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中的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还提出了一句浪漫的口号：“使想象力超越智慧，使创造联系宇宙。”
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的发现都起源于好奇心和幻想。1895年，英国作家威尔斯在小说《时间机器》中设想了“时间旅行”的概念，主人公能够在未来与过去之间任意穿梭。10年之后，相对论提出，时光机在理论上找到了它的依据。
科学与幻想像是一对双生子，彼此牵引、紧密互动，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巧妙地发生重合。
《飞碟探索》创刊号封面上，一个闪烁的蓝色飞行器正在驶离未知的星球，飞向浩渺的宇宙。
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的发现都起源于好奇心和幻想。/杂志封面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上世纪80年代，作家三毛曾向《飞碟探索》的撰稿人、美籍华人林文伟写信，声称自己在撒哈拉沙漠见到了UFO；1994年，作家池莉曾在《飞碟探索》上投稿，记录自己在新疆看到飞碟的故事；90年代初期，科幻作家韩松采访了台湾地区飞碟研究会理事长吕应钟博士，就飞碟学进行严肃讨论。
寻找UFO，一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一支共同的时代“狂想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UFO目击纪实”都是《飞碟探索》的保留栏目，但除此之外，生命溯源、宇宙探秘、遗址寻踪、绿色方舟，才是构成杂志篇幅最大的几个板块。
从暗物质、反物质、虫洞效应，到对“森林杀手”酸雨的讨论，再到秘鲁的“云中古城”马丘比丘的揭秘，内容涉及天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寻找UFO，一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一支共同的时代“狂想曲”。/杂志截图
中国UFO协会理事长孙式立评论：“UFO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跨学科研究课题， 其学科跨度之大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也因此，UFO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普爱好者群体。
到底有没有飞碟？外星人真的存在吗？这些看似荒诞的问题，实则折射出一系列深刻的生存问题——它不仅关乎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也关乎人类面对自身的生存危机该如何自处。
工业革命之后，地球上的生态能源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和追问，也意味着寻找宇宙第二家园的努力。
不过，民间对于《飞碟探索》“科学性”的批评却从未停止。任意翻开一本80年代的杂志，你可能会同时看到“宇宙膨胀论”的理论分析，以及“外星人绑架”的奇情故事。
不过，民间对于《飞碟探索》“科学性”的批评却从未停止。/杂志截图
有网友将《飞碟探索》形容成“科幻版的《故事会》”，对此，王郁明有点无奈。他强调，杂志从一开始，就是“冲着科学严谨的方向去的”。
从1984年任职《飞碟探索》副主任，到2004年退居二线的20年里，王郁明一直将杂志定位为“科普杂志”——“科普是普及科学知识，科幻是搞幻想，一搞幻想就有点五花八门了，脱离了我们的本意。”
王郁明上任的那一年，钱学森曾亲自给《飞碟探索》编辑部致信，称UFO“很可能不是来自天外，而是来自地下，是地层断裂引起的”。
王郁明告诫团队，一定要用严谨的态度看待UFO现象，警惕那些“怪力乱神”的文章。
为了证明编辑部的“科学性”，王郁明说到自己招人的要求：“必须是理工农医（专业），如果你是学文学的，哪怕是硕士、博士，到我这也没用。”
在《飞碟探索》任职超20年的另外两名“老编辑”，也都是工科生——前主编何晓东于1991年入职，专业背景是海洋地质和水文工程；另一位1998年入职的编辑钱茹，是学机械的，上世纪90年代，别的大学生沉迷写诗，她却沉迷于工业制图和理论力学，她笑称自己成长于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家庭。
在《飞碟探索》的办刊史上，王郁明是公认的“个性突出的编辑”。但和电影里的主编“老唐”截然不同，编辑们口中的主编“老王”是冷峻的、理性的，对天文物理的兴趣远大于浪漫化的科幻想象，是学游泳都要研习“流体力学”的理论派。
上世纪60年代，老王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系，是“万里挑一”的学霸。
在进入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科技室之前，老王曾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9年，脑子里是各种各样的计算公式，“根本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一栋楼要用多少吨水泥、多少吨钢材、多少吨木材，要添加多少余量，容不得一丝半缕的差错。是钉子就是钉子，是螺丝就是螺丝。
这样的专业背景，让老王对语言、事物的准确度有着很高的要求。
