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
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朱茂静，原文标题：《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家庭策略是家庭自身利用主体性和能动性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并对家庭的家计模式与发展做出相应的安排[1]。在传统农耕时期，一家人都在村庄居住，在土地上劳作，家庭承担众多功能：生产、生活、抚养、教育等。
随着农业生产内卷化，打工经济的兴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家庭功能发生分化。家庭的主要生产在城市，而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的家庭再生产则在农村。年轻的丈夫或者年轻夫妻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实现最大的劳动力货币化，同时小孩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养育成本较低，由此形成最大化的家庭资源积累，为家庭发展提供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
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打工经济的主力，劳动力配置方式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夫妻俩捆绑在一起共同进城打工，而且还会带着孩子一起进城，如果回乡则全家人一起回乡。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和学龄前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一起进城的比例为64.39%[2]。
是什么原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采取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他们的家庭发展目标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家庭目标的改变呢？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1.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对于家计模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家计模式中具体的劳动力配置情况以及家计模式对于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理产生的影响。
一是农村的家计模式体现为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本地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离土不离乡”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3]。90年代中期，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大量中西部的农民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务工，形成“离土又离乡”的家计模式[4]。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村地区普遍形成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配置方式。“半工半耕”是指年轻人到城市务工获得市场化的货币收入，中老年人在农村获得农业收入和抚育孙代[5]。“半工半耕”结构的维持得益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居住，同时也能够享有在农村的生产生活资料[6]。
二是“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对家庭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从家庭的经济功能上看，这一分工模式有利于充分动员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孙代留在农村由父代抚养，可以让子代安心打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入[7]。
从家庭结构上看，父代与不同子代之间分别组成新三代家庭，父代为支持子代进城不仅在经济上尽其所能支持子代，而且在劳动力上帮助所有子代抚养孙代，减轻子代的抚育负担和抚育成本[8]。
从家庭完整性看，随着年轻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在家里干农活和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农村中产生大量留守妇女[9]。如果年轻子代都外出务工，只能“城乡两栖”，村庄中则产生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10][11]。不管是三代家庭还是核心家庭，都不能完整地生活在一起。
