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瞿瑞，编辑：王亚奇，题图来自：《一树梨花压海棠》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硬核读书会祝所有女性妇女节快乐，并且在这个节日之外，可以有更多无需被节日标记的快乐日常。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在欧美文坛引起震动的作品，它叫《同意》，是一部讲述女性自身经历的回忆录，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以自己的经历为武器，直面伤痛的过去，推动了法国法律界与文化界对女性的关注。
这本书再次为我们证明，女性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2020年，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出版了回忆录《同意》，在这本小书里，她讲述自己14岁时，被50岁的作家G引诱和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恋的创伤往事；次年，在这本书引发的舆论的推动下，法国立法将性同意年龄设定为15岁，弥补了此前法律上的空白。
这是一本书的故事：一位女性时隔三十多年，写下少女时代的创伤经验，世界因此发生了一点点改变。这也是一个人寻找一本书的故事：当一个人的人生被以文学之名的谎言所吞噬，时隔三十多年，她勇敢地回到受害现场，剖开血淋淋的伤口，写下另一个版本的人生故事。
[法]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著，李溪月 译
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2023-2
写作成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斗争：当人生一去不回，创伤无法痊愈，至少这一次，受害者夺回了讲故事的权力。
1. 一个少女的成长自白：“从5岁起，我就开始憧憬爱情”
瓦内莎的人生故事，从读《格林童话》的童年时光开始讲起。
无论是灰姑娘、白雪公主还是睡美人，童话里的公主都有着共同的使命，她们都等待着一位王子前来解救绝境中的自己，赋予自己新生命。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断言，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史中对于浪漫爱情的塑造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知：一个女人必须爱上某人，她的故事才能变得完整。
然而，当我们审视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会发现人类文明史也是男性将女性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历史。为了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合理化，占据特权的男性发明了一套借口，说明女性天生适合恋爱和生养后代，确保她们被禁锢在家庭空间里。而冒犯这一标准的女性，会因最恶毒的诋毁而身败名裂。
至于浪漫爱情观，更是一种隐秘的精神驯服术，它向女性承诺：只要你拥有爱情，就拥有了人世最美好的一切。因此，一个女孩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常常始于美妙的误解。
瓦内莎也不例外。很多年后，当瓦内莎开始回忆这段创伤深重的“初恋”时，一定会无数次自问：“为什么那么多人里，唯独是我陷入了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之中？”她回溯童年，得出了结论：一个孤独而又早熟的女孩，靠读书来回避被父亲抛弃的创痛，并且迫切地渴望他人的关注，渴望“爱情”。
2. 人们说：“爱情是自由的，和年龄无关”
和我们想象中充满暴力的性犯罪不一样，在一开始，瓦内莎同意了这段不寻常的关系。最初，作家G用一封封浪漫的求爱信展开了追求，在这些激情四溢的表述里，作家对少女的性欲被描述为神圣的爱情，并被提升到命运的高度。
作家的身份和语言能力，则让这些话语变得更加令人陶醉。因此，需要人关注的瓦内莎受宠若惊，盲目中吞下了这枚危险的糖衣。
然而，如果说作家的求爱满足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更令人意外的是，瓦内莎的母亲在短暂的惊讶后，竟接受了14岁的女儿和作家G的“恋爱”关系。
在此我们必须回顾法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思潮，才能理解母亲的选择。瓦内莎的母亲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批女性，率先通过“性自由”实现了女性从传统家庭身份中的解放。
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性自由”成了不可辩驳的政治正确。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家G支持成年人与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即他口中的“第三性”）之间性爱自由的请愿书才获得法国知识分子的签字支持。
这份名单包括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显赫的一些名字：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等，至于作家G出版的那些明显具有恋童癖倾向的作品，也被文学界接纳，甚至由于他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做派，获得了显赫的声名。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女性解放运动虽然意义重大，却落入了一个致命陷阱：那就是建立在结构性性别不公平这一基础上的“性自由”，并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自由。
正如瓦内莎的母亲，在离婚后很快陷入了单亲母亲的贫困处境。而瓦内莎本人的经历，则引出了追求这段历史中最隐秘难言的私人创伤。
当作家G说：“爱情是自由的，和年龄无关。”
少女瓦内莎相信了，然而作家G只是在借“爱情”之名，进行“性”的狩猎。
3. “他们说，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谋”
