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飞碟探索》编辑部仍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有人十年如一日地书写呓语一般的外星人奇遇,有人自称推翻相对论、用自然语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人郑重其事地预测星际大战的发生。来信的人都在寻求一种共鸣。这些不被世人理解的“热爱”与“疯癫”,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闪耀的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戈多,编辑:花花菜,题图来源:《宇宙探索编辑部》


“一本杂志,光探索飞碟就探索了40年,真是够奇葩的。”


在《飞碟探索》编辑部,80后编辑马文若打趣地自嘲。办公室外,一股“废土科幻感”正席卷而来,漫天的黄沙侵袭了整座城市,马路对面的建筑消失不见。尘暴之下,太阳成了一个模糊的光团,好像一艘悬停于半空的UFO。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上映之后,这本近乎被时代遗忘的杂志突然重回大众视野。电影里,《宇宙探索》是一本研究地外文明的过气杂志,主编老唐是个痴迷于外星人的“偏执狂”。


他用八爪按摩器接收宇宙的信号,在电视的雪花点里寻找宇宙诞生的余晖,尽管生活落魄潦倒,也要义无反顾地踏上寻找外星人的旅程。


尘暴之下,太阳成了一个模糊的光团,好像一艘悬停于半空的UFO。/作者摄


电影的原型正是曾经风靡全国的科普杂志《飞碟探索》。科幻作家韩松在微博中略带伤感地回忆:“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飞碟探索编辑部。女看知音,男看飞碟,那时就是这么说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飞碟探索》在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创刊。在那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它的诞生就像UFO一样,如同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外来客”——宇宙人、反物质、月球移民这些神秘又不失科学的概念,让无数人心潮澎湃,辗转难眠。


对于一代渴望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飞碟探索》是通往外星神秘世界的“重要通道”;对于不被世界理解的UFO信徒来说,《飞碟探索》是行走在边缘人生里的“坚实同盟”。


如今,40年过去,飞碟始终没有出现。寻找飞碟,也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荒诞“大梦”。但人们怀念《飞碟探索》,因为在那个时代,它曾为所有人打开无限可能。


那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它的诞生就像UFO一样,如同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外来客”。/杂志封面


一个冒险的决定  


“在浩瀚的宇宙里,恒星的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的沙粒还要多。”1980年,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宇宙》一书中如此写道。


每个初读这句话的人都难免为之一颤,宇宙中蕴藏的可能是如此无穷无尽、超越人类的想象。彼时,全世界正处在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余波里,“每个人都能拥有飞碟”的口号响亮地飘荡在地球上空。


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们也在遥想太空的无数种可能。


1980年末,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化鹏收到了一封和“飞碟”有关的神秘来信。


信中说,美籍华人林文伟先生,希望和出版人朱福铮、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时波共同创办一本“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UFO”的杂志,他们负责撰稿、配图,想要寻求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些稿件,并支付1200元的酬劳。


虽然需求并不复杂,但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下这个任务——此前,这封信寄给了全国近10家出版社,全都吃了闭门羹。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尽管1200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出版社更大的顾虑是:如果出版这个东西,“犯了错误”怎么办?


当时,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在全国赫赫有名,是我国第一批从事“空间飞行器”的研制单位;而在甘肃省另一端的戈壁滩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曾在这里冉冉升起。


可以说,“飞碟”与兰州这座工业城市的气质并不违和。但承办一本UFO杂志,却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


《飞碟探索》的元老级编辑、前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前总编辑王郁明回忆道,1980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各地的出版人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里,对新政策拿捏不定——UFO未被证实,会不会和国家的导向方针不符,会不会包含外国文化的入侵? 