从家庭伦理上看，农村父代将传宗接代作为其人生使命，恪守责任伦理，通过辛勤劳作、不断积累，为子代进城而奋斗[12]。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在经济上与功能上整合为一体，将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祖代排除在家庭生活圈之外，高龄老人常处于困境之中[13]。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然深化了对农村家计模式、劳动力配置的认识，但都是将家庭积累、家庭发展作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目标，以代际分工为主要的切入点，将三代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主要是对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生活的解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缺乏解释力。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务工环境、婚姻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其自身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教育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也都有显著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
本研究将从夫妻分工的视角出发，解释为什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都会选择夫妻共同进城或一起回乡，这背后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同时，分析这一家计模式对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2. 研究思路
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极大增加了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压力，并由此形成保卫婚姻的稳定型家庭目标。家庭目标的确定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策略的选择，并且对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着相应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见图1）：
家庭目标可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发展再生产[14]。简单家庭再生产主要是指农民家庭能够完成婚配、生儿育女、将子女抚养成人；家庭发展再生产是指农民家庭能够实现向外发展、向上流动，通常是农民从农村搬进城市，实现城市化。
不同家庭目标的选择与地方文化氛围、市场区位特征、村庄社会结构、村庄社会竞争、家庭发展阶段等都有关系。此外，这两类家庭目标还具有内在联系性，简单家庭再生产是基础，发展再生产是更高的追求，当农民家庭能够较好实现简单家庭再生产之后，才会进一步追求发展再生产，如果简单家庭再生产的难度提升，那么农民家庭的目标就会被锁定在基础的简单再生产上。
婚姻压力、婚姻风险的出现，让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把家庭主要目标调整为家庭稳定而非家庭发展，从上一代农民工的经济理性转变为生活理性。
稳定型家庭目标的确立决定了“夫妻共进退”的家庭策略。从家庭策略上看，婚姻压力的增加让夫妻俩必须共同进退，同时教育意识的增强让核心小家庭实现了家庭完整。即使夫妻分开务工能够实现最大化的资源积累，但是婚姻风险太大，所以夫妻二人必须捆绑在一起共同行动：一起进城或者一起回乡。
随着教育环境的复杂化，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观念发生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从自身的成长体验出发，意识到留守儿童的弊端，只要条件允许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最终核心家庭能够完整地生活在一起。
“夫妻共进退”的劳动力配置方式，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发展。家庭发展能力包括资源获得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15]。只有当两者都被充分激活之后，家庭发展能力才能得以提高。
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的夫妻捆绑家庭发展策略，让家庭发展能力受到较大的限制。只有年轻男性作为家庭最主要的劳动力，不利于家庭资源最优化获得。同时城市生活方式的习得让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增长，挤压着家庭资源的积累。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经验基础来自笔者的四次田野调研，分别是2020年7月于山西运城F村的调研、2021年7月于湖北宜昌P村的调研、2021年9月于河南周口C村的调研和2022年7月于广东潮州Z村的调研。
调研方式以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为主。访谈对象有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父母、村组干部，每次访谈时间为3小时左右，访谈内容以婚姻、家庭、教育为主。
本研究是对上述调研经验的综合性分析，回应的研究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背后结构性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其家庭的影响。
二、夫妻分工：夫妻共进退的家庭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夫妻分工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核心家庭。过去老一代农民工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青年人一人或者两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打零工再加上抚育孙子。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两人捆绑在一起共同进城、共同返乡，并且还带着孩子一起生活，组成一个完整的核心家庭。当年轻小家庭在一起生活时，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分工模式开始呈现。丈夫作为全劳动力负责挣钱养家。妻子在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之前，作为家庭主妇负责照料孩子、抚育孩子；当孩子上学之后，妻子在市场上从事灵活就业的工作，成为半劳动力兼顾养育孩子。