老王反对把不明飞行物具像化，“准确说，UFO不能叫飞碟，飞碟太具象了”。他一度想让杂志改名，但考虑到知名度已经打响，不忍放弃；此外，老王也不喜欢把外星智慧生命叫作“外星人”。
上世纪80年代，“外星人”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多轮迭代，从三角脸、深眼窝的“小灰人”，到形似章鱼的“扁头人”，人们想象外星人的模样、性格，争论他们是“善良”还是“邪恶”。
但在老王心中，外星人的样子难以对应到某个具体的形象里。他认为，把外星智慧生命想象成“人”的模样，是一种狭隘，在《飞碟探索》创刊号上，就有文章提出过假设，外星人或许是以“能”的形式存在的。
老王把有关外星人的讨论看作是一种“生命科学”——外太空到底有没有孕育生命的条件？外星生命一定是碳基生物吗？可不可能是硅基生命？
老王相信外星智慧生命，但不太相信他们造访过地球。
老王经常跟编辑部讲一个生动的比喻：地球有40亿年的历史，人类有8000年的历史，现代文明有300年的历史，如果把地球的40亿年看为一年，人类的诞生就是在12月31日的23点59分，而人类的科学技术发生在这一年中的最后零点7秒。放在宇宙巨大的时间尺上，人类文明的存在只是一瞬。
老王认为，智慧生物在不同星球的诞生节点不一样，彼此相遇的概率很低。
上世纪80年代，“外星人”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多轮迭代。《E.T.外星人》剧照
“人类在地球的历史上像是‘闪了一下光’，如果人类要和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通信，需要同时‘闪光’，但是，人类的信号到达其他星球的时候，他们的‘闪光’可能已经熄灭了。”
但老王拒绝“定论”。上世纪90年代，一位院士在央视上讲“外星人肯定不存在”，老王听了挺生气：作为一个科学家，说话怎么就不讲究证据？
其实，早在《飞碟探索》的创刊词里，编辑部就明确过立场，“飞碟存在论与否定论”都将受到本刊的欢迎，本刊绝不会寻求单一的结论。
不可知论的荒原
上世纪80年代，与飞碟学同步席卷神舟大地的，是一股疯狂的气功热潮。
起初，气功只是中医里的一种养生方法；很快，它从“强身健体”演变成了一种“包治人生百病”的“精神寄托”，全国的气功修炼者一度高达6000多万人。
而飞碟与气功的结合，让飞碟学沦入了“不可知论”的荒原里。
中国UFO研究协会会长孙式立曾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中说道：“气功和飞碟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渊源，都是未解之谜”。
当时很多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民间开始追求各路神秘力量，以寻求心灵的药方。
1988年起，中国UFO研究协会开始“挂靠”气功协会，成为后者旗下的二级学会。老王叹息：“气功，纯粹是把飞碟学搅进一块了。”
作为“全国UFO权威期刊”，《飞碟探索》编辑部时不时会被拉去“见证”各种神秘主义的活动。
有一次，老王在朋友的引荐下会见一位气功大师。会场里，这位大师举着双手，眼神迷离地来回踱步。
老王按要求闭眼、静坐，两指交叠，突然，大师给他背后拍了一掌，大喊：“进去了吗？”老王苦苦冥想：“进不去啊，怎么都进不了那个境界！”
1990年前后，老王和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刘俭云，应邀去北京会见杂志的撰稿人美籍华人林文伟，以及中国UFO协会的成员。
到了北京以后，一位UFO爱好者真诚地表示，希望老王和林文伟可以去天津看看自己女儿的“特异功能”。
老王又一路辗转至天津，见到了这位UFO爱好者的女儿。女孩当即从衣柜里取出了一些带有窟窿的衣服，并解释说，自己的衣服放进衣柜里，就会发生自燃。
午饭过后，女孩从餐厅的花圃里摘取了一朵玫瑰花苞，把花苞握在手里，打开手掌后，花朵开了。
女孩接着表演“抖药片”，对着一瓶封闭的阿司匹林开始发功，过了一会儿，她声称今天功力欠佳，需要把盖子“打开一下”，她拧开瓶盖又快速合上，瓶子一抖，药片从瓶子里掉出来了。
老王一看，觉得里头动了手脚——通常，近景魔术就是这么变的。
“抖药片”“开花”是人体特异功能的传统节目，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其中不乏各界名人。但老王与这些违背自然的“神秘现象”始终保持距离。
与此同时，民间的UFO神秘事件一波接着一波。
1994年，“孟照国事件”轰动全国，《飞碟探索》编辑部也在第一时间听闻此事：林场工人孟照国，在黑龙江凤凰山“与一位女外星人生了孩子”，据孟照国描述，女外星人“大约3米高，有6只手指，其他与常人并无区别”。
同年12月，贵阳市北郊的都溪林场内，发生了“空中怪车事件”，也被认为与UFO相关。
老王回忆：“人们半夜好像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说火车过来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森林全向一个方向倒伏，宽是多少米，长是多少米，倒伏的边界线很清楚。奇怪的是，旁边的树都还好好的，甚至于距离不远的大棚都好好的，到底怎么回事？”
在科学家排除了飓风、旋风等异常气流的影响后，此事的调查陷入僵局。民间的UFO调查者前往之后，纷纷得出相似的结论：“不明飞行物要着陆，把森林都撞倒了。”
对于民间飞碟爱好者的调查结果，编辑部有点不以为然。飞碟爱好者，往往把什么事儿都引向飞碟。
1998年入职《飞碟探索》的编辑钱茹认为，对于很多狂热的爱好者来说，“UFO”被上升到了宗教哲学的高度，可以用以解释生活里的一切。
老王一度希望编辑部能做一手的资料搜集，派记者去前线调查，然后自己写稿。但由于《飞碟探索》只是甘肃科技出版社旗下的一个部门，任何决议都需要社里层层审批，老王“扩充编辑部”的愿望几近落空。