但另一方面,新事物纷至沓来,人们的求知欲空前旺盛。王郁明对新周刊记者说:“那时国门已经开了缝了,外国五彩缤纷的东西涌入,看得人眼花缭乱。民间到处都是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从哲学、文学到科学技术。”


几经讨论,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冒险一试,因为大家相信,在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禁区。


负责牵头的编辑王化鹏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陀螺仪专业,对“航天器怎么飞”稔熟于心,对不明飞行物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位负责“拍板”的老同志名叫曹克己,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同年,他还带领社里的两位年轻人创办了影响了几代人青春的杂志——《读者》。


谈及杂志的成功创办,王郁明总不忘提及西北人“爽快”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兰州作为西北工业重镇,在当时拥有诸多科技领域的人才。


很多在兰州生活的年轻人,都是跟随父母“支援大西部”的新移民,地理上大跨度的迁徙,让他们对新知识的态度更加开放,文化氛围也更为自由。


兰州作为西北工业重镇,在当时拥有诸多科技领域的人才。/纪录片@today视界


第一期《飞碟探索》印刷了10万册,在当时是个“野心勃勃”的数量。为了打开杂志的知名度,编辑们把这批杂志拉进了办公室,一本一本地用信封装起来,寄往全国各地的邮局,连县镇一级的邮局也没落下。


创刊词里,编辑部引用了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中的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还提出了一句浪漫的口号:“使想象力超越智慧,使创造联系宇宙。”


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的发现都起源于好奇心和幻想。1895年,英国作家威尔斯在小说《时间机器》中设想了“时间旅行”的概念,主人公能够在未来与过去之间任意穿梭。10年之后,相对论提出,时光机在理论上找到了它的依据。


科学与幻想像是一对双生子,彼此牵引、紧密互动,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巧妙地发生重合。


《飞碟探索》创刊号封面上,一个闪烁的蓝色飞行器正在驶离未知的星球,飞向浩渺的宇宙。


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的发现都起源于好奇心和幻想。/杂志封面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上世纪80年代,作家三毛曾向《飞碟探索》的撰稿人、美籍华人林文伟写信,声称自己在撒哈拉沙漠见到了UFO;1994年,作家池莉曾在《飞碟探索》上投稿,记录自己在新疆看到飞碟的故事;90年代初期,科幻作家韩松采访了台湾地区飞碟研究会理事长吕应钟博士,就飞碟学进行严肃讨论。


寻找UFO,一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一支共同的时代“狂想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UFO目击纪实”都是《飞碟探索》的保留栏目,但除此之外,生命溯源、宇宙探秘、遗址寻踪、绿色方舟,才是构成杂志篇幅最大的几个板块。


从暗物质、反物质、虫洞效应,到对“森林杀手”酸雨的讨论,再到秘鲁的“云中古城”马丘比丘的揭秘,内容涉及天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寻找UFO,一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一支共同的时代“狂想曲”。/杂志截图


中国UFO协会理事长孙式立评论:“UFO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跨学科研究课题, 其学科跨度之大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也因此,UFO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普爱好者群体。


到底有没有飞碟?外星人真的存在吗?这些看似荒诞的问题,实则折射出一系列深刻的生存问题——它不仅关乎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也关乎人类面对自身的生存危机该如何自处。


工业革命之后,地球上的生态能源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和追问,也意味着寻找宇宙第二家园的努力。


不过,民间对于《飞碟探索》“科学性”的批评却从未停止。任意翻开一本80年代的杂志,你可能会同时看到“宇宙膨胀论”的理论分析,以及“外星人绑架”的奇情故事。


不过,民间对于《飞碟探索》“科学性”的批评却从未停止。/杂志截图


有网友将《飞碟探索》形容成“科幻版的《故事会》”,对此,王郁明有点无奈。他强调,杂志从一开始,就是“冲着科学严谨的方向去的”。


从1984年任职《飞碟探索》副主任,到2004年退居二线的20年里,王郁明一直将杂志定位为“科普杂志”——“科普是普及科学知识,科幻是搞幻想,一搞幻想就有点五花八门了,脱离了我们的本意。”


王郁明上任的那一年,钱学森曾亲自给《飞碟探索》编辑部致信,称UFO“很可能不是来自天外,而是来自地下,是地层断裂引起的”。


王郁明告诫团队,一定要用严谨的态度看待UFO现象,警惕那些“怪力乱神”的文章。


为了证明编辑部的“科学性”,王郁明说到自己招人的要求:“必须是理工农医(专业),如果你是学文学的,哪怕是硕士、博士,到我这也没用。”