当一家人由于城市花销过高或者赡养老人等原因回到农村之后，夫妻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发生变化，但是夫妻分工的家计模式继续保持。返乡的青年农民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很少。
1. 进退场景：沿海、省城VS县城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会像老一代农民一样到东部沿海务工。东部地区的市场机会多，中西部地区离中心市场的距离较远、市场机会少。近几年由于东部沿海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加，一些年轻人会选择在省会城市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生活是主流，少数农民工会由于家里有老人急需照顾或喜欢农村生活等原因，回到农村生活。回乡之后，这些年轻人会在县乡的工业园区工作或者做一些小生意。但是目前多数县城仍然是消费性城市，工业产业发展较弱，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不多、工资较低[16]。
2. 丈夫外出挣钱、辛苦养家
丈夫是家庭经济收入最主要的提供者，专门负责挣钱养家，因此丈夫从工作选择、工作态度、工作时间、工作强度上入手努力增加家庭收入。结婚之前，年轻男性可以随意找工作，够自己花销就可以。但是结婚之后，有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与责任，年轻男性对工资收入就有了一定的要求。
一位生产服装零件的家庭作坊老板说，他的十来名员工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他们就要重新找工作，因为这里的工资收入不高，不能养活一家人。新生代农民工做建筑业的较少，“80后”愿意进厂，“90后”会倾向于选择服务业，比如开滴滴、送快递、做销售、开小店等。新生代农民工受限于学历和技术，没有办法增加单位时间的收入，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增加工作强度来获得更高的收入。
3. 妻子精心养育、负担增重
妻子主要的家庭任务是养育孩子，根据孩子的成长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之前，妻子作为家庭主妇，主要负责照顾小孩。日益精细化的养育方式让妻子的养育负担不断增加。
在农业社会，做农活与带孩子是一件可以兼容的事情，虽然会很辛苦，但毕竟这两件事情不会相互排斥。当父母干农活的时候，把孩子带着一起到地里，孩子在一边玩、父母在一边干活。到了工业社会，工作岗位与抚育孩子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工作，所以母亲只有等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再工作。
不工作并不意味着妻子事务减少、责任减轻，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抚育方式逐渐向中产阶层靠拢，讲究科学化、精细化、复杂化。年轻妈妈不再遵循上一代人粗放型的养育方式，而是积极地在网络上如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学习怎么养育孩子。
日益中产化的抚育方式，让年轻妈妈的养育负担增加不少。一位有九个月小孩的“90后”妈妈说，孩子在六个月之后需要增加辅食、补充营养。现在每天都会给孩子做新鲜的肉丸子。首先将买来的肉（猪肉、牛肉或虾肉）用搅肉机打碎；再与蒸熟的山药、土豆拌在一起，将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熟料袋里，并在袋子的下方剪一个小口，挤出一个个肉丸子；最后把这些肉丸子放入锅里蒸好。
小孩吃得很少，但是为了食物新鲜，每天都得重新制作。每天把肉丸子做好，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一大半了。
第二个阶段是孩子上学后，妻子可以从事一些时间灵活的工作。照顾家庭与兼业性的工作让年轻妈妈时间紧张、压力增大。年轻妈妈从事半劳动力的工作可以减轻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一位“80后”妈妈说，自己在老二上幼儿园之后开始在超市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够给自己交每年几千社保的钱，平时的零用钱也不用找丈夫要。
年轻妈妈在工作之后，仍然以抚育孩子为重，只能在完成照料孩子之后，才利用空余时间来工作，并根据孩子上下学时间来安排工作时间。这样就限制了选择工作的范围，只能做一些时间灵活的工作，比如进一些小厂或者小作坊。
虽然是灵活就业，收入不高，但抚育孩子与工作让年轻妈妈的时间变得非常紧张。“80后”的萍姐有两个小孩，老大上小学、老二上幼儿园。当老二上幼儿园之后，她在一家制作服装的家庭作坊工作，一个月收入有2000元左右。
她每天六点起床，七点半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再买菜回家。八点到十一点去小作坊工作。十一点接小孩回家和做饭，由于小学和幼儿园的放学时间不同，需要去接两次。下午一点半再送孩子去上学。然后自己去工作直到四点半，再去接孩子回家。有时晚上在家陪着孩子，九点多孩子睡觉后自己再玩一小时手机。有时晚上七点左右去小作坊工作，晚上十点多再回来。
由于丈夫晚上也要工作，两个孩子就自己洗漱睡觉。萍姐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能够看到孩子在家的情况，也能够提醒他们到点睡觉。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小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家庭收入有限，夫妻二人尤其是妻子的劳动力市场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夫妻二人不管是丈夫工作还是妻子带孩子都容易出现体力疲惫、精力耗散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夫妻两人一定要捆绑在一起生活而不能丈夫一人外出、妻子留守在家，或者夫妻两人外出、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祖辈照顾呢？是什么原因促使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这样一种经济上很不理性的家庭策略？