这一“转型”的失败，给杂志日后的困境埋下了伏笔。由于编辑部缺乏原创稿件，杂志一度缺稿严重，以至于只能将杂志的命运维系在少量“靠谱”的作者身上。
怪孩子的“树洞”
在《飞碟探索》的全盛时期，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击报告，几个大塑料筐里，堆满了深浅不一的牛皮信封。“千真万确”“句句为实”这样的字眼，常常以铿锵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信的开头，迫切地用于自证。
来自陕西西安的60后读者梁云，也曾给编辑部寄来自己的目击报告。
1977年夏，正在读初三的他目睹了一起怪事，事发地点位于西安北郊的龙首山南侧。
晚饭后，他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到树梢顶处出现了一个圆形飞行物，一个“倒扣的脸盆”在慢慢地旋转，一缕蓝色的烟雾在它上方飘移。五六分钟后，飞行物向着西南夜空飞去，直到消失不见。
当时，梁云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飞碟”。直到4年后，正在读大专的他在报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飞碟探索》的杂志，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当时看到的神秘飞行物是“飞碟”。
和大部分的UFO目击者一样，梁云的自述无法得到交叉印证，也缺乏基本的物证，他和飞碟的“接触”只能成为伴随自己一生且无法佐证的秘密。
在《飞碟探索》的全盛时期，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击报告。/BBC飞碟纪录片截图
好在，《飞碟探索》提供了一个树洞，容纳着人们各式各样的“天真”与“臆想”。
前主编何晓东对新周刊记者回忆，编辑部接到过各种各样的神秘电话，有人说与外星人进行了“第三类接触”，也有人坚称自己进过UFO的机舱。
让何晓东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左右，曾有一个女人频繁打来电话，说自己长期受到外星人的压迫，并且多次情绪崩溃、痛哭流涕。
何晓东每次都默默地倾听，一段时间后，女人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后来，编辑部再也没有接到过她打来的电话。
不去“戳破”是编辑部的共识——来电的人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倾诉的对象，而不是就“真相”进行辩论。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甚至有读者专程到《飞碟探索》编辑部拜访，他们的目标一致，就是想看看办这本杂志的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稀奇古怪，是不是志同道合的友人。
老王告诉新周刊记者，来访的人中，曾有不少是想要“化缘造飞碟”的。但他们给出的飞碟图纸通常都止于外形设计，加以简单的原理阐释。
最常见的是“风扇原理”——很多人相信，只要把风扇的转速提高，把叶片增加、圆筒缩小，风扇就会变成涡轮喷气发动机，然后就能飞起来。
编辑钱茹说：“几百年来，空气动力都是这些东西，基本原理没有变化，一些民间爱好者就抓住了这个点，立刻觉得飞碟很容易实现。但现实是，让一个东西动一下很简单，可要持续地动下去，还要按照一定的轨迹动，这就太难了。”
直到今天，编辑部仍旧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有人十年如一日地书写呓语一般的外星人奇遇，有人自称推翻相对论、用自然语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人郑重其事地预测星际大战的发生。
直到今天，编辑部仍旧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受访者提供
80后编辑马文若小心翼翼地守护读者们的“秘密”。犹豫再三，她才对新周刊记者拿出这些年收到的读者来信，她不希望它们被“粗暴”地公之于众。
“他们觉得《飞碟探索》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对象，觉得你又权威又小众，一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怎么可以背叛我。”
马文若深知，来信的人都在寻求一种共鸣。这些不被世人理解的“热爱”与“疯癫”，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闪耀的东西。
出生于1989年的蒋小朋，是一个典型的、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飞碟爱好者。
2019年，30岁的蒋小朋关闭了他的小饭馆，在老家河南周口市沈丘县腾出了一间20平方米的空屋，改造成一间“飞碟研究工作室”。自此，他每天都要花8小时以上的时间，研究飞碟的物理动力。
蒋小朋的飞碟研究工作室。/受访者图
蒋小朋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造出飞碟。
村里的人不知道蒋小朋到底在“捣鼓什么”，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十分确信，“人活着不能只追求钱”。
4年过去，他设计出5000多种飞碟，做出了300多个飞碟模型。工作室里，摆放着他“做飞碟”的机器——车床、钻床、雕刻机，以及各类零件。