在《飞碟探索》任职超20年的另外两名“老编辑”,也都是工科生——前主编何晓东于1991年入职,专业背景是海洋地质和水文工程;另一位1998年入职的编辑钱茹,是学机械的,上世纪90年代,别的大学生沉迷写诗,她却沉迷于工业制图和理论力学,她笑称自己成长于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家庭。


在《飞碟探索》的办刊史上,王郁明是公认的“个性突出的编辑”。但和电影里的主编“老唐”截然不同,编辑们口中的主编“老王”是冷峻的、理性的,对天文物理的兴趣远大于浪漫化的科幻想象,是学游泳都要研习“流体力学”的理论派。


上世纪60年代,老王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系,是“万里挑一”的学霸。


在进入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科技室之前,老王曾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9年,脑子里是各种各样的计算公式,“根本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一栋楼要用多少吨水泥、多少吨钢材、多少吨木材,要添加多少余量,容不得一丝半缕的差错。是钉子就是钉子,是螺丝就是螺丝。


这样的专业背景,让老王对语言、事物的准确度有着很高的要求。


老王反对把不明飞行物具像化,“准确说,UFO不能叫飞碟,飞碟太具象了”。他一度想让杂志改名,但考虑到知名度已经打响,不忍放弃;此外,老王也不喜欢把外星智慧生命叫作“外星人”。


上世纪80年代,“外星人”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多轮迭代,从三角脸、深眼窝的“小灰人”,到形似章鱼的“扁头人”,人们想象外星人的模样、性格,争论他们是“善良”还是“邪恶”。


但在老王心中,外星人的样子难以对应到某个具体的形象里。他认为,把外星智慧生命想象成“人”的模样,是一种狭隘,在《飞碟探索》创刊号上,就有文章提出过假设,外星人或许是以“能”的形式存在的。


老王把有关外星人的讨论看作是一种“生命科学”——外太空到底有没有孕育生命的条件?外星生命一定是碳基生物吗?可不可能是硅基生命?


老王相信外星智慧生命,但不太相信他们造访过地球。


老王经常跟编辑部讲一个生动的比喻:地球有40亿年的历史,人类有8000年的历史,现代文明有300年的历史,如果把地球的40亿年看为一年,人类的诞生就是在12月31日的23点59分,而人类的科学技术发生在这一年中的最后零点7秒。放在宇宙巨大的时间尺上,人类文明的存在只是一瞬。


老王认为,智慧生物在不同星球的诞生节点不一样,彼此相遇的概率很低。


上世纪80年代,“外星人”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多轮迭代。《E.T.外星人》剧照


“人类在地球的历史上像是‘闪了一下光’,如果人类要和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通信,需要同时‘闪光’,但是,人类的信号到达其他星球的时候,他们的‘闪光’可能已经熄灭了。”


但老王拒绝“定论”。上世纪90年代,一位院士在央视上讲“外星人肯定不存在”,老王听了挺生气:作为一个科学家,说话怎么就不讲究证据?


其实,早在《飞碟探索》的创刊词里,编辑部就明确过立场,“飞碟存在论与否定论”都将受到本刊的欢迎,本刊绝不会寻求单一的结论。


不可知论的荒原


上世纪80年代,与飞碟学同步席卷神舟大地的,是一股疯狂的气功热潮。


起初,气功只是中医里的一种养生方法;很快,它从“强身健体”演变成了一种“包治人生百病”的“精神寄托”,全国的气功修炼者一度高达6000多万人。


而飞碟与气功的结合,让飞碟学沦入了“不可知论”的荒原里。


中国UFO研究协会会长孙式立曾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中说道:“气功和飞碟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渊源,都是未解之谜”。


当时很多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民间开始追求各路神秘力量,以寻求心灵的药方。


1988年起,中国UFO研究协会开始“挂靠”气功协会,成为后者旗下的二级学会。老王叹息:“气功,纯粹是把飞碟学搅进一块了。”


作为“全国UFO权威期刊”,《飞碟探索》编辑部时不时会被拉去“见证”各种神秘主义的活动。


有一次,老王在朋友的引荐下会见一位气功大师。会场里,这位大师举着双手,眼神迷离地来回踱步。


老王按要求闭眼、静坐,两指交叠,突然,大师给他背后拍了一掌,大喊:“进去了吗?”老王苦苦冥想:“进不去啊,怎么都进不了那个境界!”