三、保卫婚姻：夫妻共进退的底层逻辑
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夫妻分开、亲子分开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夫妻共进退”的核心家庭生活模式。相比于传统家庭中“父子一体”的生活伦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家庭中更为重要，而夫妻关系又比亲子关系更重要一些。
家庭关系重心的转变与我国中西部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问题紧密相关。结婚是成立家庭的第一步，也是最核心的步骤。而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性别比失衡，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未婚人口男女性别比高达152.95，20~40岁的单身男性比单身女性多出1752万人[17]。
外出打工经济兴起之后，中西部农民纷纷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中西部地区女性流失严重，男性的成婚压力增加不少；区域内的竞争又进一步增加了男性的成婚压力。对婚姻压力感受强、代际责任强的地区，从经济上、婚姻形式上积极着手，为了子代结婚，父代背上沉重债务[18]；对婚姻压力感受弱的地区，代际合力不强，在全国婚姻市场上更加处于劣势，出现光棍成片的情况[19]。
大部分农民在婚姻市场上竞争胜出之后，自然会对竞争成果进行保卫，保卫婚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首要目标。男性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地位和目前日益增强的婚恋风险，让他们倾向于与妻子捆绑在一起生活；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看重日常互动、情感交流、生活实践，这些需求也要夫妻两人共同生活才能实现。所以保卫婚姻成为家庭主要目标之后，夫妻两人的捆绑发展也就自然形成了。
1. 婚姻挤压：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难题的结构性约束
婚姻挤压是指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某一性别的人找不到配偶，不能组建家庭，成为婚姻压力的承受者[20]。婚姻挤压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每个原因背后都会对某一群体的婚恋状态产生压力。
（1）计划生育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我国为了限制人口急剧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地方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在一些山区政策稍显宽松，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按照自然的人口出生情况，男孩与女孩的出生概率相差不大。只要严格执行政策总有家庭不会有男孩出生，这对于讲究传宗接代的农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农民总会想尽办法躲避检查，最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能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到现在，这一批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到了婚配年龄，当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演变成婚恋市场上的性别失衡，男性多、女性少，男性面临严重的性别挤压。
（2）经济洼地与区域间婚姻挤压。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的女性不断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在缓解了沿海地区男性婚恋压力的同时，中西部男性面临严重的区域挤压，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性别比失衡。
传统从夫居的继承方式，把男性固定在自己家乡，中西部的男性面临着女性大量流失但是外来流入女性极少的困境。随着女性外流，传统的本地婚恋圈被打破，全国婚恋市场形成[21]，经济落后的地区普遍面临严峻的婚恋压力。
潮州Z村有900多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村内通婚，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女性外流严重，目前村里大于25岁的未婚男性高达70多人。在贵州，90年代计划生育导致的性别比失衡还没有出现，但是随着女性大量外流，出现较为严重的婚恋压力，光棍现象已经凸显了[22]。
（3）婚备竞赛与区域内婚恋压力。在中西部区域内，对本地婚的偏爱更是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各个层次的男性展开了激烈争夺。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男性为了凸显自身优势，主动提高彩礼、在市县范围买房。
物质优势不仅让他们能够在婚恋市场上获得女性的关注，而且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选择配偶，比如性格温和、长相好看等。在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具有优势地位的男性极少。数量最多的是普通农民，他们只能选择跟进，出更高的彩礼、到县城买房。