在蒋小朋工作室的另一侧，311本《飞碟探索》按年号有序地陈列在书架上。对许多蒋小朋这样的UFO信徒来说，《飞碟探索》是他们生活里最大的“知音”。
马文若特别理解这些“飞碟发烧友”。说到他们，她的话语里透露出温柔：“飞碟，是能把他们从生活的泥潭里拔出来的东西。”
只要“飞碟”还在，这个世界就还允许荒诞
1994年，是《飞碟探索》的巅峰时期，发行量一度超34万册，在科普杂志里一骑绝尘——创刊于1933年的中国科普杂志“鼻祖”《科学画报》，发行量也只有10万册。
随后，“全球发行量最大的UFO杂志”被风光地印在了杂志的封面上。
但几年后，老王感知到，时代的潮水正在退去。
1997年9月，中国UFO协会的解散，就像一支带有预言色彩的“序曲”；随着冷战余波的终结，不少“UFO事件”“外星人实验基地”被揭露为美、苏两国的军事秘密基地。
千禧年来临之际，老王察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市场”“经济”，大家将目光从遥远的宇宙收回，落在了更当下、更务实的生存问题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新一轮商业浪潮席卷中国，《飞碟探索》的发行量从巅峰期的30多万册，下降到25万册、20万册。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越来越多的神秘现象遭遇“起底”。人们猛然发现，百慕大三角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文化概念；“麦田怪圈”多数是人为制造；而令人触目惊心的UFO目击报告，有可能是电风筝、气象气球、卫星过境，甚至是拍照时镜头出现的光学现象。
“一个地外生命来到地球探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历史上，人类曾经用阿雷西博望远镜向外太空发送过一条无线电信息，目的地是距地球两万五千光年的球状星团M13。按光速传播，这条信息要在2.5万年后才能送达。等人类收到回复，最快也是5万年以后的事了。”编辑马文若告诉新周刊记者。
一夜之间，大量的“未知”变成了“已知”，来自外太空驳杂的神秘回响趋于平静。
老王说起来万般惆怅：“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本杂志确实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头了。”
不过，老王没有那种悲观的论调，他认为，《飞碟探索》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大家整体的科学素养提高了”，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曾经为年轻人开启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
前主编何晓东透露，一位杂志的前撰稿人，正是因为《飞碟探索》选择了之后的人生方向。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这位同学前往美国读博，研究在南极发现的一块陨石碎片，因为碎片上发现了DNA的痕迹。
另一批《飞碟探索》的读者，成长为了中国科幻领域的“中流砥柱”。诗人流沙河曾在《中国科幻口述史》中回溯了《飞碟探索》对他的影响，宇宙的浩瀚让他终生对未知充满敬畏，他写下：“没有想象力的人，是灵魂的残废。”
2019年，《飞碟探索》宣布休刊。就在一个多月前，科幻作家刘慈欣被授予了克拉克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提及人们“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去”：“信息技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逐渐失去了兴趣。”
休刊后，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最早一批的读者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眼睛老花、看字困难，但仍对年轻时读过的这本杂志念念不忘。
年近六十的读者梁云在机关工作了大半辈子，40年间，他一直舍不得扔掉自己收集的170多本《飞碟探索》。年轻时候做过的飞碟梦，是他对单调乏味的世俗生活所做过的最大“偏离”。
2020年，《飞碟探索》改版复刊。改版后的《飞碟探索》不再聚焦UFO、地外文明和未解之谜，而是将视角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物理、航天、考古和生命科学。
2020年，《飞碟探索》改版复刊。/受访者提供
复刊前夕，编辑马文若写了一段浪漫的寄语：
“无论何时，人类都该守护庸常之外的自我……天真与好奇，赋予了我们行动的力量，它曾是人类演化道路上让爬行与直立、徒手与工具、生食与取火、本能与审美产生分界的那个神秘的偶然，也将会是牵引我们走向下一个探索纪元的最迷人的未知。”
马文若告诉新周刊记者，很多年过50岁的老读者仍在订阅这本杂志，大家寻求的是一种陪伴——“只要《飞碟》还在，这个世界就还允许荒诞，允许另外一种可能。”
飞碟迟迟未来，但编辑部并不遗憾。何晓东提醒新周刊记者，《飞碟探索》的重心在于“探索”，而非“飞碟”。
“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把大家从单一的外星人、飞碟里引出来，把精力放在‘探索’两个字上——向上的、向下的、向内的、向外的，任何你可以探索的领域，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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