1990年前后,老王和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刘俭云,应邀去北京会见杂志的撰稿人美籍华人林文伟,以及中国UFO协会的成员。


到了北京以后,一位UFO爱好者真诚地表示,希望老王和林文伟可以去天津看看自己女儿的“特异功能”。


老王又一路辗转至天津,见到了这位UFO爱好者的女儿。女孩当即从衣柜里取出了一些带有窟窿的衣服,并解释说,自己的衣服放进衣柜里,就会发生自燃。


午饭过后,女孩从餐厅的花圃里摘取了一朵玫瑰花苞,把花苞握在手里,打开手掌后,花朵开了。


女孩接着表演“抖药片”,对着一瓶封闭的阿司匹林开始发功,过了一会儿,她声称今天功力欠佳,需要把盖子“打开一下”,她拧开瓶盖又快速合上,瓶子一抖,药片从瓶子里掉出来了。


老王一看,觉得里头动了手脚——通常,近景魔术就是这么变的。


“抖药片”“开花”是人体特异功能的传统节目,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其中不乏各界名人。但老王与这些违背自然的“神秘现象”始终保持距离。


与此同时,民间的UFO神秘事件一波接着一波。


1994年,“孟照国事件”轰动全国,《飞碟探索》编辑部也在第一时间听闻此事:林场工人孟照国,在黑龙江凤凰山“与一位女外星人生了孩子”,据孟照国描述,女外星人“大约3米高,有6只手指,其他与常人并无区别”。


同年12月,贵阳市北郊的都溪林场内,发生了“空中怪车事件”,也被认为与UFO相关。


老王回忆:“人们半夜好像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说火车过来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森林全向一个方向倒伏,宽是多少米,长是多少米,倒伏的边界线很清楚。奇怪的是,旁边的树都还好好的,甚至于距离不远的大棚都好好的,到底怎么回事?”


在科学家排除了飓风、旋风等异常气流的影响后,此事的调查陷入僵局。民间的UFO调查者前往之后,纷纷得出相似的结论:“不明飞行物要着陆,把森林都撞倒了。”


对于民间飞碟爱好者的调查结果,编辑部有点不以为然。飞碟爱好者,往往把什么事儿都引向飞碟。


1998年入职《飞碟探索》的编辑钱茹认为,对于很多狂热的爱好者来说,“UFO”被上升到了宗教哲学的高度,可以用以解释生活里的一切。


老王一度希望编辑部能做一手的资料搜集,派记者去前线调查,然后自己写稿。但由于《飞碟探索》只是甘肃科技出版社旗下的一个部门,任何决议都需要社里层层审批,老王“扩充编辑部”的愿望几近落空。


这一“转型”的失败,给杂志日后的困境埋下了伏笔。由于编辑部缺乏原创稿件,杂志一度缺稿严重,以至于只能将杂志的命运维系在少量“靠谱”的作者身上。


怪孩子的“树洞”


在《飞碟探索》的全盛时期,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击报告,几个大塑料筐里,堆满了深浅不一的牛皮信封。“千真万确”“句句为实”这样的字眼,常常以铿锵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信的开头,迫切地用于自证。


来自陕西西安的60后读者梁云,也曾给编辑部寄来自己的目击报告。


1977年夏,正在读初三的他目睹了一起怪事,事发地点位于西安北郊的龙首山南侧。


晚饭后,他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到树梢顶处出现了一个圆形飞行物,一个“倒扣的脸盆”在慢慢地旋转,一缕蓝色的烟雾在它上方飘移。五六分钟后,飞行物向着西南夜空飞去,直到消失不见。