没有能力跟进的农民，只能选择外地媳妇或者成为光棍[23]。虽然从总体数量上看，只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光棍，但是婚姻挤压的焦虑和压力传导给了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
2. 代际合力：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应对婚恋危机的家庭共识
（1）父子齐心提升支付能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家庭努力、增强经济实力来达到婚姻市场的基本要求。高额的婚姻成本是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无法承受的，这就需要父代的大力支持。河南父代从儿子出生开始，就积极为儿子的婚姻大事做准备，当儿子结婚时拿出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
面对日益攀升的结婚成本，父代的积蓄还不够结婚成本，但是为了儿子成婚，父代会加倍劳作，甚至通过借债把自己未来的劳动力报酬提前预支。一位60多岁的大叔，原本可以退回农村开启自己的养老生活，但由于儿子还没有结婚，于是仍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努力为儿子在县城全款买房。
笔者问：为什么要全款买房而不是贷款买房，让儿子自己按揭还贷款？这位大叔说，全款买房都找不到媳妇，怎么还敢贷款买。
（2）父子努力缩短婚恋时间。新生代农民工恋爱时间减少，缺乏婚前磨合。在代际责任强的地区，父代积极推动子代完成婚配，主动替子代联系相亲对象，只要女方同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订婚、结婚。只有当子代结婚，父代的人生任务才算基本完成。
婚姻市场的竞争改变着婚恋过程，从相亲到结婚时间很短，没有给年轻人留足培养感情的时间。因为恋爱时间延长之后，婚姻成本可能提高，而且不稳定的风险也会增加。缺乏恋爱的婚姻增加了婚后生活相处的难度，婚后两个年轻人的磨合就显得无比重要，而两人只能通过经常在一起生活才能增进感情、稳定婚姻。
3. 保卫婚姻：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成婚后的家庭目标
不断攀升的婚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婚姻风险，让农村青年男性更倾向于家庭稳定而非家庭发展。农村青年女性与上一代女性相比，更加看重婚姻中的爱情意义与生活中的日常互动。农村青年男性与青年女性对待婚姻的态度，让双方都愿意选择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而非分开生活。
（1）成婚艰辛、努力守护。在严峻的婚姻形势下，农村青年男性不敢采取以家庭积累、家庭发展优先的家庭策略，只能优先保障婚姻稳定。
其一，婚姻挤压导致的婚姻成本增加让男性没有承担再婚的能力。结婚已经花去家里的所有积蓄，还可能让父代背负债务，如果离婚男性无法支付不断攀升的结婚成本，带着孩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劣势更加明显，很有可能没有再婚机会。
其二，婚姻在生理需求、生活互助、情感需求、价值满足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功能。组建家庭能够让一个人充满奋斗动力，充满生活希望，克服眼前的困难，婚姻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更何况现在结婚难度加大、婚姻成本提高、离婚风险增加，男性在结婚之后会尽力守护婚姻，积极选择夫妻二人捆绑在一起生活的家计模式。
不管是一起进城还是共同回乡，通过婚后生活的日常磨合才能增进夫妻感情、维持婚姻稳定。如果夫妻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婚姻就非常容易破碎。潮州Z村，一位中年男性在三个孩子年龄较小时，妻子与他离婚。妻子要去上海务工，而他想留在本地，就这样妻子一去不复返，至今他仍想不通为什么他不去上海妻子就要和他离婚。离婚后，他与另外一名也离婚的男性经常一起喝酒，生活毫无斗志，三个孩子的学费都是爷爷奶奶出的。
（2）追求爱情、强调共处。女性对婚姻意义和维持方式的改变要求夫妻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一，婚姻从归属意义变成了爱情意义。在过去女性看重婚姻带来的人生归属，通过融入丈夫的家庭、家族、村庄，由此获得归属感和人生意义，夫妻关系被隐藏在纵向的家族关系中。现在女性追求婚姻中的爱情意义，两人感情深厚才能实现婚姻稳定，两人若是感情出了问题，婚姻就有破裂的风险[24]。
其二，女性更为看重婚姻生活的情感互动、日常细节。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让她们能够实现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改造。女性希望男性能够积极表达对自己的情感、爱意，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都需要双方能够时时在场。女性还希望男性能够承担家务、辅助育儿，改变以往女性独自承担家庭事务的局面。
如果男性对于女性的这些需求反应迟钝、理解不到位，就有可能面临离婚的风险[25]。对妻子需求反馈及时的男性则可以收获更为稳定的婚姻。
一位“90后”的村干部主要在本村生活，妻子住在隔壁邻村的娘家带孩子上学。他说：“我们通常两三天见一次面，就这样妻子还天天喊着见不到人。”妻子认为：“我嫁给你就是要和你一起生活，不然和你结婚有什么意义呢？”这位年轻人自己从来不过生日，但是妻子的生日不敢忘记。今年妻子过生日就做了一个手工作品送给她。年轻人认为只要妻子高兴，这个家庭就稳定了；如果妻子不高兴，家庭就麻烦了。
4. 从夫妻共进退到全家共进退
上一代农民工通常会选择丈夫一人外出或者夫妻两人外出，于是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在观念上更重视教育，同时由于村庄环境和学校环境的变化，年轻父母也不放心把孩子留在家里，于是带着孩子一起外出。
现在中西部农村大多数孩子从小就随父母外出，在城市上学、在城市长大，有的孩子寒暑假会回来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少数孩子在村里上幼儿园，但是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会和父母一起生活。