多年以后，当瓦内莎回忆起这段“恋情”，她写道：“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梦，它太过强烈，以至周围人的警告都显得苍白，且无一人能将我从中唤醒。那是最令人惊惧的一种残暴，一种无可名状的残暴。”
一个是渴望关注的14岁少女，一个是功成名就的50岁作家。然而，两人在智识和经验上的不平等，让瓦内莎落入了作家G的精神控制之中。
她在书中细数自己如何经历这段关系从甜蜜走向深渊，在爱情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见识了任何旁人都无法看到的残酷真相：更多写给他人的求爱信、更多找上门来的少女、更多以“艺术”为名的谎言。
少女的爱情梦想破灭之际，人生的噩梦才刚刚开始。然而，正是瓦内莎的“性同意”让她丧失了最后一丝话语权。于是我们听到了在一般性犯罪事件中最常见的质疑：她不是完美受害者，因此，她不过是这件事的同谋。
瓦内莎通过讲述这段创伤式的私人经验，讲述了整个社会对于性受害者的拒绝和摒弃：“同谋”这个词激起了瓦内莎的自我厌恶，是这种内化的精神暴力，而非简单的身体创伤，导致了瓦内莎后来的人格解体。
至于发生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在经验和权力不平等基础上的“性同意”，从来不是公平的契约，它使弱者消音、使强者掠夺弱者的做法获得了合法性。
4. “艺术家的妻子，理应牺牲和奉献自我”
这本书里最触目惊心的一段，大概是瓦内莎得知自己受到作家G的欺骗后，去寻求G的导师——以智慧著称的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的帮助。
然而齐奥朗是这样回答她的：“女人往往不明白艺术家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托尔斯泰的夫人每天都要将她丈夫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不知疲倦地为他修改哪怕最微小的笔误吗？她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格。”
这位智者一语为我们道破了文学界的厌女症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从未被艺术家群体所接纳，换句话说，女人长久被禁锢在传统家庭身份之中，被剥夺了表达力和创造力，成为“艺术家的妻子”，或者“艺术家的缪斯”。
前者在沉默中被艺术家剥削，后者作为艺术家的凝视对象被捧上神坛——本质上是艺术家自我幻觉的投射，正如少女们之于作家G。这位老作家从来没有爱上任何一个女性，他爱的是未成年少女的身体带给他的青春幻觉。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文学传统之一，因此，文学界明知作家G的恋童癖倾向，依旧接纳了作家G的作品，艺术最终赦免了艺术家犯下的罪恶——这也是文学传统之一。
历史绵绵不绝的暴力在此显形：女性虽然孕育、生养了人类，然而女性真实活过的生命，她们心内的爱与痛，梦想与愤怒，仍旧是一片未被书写的飞地。
5. 将一切都写进书里：“让猎人掉进他自己的陷阱”
中国台湾作家林奕含曾将少女时代遭遇性侵之后的创伤比作“经历过核爆”的痛苦体验。在从一个文学少女长成一位作家的岁月中，她始终承受着双重的失望：对于人性的失望，对于文学艺术的失望。
在她的自传式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她详尽地写到了文学在这桩性侵犯罪中扮演的角色：文学中的修辞话语粉饰了人性之恶，为性侵他人的邪恶做法提供了借口。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学的失望最终摧毁了她。在她离世前的一次访谈中，她问道：“有没有可能，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也面对着相似的境遇。更加糟糕的是，对方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作家，他以自己和瓦内莎这段惊世骇俗的“恋情”为素材写出的作品，被整个文学圈所阅读、接纳。
换言之，在瓦内莎结束了这段恋情以后，她依旧遭受着对方的剥削，而且，这是最恶毒的一种伤害：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瓦内莎的人生被谎言所篡改、被吞噬。作为著名作家的“缪斯”，她的隐私从此成了所有人公开的谈资，受伤害的往事成了一桩永远尾随着自己的、无法摆脱的噩梦。
或许作为读者，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在瓦内莎保持沉默的这三十多年人生里，她经历了多少绝望的时刻。和林奕含的作品不同的是，在《同意》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中，描述自身痛苦的段落并不多。
瓦内莎的叙述极尽克制俭省，几乎剥离了所有文学修辞，她用手术刀一般锋利的语言解剖了创伤性的私人经验，使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份受伤害者的心理标本，展示出一种长久存在的内在结构，证明了文学不仅仅是巧言令色的谎言，还可以是一份证词。
这份证词不仅仅指向现实中的犯罪者——在世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在这本书之后，他不但没有任何歉意，还谴责《同意》这本书毁了他记忆中的理想爱情关系），也指认了那些维护男性特权的艺术家们，以及整个西方社会厌女的文化传统。
除此之外，瓦内莎的写作是一次夺回书写权的战斗，她告诉我们：当作为书写客体的女性拒绝他者的塑像，当沉默的缪斯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故事会爆发出怎样非同寻常的能量。
这个故事轻微地改变了现实社会的规则，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无关痛痒的个人私语——即使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界常常借此污名化女性书写的作品——这是一个永恒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心灵如何遭受不公正待遇，讲述了一个人治愈自己的努力，讲述了一位作家带着愤怒、痛苦，以及对于人世的真诚爱意，穿越了沉重的历史，拨云见日，展示出世界被遮蔽的崎岖样貌，照见了人世中不被看见的角落。
最后，这个故事是一次鼓励，瓦内莎将更多同类从无处诉说的处境中打捞出来，鼓励她们打破沉默，讲述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瞿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