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重木，编辑：张文曦，头图来自：《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
最近，改编自马伯庸作品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热播，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近几年，历史剧以越来越精美的服化道和更微观、立体的人物塑造在各类影视剧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许多历史剧为了适应大众口味增加娱乐性元素，鲜少涉及更深层的历史视角，从而处在了娱乐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尴尬境地。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否能逃脱出近些年历史正剧难以出彩的“魔咒”？观众期待看到的历史剧，又是什么样的？
显微镜下的小历史
正在热播的历史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简称《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第一个故事“徽州丝绢案”。和小说中其他五个案件一样，丝绢案同样是马伯庸在明朝历史资料中发掘出的真实案件。
马伯庸通过详实考证，结合小说笔法，把一个拉扯了十多年的案件，讲述得栩栩如生，让人想到诸多汉学家的作品，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
作者：[美] 史景迁，译者：李孝恺
出版方：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年9月
马伯庸选取的这六起案件，拥有史料的加持，再次创作也使得这些历史故事变得更有魅力。其中的复杂、幽微，掩埋在帝王将相历史下，呈现出微观的权力角逐与斗争。
所谓“显微镜下的大明”，指的正是那些在正史中消失的、被忽略的小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历史”。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代历史研究一个鲜明的转向，是把目光从传统的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转移到相较而言更小、更微不足道的人物、故事、事件与历史上来。就如罗新在其专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中所说，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本身既和学科内在发展理路有关，也与现代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观念以及所关注的问题紧密相连。
从正史缝隙的零散材料中，构建某个小人物、某一事件或某段历史，显然会困难重重，但也恰恰是这种新视角，能让我们发现新的、曾经被忽视的问题和历史细节。
出版方：博集天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1月
马伯庸在原著中企图展现的，是明朝衰败、走向覆灭的最根本原因——无数的“蚁穴”。借用“显微镜”，重新认识这些“蚁穴”的生死欲念、遭遇与挣扎。
对原著的改编，到底该怎么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丝绢案》的改编颇受关注，尤其是马伯庸亲自参与编剧，把原本故事性不强的科普研究作品改编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集。也正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丝绢案》就存在着一个矛盾：原著是建立在史料考证详实基础上的真实案件，对其的改编是不是要亦步亦趋？
《丝绢案》显然并未完全遵从原著的模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另起炉灶，在原始案件的基础上演绎了一段新的故事——新故事成了包裹丝绢案的重要载体。两者的结合效果，也恰恰是评判《丝绢案》一剧水平的依据。
在关于此剧的诸多评论中，许多人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到与其十分类似的前辈剧《大明王朝1566》。
两部剧选取的历史背景、核心故事以及围绕故事展现出的历史场景，有着鲜明的相似性，甚至在一些画面设计上，都能看到《丝绢案》对《大明王朝1566》的借鉴。也正因此，观众对《丝绢案》的期待从一开始就被无意识地拉高，从而可能掩盖对其更加公正的评判。
《丝绢案》的核心故事是：一个县交了一笔来路不明的糊涂税收。这和《大明王朝1566》中重要的“改稻为桑”情节相似。
两者都是矛盾中心，都引起了斗争，都有对各方势力的描绘，只不过“丝绢案”是从下到上，而“改稻为桑”是从上至下，两者所涉及的个人、地方和朝廷，在不同力量之间拉扯与摩擦，透露出隐藏在一片繁华之下的种种阴暗与危险。
《丝绢案》和《大明王朝1566》在叙事视角上存在差异。前者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地方官僚、士绅和百姓的矛盾上。虽然剧中模糊地提及“张首辅”以及代表着其利益的李世达，但朝廷始终在丝绢案中隐而未现。
但恰恰是朝廷曾经的赋税制度和准备重新丈田的打算（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导致了地方问题的出现。之后的官僚、士绅和百姓的斗法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丝绢案》弱化了朝廷角色在案件中的作用，让故事和立意最终只能停留在“打地主分田地”阶段，无法达到像《大明王朝1566》那样深刻的探索与批判。