（1）教育观念转变强调亲子抚育。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没有东部沿海农村的家庭条件好，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留守儿童问题、隔代养育问题和亲子陪伴的重要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反思自己作为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或者看到村里其他留守儿童的成长，他们意识到祖辈的溺爱、养育方式的过时、亲子感情的缺乏，造成隔代抚育的诸多问题。
一位“80后”父亲说，爷爷奶奶太溺爱孩子，我们的养育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比如吃饭，他们会追着小孩子满屋跑，而且还会喂孩子吃饭。我们就不会，孩子要吃多少吃多少，如果自己没有吃饱，吃完饭是不会给他零食吃的。
同时，孩子的成长具有阶段性特征，其行为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好改变。如果孩子到了初中，家长发现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已经养成，那时再进行规范就已经晚了。家长就会后悔，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孩子没有培养好，什么都是白做。
父母只要有劳动力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去挣钱获得经济收入，但是孩子的成长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一旦年幼时没有培养好，孩子的后续成长就会受到影响。家长会在自身劳动力价值与孩子的成长之间作出选择。
一位有三个孩子的“80后”妈妈说，孩子上初中时是最叛逆的几年，父母在身边盯着他不容易变坏，如果行为错了可以及时纠正。挣太多钱，咱也没那个能力。陪伴孩子几年，教育好了，长大后不容易变坏。
（2）教育环境改变增加抚育难度。其一，从村庄环境上看，村庄对孩子的监管力度急剧减弱。过去孩子是村庄的孩子，村里的亲戚、邻居、族人看到孩子调皮捣蛋就会教育，孩子在村庄中处于随时监管的状态。现在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旁人看到小孩有不规范的行为不会干涉，也不敢干涉，唯恐引起家长的误会。孩子只能退回到家庭得到监管，这样既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也增加了照料的负担。
其二，从学校教育来看，养育成本的增加、家校互动的阻隔、学习任务的增重，极大增加了隔代抚育的难度。在养育成本上，过去村里有小学，祖辈在从事家里农活的同时就可以兼顾照看孩子。孩子上初中之后生活能自理，不管是住宿还是走读都不需要祖辈再操心。
现在撤村并校之后，孩子转移到镇上念书，需要祖辈脱离农业生产专门到镇上陪读，祖辈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业收入。在家校互动上，过去学校、老师都是嵌入乡土社会的，有村庄的舆论、面子约束老师，督促老师用心教学，家长与老师互动沟通的成本很低。
现在学校脱离农村，老师和家长之间比较陌生。只要老师不找家长，说明孩子在学校没有什么问题，家长也不会主动联系老师。在学习任务上，过去回家写了作业，第二天带到学校老师批改，祖辈只需要在口头上、形式上督促孩子学习。
现在不仅作业需要家长辅导，而且随着学校教育变得更加网络化、信息化，学校消息会在微信群、QQ群通知，如果祖辈不会用智能手机，就无法配合老师的教学工作。
综上所述，男性在婚姻市场的压力下，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成果，需要与妻子一起共同生活；女性对于婚姻爱情的看重和情感表达的需求，也要求与丈夫一起生活，丈夫在婚恋市场的劣势地位要求他必须积极回应妻子的情感要求。
双方基于不同的理由都提出了共同生活的家庭目标，由此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夫妻共同进城和共同返乡的家庭策略。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观念的改变，他们有较强的意愿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既能增进亲子感情又能督促孩子养成较好的行为习惯。
村庄环境和学校教育的改变，让祖辈没有能力承担独自抚养孙辈的责任，这也把照料孩子的责任推向了年轻父母。在父母的主动拉力与环境的客观推力下，孩子照料的责任指向了父母，最终形成孩子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结果。
四、夫妻共进退的现实困境：家庭发展能力受限
家庭发展能力建立在家庭资源获得与家庭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这两者受到家庭目标的牵引。家庭资源的获得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相关。农村家庭普遍劳动力质量不高，所以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决定了家庭收入的高低。家庭资源的配置大致有两个类型：生活型与发展型[26]。
如果家庭资源主要用于生活消费，那么发展性的需求就得不到很好地满足，比如教育、城市化。如果能够降低生活消费，将资源用于发展性事务上，就更有利于家庭的长远发展与向上流动。当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目标确定为保卫婚姻、维持家庭稳定时，就会采取“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这一家计模式锁定了家庭资源的获得与配置，核心家庭实现了生活完整，但是家庭发展能力却受到限制。
1. 家庭资源获得：次优化
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家庭资源获得的基础。夫妻捆绑发展的家计模式，让男性工作刚性运转、女性就业不充分、老人价值体现少，夫妻合力与代际合力在劳动力的配置上都处于次优状态。县域社会就业机会稀缺、工资收入不高。
当男性退回到县乡工作时，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骤降，极大影响着家庭的资源获得。当青年男性进入大城市工作时，虽然劳动力市场性价值得到较大凸显，但由于身心压力过大，并不利于劳动力的持续开发。