当时,梁云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飞碟”。直到4年后,正在读大专的他在报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飞碟探索》的杂志,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当时看到的神秘飞行物是“飞碟”。


和大部分的UFO目击者一样,梁云的自述无法得到交叉印证,也缺乏基本的物证,他和飞碟的“接触”只能成为伴随自己一生且无法佐证的秘密。


在《飞碟探索》的全盛时期,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击报告。/BBC飞碟纪录片截图


好在,《飞碟探索》提供了一个树洞,容纳着人们各式各样的“天真”与“臆想”。


前主编何晓东对新周刊记者回忆,编辑部接到过各种各样的神秘电话,有人说与外星人进行了“第三类接触”,也有人坚称自己进过UFO的机舱。


让何晓东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左右,曾有一个女人频繁打来电话,说自己长期受到外星人的压迫,并且多次情绪崩溃、痛哭流涕。


何晓东每次都默默地倾听,一段时间后,女人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后来,编辑部再也没有接到过她打来的电话。


不去“戳破”是编辑部的共识——来电的人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倾诉的对象,而不是就“真相”进行辩论。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甚至有读者专程到《飞碟探索》编辑部拜访,他们的目标一致,就是想看看办这本杂志的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稀奇古怪,是不是志同道合的友人。


老王告诉新周刊记者,来访的人中,曾有不少是想要“化缘造飞碟”的。但他们给出的飞碟图纸通常都止于外形设计,加以简单的原理阐释。


最常见的是“风扇原理”——很多人相信,只要把风扇的转速提高,把叶片增加、圆筒缩小,风扇就会变成涡轮喷气发动机,然后就能飞起来。


编辑钱茹说:“几百年来,空气动力都是这些东西,基本原理没有变化,一些民间爱好者就抓住了这个点,立刻觉得飞碟很容易实现。但现实是,让一个东西动一下很简单,可要持续地动下去,还要按照一定的轨迹动,这就太难了。”


直到今天,编辑部仍旧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有人十年如一日地书写呓语一般的外星人奇遇,有人自称推翻相对论、用自然语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人郑重其事地预测星际大战的发生。


直到今天,编辑部仍旧不时地收到“荒诞”的来信。/受访者提供


80后编辑马文若小心翼翼地守护读者们的“秘密”。犹豫再三,她才对新周刊记者拿出这些年收到的读者来信,她不希望它们被“粗暴”地公之于众。


“他们觉得《飞碟探索》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对象,觉得你又权威又小众,一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怎么可以背叛我。”


马文若深知,来信的人都在寻求一种共鸣。这些不被世人理解的“热爱”与“疯癫”,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闪耀的东西。


出生于1989年的蒋小朋,是一个典型的、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飞碟爱好者。


2019年,30岁的蒋小朋关闭了他的小饭馆,在老家河南周口市沈丘县腾出了一间20平方米的空屋,改造成一间“飞碟研究工作室”。自此,他每天都要花8小时以上的时间,研究飞碟的物理动力。


蒋小朋的飞碟研究工作室。/受访者图


蒋小朋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造出飞碟。


村里的人不知道蒋小朋到底在“捣鼓什么”,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十分确信,“人活着不能只追求钱”。


4年过去,他设计出5000多种飞碟,做出了300多个飞碟模型。工作室里,摆放着他“做飞碟”的机器——车床、钻床、雕刻机,以及各类零件。


在蒋小朋工作室的另一侧,311本《飞碟探索》按年号有序地陈列在书架上。对许多蒋小朋这样的UFO信徒来说,《飞碟探索》是他们生活里最大的“知音”。


马文若特别理解这些“飞碟发烧友”。说到他们,她的话语里透露出温柔:“飞碟,是能把他们从生活的泥潭里拔出来的东西。”