和马伯庸的原著相比，《丝绢案》也削减了原著案件的历史深度。原著以真实历史为基础，展现了围绕着这个案件近十年的拉扯，主角帅家默最终也因为难以调和的朝廷、地方（官僚和乡绅）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被推出来做了替罪羊。
《丝绢案》在故事新编中加入了不少新鲜人物、情节以及喜剧效果，增加了观赏性。故事原本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批判性却被削弱了。
《丝绢案》似乎在企图平衡原著中过分残酷的历史真相与电视剧的娱乐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两头都浅尝辄止，草草了事。
对于那些期望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古代探案故事的观众来说，丝绢案过分清淡且琐碎；而对于那些想看一部像《大明王朝1566》一样具有深度的历史剧的观众而言，《丝绢案》又过于的“轻佻”、故事设计感太强。因此，它几乎难以避免地成为一块鸡肋，再次落入这些年最常见的历史剧窠臼中。
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改编自小说的历史剧中。
历史剧的尴尬与悖论
在当下，历史剧在故事和历史思考、批判与深度上都出现了危机。尤其在有着如《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与《康熙王朝》这些珠玉在前时，当下的历史“正剧”渐渐走上了一条尴尬的道路：一方面，它期望能解放其过分严肃板正的形象，融入日益轻松化、娱乐化和浅显化的当代观剧潮流中；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入会导致历史剧思想和批判深度大幅度下滑。
许多不错的历史剧有着不错的故事，但却因缺乏思想深度很难更进一步。即便它们受到追捧，但所能提供的思考大多有限。
《丝绢案》同样何尝不是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在当下快节奏且强调消费的观影市场中，一部新的《大明王朝1566》很难获得短期的收益。为了即刻获益，编剧只能在其中加入大众元素，如《丝绢案》里丰氏姐弟这样讨喜的人物，或张艺谋《满江红》中的喜剧情节……
在当下，市场和创作者都对观众的观影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观众当成只吃快餐、只注重娱乐的肤浅消费者，这也为降低自身作品的复杂性找到了借口。创作者和观众彼此影响，双方共同造成了当下历史剧的衰落。
历史剧的衰退似乎是当下消费与娱乐社会难免的趋势，但这些背景仅仅是影响的外部因素。导致历史剧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历史剧自身内部的萎缩，尤其是历史剧在本体论上的存在意义遭遇了危机。
为何还需要历史剧？我们为什么还想看那些发生在很久之前的虚构故事？历史剧的娱乐倾向是否就是不可接受的？
说到底，与其说人们对历史剧的期待是对一段（虚构）历史的好奇，不如说是对当下自身所处的社会及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板着脸的还是嬉皮笑脸的历史剧，带给观众的更多是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提供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思考空间，是观众对历史剧的期待，也是许多经典历史剧所期望实现的目标。
在关于《丝绢案》的讨论中，许多观众通过人物之口渐渐了解明代万历时期的赋税制度，见证各方势力围绕着这一制度所展开的权力与利益斗争。它向我们展现了明代社会的一个横切面。透过它，我们能够窥见这个努力改革的朝代所遭遇的阻力、问题以及失败。
这是《丝绢案》精彩的地方，但它也将步伐停留在展现历史的层面。主人公帅家默有着自己的目的——弄清楚父亲自杀的原因，丰氏姐弟也有着自己的私欲，他们处于其中，成为一种虚假的“真实历史人物”，而非一个“当代的历史人物”。由此，历史剧被肤浅化为一种企图再现或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工具，从而掩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塑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的形象。
正是历史剧企图树立的“中立形象”，使得它越来越不温不火，最终失去了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剧展现的就是某种观念、偏向和解释。
在《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一事就是虚构的情节，但恰恰是这一现代虚构的框架为展现明代朝廷、官僚机构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拉扯和斗争提供了展示的空间。
历史剧不需要“重现”历史真相，即使能够“按真实事件改编”，历史剧又因为各种外部元素的影响和诱惑而不得不放弃，最终便出现了尴尬与悖论。
无论是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变，还是历史剧中小人物故事的增多，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微观的人物和故事越来越有兴趣。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几部剧都以小人物为主角，但他们，无论古今，都受制于更加复杂的话语、经济、社会和权力结构。
对这种“复杂性”的聚焦和思考，就是我们对历史剧的美好期待。毕竟，不思考的历史剧和不思考的人一样，最终只能随波逐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重木，编辑：张文曦