家庭的经济压力完全压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丈夫只能不断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样的工作强度让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处于紧绷状态，如果一个人的身心没有得到较好休息，他的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会增加工作风险。
C村一位“80后”滴滴司机说，现在孩子还小，妻子主要是在带孩子，等小孩十来岁妻子再去找工作，所以现在一家人的生活必须靠他一人负担。他每天七点闹钟响，再允许自己多睡两分钟，七点零二分必须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收车，然后给车充电需要半个多小时，回家洗漱完之后，一般一点多睡觉。这样用所有的时间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到一万二三左右。
女性在承担抚育重任的同时减少了工作时间、减弱了工作能力。虽然抚育孩子创造了隐形的家庭劳动力价值，但是这一劳动力价值并不能转化为货币收入，影响了家庭总体资源的获取能力。从时间上看，在孩子上学之后，女性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抚育孩子仍然是主旋律，完整的工作时间被接送、照料孩子切割开。从技能上看，以抚育孩子为重心的女性，缺乏机会学习和训练一门技能，很容易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
家庭中老人的劳动力价值实现不充分。上一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老人在农村除了有农业的收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既让孩子能够在农村低成本的长大，又能够充分释放女性的劳动力。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采取夫妻分工的家计模式，让抚育孩子的重任回到母亲身上，限制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充分体现代际合力的优势。从农业的货币性收入和时间投入上看，老人的劳动力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2. 家庭资源配置：重生活轻发展
家庭资源的配置有两种类型：生活型和发展型。生活型的家庭资源配置主要是将资源获得用于基本的生活开支，比如孩子学费、一家人的生活费、人情开支等。发展型的家庭资源配置则是将家庭的货币收入用于城市买房或者投资教育等可以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方面。
从长远来看，一个家庭要实现不断地向前发展，不能只是将资源用于生活，必须保证发展性的资源投入。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的夫妻分工家计模式，资源获得有限且资源的配置偏向生活型，最终限制了家庭的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了较大改变[27]，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比较节约，大部分收入都会拿回家投入村庄生活，比如建房、人情往来等。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意义、生命价值仍然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面向城市、面向现在的生活[28]。
即使新生代农民工退回农村生活，也会经常到县城休闲、消费。县城的日常消费并不低，生活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较大。所以不管年轻农民进入大城市还是退回农村，都在享受一种城市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当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提升时，他们会优先考虑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当家庭收入用于城市较高的日常开支后，能够存下的钱就减少了。
“90后”妈妈小蓉的孩子一岁多，目前在家全职带孩子，丈夫在服装厂工作，一个月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一家人都生活在城市。每个月房租1000元；孩子的奶粉一个月需要1000元左右；孩子的玩具、衣服在网上买，一般买几十元的；每个月买菜需要两三千，每天都会买肉，猪肉、鸡肉、鱼等。丈夫的工资用于日常支出之后剩余1000元左右。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中渗透着一股消费文化，消费氛围对于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体验城市生活就是融入城市的一个面向。在消费时代，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送礼物。
有的年轻女性在过节日时会明确提示丈夫要有所表示，有的考虑家里开支比较紧张不会讲究这些客套的东西，但是内心仍然会期待丈夫的礼物，于是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的男性会积极回应妻子的消费要求。
体验城市生活的消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笔弹性支出，这笔支出根据不同家庭情况会有所增减。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这笔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根本不会支出的消费，会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花费中的刚性开支。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夫妻分工为主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夫妻捆绑发展、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劳动力配置结构不优化，没有充分发挥夫妻合力与代际合力，减少了家庭资源的获得能力。