只要“飞碟”还在,这个世界就还允许荒诞


1994年,是《飞碟探索》的巅峰时期,发行量一度超34万册,在科普杂志里一骑绝尘——创刊于1933年的中国科普杂志“鼻祖”《科学画报》,发行量也只有10万册。


随后,“全球发行量最大的UFO杂志”被风光地印在了杂志的封面上。



但几年后,老王感知到,时代的潮水正在退去。


1997年9月,中国UFO协会的解散,就像一支带有预言色彩的“序曲”;随着冷战余波的终结,不少“UFO事件”“外星人实验基地”被揭露为美、苏两国的军事秘密基地。


千禧年来临之际,老王察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市场”“经济”,大家将目光从遥远的宇宙收回,落在了更当下、更务实的生存问题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新一轮商业浪潮席卷中国,《飞碟探索》的发行量从巅峰期的30多万册,下降到25万册、20万册。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越来越多的神秘现象遭遇“起底”。人们猛然发现,百慕大三角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文化概念;“麦田怪圈”多数是人为制造;而令人触目惊心的UFO目击报告,有可能是电风筝、气象气球、卫星过境,甚至是拍照时镜头出现的光学现象。


“一个地外生命来到地球探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历史上,人类曾经用阿雷西博望远镜向外太空发送过一条无线电信息,目的地是距地球两万五千光年的球状星团M13。按光速传播,这条信息要在2.5万年后才能送达。等人类收到回复,最快也是5万年以后的事了。”编辑马文若告诉新周刊记者。


一夜之间,大量的“未知”变成了“已知”,来自外太空驳杂的神秘回响趋于平静。


老王说起来万般惆怅:“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本杂志确实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头了。”


不过,老王没有那种悲观的论调,他认为,《飞碟探索》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大家整体的科学素养提高了”,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曾经为年轻人开启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


前主编何晓东透露,一位杂志的前撰稿人,正是因为《飞碟探索》选择了之后的人生方向。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这位同学前往美国读博,研究在南极发现的一块陨石碎片,因为碎片上发现了DNA的痕迹。


另一批《飞碟探索》的读者,成长为了中国科幻领域的“中流砥柱”。诗人流沙河曾在《中国科幻口述史》中回溯了《飞碟探索》对他的影响,宇宙的浩瀚让他终生对未知充满敬畏,他写下:“没有想象力的人,是灵魂的残废。”


2019年,《飞碟探索》宣布休刊。就在一个多月前,科幻作家刘慈欣被授予了克拉克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提及人们“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去”:“信息技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逐渐失去了兴趣。”


休刊后,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最早一批的读者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眼睛老花、看字困难,但仍对年轻时读过的这本杂志念念不忘。


年近六十的读者梁云在机关工作了大半辈子,40年间,他一直舍不得扔掉自己收集的170多本《飞碟探索》。年轻时候做过的飞碟梦,是他对单调乏味的世俗生活所做过的最大“偏离”。


2020年,《飞碟探索》改版复刊。改版后的《飞碟探索》不再聚焦UFO、地外文明和未解之谜,而是将视角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物理、航天、考古和生命科学。


2020年,《飞碟探索》改版复刊。/受访者提供


复刊前夕,编辑马文若写了一段浪漫的寄语:


“无论何时,人类都该守护庸常之外的自我……天真与好奇,赋予了我们行动的力量,它曾是人类演化道路上让爬行与直立、徒手与工具、生食与取火、本能与审美产生分界的那个神秘的偶然,也将会是牵引我们走向下一个探索纪元的最迷人的未知。”


马文若告诉新周刊记者,很多年过50岁的老读者仍在订阅这本杂志,大家寻求的是一种陪伴——“只要《飞碟》还在,这个世界就还允许荒诞,允许另外一种可能。”


飞碟迟迟未来,但编辑部并不遗憾。何晓东提醒新周刊记者,《飞碟探索》的重心在于“探索”,而非“飞碟”。


“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把大家从单一的外星人、飞碟里引出来,把精力放在‘探索’两个字上——向上的、向下的、向内的、向外的,任何你可以探索的领域,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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