家计模式的维持决定了只能将大部分家庭资源用于生活性支出，进一步减弱了家庭发展能力和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不管新生代农民工是进入大城市工作还是退回到县域社会，刚性的生活花费都不低，弹性的城市体验消费也在增加。家庭资源主要用于生活开支，剩余的资金较少，难以满足发展性的需求。
五、总结与讨论
老一代农民工采用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将孩子留在农村抚养，能够减少抚养成本，充分调动年轻人、中年父母的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促进家庭资源积累。但是随着婚姻市场的出现，结婚成本大幅增加、婚姻风险也在增大，新生代农民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夫妻捆绑发展，并且把孩子带在身边，随父母一起进城或者一起返乡。
这样的家计模式实现了夫妻生活同步与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也限制了年轻人与中老年父母的劳动力资源发挥。不管年轻农民是进入大城市还是退回县域社会，都会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家庭的日常消费增加，资源积累不多，不利于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的转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同时婚姻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二是相比于家庭资源积累、家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核心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为什么夫妻关系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计安排的首要因素？为什么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夫妻分开务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就必须夫妻二人捆绑在一起发展呢？现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由于性别挤压、区域间挤压、区域内挤压，中西部的年轻男性面临严重的婚姻困境。
女性是婚姻市场的稀缺品，农村家庭为了家族传承、村庄面子竞争必须解决年轻男性的婚姻大事。随着婚姻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结婚成本也不断提高，而且结婚之后外界的诱惑太多，威胁着婚姻稳定。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才会优先选择夫妻二人共进退的生活模式，即使没有较多的家庭积累，但是这样可以维系婚姻、保卫家庭，有着极强的生活理性。夫妻捆绑在一起生活的主要原因不是基于情感考虑，而是由外在的婚姻压力形成的。
这一生活方式背后的假设前提是夫妻之间信任度不高，所以需要一起生活来保障婚姻。进一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性质也发生着改变。
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仍然保留着传统时期的家庭观念，家庭具有唯实论的特点，即使夫妻两人分开，但只要是为了家庭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双方就能够感受到家的存在与约束。夫妻两人形式上分开，但是心理上、精神上是在一起的。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眼中，家庭具有唯名论的特点，家庭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婚姻变得更加世俗化，婚姻关系的质量需要依靠两个人的日常相处。只有夫妻两人时时在场，丈夫才能满足妻子提出的情感要求。
打工经济兴起时，一方面较大的生活压力迫使老一代农民工必须外出务工，另一方面婚姻的稳定性较强，让青年男性可以一人放心外出务工，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减轻抚养成本，扩大家庭资源积累。这样自然就不能保持核心家庭的完整性，出现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群体。
随着社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婚姻挤压和教育观念、教育环境的变化而形成了生活在一起的核心家庭。夫妻捆绑再带上孩子一起发展，不利于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减弱了家庭资源的获得能力，加剧了与家庭消费开支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调整消费项目的次序，优先保证孩子的支出与生活营养的支出来解决收支紧张的矛盾。虽然现有的收入能够满足消费支出，但是极大影响了家庭资源的积累能力，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同时也隐藏着较多的家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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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朱茂静（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法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